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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許還可以找證人，或者由你自己舉證以減輕罪責。
” “我不想找證人，閣下。
”查德威克說，“至于減輕罪責，我想在被告席上作一份申訴。
” “這是你的特權和權利。
”治安推事說。
查德威克現在站着對治安推事說話，他從口袋裡拿出一份折疊的剪報。
“治安推事閣下，六個星期以前，蓋洛德·布倫特先生在他效力的報紙《星期日信使報》上發表了這篇文章。
如果閣下能過目，我将不勝感激。
” 一位傳達員從律師席旁邊站起來，拿起剪報，走向治安推事的席位。
“這與本庭的案子有關系嗎？”治安推事問道。
“我向您保證，閣下，很有關系。
” “好吧。
”治安推事說。
他接過由傳達員遞過來的剪報，快速看了一遍。
看完後，他把剪報放下來，說：“我明白了。
” “在這篇文章裡，”查德威克說，“蓋洛德·布倫特對我進行了惡意中傷和嚴重诽謗。
您可以看到，閣下，文章涉及銷售某樣産品的一家公司面臨破産，在罰沒抵償過程中，該公司的一些合作夥伴遭受損失。
不幸的是，我也是這些商人中的一個，與其他人一樣上了那家公司的當。
我與許多人一樣都曾經相信該公司很可靠，産品也信得過。
實際上，我也因此蒙受了損失，但那是因為我自己的錯誤。
但在這篇文章中，突然間我遭到了毫無根據的指控，被含混地污蔑為共犯，這個人在動筆之前甚至都沒好好作過調查。
” 法庭上響起一陣騷動，然後安靜下來。
之後，記者席上的人們開始在本子上疾書起來。
公訴人站了起來。
“閣下，這對于減輕罪責真有必要嗎？”他苦着臉問道。
查德威克插話了：“我向您保證，閣下，我隻是解釋本案的背景情況。
我感覺到，如果能明白這事的原委，您就能更準确地對案件作出判決。
” 治安推事盯着查德威克看了一會兒。
“被告的話有道理。
”他承認說，“繼續進行。
” “謝謝您，閣下。
”查德威克說，“好，假如這個所謂的調查記者在寫這篇垃圾文章之前稍微屈尊與我聯系一下的話，我就會把我所有的檔案資料、财務報表和銀行賬單都拿給他看，由此可以毫無疑問地證明，我與其他投資者一樣，都是受誤導上了當的，而且損失慘重。
雖然通過電話号碼簿和業務指南都可以找到我，但他根本不想與我聯系。
這似乎表明，這個自以為是的記者隐藏着惡毒和狂妄的用心，熱衷于道聽途說，不願去調查事實……” 蓋洛德·布倫特氣得臉色通紅，他從法庭後邊站了起來。
“請聽我說……”他喊道。
“肅靜，”傳達員吼道，他也站了起來，“保持法庭安靜。
” “我理解你的憤怒心情，查德威克先生，”治安推事嚴肅地說，“但我很想知道，這與減輕罪責有什麼關系。
” “閣下，”查德威克謙恭地說，“我隻是希望喚起您的正義感。
當一位守法的、過着平靜生活的人突然打了另一個人時，弄清楚他這種反常行為的動機，肯定很有必要。
這一點，我認為，應該會影響審判者對本案的判決吧？” “那好，”治安推事說，“解釋一下你的動機，但請注意用詞。
” “好的，我會的。
”查德威克說，“這篇充斥着謊言的文章出現在貌似嚴肅的報紙上後，我的生意受到了嚴重影響。
很顯然，我的一些商業夥伴不明真相，不知道蓋洛德·布倫特先生所謂的真相揭露不是來自于深入的調查，而隻是出自酒醉後的胡說八道，于是他們傾向于相信這種诽謗。
” 蓋洛德·布倫特在法庭後面已經按捺不住了，他用胳膊肘碰了碰身邊的那位警察。
“他不能這樣公然扯淡，是吧？”他咬牙切齒地說。
“噓。
”警察說。
布倫特站了起來。
“閣下，”他大聲說，“我要說兩句……” “安靜。
”傳達員喊道。
“如果還有人在法庭上搗亂，我就把他轟出法庭。
”治安推事說。
“因此，閣下，”查德威克繼續說，“我很納悶，一個不了解情況而又懶得去核實的小醜，憑什麼能躲在一家大報的法律權力和雄厚财力的保護傘下，居高臨下地诋毀一位他不屑見面、老實厚道、操勞終生的小人物呢？” “對付诽謗還有其他辦法的嘛。
”治安推事評論說。
“确實如此，閣下，”查德威克說，“但作為一位法律人士，您一定很清楚，當今社會很少有人能頂得住一個國家級大報的巨大壓力。
所以，我帶着事實和文件，還有那篇他們搞錯了也不屑改正的文章，想找編輯解釋，他卻拒絕見我，永遠不會見我。
于是我想見蓋洛德·布倫特本人。
由于他們不讓我在他的辦公室見他，我隻好到他家去了。
