四 上課愛做小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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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幼兒園和讀小學都在紫金小學。
這是一所私立學校，離我家很近，在短短的卵石路上拐兩個彎就到了。
小學最後一個學年，在公私合營運動中，紫金小學由私立改為公立。
奇怪的是，校名也改成了晏海路第二小學，雖然它明明在紫金路上，而并不在晏海路上。
我覺得紫金小學這個名字好聽，改名讓我不舒服。
我畢業後，那裡的馬路擴修，并入河南南路，校名又改成了河南南路第二小學。
學校改公立那天，我放學回家，看見人們在街上敲鑼打鼓，毛家伯伯表情嚴肅地站在120号門口放鞭炮，他的襪廠也被合營了。
解放初期政治運動不斷，除了公私合營外，留下印象的還有三反五反。
大約七八歲時，父親帶我到他工作的稅務局玩，一個伯伯笑眯眯地問我：“想不想看老虎？”我點頭，他就領我到一個房間門口，把門推開。
我正害怕，卻發現屋裡沒有老虎，隻有幾個和這個伯伯差不多的人坐着或站着。
他告訴我，這些人就是老虎。
我莫名其妙，許多年後才知道，當時把貪污犯稱作老虎。
紫金小學附設幼兒園，當時叫幼稚班，我是三歲被送進那裡的。
據說三歲是一條分界線，此時大腦發育可能有一個特殊的過程，啟動了記憶功能，同時把三歲前的事遺忘，徹底封存在了無意識之中。
我最早的記憶也隻能追溯到三歲上幼稚班時。
我記得老師姓俞，是一個三十來歲的溫和女子，戴一副度數很淺的近視鏡。
我是和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同時入幼稚班的，為了便于照顧我，老師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邊。
可是，這個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負姐姐，上着課就和姐姐打了起來。
老師便把她的位置調開，但我仍然會離座去她那裡打架，最後老師隻好把我們編在不同的班裡。
那時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參加考試，如獲通過，便能升入一年級。
我記得考試時的一個場景：我坐在課桌前，老師和我的母親站在我身邊，我拿着鉛筆在考卷上亂塗一氣，直到把空白都塗滿。
現在我很難推測當時為什麼這樣做，因為那時我肯定已經認了一些字。
當然，我未獲通過，事實上是留級了。
其後我在家裡呆了半年，再讀了半年幼稚班，才成為小學生。
如果不留級，我上小學的年齡就不是五歲，而應該是四歲。
那一年剛解放，對于上小學的年齡還沒有限制。
解放無疑是那一年發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對它毫無印象。
在我的記憶中，可以和它聯系起來的惟一事情是國民黨時期發行的紙币不能用了。
家裡有成箱這樣的嶄新的小面額紙币，一捆一捆整整齊齊，父親說是假鈔票，不時拿一些給我們玩，很長時間才玩光。
後來知道，解放前夕通貨膨脹嚴重，這些鈔票本來就不值錢。
我上小學時已經解放，有了許多公立學校，每學期的學費是六元，而紫金小學的學費是二十四元。
但是，父親認為這所小學教學質量好，就讓我接着上。
不過我享受減免學費的待遇，每學期繳八元。
其實這所學校規模很小，隻有一座二層小樓和幾間平房，幾乎沒有空地。
校長是一位姓汪的女士，總是很嚴厲的模樣，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裡，為了一件什麼事情狠訓了我一頓。
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見到她。
每當我在記憶中沿着上學的路線走到校門前時，眼前出現的不是這位校長，而是教體育的李亞民老師。
當時李老師已是一個白發老婦，戴着瓶子底般的厚鏡片，極喜歡孩子，一到上學的時間就坐在校門口，親切地與每一個學生打招呼和開玩笑。
小學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陸秀群。
除了當班主任，她還教我們語文課。
她大約四十歲上下，對學生也相當嚴厲，我常常因為上課愛做小動作而被她點名批評。
在每學期我的學生手冊上，這一條缺點也是逃不掉的，我已習以為常。
現在我知道，即使一個大人坐四十五分鐘也很難不做小動作，何況一個孩子，可知這個要求之荒謬。
反正我一輩子也改不掉這個缺點，凡屬我的身體失去自由的正經場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為身體偷回一點兒自由。
嚴厲的陸老師有一回邀請幾個學生去她家，其中有我，這使我受寵若驚。
