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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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戲劇學院的女大學生宿舍。
簡直就像東北的“跑腿子老客”們住的最下等的小客棧。
起碼才華橫溢的青年女作家張辛欣，畢業前住的那個宿舍是那樣。
似乎根本沒有暖氣，或者有暖氣但壞了，不比外邊的溫度高多少。
四張床，兩張空着，光床闆上堆滿雜七雜八的東西。
還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來的，像花卷那種省事的卷法。
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
床頭一張小桌，可桌面鋪排着稿紙，紙簍裡開滿“雪蓮花”。
看來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
一個牆角堆了一堆垃圾。
碗啦、盤啦、飯盒啦，工藝品似的在窗台上擺了一溜。
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還有一個破損了的煙灰缸，裡面大有“内容”。
辛欣那位同學，煞費苦心地在調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電視機，卻怎麼也調不出圖像來。
我和老李幹坐無聊，搭讪着問：“是壞了吧？”她說：“沒壞啊，從家裡搬來前我還看的。
”又問：“你們是哪兒的？” 我說：“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
” 問：“北影的梁曉聲你認識吧？” 我說：“那小子是我。
” 她仔細地打量着我：“是你？” 我說：“沒錯。
” “天啊！”她說，“我都認不出來你了。
” 我問：“你是誰？” 她說：“我是李小龍啊！我和我們老師到你家去過好幾次，你記不起來了？” 我終于記起來了，說：“你也變化很大。
” “胖了。
”她說，“我結婚了。
” 由女大學生而少婦，質的變化。
我當然難以認出她。
她複打量着我，憾慨系之地說：“真沒想到三年未見，你就變成這樣子了！第一次見面時，覺得你還可以呀！”我說：“我當爸爸了。
” 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聲。
我九月份剃的光頭，那時十一月份，頭發長出不足一寸，胡子卻經久未刮，荒蕪了滿臉。
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塗鉛。
穿着一件破“棉猴”，舊皮鞋不系鞋帶，整個一副俗裝恹态的惡和尚形象。
變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僅僅是由于當了爸爸，由于剃了光頭，由于病，還由于當了作家。
當了演員們的女人，是越變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維持着好看。
當了作家們的男人，則注定的越變越不“可以”了。
功夫會花在“打扮”稿紙上，自己是什麼鳥模樣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說：“我們多等會兒不打擾吧？” 她說：“沒事，沒事。
” 我問：“辛欣情緒如何？” 她說：“辛欣挨批的次數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
”又是一種“不在乎”。
我說：“不在乎，這是境界。
中國的作家，要習慣挨批，泰然處之才好。
” 她說：“沒批到你頭上，你才泰然。
” 我說：“是啊。
别人的孩子被掐死了，總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麼痛不欲生。
” 正說着，辛欣回來了。
我将老李介紹給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誠意。
她坐下去，默然無聲。
我說：“老李是我朋友，誠心誠意來向你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
” 辛欣沉吟良久，方開口道：“曉聲，不是我不講交情，我近來差不多發一篇，挨批一篇。
寄出去的，各編輯部都不敢發，你說我還寫個什麼勁？還他媽的寫得下去嗎？”翻弄着桌上的稿紙給我看，又說，“其實倒也不是不想寫了。
還想寫，但實在寫不下去啊！一個星期了，寫了還不到六千字。
我想冷卻一個階段，思考一些問題，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幹擾地進行思考。
”說完，她将桌上的稿紙全部收攏，放入抽屜，鎖上。
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說：“我不逼你為《青春》寫稿。
我來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關注之情。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咱們來日方長。
作為刊物負責人，不能作家有難，則疏之，作家揚名，則近之，那就太勢利了！” 老李真好編輯，不愧我朋友。
我們聊了近一個小時，十點後方告辭。
夜風瑟瑟中，我們緩緩地走着，心中都有說不出的惆怅。
當時《青春》也因為一篇什麼小說，“散布了污染”，上了簡報。
我理解他的心情。
自己頂着壓力卻來京專程找辛欣組稿，作為一個刊物的負責人，這“俠肝義膽”使我敬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灘小報記者評論三四流這個“星”那個“星”的語言說——正很“走紅”。
然而我也憂郁，我也壓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涼。
因為我不可能終生扮演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
我一旦也對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皺皺眉，搖搖頭，或者瞪瞪眼睛，說幾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話，哪怕這話是真的，也便會與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線上”了。
而一個作家，不，一個人，某些時對某些事，大抵總難免要皺皺眉，搖搖頭，或者瞪瞪眼睛的。
也總難免要說些什麼使某些人們不大受用的話的。
達到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超脫則超脫矣，悠然則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這種“超脫”和“悠然”中，不複是作家了！文壇從來不是佛殿。
