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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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虎皮地毯裡，孤苦伶仃地演國王——扮演國王是最美好的事情，因為他想象中的王袍保護他抗住了發燒時的陣陣寒冷。
他們會又是摸他的頭，又是量他的體溫，然後要把他裹得嚴嚴實實放在床上。
他則想盡可能拖延，讓這個不可避免的時刻晚些到來。
其實沒有哪一場病能同十月裡那場因下棋而起的病相比。
曾經戰勝過齊戈林的那個頭發花白的猶太人、躺在鮮花中的那位愛慕姨媽之人的屍體、父親拿來那本雜志時狡猾而快樂的表情、被突然将死而驚呆了的地理教師、象棋俱樂部那間充滿煙草氣味和煙霧的房間（在那裡他被緊緊地圍在一大幫大學生中間），還有那個胡子刮得幹幹淨淨的音樂家，出于某種原因把電話聽筒像夾小提琴那樣夾在臉頰和肩膀之間——這一切都出現在他錯亂的神志中，像是在一張怪異的、搖晃的、不斷崩裂的棋盤上下着一盤魔鬼棋局。
康複後，他長高了，比從前瘦了。
父母把他送到國外。
先在亞得裡亞海岸，躺在花園的花壇上曬太陽，腦子裡一盤盤地下棋，這樣下棋是誰也禁止不了的。
後來又到德國的一個療養勝地，父親常帶着他沿着兩邊有山毛榉編成圍籬的小路散步。
十六年後故地重遊時，他認出了放在花壇之間裝有胡須的陶制小矮人。
那家旅館變大了，也更漂亮了，門前彩色石子鋪成的花園小徑他也認出來了。
還認出了小山上陰暗潮濕的樹林和五顔六色的油漆路标（一種顔色表示某一條道路的方向），每個交叉路口都配備了這樣的标記，畫在山毛榉樹幹上或岩石上，這樣散步的人就不會迷路了。
山泉附近的幾家商店裡在廉價出售和十六年前一樣的鎮紙，鎮紙上印有深翠綠的風景圖，配有裝在凸面玻璃下的珍珠貝。
在公園看台上演奏歌劇雜曲的無疑還是當年的樂隊，那幾株楓樹仍然為那些小餐桌遮出可愛的陰涼，人們坐在桌旁喝着咖啡，吃着切成楔形、塗着掼奶油的蘋果餡餅。
“看，看見那些窗戶了嗎？”他用手杖指着旅館的側廳說，“正是在那裡我們進行了那場小小的比賽。
有幾位最受敬重的德國棋手參加了。
我是個十四歲的孩子。
得了第三名，對，第三名。
” 他把兩隻手重新放到粗手杖的彎頭上，做了個悲傷的、略顯老氣的手勢，這樣的手勢如今他做起來已經很自然。
然後低下頭，好像在聽遠處的音樂。
“什麼？戴上帽子？你說太陽曬得厲害？我說這陽光無力。
你何必計較陽光如何呢？我們是坐在陰涼裡的。
” 然而他還是接過了小桌那邊遞過來的草帽，彈了彈帽子底部，那裡有一個不太明顯的黑點遮住了帽子制造商的名字。
他苦笑一下，戴上了草帽。
那是不折不扣的苦笑：右邊臉頰和嘴角微微擡高，露出煙草熏壞了的牙齒。
他隻會這麼笑，再沒有别的笑容。
單憑外貌，誰都不會說他才四十出頭。
他的鼻子兩翼延伸着兩道松弛的深皺紋，前胸佝偻，整個身子給人一種不健康的沉重感。
當他猛然站起，擡起胳膊肘驅趕一隻叮他的黃蜂時，可以看出他個頭相當矮——當年的小盧仁身上沒有任何朕兆預示現在這身慵懶、病态的肥肉。
“它怎麼老纏着我，”他尖着嗓子高聲抱怨，不停地擡胳膊，另一隻手努力掏着手帕。
那隻黃蜂完成了最後一圈盤旋後飛走了，他的目光跟在它後面，望了許久，同時機械地抖開了手帕。
然後他把他的金屬椅在石子地上放得穩當一些，拾起掉在地上的手杖，又坐下來，沉重地喘氣。
“你笑什麼？黃蜂是極其讨厭的小蟲。
”他皺起眉頭，眼睛盯着桌面。
他的香煙盒旁放着一個手提包，半圓形，黑絲面料。
他神情恍惚，伸手夠着手提包，開始咔嗒咔嗒地擺弄包上的鎖。
“鎖扣不好，”他說道，也不擡眼，“說不定哪一天包裡的東西會全掉出來。
