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讀常新的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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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和深刻的心理分析，描繪了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勞苦大衆的悲慘境遇，并寄予深切的同情。
《哀傷》中的格裡高裡本來是個優秀的工匠，在正常的社會中他本可以過幸福的生活，但他卻貧窮潦倒，醉醺醺地、半睡半醒地過了一輩子。
老婆讨飯，生病無錢醫治，終于死在上醫院的馬車上。
直到這時他才清醒過來，哀歎自己“四十年如同在雲霧裡一樣過去了”。
《苦惱》中的馬車夫死了兒子，心裡極度悲傷，多次想向人傾訴内心的痛苦，但是在這冷漠的社會裡卻無人同情他，因此隻好對自己的老馬去訴說。
《萬卡》寫一個小學徒的遭遇。
九歲的萬卡沒有父母，由爺爺領他到一家鞋鋪當學徒。
在那裡挨打受罵，吃盡苦頭；他舉目無親，無法向人訴說，隻好寫信給爺爺訴苦和求救：“親愛的爺爺，你來吧，我為你向基督上帝祈禱，你帶我離開這裡吧，你就可憐可憐我這個不幸的孤兒吧……我的生活苦極了，比狗都不如。
”一字一淚，讀來令人揪心。
《渴睡》也是寫一個小姑娘當保姆的悲劇故事。
十三歲的瓦爾卡在一個老爺家當小保姆。
她白天幹繁重的雜活，馬不停蹄地東跑西颠，晚上照看孩子的搖籃，還挨打受罵。
孩子哭鬧不停，她得不到一分鐘的休息，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了。
她為了想睡個覺，竟無意識地犯罪——把小孩掐死了。
顯然，等待着她的悲劇是可想而知的。
這些故事，在生活中是平常的、真實的，同時又是可怕的。
契诃夫善于把這些日常現象如實地描寫出來，成為一幕幕動人的又是血淋淋的悲劇，并從中揭示其重大的社會内涵，抨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為勞動者的悲慘處境呐喊。
在契诃夫的早期創作中，《遲開的花朵》是獨具特色的一部作品，它從題材到風格上都與上述各篇迥然不同。
作品描寫一位破落貴族家庭小姐的愛情悲劇，極其深刻而真實地反映了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大變動的生活動态，它與作者後期創作的劇本《櫻桃園》頗有相似之處。
故事分兩條線索平行展開：一是貴族普裡克朗斯基家庭“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日趨破敗的情況；二是貴族小姐瑪露霞與托波爾科夫醫生的悲凄愛情。
作品重點塑造了三個人物形象：浪蕩子葉果魯什卡，是沒落貴族階級的代表，作者給予了嚴厲的揶揄和批判；醫生托波爾科夫，則以未來新生活主人的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女主人公瑪露霞小姐是沒落制度、沒落時代的犧牲品，作者對她表示了深切的憐憫。
愛情之花為什麼會遲開？讀者自會作出判斷。
這朵愛情之花雖然遲開，甚至沒有綻放，卻依然豔麗，因為愛情本身是美麗的。
這是一種短暫而凄美的愛情，作者賦予它無限的同情和惋惜，也給讀者留下了一抹淡淡的哀愁。
沙皇統治者曾叫嚷要把整個俄國凍結起來。
契诃夫是一位嚴肅、正直的作家，面對這種醜惡的現實，他開始深切地感受到，一個作家如果沒有明确的世界觀和信念，不僅将一事無成，而且是“一種可怕的事”。
随着作家聲譽的日益增長，他的藝術責任感也越來越重了，他明确指出：“文學家不是糖果販子，不是化裝專家，不是給人消愁解悶的，他是一個負有責任的人，受責任感和良心的約束。
”他這個時期寫的許多作品都是有意讨論世界觀和生活目标問題的，如《沒有意思的故事》中的老教授尼古拉·斯傑潘諾維奇，他雖然德高望重，知識淵博，胸前挂滿了勳章，但是卻缺乏一而貫之的完整的世界觀，沒有遠大的生活目标，回答不了“怎麼辦？”的問題。
他直到晚年才醒悟過來，才發現自己缺乏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可是為時已經晚矣。
