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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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意見。
問年終“分紅”多少？說一百餘元。
問豈不是路費就用去了一半麼？說值得。
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時我已分到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
第二天，就集中時間和精力将三個劇本全部看完。
那三個劇本實在不值得談什麼意見，但唯恐刺傷那農村青年的自尊心，與之委婉地談了一個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糾纏在傳達室，要求與編輯當面談構思。
傳達室為難，組長也為難。
傳達室說，編輯部若無人出面，便隻好找保衛科了。
我便自告奮勇，前去進行安撫。
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頗善安撫精神病人。
走入傳達室，但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男子，像待審的犯人似的，雙腿緊緊并攏，雙手放在膝蓋上，坐得那麼規矩。
規矩得可憐。
他留中分頭，一張瘦臉刮得幹淨。
穿件新藍幹部服，連領鈎也扣着。
雖舊卻熨出褲線的灰褲子。
一雙黃色塑料涼鞋，赤腳。
表情安靜。
瞧他那樣，并不像精神病人。
可傳達室内除了他再無别人。
我問傳達師傅：“精神病在哪兒？” 傳達師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轉身詫異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緩緩站起，文質彬彬地說：“我不是精神病，我是來送劇本的。
” 表情依然如故。
我說：“我找的不是你啊。
你誤會了。
我是編輯室的編輯，你帶來的劇本可以交給我啊。
” 他打量着我說：“我看你不是編輯。
” 我問：“那你看我像幹什麼的？” 他一字一句地說：“我看你像保衛股的。
” 我說：“你錯了。
”掏出工作證遞給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
還給我，從一個黃色的學生書包中掏出劇本，雙手捧着，鄭重其事地交我。
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誠相托。
我接過劇本，問：“你的姓名。
” 他從傳達室的長椅下拖出一個口大底小的白鐵桶，自内取出一卷紅綢，默默展開來——紅稠上，梅花篆體赫然醒目地寫着四個毛筆字——齊天大聖。
我惑然。
他說：“這就是我的名字。
” 我問：“你住哪兒啊？” 他指桶——桶内一條毯子，說：“蓋天鋪地”。
那時他臉上才顯出一種怪異的笑。
我說：“外邊在下雨啊，蓋天鋪地哪成？” 他說：“行者苦中求樂。
” 我便斷定，他是屬于那類主觀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兒明白，一忽兒糊塗。
這會兒是糊塗了。
傳達師傅便上前替我“解圍”道：“你是‘齊天大聖’，這裡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宮，劇本留下，你快走，快走。
”他瞪目道：“你把我當成瘋子？” 我趕緊說：“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轉對傳達師傅說：“讓我帶他入廠，我要和他談談。
”傳達師傅愕然地問我：“帶他到辦公室？” 我說：“帶他到我宿舍。
” 傳達師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聲說：“小梁，你何必？”我說：“不會發生什麼事的。
”見他還不放心，又說，“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 我帶“齊天大聖”到我宿舍，待之為客，與之攀談。
他糊塗勁過了，又明白起來，談吐很是文雅。
攀談中，我知他是北大畢業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勞改六年。
現雖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單位卻不要求他上班。
無所事事，便寫電影劇本。
我心中對他充滿了同情。
當晚，留宿我處。
第二天，送至火車站，替他買了回河北的火車票。
送入站内，又送至車上，與乘務員特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車開走才返…… 想起這兩件事，我覺得，自己算得上一個有責任感的編輯。
尤其對業餘作者，從未劣待過，即使對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寫道：“你的父親是高級幹部，你的靠山可謂固矣。
你的劇本由各級負責人推薦，你的‘後門’可謂大矣。
像大作這種水平的劇本，北影廠每年收到數千份。
我廠委派了一位編輯副主任和我這位編輯加以扶植，對你可謂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歲人，感冒發燒，區區小病，你的父母便‘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嬌貴忒寶貝你了吧？老實講，按一般稿件處理，你隻能得到一張退稿箋罷了，而且将在三個月後……” 寫完，裝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産生什麼顧慮，立刻寄走。
之後，靜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個什麼“劇本委員會”，在部長同志直接領導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給“劇本委員會”寫了一封信。
大意是：該劇本系某負責人之子改編，且有文化部及電影局領導同志肯定之評語。
我廠拍攝任務已滿，現寄你們，你們指示其他兄弟廠拍攝，似更加順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劇本之内，一并寄走。
