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讀常新的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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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如何建設新生活方面，也許未能提出正确的方案，但是号召“砍斷鎖鍊”，砸爛舊世界這第一步的行動卻無疑是正确的。
”庸俗、保守、愚昧是契诃夫的大敵，反對庸俗也是他創作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他一生都在跟庸俗作鬥争，他嘲笑它，用一支鋒利而冷峻的筆描寫它。
《套中人》、《醋栗》、《關于愛情》、《不安分的女人》、《文學教師》、《姚内奇》等，就是契诃夫揭露庸俗，貶斥保守、愚昧的力作。
《套中人》中的中學教員别裡科夫是保守派、頑固派的典型，是舊制度的衛護者，新事物的反對者。
他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蝸牛那樣極力縮進自己的硬殼裡去。
他晴天上街也要帶上雨傘，穿上套鞋，而且一定穿上棉大衣；他的雨傘有傘套子，懷表有表套子，小折刀也有刀套子；他走路時把臉藏在豎起的領子裡，戴上黑眼鏡，耳朵用棉花堵上……總之，他總想用一層硬殼把自己包起來，以便隔絕人世，不受外界影響；他怕現實生活的刺激，老是稱贊過去，甚至把思想也極力地藏在套子裡。
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哎呀，千萬别鬧出什麼亂子來啊！”這種描寫不是誇張，在現實生活中是完全真實的，而且不是個别現象，正如作品中的布爾金所說：“我們雖然埋葬了别裡科夫，可是還有多少這樣的套中人活着，将來又還會有多少這樣的人呢！”契诃夫塑造的這個典型具有極大的社會性和廣泛性，是一切保守、落後的頑固分子的一面鏡子。
《醋栗》中的尼古拉也是一個胸無大志、隻貪圖個人幸福的庸人。
他一輩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擁有一個自己的莊園，莊園裡栽上一些醋栗樹。
他常幻想着有一天：“在陽台上坐一坐，喝杯茶，池塘裡有自己的小鴨子在泅水，四處清香，而且……醋栗成熟了。
”後來他的“理想”實現了，他終于成了一個俗不可耐的莊園主，心滿意足地吃上了那“又硬又酸的醋栗”。
作者通過他哥哥伊萬的口對這種“幸福”進行了分析批判，指出這不是幸福，而是“麻木不仁”。
這是一種自私自利的幸福，庸俗之徒的幸福。
《姚内奇》的主人公亦是一個堕落知識分子的形象。
地方自治局的醫生姚内奇原是一個充滿幻想的青年，他來到省城行醫後，跌進了省城庸俗、閉塞、空虛的染缸裡。
這裡的人隻知道打牌、吃飯，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懂，也不感興趣。
你若對他說“人必須工作”，“生活缺少勞動不行”，那他們就會生氣，會把這些話當作訓斥。
隻要話題不是吃玩，比方談到政治或科學問題，他們就一定茫然不知所措，或者講出一套愚蠢的大道理來。
久而久之，這種空虛、無聊的生活把姚内奇僅有的一點熱情和思想也銷蝕了。
現在他也成了一個除了吃飯打牌外，就隻會清點鈔票的俗物了。
除上述各種庸人俗物外，契诃夫也塑造了一些美好、純正、憧憬未來的新型知識分子的形象，如《醋栗》中的伊萬·伊萬内奇、《不安分的女人》中的狄莫夫醫生等。
“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就是伊萬·伊萬内奇告誡人們的一個警句。
還有一些是不同程度上開始覺醒的人的形象，如《文學教師》中的尼基丁、《帶狗的女人》中的古羅夫、《三年》中的柯斯佳和《我的一生》中的主人公等。
他們覺醒後才驚訝地感歎道：“我的上帝啊，我這是在哪兒呀？！我被庸俗，庸俗包圍了。
無聊而渺小的人們，一壇壇的牛奶，一缸缸的酸奶油，蟑螂，愚蠢的女人……再沒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令人感到屈辱、更使人苦惱的了。
得從這裡逃出去，今天就逃，否則我就要瘋了！”
由于他擴大了接觸面，密切關注社會各階層生活，創作視野也進一步開闊了。