” 他歎口氣，把手提包放在一邊，用和剛才一樣的語調接着說：“對，有幾位最受敬重的德國棋手。
還有一個奧地利人。
我已故的爸爸運氣不佳。
他原以為在這地方不會有人真的對象棋感興趣，不料我們剛到就趕上了一場比賽。
” 旅館經過重建，原來的一切都亂了，側廳現在已面目全非。
當時他們住在側廳的二樓，定好住到年底再回俄國——他父親不敢提起的上學幽靈又隐隐欲現。
他母親早在夏初時就回去了。
她說她想俄國的鄉下，都想得快瘋了。
那“瘋了”一詞拖長了音調，說得傷心痛苦，其實在盧仁的記憶中，這樣的音調就是他母親唯一的音調。
她實在不知道自己是該走還是該留，但還是戀戀不舍地離去了。
早在很久以前，她就有了和兒子形同陌路的奇怪感覺，好像兒子已經飄向遠方，她疼愛的兒子不是眼前這個長大了的男孩，不是這個報紙上正在大寫特寫的象棋天才。
他該是從前那個激烈的、不聽話的小孩子，稍不如意，就會躺在地闆上鬧，又是尖叫，又是用腳敲地闆。
如今她看見什麼都覺得傷心，一切都變得無所謂——火車站花園裡稀有的非俄國品種的紫丁香，北方快車的卧鋪車廂裡郁金香形的燈，還有她胸口下垂沉悶的感覺。
那是一種接不上氣的感覺，也許是心絞痛，也許如她丈夫所說，隻是神經過敏。
她走了，沒有寫信來。
他父親心情好了起來，換了一間小點的屋子。
後來就是七月的一天，小盧仁從另一家旅館往回走——他那些性格古怪的年長棋友中有一位就住在那裡——在明亮的斜陽下，他突然望見他父親站在山路邊的木頭護欄旁。
他身邊還有一位女士，正是從聖彼得堡來的他那位紅頭發的年輕姨媽。
他大為驚訝，又不知為何覺得羞恥，便沒有跟父親說話。
幾天後的一個大清早，他聽見父親急速地沿着走廊朝他的房間走來，好像在哈哈大笑。
門突然被推開了，他父親拿着一張紙走了進來。
他把那張紙不停地往外甩，仿佛要扔掉一般。
淚水滾下他的臉頰，順着鼻子往下淌，好像他臉上剛被灑了水似的。
他不停地抽泣、喘息：“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錯了，他們弄錯了。
”手仍然在不停地往外甩那封電報。
他們會又是摸他的頭，又是量他的體溫，然後要把他裹得嚴嚴實實放在床上。
他則想盡可能拖延，讓這個不可避免的時刻晚些到來。
其實沒有哪一場病能同十月裡那場因下棋而起的病相比。
曾經戰勝過齊戈林的那個頭發花白的猶太人、躺在鮮花中的那位愛慕姨媽之人的屍體、父親拿來那本雜志時狡猾而快樂的表情、被突然将死而驚呆了的地理教師、象棋俱樂部那間充滿煙草氣味和煙霧的房間（在那裡他被緊緊地圍在一大幫大學生中間），還有那個胡子刮得幹幹淨淨的音樂家，出于某種原因把電話聽筒像夾小提琴那樣夾在臉頰和肩膀之間——這一切都出現在他錯亂的神志中，像是在一張怪異的、搖晃的、不斷崩裂的棋盤上下着一盤魔鬼棋局。
康複後，他長高了，比從前瘦了。
父母把他送到國外。
先在亞得裡亞海岸，躺在花園的花壇上曬太陽，腦子裡一盤盤地下棋，這樣下棋是誰也禁止不了的。
後來又到德國的一個療養勝地，父親常帶着他沿着兩邊有山毛榉編成圍籬的小路散步。
十六年後故地重遊時，他認出了放在花壇之間裝有胡須的陶制小矮人。
那家旅館變大了，也更漂亮了，門前彩色石子鋪成的花園小徑他也認出來了。
還認出了小山上陰暗潮濕的樹林和五顔六色的油漆路标（一種顔色表示某一條道路的方向），每個交叉路口都配備了這樣的标記，畫在山毛榉樹幹上或岩石上，這樣散步的人就不會迷路了。
山泉附近的幾家商店裡在廉價出售和十六年前一樣的鎮紙，鎮紙上印有深翠綠的風景圖，配有裝在凸面玻璃下的珍珠貝。
在公園看台上演奏歌劇雜曲的無疑還是當年的樂隊，那幾株楓樹仍然為那些小餐桌遮出可愛的陰涼，人們坐在桌旁喝着咖啡，吃着切成楔形、塗着掼奶油的蘋果餡餅。
“看，看見那些窗戶了嗎？”他用手杖指着旅館的側廳說，“正是在那裡我們進行了那場小小的比賽。