要想“超脫”倒莫如抛棄紙筆去數念珠，遁入空門為好。
後來有某報的編者來訪，說是要寫篇文章，舉兩位青年作家為例，梁曉聲代表“正确的”創造道路
簡直就像東北的“跑腿子老客”們住的最下等的小客棧。
起碼才華橫溢的青年女作家張辛欣，畢業前住的那個宿舍是那樣。
似乎根本沒有暖氣，或者有暖氣但壞了，不比外邊的溫度高多少。
四張床，兩張空着，光床闆上堆滿雜七雜八的東西。
還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來的，像花卷那種省事的卷法。
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
床頭一張小桌，可桌面鋪排着稿紙，紙簍裡開滿“雪蓮花”。
看來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
一個牆角堆了一堆垃圾。
碗啦、盤啦、飯盒啦，工藝品似的在窗台上擺了一溜。
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還有一個破損了的煙灰缸，裡面大有“内容”。
辛欣那位同學，煞費苦心地在調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電視機，卻怎麼也調不出圖像來。
我和老李幹坐無聊，搭讪着問：“是壞了吧？”她說：“沒壞啊，從家裡搬來前我還看的。
”又問：“你們是哪兒的？” 我說：“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
” 問：“北影的梁曉聲你認識吧？” 我說：“那小子是我。
” 她仔細地打量着我：“是你？” 我說：“沒錯。
” “天啊！”她說，“我都認不出來你了。
” 我問：“你是誰？” 她說：“我是李小龍啊！我和我們老師到你家去過好幾次，你記不起來了？” 我終于記起來了，說：“你也變化很大。
” “胖了。
”她說，“我結婚了。
” 由女大學生而少婦，質的變化。
我當然難以認出她。
她複打量着我，憾慨系之地說：“真沒想到三年未見，你就變成這樣子了！第一次見面時，覺得你還可以呀！”我說：“我當爸爸了。
” 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聲。
我九月份剃的光頭，那時十一月份，頭發長出不足一寸，胡子卻經久未刮，荒蕪了滿臉。
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塗鉛。
穿着一件破“棉猴”，舊皮鞋不系鞋帶，整個一副俗裝恹态的惡和尚形象。
變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僅僅是由于當了爸爸，由于剃了光頭，由于病，還由于當了作家。
當了演員們的女人，是越變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維持着好看。
當了作家們的男人，則注定的越變越不“可以”了。
功夫會花在“打扮”稿紙上，自己是什麼鳥模樣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說：“我們多等會兒不打擾吧？” 她說：“沒事，沒事。
” 我問：“辛欣情緒如何？” 她說：“辛欣挨批的次數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
”又是一種“不在乎”。
我說：“不在乎，這是境界。
中國的作家，要習慣挨批，泰然處之才好。
” 她說：“沒批到你頭上，你才泰然。
” 我說：“是啊。
别人的孩子被掐死了，總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麼痛不欲生。
” 正說着，辛欣回來了。
我将老李介紹給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誠意。
她坐下去，默然無聲。
我說：“老李是我朋友，誠心誠意來向你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
” 辛欣沉吟良久，方開口道：“曉聲，不是我不講交情，我近來差不多發一篇，挨批一篇。
寄出去的，各編輯部都不敢發，你說我還寫個什麼勁？還他媽的寫得下去嗎？”翻弄着桌上的稿紙給我看，又說，“其實倒也不是不想寫了。
還想寫，但實在寫不下去啊！一個星期了，寫了還不到六千字。
我想冷卻一個階段，思考一些問題，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幹擾地進行思考。
”說完，她将桌上的稿紙全部收攏，放入抽屜，鎖上。
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說：“我不逼你為《青春》寫稿。
我來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關注之情。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咱們來日方長。
作為刊物負責人，不能作家有難，則疏之，作家揚名，則近之，那就太勢利了！” 老李真好編輯，不愧我朋友。
我們聊了近一個小時，十點後方告辭。
夜風瑟瑟中，我們緩緩地走着，心中都有說不出的惆怅。
當時《青春》也因為一篇什麼小說，“散布了污染”，上了簡報。
我理解他的心情。
自己頂着壓力卻來京專程找辛欣組稿，作為一個刊物的負責人，這“俠肝義膽”使我敬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灘小報記者評論三四流這個“星”那個“星”的語言說——正很“走紅”。
然而我也憂郁，我也壓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涼。
因為我不可能終生扮演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
我一旦也對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皺皺眉，搖搖頭，或者瞪瞪眼睛，說幾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話，哪怕這話是真的，也便會與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線上”了。
而一個作家，不，一個人，某些時對某些事，大抵總難免要皺皺眉，搖搖頭，或者瞪瞪眼睛的。
也總難免要說些什麼使某些人們不大受用的話的。
達到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超脫則超脫矣，悠然則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這種“超脫”和“悠然”中，不複是作家了！文壇從來不是佛殿。
要想“超脫”倒莫如抛棄紙筆去數念珠，遁入空門為好。
後來有某報的編者來訪，說是要寫篇文章，舉兩位青年作家為例，梁曉聲代表“正确的”創造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