除知識分子主題外，同時把目光投向了農民和婦女等許多具有迫切而重大社會意義的問題，從而寫出了《農民》、《寶貝兒》、《在峽谷裡》和《新娘》等後期的許多重要作品。
《農民》真實地再現了十九世紀末俄國農民悲慘的生活景況。
在沙俄，自從宣布取消農奴制以後，農民的處境非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貧困化了，因為農民進一步受到了地主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和剝削。
《農民》寫的雖然是一家農戶的狀況，反映的卻是俄國千百萬農民的共同命運。
《在峽谷裡》則主要表現了俄國農村向資本主義演化的過程，同時揭露了農村新興資産階級的殘酷性。
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阿克西尼娅。
她本是一個普通婦女，但自發的資本主義勢力卻可以吞噬人的靈魂，她一步步地變成了一個貪婪、殘忍的殺人犯。
為了奪得家産，她竟殘忍地用開水把小侄兒活活地燙死，并把年邁的公公攆出家門，使他淪為乞丐。
作品還安排了與之對立的另一個形象麗巴，她善良、勤勞、老實，在這場殘酷的争奪中，她是一個犧牲者。
不過，麗巴這個形象在作品中未免過于軟弱、無能了，連一點點自衛的能力都沒有。
這使人聯想到《寶貝兒》中的女主人公奧蓮卡。
她也是一個唯唯諾諾，完全沒有主見，隻滿足于小市民幸福的女性，是一個“馴服的奴隸”。
所不同的是，契诃夫對奧蓮卡采取的卻已經是批評、揶揄的态度了。
在另一個短篇小說《新娘》中，作者一反過去憂郁、深沉的調子，發出了一種堅定而又響亮的聲音。
《新娘》中的女主人公娜佳完全是一個新人的形象，她毅然地告别了猥瑣、庸俗的過去，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并且義無反顧，堅信美好的明天必将到來。
“在她的面前出現了一種寬廣遼闊的新生活，這種生活雖然還朦朦胧胧，充滿神秘，但卻在吸引着她，召喚着她。
”《新娘》是契诃夫晚年（1903）寫的最後一個重要短篇小說，這時他的情緒空前高漲，作品的風格也變得分外清新、明朗，充滿激情。
這無疑與二十世紀初俄國高漲的革命氛圍是分不開的。
可惜這個時期的創作還沒有完全展開，契诃夫便于1904年7月2日與世
”作者在如何建設新生活方面，也許未能提出正确的方案，但是号召“砍斷鎖鍊”，砸爛舊世界這第一步的行動卻無疑是正确的。
四
“庸俗習氣是巨大的禍害。”庸俗、保守、愚昧是契诃夫的大敵，反對庸俗也是他創作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他一生都在跟庸俗作鬥争，他嘲笑它，用一支鋒利而冷峻的筆描寫它。
《套中人》、《醋栗》、《關于愛情》、《不安分的女人》、《文學教師》、《姚内奇》等，就是契诃夫揭露庸俗，貶斥保守、愚昧的力作。
《套中人》中的中學教員别裡科夫是保守派、頑固派的典型，是舊制度的衛護者，新事物的反對者。
他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蝸牛那樣極力縮進自己的硬殼裡去。
他晴天上街也要帶上雨傘，穿上套鞋，而且一定穿上棉大衣；他的雨傘有傘套子，懷表有表套子，小折刀也有刀套子；他走路時把臉藏在豎起的領子裡，戴上黑眼鏡，耳朵用棉花堵上……總之，他總想用一層硬殼把自己包起來，以便隔絕人世，不受外界影響；他怕現實生活的刺激，老是稱贊過去，甚至把思想也極力地藏在套子裡。
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哎呀，千萬别鬧出什麼亂子來啊！”這種描寫不是誇張，在現實生活中是完全真實的，而且不是個别現象，正如作品中的布爾金所說：“我們雖然埋葬了别裡科夫，可是還有多少這樣的套中人活着，将來又還會有多少這樣的人呢！”契诃夫塑造的這個典型具有極大的社會性和廣泛性，是一切保守、落後的頑固分子的一面鏡子。
《醋栗》中的尼古拉也是一個胸無大志、隻貪圖個人幸福的庸人。
他一輩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擁有一個自己的莊園，莊園裡栽上一些醋栗樹。
他常幻想着有一天：“在陽台上坐一坐，喝杯茶，池塘裡有自己的小鴨子在泅水，四處清香，而且……醋栗成熟了。
”後來他的“理想”實現了，他終于成了一個俗不可耐的莊園主，心滿意足地吃上了那“又硬又酸的醋栗”。
