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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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後，第二次打來電話，說：“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見，那一天你未開口，我想當面聽你談談。
” 我說：“我的意見，和我們副主任那天談的意見是一緻的。
”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還是想同你談談。
”我說：“我不到你家去談了，路遠，要談你就到北影來談吧！”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明天就去。
” 我說：“請上午來。
”因下午廠内放“觀摩影片”，屬于藝術學習，我不願錯過機會。
他說：“上午不行。
我上午有事。
” 我說：“那你就改天來。
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請便。
” 他說：“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沒有時間。
”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電話，罵一句：“你他媽的！” 真夠矯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電影。
原以為隻放一部影片，卻放了兩部。
五天後，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辦公室，說：“小梁，有人寫信告你。
” 我吃一驚，暗想我沒作什麼違法犯科的事呀？也沒搞過什麼不正當的男女關系，誰告我什麼呢？因問：“張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說：“沒錯，告的就是你梁曉聲，你看看這封信。
” 我接過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編者寫來的，曆數我的罪狀。
不算洋洋萬言的一封信，起碼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發沖冠”了，就要将那封信撕個粉碎。
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奪過信去，說：“别發火，講講，怎麼回事？” 我強按怒火，将事情來龍去脈，一五一十，述說一遍。
正述說時，當時的一位廠黨委負責人也找到了編輯部，由主任陪着，将編輯們召集一起，詢問近期處理稿件中，誰可有什麼渎職行為？ 衆編輯回答：絕無。
這位廠黨委負責人說：肯定有。
原來，他剛參加過一個會。
一位負責同志在會上點了北影，說：“你們北影要熱情對待業餘作者嘛，不要将業餘作者拒之門外嘛，不要像‘四人幫’時期一樣，搞得像個獨立王國，針插不入，水潑不進嘛！” 衆編輯聽了，面面相觑，不知這話從何說起。
隻有我心中明白。
因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寫道：“我一無靠山，二無‘後門’（噫！與辛欣語同出一轍），全憑一片關心中國電影事業的熱忱，寫了這個電影劇本，竟受到種種刁難，被拒于北影大門之外。
你們對一位業餘作者是什麼态度？！你們這種冷漠無情的态度，又如何能使中國的電影事業得以繁榮？！……”他的話同那位負責同志的話何其相似乃爾？ “拒之門外”——确屬事實。
他下午來時，門衛沒放他進廠。
告訴他下午編導部門正進行藝術觀摩研讨，請他改日再來。
故他信中還寫到：“我在凄風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門外近一小時才離去。
回家後感冒了，發燒三十九度。
我的父親和母親，不得不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實，不得而知。
我對大家說：“負責同志對北影的批評，并非‘莫須有’，肯定是因我而發的。
” 政治部主任也說：“肯定是。
” 于是當即，我、政治部主任、編輯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廠黨委領導，一齊走到二樓小會議室，研究如何妥善對待來自上面的尖銳批評。
廠長同志很重視這件事，也參加研究。
那位廠黨委領導說：“我看就讓小梁寫份檢讨，由廠黨委轉給上級。
”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檢讨！我沒什麼可檢讨的，要檢讨你們自己檢讨！” 編輯部主任說：“讓小梁檢讨，莫如讓我檢讨。
”副主任問：“檢讨什麼？我作為編輯部副主任，親自到一個并不成熟的劇本的改編者家中，認認真真地談過意見，還要我們怎麼樣？” 政治部主任說：“我認為有的同志因為這件事而對北影作的批評，是言過其實的。
” 廠長最後說：“不必檢讨，誰也不必檢讨。
要是這也值得檢讨的話，莫如我檢讨了！因為我是廠長嘛！”轉臉看着我，又說，“小梁，我要求你給領導同志寫封信解釋一下，你不覺得過分吧？解釋，而不是檢讨。
” 我說：“這可以。
” 回到辦公室，鋪開信紙，就欲寫。
忽而想到，并沒指名道姓地批評我，我對他解釋得着嗎？決定不給那位負責人寫信，而給他的兒子寫信。
握着筆，我想到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農村的二十一歲的青年，某日來到編輯部，由我接待。