記得她家在冠生園路一所頗講究的平房裡，院子裡有花有草，這在當年不多見。
她好像沒有孩子，丈夫是海軍軍官，常年
這是一所私立學校，離我家很近，在短短的卵石路上拐兩個彎就到了。
小學最後一個學年，在公私合營運動中，紫金小學由私立改為公立。
奇怪的是，校名也改成了晏海路第二小學，雖然它明明在紫金路上，而并不在晏海路上。
我覺得紫金小學這個名字好聽，改名讓我不舒服。
我畢業後，那裡的馬路擴修，并入河南南路，校名又改成了河南南路第二小學。
學校改公立那天，我放學回家，看見人們在街上敲鑼打鼓，毛家伯伯表情嚴肅地站在120号門口放鞭炮，他的襪廠也被合營了。
解放初期政治運動不斷，除了公私合營外，留下印象的還有三反五反。
大約七八歲時，父親帶我到他工作的稅務局玩，一個伯伯笑眯眯地問我：“想不想看老虎？”我點頭，他就領我到一個房間門口，把門推開。
我正害怕，卻發現屋裡沒有老虎，隻有幾個和這個伯伯差不多的人坐着或站着。
他告訴我，這些人就是老虎。
我莫名其妙，許多年後才知道，當時把貪污犯稱作老虎。
紫金小學附設幼兒園，當時叫幼稚班，我是三歲被送進那裡的。
據說三歲是一條分界線，此時大腦發育可能有一個特殊的過程，啟動了記憶功能，同時把三歲前的事遺忘，徹底封存在了無意識之中。
我最早的記憶也隻能追溯到三歲上幼稚班時。
我記得老師姓俞，是一個三十來歲的溫和女子，戴一副度數很淺的近視鏡。
我是和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同時入幼稚班的，為了便于照顧我，老師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邊。
可是，這個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負姐姐，上着課就和姐姐打了起來。
老師便把她的位置調開，但我仍然會離座去她那裡打架，最後老師隻好把我們編在不同的班裡。
那時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參加考試，如獲通過，便能升入一年級。
我記得考試時的一個場景：我坐在課桌前，老師和我的母親站在我身邊，我拿着鉛筆在考卷上亂塗一氣，直到把空白都塗滿。
現在我很難推測當時為什麼這樣做，因為那時我肯定已經認了一些字。
當然，我未獲通過，事實上是留級了。
其後我在家裡呆了半年，再讀了半年幼稚班，才成為小學生。
如果不留級，我上小學的年齡就不是五歲，而應該是四歲。
那一年剛解放，對于上小學的年齡還沒有限制。
解放無疑是那一年發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對它毫無印象。
在我的記憶中，可以和它聯系起來的惟一事情是國民黨時期發行的紙币不能用了。
家裡有成箱這樣的嶄新的小面額紙币，一捆一捆整整齊齊，父親說是假鈔票，不時拿一些給我們玩，很長時間才玩光。
後來知道，解放前夕通貨膨脹嚴重，這些鈔票本來就不值錢。
我上小學時已經解放，有了許多公立學校，每學期的學費是六元，而紫金小學的學費是二十四元。
但是，父親認為這所小學教學質量好，就讓我接着上。
不過我享受減免學費的待遇，每學期繳八元。
其實這所學校規模很小，隻有一座二層小樓和幾間平房，幾乎沒有空地。
校長是一位姓汪的女士，總是很嚴厲的模樣，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裡，為了一件什麼事情狠訓了我一頓。
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見到她。
每當我在記憶中沿着上學的路線走到校門前時，眼前出現的不是這位校長，而是教體育的李亞民老師。
當時李老師已是一個白發老婦，戴着瓶子底般的厚鏡片，極喜歡孩子，一到上學的時間就坐在校門口，親切地與每一個學生打招呼和開玩笑。
小學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陸秀群。
除了當班主任，她還教我們語文課。
她大約四十歲上下，對學生也相當嚴厲，我常常因為上課愛做小動作而被她點名批評。
在每學期我的學生手冊上，這一條缺點也是逃不掉的，我已習以為常。
現在我知道，即使一個大人坐四十五分鐘也很難不做小動作，何況一個孩子，可知這個要求之荒謬。
反正我一輩子也改不掉這個缺點，凡屬我的身體失去自由的正經場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為身體偷回一點兒自由。
嚴厲的陸老師有一回邀請幾個學生去她家，其中有我，這使我受寵若驚。
記得她家在冠生園路一所頗講究的平房裡，院子裡有花有草，這在當年不多見。
她好像沒有孩子，丈夫是海軍軍官，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