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俄文版《絕望》（Otchayanie——一聲要響亮得多的吼叫）一九三二年寫于柏林，一九三四年在巴黎的移民雜志《當代紀事》連載，一九三六年由柏林的移民出版社彼得羅波利斯出版。

    正如我的其他作品一樣，Otchayanie（盡管赫爾曼猜想過）在這典型的極權國家被禁止出版。

     一九三六年底，那時我還住在柏林——在那兒，另一種野性開始傳布——我為一家倫敦出版社翻譯了Otchayanie。

    雖然在我整個文學生涯中，我總是在我所謂的俄語作品的頁邊草草地寫上英語，但這是我初次嚴肅地嘗試為了一個姑且可以被稱為藝術的目的而使用英語（如果不算一九二○年前後在劍橋大學的評論雜志上發表的一首糟糕的詩）。

    在我看來，其結果是文體上的粗陋而臃腫，于是我通過柏林的一家代理公司請一位脾氣很壞的英國人審讀一遍原稿；他在第一章發現了一些文理不通的地方，然後拒絕再讀下去，他不喜歡這本書；我懷疑他也許感到這可能不是一篇真正的忏悔。

     一九三七年，倫敦的約翰·朗出版社出版了《絕望》的簡裝版，惠，該書銷售得還是很糟，幾年後一顆德國炸彈将所有的剩書付之一炬。

    就我所知，最後剩下的惟一一本書就是我所有的那一本——也許從伯恩茅斯到特威德茅斯海邊寄宿宿舍的陰暗書架上被遺棄的讀物中還有兩三本。

     現在這一版本中，我不隻是對三十年之久的譯文做了修改：我重寫了Otchayanie本身。

    幸運的研究者如有可能對三個版本作一比較，将會發現增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文字，這段文字在人們較為膽怯的時代被愚蠢地删去。

    在一個學者看來，這公平嗎，這聰慧嗎？我很容易會想象普希金會對因為篡改他思想而不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