有幾位最受敬重的德國棋手參加了。
我是個十四歲的孩子。
得了第三名，對，第三名。
” 他把兩隻手重新放到粗手杖的彎頭上，做了個悲傷的、略顯老氣的手勢，這樣的手勢如今他做起來已經很自然。
然後低下頭，好像在聽遠處的音樂。
“什麼？戴上帽子？你說太陽曬得厲害？我說這陽光無力。
你何必計較陽光如何呢？我們是坐在陰涼裡的。
” 然而他還是接過了小桌那邊遞過來的草帽，彈了彈帽子底部，那裡有一個不太明顯的黑點遮住了帽子制造商的名字。
他苦笑一下，戴上了草帽。
那是不折不扣的苦笑：右邊臉頰和嘴角微微擡高，露出煙草熏壞了的牙齒。
他隻會這麼笑，再沒有别的笑容。
單憑外貌，誰都不會說他才四十出頭。
他的鼻子兩翼延伸着兩道松弛的深皺紋，前胸佝偻，整個身子給人一種不健康的沉重感。
當他猛然站起，擡起胳膊肘驅趕一隻叮他的黃蜂時，可以看出他個頭相當矮——當年的小盧仁身上沒有任何朕兆預示現在這身慵懶、病态的肥肉。
“它怎麼老纏着我，”他尖着嗓子高聲抱怨，不停地擡胳膊，另一隻手努力掏着手帕。
那隻黃蜂完成了最後一圈盤旋後飛走了，他的目光跟在它後面，望了許久，同時機械地抖開了手帕。
然後他把他的金屬椅在石子地上放得穩當一些，拾起掉在地上的手杖，又坐下來，沉重地喘氣。
“你笑什麼？黃蜂是極其讨厭的小蟲。
”他皺起眉頭，眼睛盯着桌面。
他的香煙盒旁放着一個手提包，半圓形，黑絲面料。
他神情恍惚，伸手夠着手提包，開始咔嗒咔嗒地擺弄包上的鎖。
“鎖扣不好，”他說道，也不擡眼，“說不定哪一天包裡的東西會全掉出來。
” 他歎口氣，把手提包放在一邊，用和剛才一樣的語調接着說：“對，有幾位最受敬重的德國棋手。
還有一個奧地利人。
我已故的爸爸運氣不佳。
他原以為在這地方不會有人真的對象棋感興趣，不料我們剛到就趕上了一場比賽。
” 旅館經過重建，原來的一切都亂了，側廳現在已面目全非。
當時他們住在側廳的二樓，定好住到年底再回俄國——他父親不敢提起的上學幽靈又隐隐欲現。
他母親早在夏初時就回去了。
她說她想俄國的鄉下，都想得快瘋了。
那“瘋了”一詞拖長了音調，說得傷心痛苦，其實在盧仁的記憶中，這樣的音調就是他母親唯一的音調。
她實在不知道自己是該走還是該留，但還是戀戀不舍地離去了。
早在很久以前，她就有了和兒子形同陌路的奇怪感覺，好像兒子已經飄向遠方，她疼愛的兒子不是眼前這個長大了的男孩，不是這個報紙上正在大寫特寫的象棋天才。
他該是從前那個激烈的、不聽話的小孩子，稍不如意，就會躺在地闆上鬧，又是尖叫，又是用腳敲地闆。
如今她看見什麼都覺得傷心，一切都變得無所謂——火車站花園裡稀有的非俄國品種的紫丁香，北方快車的卧鋪車廂裡郁金香形的燈，還有她胸口下垂沉悶的感覺。
那是一種接不上氣的感覺，也許是心絞痛，也許如她丈夫所說，隻是神經過敏。
她走了，沒有寫信來。
他父親心情好了起來，換了一間小點的屋子。
後來就是七月的一天，小盧仁從另一家旅館往回走——他那些性格古怪的年長棋友中有一位就住在那裡——在明亮的斜陽下，他突然望見他父親站在山路邊的木頭護欄旁。
他身邊還有一位女士，正是從聖彼得堡來的他那位紅頭發的年輕姨媽。
他大為驚訝，又不知為何覺得羞恥，便沒有跟父親說話。
幾天後的一個大清早，他聽見父親急速地沿着走廊朝他的房間走來，好像在哈哈大笑。
門突然被推開了，他父親拿着一張紙走了進來。
他把那張紙不停地往外甩，仿佛要扔掉一般。
淚水滾下他的臉頰，順着鼻子往下淌，好像他臉上剛被灑了水似的。
他不停地抽泣、喘息：“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錯了，他們弄錯了。
”手仍然在不停地往外甩那封電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