” “去打他的鼻子？”治安推事說，“你也許遭到了嚴重诽謗，但暴力永遠解決不了問題。
” “天哪，不，閣下，”查德威克驚訝地說，“我根本不是去揍他的。
我是想跟他理論，要求他核對證據。
我認為這會使他明白，他寫的東西與事實根本不符。
” “哦，”治安推事饒有興緻地說，“動機終于來了。
那你到他家去請求他了？” “我确實是這麼做的，閣下。
”查德威克說。
他清楚，和公訴人一樣，他在被告席上發言前未經宣誓，因此不會受到盤問。
“那你為什麼不和他理論呢？”治安推事問道。
查德威克的肩膀垂了下來。
“我試過，”他說，“但他用與報館同樣的方式對待我，蔑視我、不理我。
他知道我是一個小人物，微不足道，無法與強大的《星期日信使報》抗衡。
” “後來呢？”治安推事問道。
“我承認我當時是沖動了，”查德威克說，“我幹了不可原諒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
在我的一生中，就那麼一瞬間，我失去了理智。
” 說完他就坐了下來。
這位朋友呀，治安推事心裡想道，就像飛上半空的玩具飛機一樣失去了控制。
他不禁想起幾年前有一次，他因為在其他法庭上作出的某個判決，受到媒體粗暴無禮的對待。
他當時氣極了，事後一切也都證明，他當時的判決沒有錯。
現在，他大聲宣布：“這是一起非常嚴肅的事件，法庭應接受你的申訴。
即便你那天上午從家裡去漢普斯特德時，心裡沒有訴諸暴力的想法，可是，你确實在布倫特先生的家門口打了他。
以社會公德論，我們不能允許一個公民随便去打國家級報紙記者的鼻子。
罰款一百英鎊，外加五十英鎊訴訟費。
” 在比爾·查德威克填寫支票的時候，記者席上已經空無一人，他們都急着去打電話和叫出租車了。
從法庭的台階走下來時，他感覺到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轉過身來，發現蓋洛德·布倫特站在他面前，已經氣得臉色發白、渾身顫抖。
“你這個混蛋，”記者說，“你不可以在法庭上胡說八道。
” “我其實可以，”查德威克說，“在被告席上時，是的，我可以。
這叫作絕對特權。
” “可我不是你說的那種人。
”布倫特說，“再說，你也不能這樣诽謗一個人。
” “為什麼不能？”查德威克溫和地說，“你不就是這麼做的嘛。
”
” “我不想找證人，閣下。
”查德威克說，“至于減輕罪責，我想在被告席上作一份申訴。
” “這是你的特權和權利。
”治安推事說。
查德威克現在站着對治安推事說話，他從口袋裡拿出一份折疊的剪報。
“治安推事閣下，六個星期以前，蓋洛德·布倫特先生在他效力的報紙《星期日信使報》上發表了這篇文章。
如果閣下能過目，我将不勝感激。
” 一位傳達員從律師席旁邊站起來，拿起剪報，走向治安推事的席位。
“這與本庭的案子有關系嗎？”治安推事問道。
“我向您保證，閣下，很有關系。
” “好吧。
”治安推事說。
他接過由傳達員遞過來的剪報，快速看了一遍。
看完後，他把剪報放下來，說：“我明白了。
” “在這篇文章裡，”查德威克說，“蓋洛德·布倫特對我進行了惡意中傷和嚴重诽謗。
您可以看到，閣下，文章涉及銷售某樣産品的一家公司面臨破産，在罰沒抵償過程中，該公司的一些合作夥伴遭受損失。
不幸的是，我也是這些商人中的一個，與其他人一樣上了那家公司的當。
我與許多人一樣都曾經相信該公司很可靠，産品也信得過。
實際上，我也因此蒙受了損失，但那是因為我自己的錯誤。
但在這篇文章中，突然間我遭到了毫無根據的指控，被含混地污蔑為共犯，這個人在動筆之前甚至都沒好好作過調查。
” 法庭上響起一陣騷動，然後安靜下來。
之後，記者席上的人們開始在本子上疾書起來。
公訴人站了起來。
“閣下，這對于減輕罪責真有必要嗎？”他苦着臉問道。
查德威克插話了：“我向您保證，閣下，我隻是解釋本案的背景情況。
我感覺到，如果能明白這事的原委，您就能更準确地對案件作出判決。
” 治安推事盯着查德威克看了一會兒。
“被告的話有道理。
”他承認說，“繼續進行。
” “謝謝您，閣下。
”查德威克說，“好，假如這個所謂的調查記者在寫這篇垃圾文章之前稍微屈尊與我聯系一下的話，我就會把我所有的檔案資料、财務報表和銀行賬單都拿給他看，由此可以毫無疑問地證明，我與其他投資者一樣，都是受誤導上了當的，而且損失慘重。
雖然通過電話号碼簿和業務指南都可以找到我，但他根本不想與我聯系。
