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同戀是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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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實質性的降低。
從曆史之初起，同性戀性行為就一直是人類性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主要是因為：它是人類擁有多種能力的一種表現，而這樣的多種能力正是人類的安身立命之本。
”（金西，第二一五——二一七頁）考慮到四十年代末籠罩着美國社會的嚴峻道德氣氛，金西闡述自己關于同性戀的觀點的勇氣實在令人欽佩，難怪他的著作能夠振聲發聩，使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為之一變。
在對待同性戀态度上形象最大的第四位人物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
他的影響在我們看來，又是所有四位人物當中最為深刻的。
馬爾庫塞在同性戀問題上的觀點，是他整個思想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基調在于批判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蔑視愛欲和摧殘人生，無情地揭示出現代工業社會中的人們喪失了完整的美感和愛欲這一事實。
馬爾庫塞的主要論點是主張使整個身體而不僅僅是生殖器官成為性感的主體和目标，所以他不但不反對同性戀，而且指出：同性戀是性欲讨厭服從生殖秩序而發出的抗議，是性欲對保障生殖秩序的制度提出的抗議。
所謂“生殖秩序”是指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正規的性關系應當僅以生殖為目的，否則就是越軌行為。
避孕的性交、不能生殖的異性性交和同性性交都是不道德的。
按照這種邏輯，那些不知道性交與生殖之間的聯系的人的性行為就是越軌行為；而那些以為同性性交可以受孕的性行為卻不屬于越軌行為了。
在馬爾庫塞看來“性反常”本身無視生殖秩序的壓抑的要求；堅持以快樂為性的目的。
性反常者是與現實原則相對立的快樂原則的擁護者，因為性反常行為表現了某種不受時間空間和對象選擇限制的性活動，表現了不受性器官限制的多種形态的性活動。
他們對當代文明必然造成的部分喪失性特征的個人構成了威脅。
馬爾庫塞并不是認為怎麼做都可以，而是對所謂“性反常行為”加以認可，認為這種行為的基礎是受到壓抑的人類潛能與自發性的釋放。
他認為同性戀現象中包含着革命的潛力，是對生殖秩序的反叛，同時指明了某種更充分的愛欲意義，代表了肉體的可能性的充分實現。
除了對性行為的生育目的的反叛，更有人從美學角度來理解同性戀的愛欲。
萊文森從這一角度提出的重要論點與馬爾庫塞的觀點十分接近。
他認為，在古希臘人那裡，性屬于美學領域。
也就是說，古希臘人被所有的美的東西所吸引，而不論它屬于男性還是屬于女性。
他們不注重對象的性别，隻注意它是美的還是不美的。
他們在男女兩性之間不加區分，認為沒有絕對的界限，沒有隻吸引此性不吸引彼性的東西。
因此，在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吸引力之間也沒有明顯的界限。
吸引力不以性器官的區别為基礎，而是服從于秘密的美學原則。
對象可以很容易地從男性轉到女性，在性交色認同下可以認為是中性的。
（萊文森，第四三——四四頁）其實，弗洛伊德也表達過類似的思想，它指出：“古代于現代情欲生活的差别裡最為驚人的是：古人看重本能本身，而我們太強調對象的重要性。
古人視本能為萬有之源，甚至不惜因而提升低級的性對象；我們則蔑視本能的活動本身，隻有面對美好的對象時，我們才能從容其活動。
”（弗洛伊德，第五一頁） 總而言之，自從以上述各位大思想家為代表的理性主義運動興起之後，一種對同性戀的全新的觀點迅速在公衆中傳播開來，即認為同性戀不傷害他人，對社會的影響也不直接，就象酗酒或自由戀愛一樣。
它即不是犯罪和邪惡，也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一種屬于少數人所有的生活方式。
人們對于這種有異于常人的少數人的行為方式有了更大的容忍度。
一九七八年，社會學家鮑曼對三二一名異性戀者的研究表明，他們對同性戀的态度比許多同性戀者和立法者寬容得多。
他們中得大多數人不但不反對同性戀，反而贊成取消對同性戀的種種制裁措施。
持這種寬容态度的人們具有下列特征：年輕、無宗教信仰以及交過同性戀朋友等等。
（鮑曼，一九七九年） 盡管人們對同性戀的态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同性戀本人的自我評價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不可否認，仍舊有不少人繼續保持着對同性戀傾向的否定态度。
在一九八三年美國舉行的一次民意測驗中，雖然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認同同性戀者應當獲得平等就業的機會，但隻有百分之三十二的人贊成把同性戀作為一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來看待。
尤其在發現了同性戀者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這一事實之後，人們對同性戀的反感有所回升。
美國前總統裡根的助手布坎南在報上寫到：“可憐的同性戀者，他們已經向自然宣戰，而現在，自然正在施以可怕的報複。
”無獨有偶，我國一位性病專家在北京召開的愛滋病國際研讨會上居然說：“愛滋病是上帝對同性戀者的懲罰。
”在一九八三年夏天，一位美國牧師居然建議把同性戀者圈在一起，像對待有病的動物一樣，把他們隔離起來。