九十年代是契诃夫創作的成熟階段。
這個時期的一系列作品如《在流放中》、《六号病房》、《帶閣樓的房子》等的最大特點，是有明确的針對性和更強烈的批判性。
《六号病房》是直接針對當時知識分子中流行的托爾斯泰主義的“不抗惡”理論而發的。
醫院的六病房是一間精神病室，但是關在這裡的并不都是精神病患者，有些不滿現實或“不安分”的人也被當作瘋子關進這個病房，格羅莫夫就是一例。
他在大學念過書，知多識廣，作風正派，道德純正，但是他對現實不滿，激烈地批評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現象：“卑鄙的家夥吃得飽、穿得好，正直的人卻忍饑受寒”；社會“像野獸一般生活”。
格羅莫夫由于自己說了許多激越的話，下意識地感到害怕，覺得自己随時都有可能被捕。
後來他終于被關進了六号病房。
作品的另一位主人公是醫院的醫生拉京。
他雖然正直、善良，卻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信奉一套“不抗惡”的哲學；他沒有受過苦，也不知道是非、善惡。
當格羅莫夫問他：“你們為什麼把我關在這裡”時，他說：“一切取決于機遇，誰被關了起來，誰就得待在這裡。
”他甚至說：“停止訴苦，疼痛就會消失。
”然而拉京萬萬沒有想到，與格羅莫夫談話後不久，自己竟也被當作“精神病人”關進了這個病房。
這一結局本身就說明了托爾斯泰主義的破産。
六号病房是一間黑暗地獄，到處是污穢、惡臭，管理人員貪污腐化、違法亂紀，毆打、虐待病人，一片烏煙瘴氣，陰森可怖。
作者把它比作監獄。
它何止是監獄，簡直就是整個黑暗俄羅斯的縮影。
《帶閣樓的房子》則主要是批判“小事論”這一錯誤理論的。
這種理論宣揚的是小修小補的自由主義的“改良”，給人小恩小惠一點安慰，而拒絕對社會的根本改造。
作品中的莉達就是“小事論”思潮的受害者，她雖然滿腔熱忱，但關心的都是小事，整天忙于學校啦，圖書館啦，醫療站啦！誠然，就事論事來說，這些都是善舉，但是作者看到，在反動、黑暗的專制制度下，這些辦法都不可能根本改造社會。
他通過一位畫家的口說：“據我看來，醫療站、學校、圖書館、藥房在現今的條件下都隻能為奴役服務。
人民被一條巨大的鎖鍊鎖着。
您不去砍斷這條鎖鍊，反而去增加新鎖鍊的
《哀傷》中的格裡高裡本來是個優秀的工匠，在正常的社會中他本可以過幸福的生活，但他卻貧窮潦倒，醉醺醺地、半睡半醒地過了一輩子。
老婆讨飯，生病無錢醫治，終于死在上醫院的馬車上。
直到這時他才清醒過來，哀歎自己“四十年如同在雲霧裡一樣過去了”。
《苦惱》中的馬車夫死了兒子，心裡極度悲傷，多次想向人傾訴内心的痛苦，但是在這冷漠的社會裡卻無人同情他，因此隻好對自己的老馬去訴說。
《萬卡》寫一個小學徒的遭遇。
九歲的萬卡沒有父母，由爺爺領他到一家鞋鋪當學徒。
在那裡挨打受罵，吃盡苦頭；他舉目無親，無法向人訴說，隻好寫信給爺爺訴苦和求救：“親愛的爺爺，你來吧，我為你向基督上帝祈禱，你帶我離開這裡吧，你就可憐可憐我這個不幸的孤兒吧……我的生活苦極了，比狗都不如。
”一字一淚，讀來令人揪心。
《渴睡》也是寫一個小姑娘當保姆的悲劇故事。
十三歲的瓦爾卡在一個老爺家當小保姆。
她白天幹繁重的雜活，馬不停蹄地東跑西颠，晚上照看孩子的搖籃，還挨打受罵。
孩子哭鬧不停，她得不到一分鐘的休息，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了。
她為了想睡個覺，竟無意識地犯罪——把小孩掐死了。
顯然，等待着她的悲劇是可想而知的。
這些故事，在生活中是平常的、真實的，同時又是可怕的。
契诃夫善于把這些日常現象如實地描寫出來，成為一幕幕動人的又是血淋淋的悲劇，并從中揭示其重大的社會内涵，抨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為勞動者的悲慘處境呐喊。
在契诃夫的早期創作中，《遲開的花朵》是獨具特色的一部作品，它從題材到風格上都與上述各篇迥然不同。
作品描寫一位破落貴族家庭小姐的愛情悲劇，極其深刻而真實地反映了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大變動的生活動态，它與作者後期創作的劇本《櫻桃園》頗有相似之處。
