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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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沒能習慣。
有多少可回憶的東西啊！我覺得我們說不定會一口氣談到天亮呢。
” 現在他很近地看到她的臉，她的發亮的眼睛。
在這裡，在黑暗裡，她好像比在房間裡更年輕了，甚至好像從前的那種稚嫩的表情也回到了她的身上，而且她也的确是以一種天真的好奇的神情望着他，好像要更近一點，仔細地看一看并了解一下這個曾經那樣熱烈、那樣溫柔、卻又是那麼不幸地愛過她的人。
為了這種愛，她的眼睛在向他表示感謝。
他也想起了過去發生的事情，及一切最微小的細節：他如何地在墓地上徘徊，然後在淩晨又多麼疲勞地回到家裡。
他突然感到很悲傷，為往事而自憐。
他心裡點燃了一團火。
“您還記得那個晚上我怎樣送您去俱樂部嗎？”他說，“當時下着雨，天黑了……” 心裡的火越來越旺地燃燒起來。
他要訴說，要抱怨生活了…… “唉！”他歎口氣說，“您在問我過得怎麼樣，我們在這裡過的是什麼生活啊？簡直沒法說。
我們老了，發胖了，不中用了。
一天一夜，一晝夜算完了，生活悄悄地過去，沒有生氣，沒有印象，沒有思想……白天賺錢，晚上去俱樂部，那裡全是牌迷、酒鬼、嗓音沙啞的人。
我現在簡直受不了這些人。
有什麼好談的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崇高的生活目标。
您以前是那麼喜歡談您的醫院。
我當時是一個怪女孩，想象自己是一位偉大的鋼琴家。
如今所有的小姐都在學鋼琴，我也和大夥一樣彈鋼琴，沒有一點特别的地方。
我做鋼琴家就像媽媽當作家一樣，沒有多大的能耐。
當然，我那時候沒有理解您，但是後來我在莫斯科卻老是想着您，我隻想着您。
做一個地方自治局的醫生，幫助病人，為人民服務，這有多麼幸福，多麼幸福啊！”葉卡捷琳娜·伊萬諾夫娜反複地說，“我在莫斯科想到您的時候，您在我的想象中是多麼完美，多麼崇高啊！……” 斯塔爾采夫想起了每天晚上從袋子裡把鈔票拿出來，心滿意足地數數的情景，心裡的那團火就熄滅了。
他站起來，要回房子裡去。
她挽着他的胳膊。
“您是我在生活中認識的人當中最好的人。
”她接着說，“我們還将會常見面、談天，對嗎？答應我吧。
我不是什麼鋼琴家，我不會發蒙了，我也不會再在您面前彈鋼琴，不再談到音樂的事了。
” 當他們走到房子裡時，斯塔爾采夫在傍晚的燈光下看見她的臉，看見她那憂郁的、感激的、出神地注視着他的眼睛，他感到不安起來，又一次想道： “幸虧我當時沒有娶她。
” 他起身告辭。
“按照羅馬的法律，您可沒有任何理由不吃飯就走，”伊萬·彼得羅維奇一面送他，一面說，“您的态度太垂直了。
喂，你來表演一個吧。
”他在前廳對帕瓦說。
帕瓦已經不是小孩子，而是留着唇髭的青年了。
他拉開架勢，擡起胳膊，用悲怆的聲調說： “死吧，不幸的女人！” 這一切都使斯塔爾采夫感到不快。
他坐上馬車，看着那黑乎乎的房子和花園。
這一切曾經對他是多麼親切和珍貴啊。