僅僅五六日後，“完璧
問年終“分紅”多少？說一百餘元。
問豈不是路費就用去了一半麼？說值得。
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時我已分到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
第二天，就集中時間和精力将三個劇本全部看完。
那三個劇本實在不值得談什麼意見，但唯恐刺傷那農村青年的自尊心，與之委婉地談了一個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糾纏在傳達室，要求與編輯當面談構思。
傳達室為難，組長也為難。
傳達室說，編輯部若無人出面，便隻好找保衛科了。
我便自告奮勇，前去進行安撫。
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頗善安撫精神病人。
走入傳達室，但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男子，像待審的犯人似的，雙腿緊緊并攏，雙手放在膝蓋上，坐得那麼規矩。
規矩得可憐。
他留中分頭，一張瘦臉刮得幹淨。
穿件新藍幹部服，連領鈎也扣着。
雖舊卻熨出褲線的灰褲子。
一雙黃色塑料涼鞋，赤腳。
表情安靜。
瞧他那樣，并不像精神病人。
可傳達室内除了他再無别人。
我問傳達師傅：“精神病在哪兒？” 傳達師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轉身詫異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緩緩站起，文質彬彬地說：“我不是精神病，我是來送劇本的。
” 表情依然如故。
我說：“我找的不是你啊。
你誤會了。
我是編輯室的編輯，你帶來的劇本可以交給我啊。
” 他打量着我說：“我看你不是編輯。
” 我問：“那你看我像幹什麼的？” 他一字一句地說：“我看你像保衛股的。
” 我說：“你錯了。
”掏出工作證遞給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
還給我，從一個黃色的學生書包中掏出劇本，雙手捧着，鄭重其事地交我。
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誠相托。
我接過劇本，問：“你的姓名。
” 他從傳達室的長椅下拖出一個口大底小的白鐵桶，自内取出一卷紅綢，默默展開來——紅稠上，梅花篆體赫然醒目地寫着四個毛筆字——齊天大聖。
我惑然。
他說：“這就是我的名字。
” 我問：“你住哪兒啊？” 他指桶——桶内一條毯子，說：“蓋天鋪地”。
那時他臉上才顯出一種怪異的笑。
我說：“外邊在下雨啊，蓋天鋪地哪成？” 他說：“行者苦中求樂。
” 我便斷定，他是屬于那類主觀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兒明白，一忽兒糊塗。
這會兒是糊塗了。
傳達師傅便上前替我“解圍”道：“你是‘齊天大聖’，這裡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宮，劇本留下，你快走，快走。
”他瞪目道：“你把我當成瘋子？” 我趕緊說：“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轉對傳達師傅說：“讓我帶他入廠，我要和他談談。
”傳達師傅愕然地問我：“帶他到辦公室？” 我說：“帶他到我宿舍。
” 傳達師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聲說：“小梁，你何必？”我說：“不會發生什麼事的。
”見他還不放心，又說，“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 我帶“齊天大聖”到我宿舍，待之為客，與之攀談。
他糊塗勁過了，又明白起來，談吐很是文雅。
攀談中，我知他是北大畢業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勞改六年。
現雖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單位卻不要求他上班。
無所事事，便寫電影劇本。
我心中對他充滿了同情。
當晚，留宿我處。
第二天，送至火車站，替他買了回河北的火車票。
送入站内，又送至車上，與乘務員特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車開走才返…… 想起這兩件事，我覺得，自己算得上一個有責任感的編輯。
尤其對業餘作者，從未劣待過，即使對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寫道：“你的父親是高級幹部，你的靠山可謂固矣。
你的劇本由各級負責人推薦，你的‘後門’可謂大矣。
像大作這種水平的劇本，北影廠每年收到數千份。
我廠委派了一位編輯副主任和我這位編輯加以扶植，對你可謂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歲人，感冒發燒，區區小病，你的父母便‘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嬌貴忒寶貝你了吧？老實講，按一般稿件處理，你隻能得到一張退稿箋罷了，而且将在三個月後……” 寫完，裝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産生什麼顧慮，立刻寄走。
之後，靜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個什麼“劇本委員會”，在部長同志直接領導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給“劇本委員會”寫了一封信。
大意是：該劇本系某負責人之子改編，且有文化部及電影局領導同志肯定之評語。
我廠拍攝任務已滿，現寄你們，你們指示其他兄弟廠拍攝，似更加順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劇本之内，一并寄走。
僅僅五六日後，“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