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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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說起我拜谒了母親去世的地方。

    ‘啊,’他說,‘可是她去世的地方是另一個叫羅克布呂納的小鎮,在瓦爾省。

    ’” 我好奇地注意到,古德曼先生在引用這段話的時候竟欣然評論說:“塞巴斯蒂安·奈特是那麼熱衷于事物的滑稽一面,那麼不會關心事物的嚴肅核心,因此他想方設法取笑那些被人類其他成員理所當然地視為神聖的親情,盡管他并非生性冷酷或玩世不恭。

    ”怪不得這位嚴肅的傳記作者在故事的每個要點上都與他的主人公格格不入呢。

     由于已經說過的原因,我不打算有條不紊地連續描述塞巴斯蒂安的少年時代;假如塞巴斯蒂安是個虛構的小說人物的話,我一般會那樣寫的。

    假如那樣的話,我會描述主人公從嬰兒到青年的順利發展過程,希望讀者從中受到教育并得到消遣。

    可是如果我嘗試用那種方法寫塞巴斯蒂安的話,最終會寫出“biographiesromancées”——那種迄今為止最糟糕的文學作品。

    所以,還是讓那扇門關着吧,隻從門下透出一線長長的亮光;讓隔壁屋裡的燈光也熄滅吧,塞巴斯蒂安已在裡面安睡;讓涅瓦河岸上那所美麗的橄榄綠房子逐漸消逝在藍灰色的寒夜裡吧,伴随着寒夜的是輕輕飄落的雪花,它們滞留在高聳的街燈那酷似月光的白光之中,灑在我父親房間凸肚懸窗下的疊澀人形的巨大四肢上,那兩個大胡子人形正以阿特拉斯之力支撐着窗戶。

    我的父親已經故去;塞巴斯蒂安在隔壁屋子裡熟睡,或至少是像老鼠一樣安靜——我則躺在床上睡不着,凝視着眼前的一片黑暗。

     大約二十年後,我專程去了一趟洛桑,尋找一位瑞士老婦人,她曾是塞巴斯蒂安的家庭教師,後來也教過我。

    她一九一四年離開我們的時候一定有五十來歲了;我們早就和她斷了聯系,所以一九三六年時我不能肯定她是否還健在,也沒有把握能找到她。

    可我還是找到她了。

    我發現那些在俄國革命前曾在俄國做過家庭教師的瑞士老婦人有一個協會。

    正如帶我去那裡的那個很和善的先生所說,她們“生活在過去”,正安度晚年——這些女士大多已年老力衰——她們平時交流體會,争吵瑣事,對旅居俄國多年回來後所發現的瑞士現狀提出批評。

    她們的悲劇在于:在國外的那些年裡,她們一直拒絕接受外國的影響(甚至連最簡單的俄語單詞都不學);她們對周圍環境有某種程度的敵意——我過去常聽見老師哀歎自己流亡異鄉,抱怨自己受怠慢遭誤解,渴望回到美麗的祖國;然而這些可憐的流浪者回國之後卻發現自己身處一個變了樣的國家,成了徹頭徹尾的陌生人。

    因此,由于情感作怪,俄國(對她們來說,俄國一直是個不可知的深淵,在令人窒息的小後屋有燈光的角落後面隆隆回響,小後屋的牆上挂着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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