他立即記起了當時的一切：約瑟福夫娜的長篇小說、科季克的響亮的琴聲、伊萬·彼得羅維奇的俏皮話和帕瓦的演悲劇的姿勢。
于是他想：既然全城最有才華的人都如此庸碌，那麼，這個城市還會是什麼樣子呢？ 過了三天，帕瓦送來一封葉卡捷琳娜·伊萬諾夫娜寫的信。
“您不上我的家來了，為什麼呢？”她寫道，“我擔心您對我們變心；我擔心，我想到這一點就感到害怕。
請您不要讓我擔心，來吧，并且告訴我，一切都好。
” “我必須跟您談一談。
您的葉·屠。
” 他讀完信，想了想，對帕瓦說： “夥計，你去告訴她，今天我不能來，我很忙。
你告訴她，我過三天再來。
” 但是過了三天，過了一星期，他還是沒有去。
有一次，他坐車路過屠爾金的家，才想起來應該到他家去坐一下才對。
可是他想了想……還是沒有進去。
後來他再也沒有去屠爾金的家了。
每當腰圓體胖、滿面紅光的他坐上帶小鈴铛的三套馬車時，同樣是腰圓體胖、滿面紅光的潘捷列蒙也挺着其長滿了肉的後腦殼坐在車夫座上，向前伸出兩條筆直的像木頭一樣的胳膊，朝對面過來的人大聲叫喊着：“靠右走！”這幅圖畫是十分動人的！而且使人覺得，坐在車上的不是人，而是多神教的神。
他在城裡的醫療業務規模很大，沒有喘息的時間。
他已經有了一個田莊和兩所城裡的房子。
每當他聽說互助信用社裡有房子出賣時，他就毫不客氣地來到這所房子，走進每個房間，也不管房間裡那些沒有穿好衣服的婦女和孩子們驚訝地恐懼地看着他，便用拐杖戳着所有的門說： “這是辦公室？這是卧室？那這又是什麼室呢？” 這時他便氣喘籲籲，擦去額頭上冒出來的汗水。
他有很多事務，但他還是不放棄地方自治局的職位。
他很貪心，哪一方面都不想放手。
不論在城裡還是在嘉裡日，大家幹脆稱他為“姚内奇”：“這個姚内奇要上哪兒去？”或者是，“是否要請姚内奇來會診？” 也許是由于喉嚨裡長上了一層肥油吧，他的嗓音變了，變得又尖又細。
他的性格也變了，變得脾氣很壞，很暴躁。
他對待病人也經常發脾氣，很不耐煩地用手杖敲擊地闆，用很難聽的聲音嚷道： “請您隻回答我的問題！别廢話！” 他孑然一身。
他過着枯燥的生活，對什麼也不感興趣。
他去嘉裡日居住的那些日子裡，對科季克的愛情是他唯一的一件樂事，而且恐怕也是最後的一件樂事。
每天傍晚他都到俱樂部玩“文特”，然後一個人坐在一張大桌子旁邊吃晚飯，伺候他的是一個年紀最老也最受尊敬的服務員伊萬。
伊萬給他送去“第十七号拉菲特酒”。
俱樂部裡所有的人——不論是主任、廚師還是服務員，都知道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都竭盡全力滿足他，否則，他會突然發起脾氣來，拿起手杖敲打地闆。
吃晚飯的時候，有時他會轉過身來，對人家的談話插上幾句：“你們在說什麼？啊？說誰？” 有時鄰桌有人談及屠爾金家，他就問： “你們這是在談哪個屠爾金？是有個彈鋼琴的女兒的那一家嗎？” 關于他的事，所能說的，就是這些了。
屠爾金一家呢？伊萬·彼得羅維奇沒有變老，他一點兒也沒有變化，還是像過去那樣，老是說俏皮話，說笑話。
薇拉·約瑟福夫娜也像過去那樣喜歡給客人朗誦自己的長篇小說，朗誦得熱心而又樸實。
科季克每天彈四個鐘頭的鋼琴，她明顯地見老了，常常生病，每年秋天都跟母親一起到克裡米亞去。
