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關燈
小
中
大
會議主持者在會議室門外等我，和我并肩走入餐廳。
邊走邊說，希望我明天談談“四人幫”所推行的極“左”教育路線，對藝術院校教育方針教育方向的幹擾破壞。
我隻好“極其謙虛”地拒絕。
我不是一個沒有說過謊的人。
但是，跨出複旦校門那一天，我在日記上曾寫下過這樣的話：“這些年，我認清了那麼多虛僞的人，見過那麼多虛僞的事，聽過那麼多謊話，自己也違心地說過那麼多謊話，從此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我這“要作一個誠實的人”的人，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彌天大謊！ 那的确是我離開大學後第一次說謊，不，第二次。
第一次是——我打了“電影童星”一記耳光而說是“跟他鬧着玩”。
我第二次說謊，像一個謊話連篇的人一樣，說得那麼逼真，那麼周正。
我内心感到羞恥到了極點。
一個畢業于名牌大學的青年，僅僅由于在某一個不正常的時期邁入了這所大學的校門，便如同私生子隐瞞自己的身世，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瞞自己的“廬山真面目”，真是曆史的悲哀！ 就個人心理來說，這是十分可鄙的。
但這絕非我自己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心理。
這種心理，像不可見的潰瘍，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農兵學員”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類。
對于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又多麼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謊話，當晚就被戳穿——我們編輯部的某位領導來西苑看望在華南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曉得。
第二天，我遲到了十分鐘。
在二樓樓口，被一位老者攔住。
他對我說：“你先不要進會議室。
” 我迷惑地望着他。
他又說：“大家已經知道了。
” 我問：“知道什麼了？” “知道你是一個‘工農兵學員’。
”他那深沉的目光，嚴肅地注視着我。
我呆住了。
他低聲說：“大家很氣憤，正在議論你。
你為什麼要扯謊呢？為什麼要欺騙大家呢？”他搖搖頭，聲音更低地說：“這多不好，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會簡報組彙報這件事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國“高教”會上，在粉碎“四人幫”後，謊言和虛僞正開始從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肅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農兵學員”，卻大言不慚地自稱是“·文·革”·前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畢業生，這的确是太令人生氣了。
我垂下了頭，臉紅得發燒。
我羞慚地對那老者說：“您替我講幾句好話吧，千萬别使我的名字上簡報啊！” 他說：“我已經這樣做了。
” 他的目光那麼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時刻，也是最使人難以承受的目光。
我覺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裡了。
他說：“我們到樓外走走好嗎？” 我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我們在樓外走着，他向我講了許多應該怎樣看待自己是一個“工農兵學員”的道理。
當他陪着我走回到會議室門前，我還是缺乏足夠的勇氣進入。
他說：“世上沒有一個人敢聲明自己從未說過謊。
進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齊進入了會議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這位令我感激不盡的老者，原來是老教育家吳伯箫。
吳老是我到北京後，第一個引起我發自内心的無比尊敬的人。
“高教”會結束後，他給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歡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時他家住沙灘。
我到他家去過兩次。
第一次他贈我散文集《北極星》。
第二次他贈我散文集《布衣集》，并贈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欽”四字。
他親自替我刻的。
兩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寫作。
一見我，他立刻放下筆，沏茶，找煙，面對面與我相坐，與我交談。
他是那麼平易近人，簡直使我懷疑他是個絲毫沒有脾氣的人。
他臉上的表情總是那麼安詳。
與我說話時，眼睛注視着我。
聽我說話時，微微向我俯着身子。
他聽力不佳。
我最難忘的是他那種目光
邊走邊說，希望我明天談談“四人幫”所推行的極“左”教育路線，對藝術院校教育方針教育方向的幹擾破壞。
我隻好“極其謙虛”地拒絕。
我不是一個沒有說過謊的人。
但是，跨出複旦校門那一天，我在日記上曾寫下過這樣的話：“這些年，我認清了那麼多虛僞的人，見過那麼多虛僞的事，聽過那麼多謊話，自己也違心地說過那麼多謊話，從此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我這“要作一個誠實的人”的人，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彌天大謊！ 那的确是我離開大學後第一次說謊，不，第二次。
第一次是——我打了“電影童星”一記耳光而說是“跟他鬧着玩”。
我第二次說謊，像一個謊話連篇的人一樣，說得那麼逼真，那麼周正。
我内心感到羞恥到了極點。
一個畢業于名牌大學的青年，僅僅由于在某一個不正常的時期邁入了這所大學的校門，便如同私生子隐瞞自己的身世，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瞞自己的“廬山真面目”，真是曆史的悲哀！ 就個人心理來說，這是十分可鄙的。
但這絕非我自己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心理。
這種心理，像不可見的潰瘍，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農兵學員”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類。
對于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又多麼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謊話，當晚就被戳穿——我們編輯部的某位領導來西苑看望在華南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曉得。
第二天，我遲到了十分鐘。
在二樓樓口，被一位老者攔住。
他對我說：“你先不要進會議室。
” 我迷惑地望着他。
他又說：“大家已經知道了。
” 我問：“知道什麼了？” “知道你是一個‘工農兵學員’。
”他那深沉的目光，嚴肅地注視着我。
我呆住了。
他低聲說：“大家很氣憤，正在議論你。
你為什麼要扯謊呢？為什麼要欺騙大家呢？”他搖搖頭，聲音更低地說：“這多不好，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會簡報組彙報這件事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國“高教”會上，在粉碎“四人幫”後，謊言和虛僞正開始從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肅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農兵學員”，卻大言不慚地自稱是“·文·革”·前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畢業生，這的确是太令人生氣了。
我垂下了頭，臉紅得發燒。
我羞慚地對那老者說：“您替我講幾句好話吧，千萬别使我的名字上簡報啊！” 他說：“我已經這樣做了。
” 他的目光那麼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時刻，也是最使人難以承受的目光。
我覺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裡了。
他說：“我們到樓外走走好嗎？” 我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我們在樓外走着，他向我講了許多應該怎樣看待自己是一個“工農兵學員”的道理。
當他陪着我走回到會議室門前，我還是缺乏足夠的勇氣進入。
他說：“世上沒有一個人敢聲明自己從未說過謊。
進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齊進入了會議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這位令我感激不盡的老者，原來是老教育家吳伯箫。
吳老是我到北京後，第一個引起我發自内心的無比尊敬的人。
“高教”會結束後，他給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歡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時他家住沙灘。
我到他家去過兩次。
第一次他贈我散文集《北極星》。
第二次他贈我散文集《布衣集》，并贈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欽”四字。
他親自替我刻的。
兩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寫作。
一見我，他立刻放下筆，沏茶，找煙，面對面與我相坐，與我交談。
他是那麼平易近人，簡直使我懷疑他是個絲毫沒有脾氣的人。
他臉上的表情總是那麼安詳。
與我說話時，眼睛注視着我。
聽我說話時，微微向我俯着身子。
他聽力不佳。
我最難忘的是他那種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