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說些什麼；但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在一九三五年預先讀到這一九六五年的版本的話，我會多麼高興和興奮。

    一個年輕作家對他日後會成為的老作家的狂熱之愛，是一種最值得稱頌的勃勃雄心。

    這種愛沒有得到著述頗豐的老人的回應，因為即使他确實不無遺憾地回想起那是年輕人單純的愛好和天真的性情所緻，他對于青春年少時的笨拙練習并不多加思考，而隻是聳一聳肩而已。

     《絕望》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樣，不含有對社會的評價，不公然提出什麼思想含意。

    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質，也不給人類指出一條正當的出路。

    它比豔麗、庸俗的小說含有少得多的“思想”，那些小說一會兒被大吹大擂，一會兒又被哄趕下台。

    熱情很高的弗洛伊德學說的信奉者會認為他從我的擱置已久的文稿中發現了形狀新奇的東西或者維也納炸小牛肉片式的夢，然而如果仔細看一看和想一想，原來隻不過是我的經紀人制造的一個嘲弄人的幻景。

    讓我再補充一句，以防萬一，研究文學“流派”的專家們這次應該聰明地避免随意給我加上“德國印象派影響”：我不懂德文，從沒有讀過印象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他們是誰。

    另一方面，我懂法文，如果有人把我的赫爾曼稱為“存在主義之父”，我将會興趣盎然。

     與我的另外幾本關于移民的小說相比，此書的白俄色彩比較少一些；因此，對于在三十年代左傾宣傳的環境中長大的讀者來說，這本書便較少地令人困惑和煩惱了。

    另一方面，思想簡單的讀者會喜歡它的簡單的結構和有趣的情節——不過，這情節卻不是第十一章中那封粗魯的信的寫信人所想象的那麼為人們所熟悉。

     此書中有許多令人愉悅的對話，菲利克斯最後在冬日森林中的那個場景當然是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