他随身帶來三個電影劇本，請求我在兩天内看完，并當面向他談意見。
我問他為何給我的時間這樣短？他說他是自費來京的，專程送稿。
不得花錢住宿，在火車站過夜。
問何以不寄來？說·希·望·當·面
” 我說：“我的意見，和我們副主任那天談的意見是一緻的。
”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還是想同你談談。
”我說：“我不到你家去談了，路遠，要談你就到北影來談吧！”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明天就去。
” 我說：“請上午來。
”因下午廠内放“觀摩影片”，屬于藝術學習，我不願錯過機會。
他說：“上午不行。
我上午有事。
” 我說：“那你就改天來。
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請便。
” 他說：“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沒有時間。
”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電話，罵一句：“你他媽的！” 真夠矯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電影。
原以為隻放一部影片，卻放了兩部。
五天後，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辦公室，說：“小梁，有人寫信告你。
” 我吃一驚，暗想我沒作什麼違法犯科的事呀？也沒搞過什麼不正當的男女關系，誰告我什麼呢？因問：“張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說：“沒錯，告的就是你梁曉聲，你看看這封信。
” 我接過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編者寫來的，曆數我的罪狀。
不算洋洋萬言的一封信，起碼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發沖冠”了，就要将那封信撕個粉碎。
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奪過信去，說：“别發火，講講，怎麼回事？” 我強按怒火，将事情來龍去脈，一五一十，述說一遍。
正述說時，當時的一位廠黨委負責人也找到了編輯部，由主任陪着，将編輯們召集一起，詢問近期處理稿件中，誰可有什麼渎職行為？ 衆編輯回答：絕無。
這位廠黨委負責人說：肯定有。
原來，他剛參加過一個會。
一位負責同志在會上點了北影，說：“你們北影要熱情對待業餘作者嘛，不要将業餘作者拒之門外嘛，不要像‘四人幫’時期一樣，搞得像個獨立王國，針插不入，水潑不進嘛！” 衆編輯聽了，面面相觑，不知這話從何說起。
隻有我心中明白。
因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寫道：“我一無靠山，二無‘後門’（噫！與辛欣語同出一轍），全憑一片關心中國電影事業的熱忱，寫了這個電影劇本，竟受到種種刁難，被拒于北影大門之外。
你們對一位業餘作者是什麼态度？！你們這種冷漠無情的态度，又如何能使中國的電影事業得以繁榮？！……”他的話同那位負責同志的話何其相似乃爾？ “拒之門外”——确屬事實。
他下午來時，門衛沒放他進廠。
告訴他下午編導部門正進行藝術觀摩研讨，請他改日再來。
故他信中還寫到：“我在凄風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門外近一小時才離去。
回家後感冒了，發燒三十九度。
我的父親和母親，不得不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實，不得而知。
我對大家說：“負責同志對北影的批評，并非‘莫須有’，肯定是因我而發的。
” 政治部主任也說：“肯定是。
” 于是當即，我、政治部主任、編輯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廠黨委領導，一齊走到二樓小會議室，研究如何妥善對待來自上面的尖銳批評。
廠長同志很重視這件事，也參加研究。
那位廠黨委領導說：“我看就讓小梁寫份檢讨，由廠黨委轉給上級。
”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檢讨！我沒什麼可檢讨的，要檢讨你們自己檢讨！” 編輯部主任說：“讓小梁檢讨，莫如讓我檢讨。
”副主任問：“檢讨什麼？我作為編輯部副主任，親自到一個并不成熟的劇本的改編者家中，認認真真地談過意見，還要我們怎麼樣？” 政治部主任說：“我認為有的同志因為這件事而對北影作的批評，是言過其實的。
” 廠長最後說：“不必檢讨，誰也不必檢讨。
要是這也值得檢讨的話，莫如我檢讨了！因為我是廠長嘛！”轉臉看着我，又說，“小梁，我要求你給領導同志寫封信解釋一下，你不覺得過分吧？解釋，而不是檢讨。
” 我說：“這可以。
” 回到辦公室，鋪開信紙，就欲寫。
忽而想到，并沒指名道姓地批評我，我對他解釋得着嗎？決定不給那位負責人寫信，而給他的兒子寫信。
握着筆，我想到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農村的二十一歲的青年，某日來到編輯部，由我接待。
他随身帶來三個電影劇本，請求我在兩天内看完，并當面向他談意見。
我問他為何給我的時間這樣短？他說他是自費來京的，專程送稿。
不得花錢住宿，在火車站過夜。
問何以不寄來？說·希·望·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