故事分兩條線索平行展開：一是貴族普裡克朗斯基家庭“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日趨破敗的情況；二是貴族小姐瑪露霞與托波爾科夫醫生的悲凄愛情。
作品重點塑造了三個人物形象：浪蕩子葉果魯什卡，是沒落貴族階級的代表，作者給予了嚴厲的揶揄和批判；醫生托波爾科夫，則以未來新生活主人的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女主人公瑪露霞小姐是沒落制度、沒落時代的犧牲品，作者對她表示了深切的憐憫。
愛情之花為什麼會遲開？讀者自會作出判斷。
這朵愛情之花雖然遲開，甚至沒有綻放，卻依然豔麗，因為愛情本身是美麗的。
這是一種短暫而凄美的愛情，作者賦予它無限的同情和惋惜，也給讀者留下了一抹淡淡的哀愁。
三
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是俄國最動蕩也是最黑暗的時代，國内形形色色的理論、宣傳、說教層出不窮。沙皇統治者曾叫嚷要把整個俄國凍結起來。
契诃夫是一位嚴肅、正直的作家，面對這種醜惡的現實，他開始深切地感受到，一個作家如果沒有明确的世界觀和信念，不僅将一事無成，而且是“一種可怕的事”。
随着作家聲譽的日益增長，他的藝術責任感也越來越重了，他明确指出：“文學家不是糖果販子，不是化裝專家，不是給人消愁解悶的，他是一個負有責任的人，受責任感和良心的約束。
”他這個時期寫的許多作品都是有意讨論世界觀和生活目标問題的，如《沒有意思的故事》中的老教授尼古拉·斯傑潘諾維奇，他雖然德高望重，知識淵博，胸前挂滿了勳章，但是卻缺乏一而貫之的完整的世界觀，沒有遠大的生活目标，回答不了“怎麼辦？”的問題。
他直到晚年才醒悟過來，才發現自己缺乏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可是為時已經晚矣。
九十年代是契诃夫創作的成熟階段。
這個時期的一系列作品如《在流放中》、《六号病房》、《帶閣樓的房子》等的最大特點，是有明确的針對性和更強烈的批判性。
《六号病房》是直接針對當時知識分子中流行的托爾斯泰主義的“不抗惡”理論而發的。
醫院的六病房是一間精神病室，但是關在這裡的并不都是精神病患者，有些不滿現實或“不安分”的人也被當作瘋子關進這個病房，格羅莫夫就是一例。
他在大學念過書，知多識廣，作風正派，道德純正，但是他對現實不滿，激烈地批評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現象：“卑鄙的家夥吃得飽、穿得好，正直的人卻忍饑受寒”；社會“像野獸一般生活”。
格羅莫夫由于自己說了許多激越的話，下意識地感到害怕，覺得自己随時都有可能被捕。
後來他終于被關進了六号病房。
作品的另一位主人公是醫院的醫生拉京。
他雖然正直、善良，卻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信奉一套“不抗惡”的哲學；他沒有受過苦，也不知道是非、善惡。
當格羅莫夫問他：“你們為什麼把我關在這裡”時，他說：“一切取決于機遇，誰被關了起來，誰就得待在這裡。
”他甚至說：“停止訴苦，疼痛就會消失。
”然而拉京萬萬沒有想到，與格羅莫夫談話後不久，自己竟也被當作“精神病人”關進了這個病房。
這一結局本身就說明了托爾斯泰主義的破産。
六号病房是一間黑暗地獄，到處是污穢、惡臭，管理人員貪污腐化、違法亂紀，毆打、虐待病人，一片烏煙瘴氣，陰森可怖。
作者把它比作監獄。
它何止是監獄，簡直就是整個黑暗俄羅斯的縮影。
《帶閣樓的房子》則主要是批判“小事論”這一錯誤理論的。
這種理論宣揚的是小修小補的自由主義的“改良”，給人小恩小惠一點安慰，而拒絕對社會的根本改造。
作品中的莉達就是“小事論”思潮的受害者，她雖然滿腔熱忱，但關心的都是小事，整天忙于學校啦，圖書館啦，醫療站啦！誠然，就事論事來說，這些都是善舉，但是作者看到，在反動、黑暗的專制制度下，這些辦法都不可能根本改造社會。
他通過一位畫家的口說：“據我看來，醫療站、學校、圖書館、藥房在現今的條件下都隻能為奴役服務。
人民被一條巨大的鎖鍊鎖着。
您不去砍斷這條鎖鍊，反而去增加新鎖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