作者通過他哥哥伊萬的口對這種“幸福”進行了分析批判，指出這不是幸福，而是“麻木不仁”。
這是一種自私自利的幸福，庸俗之徒的幸福。
《姚内奇》的主人公亦是一個堕落知識分子的形象。
地方自治局的醫生姚内奇原是一個充滿幻想的青年，他來到省城行醫後，跌進了省城庸俗、閉塞、空虛的染缸裡。
這裡的人隻知道打牌、吃飯，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懂，也不感興趣。
你若對他說“人必須工作”，“生活缺少勞動不行”，那他們就會生氣，會把這些話當作訓斥。
隻要話題不是吃玩，比方談到政治或科學問題，他們就一定茫然不知所措，或者講出一套愚蠢的大道理來。
久而久之，這種空虛、無聊的生活把姚内奇僅有的一點熱情和思想也銷蝕了。
現在他也成了一個除了吃飯打牌外，就隻會清點鈔票的俗物了。
除上述各種庸人俗物外，契诃夫也塑造了一些美好、純正、憧憬未來的新型知識分子的形象，如《醋栗》中的伊萬·伊萬内奇、《不安分的女人》中的狄莫夫醫生等。
“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就是伊萬·伊萬内奇告誡人們的一個警句。
還有一些是不同程度上開始覺醒的人的形象，如《文學教師》中的尼基丁、《帶狗的女人》中的古羅夫、《三年》中的柯斯佳和《我的一生》中的主人公等。
他們覺醒後才驚訝地感歎道：“我的上帝啊，我這是在哪兒呀？！我被庸俗，庸俗包圍了。
無聊而渺小的人們，一壇壇的牛奶，一缸缸的酸奶油，蟑螂，愚蠢的女人……再沒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令人感到屈辱、更使人苦惱的了。
得從這裡逃出去，今天就逃，否則我就要瘋了！”
五
契诃夫從薩哈林旅行回來後，便全家遷到莫斯科近郊的梅裡霍沃村居住。由于他擴大了接觸面，密切關注社會各階層生活，創作視野也進一步開闊了。
除知識分子主題外，同時把目光投向了農民和婦女等許多具有迫切而重大社會意義的問題，從而寫出了《農民》、《寶貝兒》、《在峽谷裡》和《新娘》等後期的許多重要作品。
《農民》真實地再現了十九世紀末俄國農民悲慘的生活景況。
在沙俄，自從宣布取消農奴制以後，農民的處境非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貧困化了，因為農民進一步受到了地主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和剝削。
《農民》寫的雖然是一家農戶的狀況，反映的卻是俄國千百萬農民的共同命運。
《在峽谷裡》則主要表現了俄國農村向資本主義演化的過程，同時揭露了農村新興資産階級的殘酷性。
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阿克西尼娅。
她本是一個普通婦女，但自發的資本主義勢力卻可以吞噬人的靈魂，她一步步地變成了一個貪婪、殘忍的殺人犯。
為了奪得家産，她竟殘忍地用開水把小侄兒活活地燙死，并把年邁的公公攆出家門，使他淪為乞丐。
作品還安排了與之對立的另一個形象麗巴，她善良、勤勞、老實，在這場殘酷的争奪中，她是一個犧牲者。
不過，麗巴這個形象在作品中未免過于軟弱、無能了，連一點點自衛的能力都沒有。
這使人聯想到《寶貝兒》中的女主人公奧蓮卡。
她也是一個唯唯諾諾，完全沒有主見，隻滿足于小市民幸福的女性，是一個“馴服的奴隸”。
所不同的是，契诃夫對奧蓮卡采取的卻已經是批評、揶揄的态度了。
在另一個短篇小說《新娘》中，作者一反過去憂郁、深沉的調子，發出了一種堅定而又響亮的聲音。
《新娘》中的女主人公娜佳完全是一個新人的形象，她毅然地告别了猥瑣、庸俗的過去，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并且義無反顧，堅信美好的明天必将到來。
“在她的面前出現了一種寬廣遼闊的新生活，這種生活雖然還朦朦胧胧，充滿神秘，但卻在吸引着她，召喚着她。
”《新娘》是契诃夫晚年（1903）寫的最後一個重要短篇小說，這時他的情緒空前高漲，作品的風格也變得分外清新、明朗，充滿激情。
這無疑與二十世紀初俄國高漲的革命氛圍是分不開的。
可惜這個時期的創作還沒有完全展開，契诃夫便于1904年7月2日與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