伊萬·彼得羅維奇送她們上車站，開車時，他便拭擦着眼淚，大聲說： “再見吧！” 他揮動着手絹。
（1898年）
有多少可回憶的東西啊！我覺得我們說不定會一口氣談到天亮呢。
” 現在他很近地看到她的臉，她的發亮的眼睛。
在這裡，在黑暗裡，她好像比在房間裡更年輕了，甚至好像從前的那種稚嫩的表情也回到了她的身上，而且她也的确是以一種天真的好奇的神情望着他，好像要更近一點，仔細地看一看并了解一下這個曾經那樣熱烈、那樣溫柔、卻又是那麼不幸地愛過她的人。
為了這種愛，她的眼睛在向他表示感謝。
他也想起了過去發生的事情，及一切最微小的細節：他如何地在墓地上徘徊，然後在淩晨又多麼疲勞地回到家裡。
他突然感到很悲傷，為往事而自憐。
他心裡點燃了一團火。
“您還記得那個晚上我怎樣送您去俱樂部嗎？”他說，“當時下着雨，天黑了……” 心裡的火越來越旺地燃燒起來。
他要訴說，要抱怨生活了…… “唉！”他歎口氣說，“您在問我過得怎麼樣，我們在這裡過的是什麼生活啊？簡直沒法說。
我們老了，發胖了，不中用了。
一天一夜，一晝夜算完了，生活悄悄地過去，沒有生氣，沒有印象，沒有思想……白天賺錢，晚上去俱樂部，那裡全是牌迷、酒鬼、嗓音沙啞的人。
我現在簡直受不了這些人。
有什麼好談的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崇高的生活目标。
您以前是那麼喜歡談您的醫院。
我當時是一個怪女孩，想象自己是一位偉大的鋼琴家。
如今所有的小姐都在學鋼琴，我也和大夥一樣彈鋼琴，沒有一點特别的地方。
我做鋼琴家就像媽媽當作家一樣，沒有多大的能耐。
當然，我那時候沒有理解您，但是後來我在莫斯科卻老是想着您，我隻想着您。
做一個地方自治局的醫生，幫助病人，為人民服務，這有多麼幸福，多麼幸福啊！”葉卡捷琳娜·伊萬諾夫娜反複地說，“我在莫斯科想到您的時候，您在我的想象中是多麼完美，多麼崇高啊！……” 斯塔爾采夫想起了每天晚上從袋子裡把鈔票拿出來，心滿意足地數數的情景，心裡的那團火就熄滅了。
他站起來，要回房子裡去。
她挽着他的胳膊。
“您是我在生活中認識的人當中最好的人。
”她接着說，“我們還将會常見面、談天，對嗎？答應我吧。
我不是什麼鋼琴家，我不會發蒙了，我也不會再在您面前彈鋼琴，不再談到音樂的事了。
” 當他們走到房子裡時，斯塔爾采夫在傍晚的燈光下看見她的臉，看見她那憂郁的、感激的、出神地注視着他的眼睛，他感到不安起來，又一次想道： “幸虧我當時沒有娶她。
” 他起身告辭。
“按照羅馬的法律，您可沒有任何理由不吃飯就走，”伊萬·彼得羅維奇一面送他，一面說，“您的态度太垂直了。
喂，你來表演一個吧。
”他在前廳對帕瓦說。
帕瓦已經不是小孩子，而是留着唇髭的青年了。
他拉開架勢，擡起胳膊，用悲怆的聲調說： “死吧，不幸的女人！” 這一切都使斯塔爾采夫感到不快。
他坐上馬車，看着那黑乎乎的房子和花園。
這一切曾經對他是多麼親切和珍貴啊。
他立即記起了當時的一切：約瑟福夫娜的長篇小說、科季克的響亮的琴聲、伊萬·彼得羅維奇的俏皮話和帕瓦的演悲劇的姿勢。
于是他想：既然全城最有才華的人都如此庸碌，那麼，這個城市還會是什麼樣子呢？ 過了三天，帕瓦送來一封葉卡捷琳娜·伊萬諾夫娜寫的信。