這似乎表明，這個自以為是的記者隐藏着惡毒和狂妄的用心，熱衷于道聽途說，不願去調查事實……” 蓋洛德·布倫特氣得臉色通紅，他從法庭後邊站了起來。
“請聽我說……”他喊道。
“肅靜，”傳達員吼道，他也站了起來，“保持法庭安靜。
” “我理解你的憤怒心情，查德威克先生，”治安推事嚴肅地說，“但我很想知道，這與減輕罪責有什麼關系。
” “閣下，”查德威克謙恭地說，“我隻是希望喚起您的正義感。
當一位守法的、過着平靜生活的人突然打了另一個人時，弄清楚他這種反常行為的動機，肯定很有必要。
這一點，我認為，應該會影響審判者對本案的判決吧？” “那好，”治安推事說，“解釋一下你的動機，但請注意用詞。
” “好的，我會的。
”查德威克說，“這篇充斥着謊言的文章出現在貌似嚴肅的報紙上後，我的生意受到了嚴重影響。
很顯然，我的一些商業夥伴不明真相，不知道蓋洛德·布倫特先生所謂的真相揭露不是來自于深入的調查，而隻是出自酒醉後的胡說八道，于是他們傾向于相信這種诽謗。
” 蓋洛德·布倫特在法庭後面已經按捺不住了，他用胳膊肘碰了碰身邊的那位警察。
“他不能這樣公然扯淡，是吧？”他咬牙切齒地說。
“噓。
”警察說。
布倫特站了起來。
“閣下，”他大聲說，“我要說兩句……” “安靜。
”傳達員喊道。
“如果還有人在法庭上搗亂，我就把他轟出法庭。
”治安推事說。
“因此，閣下，”查德威克繼續說，“我很納悶，一個不了解情況而又懶得去核實的小醜，憑什麼能躲在一家大報的法律權力和雄厚财力的保護傘下，居高臨下地诋毀一位他不屑見面、老實厚道、操勞終生的小人物呢？” “對付诽謗還有其他辦法的嘛。
”治安推事評論說。
“确實如此，閣下，”查德威克說，“但作為一位法律人士，您一定很清楚，當今社會很少有人能頂得住一個國家級大報的巨大壓力。
所以，我帶着事實和文件，還有那篇他們搞錯了也不屑改正的文章，想找編輯解釋，他卻拒絕見我，永遠不會見我。
于是我想見蓋洛德·布倫特本人。
由于他們不讓我在他的辦公室見他，我隻好到他家去了。
” “去打他的鼻子？”治安推事說，“你也許遭到了嚴重诽謗，但暴力永遠解決不了問題。
” “天哪，不，閣下，”查德威克驚訝地說，“我根本不是去揍他的。
我是想跟他理論，要求他核對證據。
我認為這會使他明白，他寫的東西與事實根本不符。
” “哦，”治安推事饒有興緻地說，“動機終于來了。
那你到他家去請求他了？” “我确實是這麼做的，閣下。
”查德威克說。
他清楚，和公訴人一樣，他在被告席上發言前未經宣誓，因此不會受到盤問。
“那你為什麼不和他理論呢？”治安推事問道。
查德威克的肩膀垂了下來。
“我試過，”他說，“但他用與報館同樣的方式對待我，蔑視我、不理我。
他知道我是一個小人物，微不足道，無法與強大的《星期日信使報》抗衡。
” “後來呢？”治安推事問道。
“我承認我當時是沖動了，”查德威克說，“我幹了不可原諒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
在我的一生中，就那麼一瞬間，我失去了理智。
” 說完他就坐了下來。
這位朋友呀，治安推事心裡想道，就像飛上半空的玩具飛機一樣失去了控制。
他不禁想起幾年前有一次，他因為在其他法庭上作出的某個判決，受到媒體粗暴無禮的對待。
他當時氣極了，事後一切也都證明，他當時的判決沒有錯。
現在，他大聲宣布：“這是一起非常嚴肅的事件，法庭應接受你的申訴。
即便你那天上午從家裡去漢普斯特德時，心裡沒有訴諸暴力的想法，可是，你确實在布倫特先生的家門口打了他。
以社會公德論，我們不能允許一個公民随便去打國家級報紙記者的鼻子。
罰款一百英鎊，外加五十英鎊訴訟費。
” 在比爾·查德威克填寫支票的時候，記者席上已經空無一人，他們都急着去打電話和叫出租車了。
從法庭的台階走下來時，他感覺到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轉過身來，發現蓋洛德·布倫特站在他面前，已經氣得臉色發白、渾身顫抖。
“你這個混蛋，”記者說，“你不可以在法庭上胡說八道。
” “我其實可以，”查德威克說，“在被告席上時，是的，我可以。
這叫作絕對特權。
” “可我不是你說的那種人。
”布倫特說，“再說，你也不能這樣诽謗一個人。
” “為什麼不能？”查德威克溫和地說，“你不就是這麼做的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