由此可見，人們對同性戀的厭惡和仇視還遠未消除。
但是，正如一位社會學家所說的那樣：“在越來越多的地區，人們顯得越來越寬容，總的趨勢是，同性戀者正在逐漸取得應有的自由和權利。
”（斯馬，第八四頁）
從曆史之初起，同性戀性行為就一直是人類性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主要是因為：它是人類擁有多種能力的一種表現，而這樣的多種能力正是人類的安身立命之本。
”（金西，第二一五——二一七頁）考慮到四十年代末籠罩着美國社會的嚴峻道德氣氛，金西闡述自己關于同性戀的觀點的勇氣實在令人欽佩，難怪他的著作能夠振聲發聩，使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為之一變。
在對待同性戀态度上形象最大的第四位人物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
他的影響在我們看來，又是所有四位人物當中最為深刻的。
馬爾庫塞在同性戀問題上的觀點，是他整個思想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基調在于批判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蔑視愛欲和摧殘人生，無情地揭示出現代工業社會中的人們喪失了完整的美感和愛欲這一事實。
馬爾庫塞的主要論點是主張使整個身體而不僅僅是生殖器官成為性感的主體和目标，所以他不但不反對同性戀，而且指出：同性戀是性欲讨厭服從生殖秩序而發出的抗議，是性欲對保障生殖秩序的制度提出的抗議。
所謂“生殖秩序”是指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正規的性關系應當僅以生殖為目的，否則就是越軌行為。
避孕的性交、不能生殖的異性性交和同性性交都是不道德的。
按照這種邏輯，那些不知道性交與生殖之間的聯系的人的性行為就是越軌行為；而那些以為同性性交可以受孕的性行為卻不屬于越軌行為了。
在馬爾庫塞看來“性反常”本身無視生殖秩序的壓抑的要求；堅持以快樂為性的目的。
性反常者是與現實原則相對立的快樂原則的擁護者，因為性反常行為表現了某種不受時間空間和對象選擇限制的性活動，表現了不受性器官限制的多種形态的性活動。
他們對當代文明必然造成的部分喪失性特征的個人構成了威脅。
馬爾庫塞并不是認為怎麼做都可以，而是對所謂“性反常行為”加以認可，認為這種行為的基礎是受到壓抑的人類潛能與自發性的釋放。
他認為同性戀現象中包含着革命的潛力，是對生殖秩序的反叛，同時指明了某種更充分的愛欲意義，代表了肉體的可能性的充分實現。
除了對性行為的生育目的的反叛，更有人從美學角度來理解同性戀的愛欲。
萊文森從這一角度提出的重要論點與馬爾庫塞的觀點十分接近。
他認為，在古希臘人那裡，性屬于美學領域。
也就是說，古希臘人被所有的美的東西所吸引，而不論它屬于男性還是屬于女性。
他們不注重對象的性别，隻注意它是美的還是不美的。
他們在男女兩性之間不加區分，認為沒有絕對的界限，沒有隻吸引此性不吸引彼性的東西。
因此，在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吸引力之間也沒有明顯的界限。
吸引力不以性器官的區别為基礎，而是服從于秘密的美學原則。
對象可以很容易地從男性轉到女性，在性交色認同下可以認為是中性的。
（萊文森，第四三——四四頁）其實，弗洛伊德也表達過類似的思想，它指出：“古代于現代情欲生活的差别裡最為驚人的是：古人看重本能本身，而我們太強調對象的重要性。
古人視本能為萬有之源，甚至不惜因而提升低級的性對象；我們則蔑視本能的活動本身，隻有面對美好的對象時，我們才能從容其活動。
”（弗洛伊德，第五一頁） 總而言之，自從以上述各位大思想家為代表的理性主義運動興起之後，一種對同性戀的全新的觀點迅速在公衆中傳播開來，即認為同性戀不傷害他人，對社會的影響也不直接，就象酗酒或自由戀愛一樣。
它即不是犯罪和邪惡，也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一種屬于少數人所有的生活方式。
人們對于這種有異于常人的少數人的行為方式有了更大的容忍度。
一九七八年，社會學家鮑曼對三二一名異性戀者的研究表明，他們對同性戀的态度比許多同性戀者和立法者寬容得多。
他們中得大多數人不但不反對同性戀，反而贊成取消對同性戀的種種制裁措施。
持這種寬容态度的人們具有下列特征：年輕、無宗教信仰以及交過同性戀朋友等等。
（鮑曼，一九七九年） 盡管人們對同性戀的态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同性戀本人的自我評價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不可否認，仍舊有不少人繼續保持着對同性戀傾向的否定态度。
在一九八三年美國舉行的一次民意測驗中，雖然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認同同性戀者應當獲得平等就業的機會，但隻有百分之三十二的人贊成把同性戀作為一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來看待。
尤其在發現了同性戀者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這一事實之後，人們對同性戀的反感有所回升。
美國前總統裡根的助手布坎南在報上寫到：“可憐的同性戀者，他們已經向自然宣戰，而現在，自然正在施以可怕的報複。
”無獨有偶，我國一位性病專家在北京召開的愛滋病國際研讨會上居然說：“愛滋病是上帝對同性戀者的懲罰。
”在一九八三年夏天，一位美國牧師居然建議把同性戀者圈在一起，像對待有病的動物一樣，把他們隔離起來。
由此可見，人們對同性戀的厭惡和仇視還遠未消除。
但是，正如一位社會學家所說的那樣：“在越來越多的地區，人們顯得越來越寬容，總的趨勢是，同性戀者正在逐漸取得應有的自由和權利。
”（斯馬，第八四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