“您不上我的家來了，為什麼呢？”她寫道，“我擔心您對我們變心；我擔心，我想到這一點就感到害怕。
請您不要讓我擔心，來吧，并且告訴我，一切都好。
” “我必須跟您談一談。
您的葉·屠。
” 他讀完信，想了想，對帕瓦說： “夥計，你去告訴她，今天我不能來，我很忙。
你告訴她，我過三天再來。
” 但是過了三天，過了一星期，他還是沒有去。
有一次，他坐車路過屠爾金的家，才想起來應該到他家去坐一下才對。
可是他想了想……還是沒有進去。
後來他再也沒有去屠爾金的家了。
五
又過了幾年，斯塔爾采夫變得更胖了，滿身脂肪，呼吸困難，走起路來，腦袋往後仰。每當腰圓體胖、滿面紅光的他坐上帶小鈴铛的三套馬車時，同樣是腰圓體胖、滿面紅光的潘捷列蒙也挺着其長滿了肉的後腦殼坐在車夫座上，向前伸出兩條筆直的像木頭一樣的胳膊，朝對面過來的人大聲叫喊着：“靠右走！”這幅圖畫是十分動人的！而且使人覺得，坐在車上的不是人，而是多神教的神。
他在城裡的醫療業務規模很大，沒有喘息的時間。
他已經有了一個田莊和兩所城裡的房子。
每當他聽說互助信用社裡有房子出賣時，他就毫不客氣地來到這所房子，走進每個房間，也不管房間裡那些沒有穿好衣服的婦女和孩子們驚訝地恐懼地看着他，便用拐杖戳着所有的門說： “這是辦公室？這是卧室？那這又是什麼室呢？” 這時他便氣喘籲籲，擦去額頭上冒出來的汗水。
他有很多事務，但他還是不放棄地方自治局的職位。
他很貪心，哪一方面都不想放手。
不論在城裡還是在嘉裡日，大家幹脆稱他為“姚内奇”：“這個姚内奇要上哪兒去？”或者是，“是否要請姚内奇來會診？” 也許是由于喉嚨裡長上了一層肥油吧，他的嗓音變了，變得又尖又細。
他的性格也變了，變得脾氣很壞，很暴躁。
他對待病人也經常發脾氣，很不耐煩地用手杖敲擊地闆，用很難聽的聲音嚷道： “請您隻回答我的問題！别廢話！” 他孑然一身。
他過着枯燥的生活，對什麼也不感興趣。
他去嘉裡日居住的那些日子裡，對科季克的愛情是他唯一的一件樂事，而且恐怕也是最後的一件樂事。
每天傍晚他都到俱樂部玩“文特”，然後一個人坐在一張大桌子旁邊吃晚飯，伺候他的是一個年紀最老也最受尊敬的服務員伊萬。
伊萬給他送去“第十七号拉菲特酒”。
俱樂部裡所有的人——不論是主任、廚師還是服務員，都知道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都竭盡全力滿足他，否則，他會突然發起脾氣來，拿起手杖敲打地闆。
吃晚飯的時候，有時他會轉過身來，對人家的談話插上幾句：“你們在說什麼？啊？說誰？” 有時鄰桌有人談及屠爾金家，他就問： “你們這是在談哪個屠爾金？是有個彈鋼琴的女兒的那一家嗎？” 關于他的事，所能說的，就是這些了。
屠爾金一家呢？伊萬·彼得羅維奇沒有變老，他一點兒也沒有變化，還是像過去那樣，老是說俏皮話，說笑話。
薇拉·約瑟福夫娜也像過去那樣喜歡給客人朗誦自己的長篇小說，朗誦得熱心而又樸實。
科季克每天彈四個鐘頭的鋼琴，她明顯地見老了，常常生病，每年秋天都跟母親一起到克裡米亞去。
伊萬·彼得羅維奇送她們上車站，開車時，他便拭擦着眼淚，大聲說： “再見吧！” 他揮動着手絹。
（18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