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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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趙”。
劇本被“劇本委員會”退回，附函曰：“該劇本既然已經你們扶植，你們還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見。
” 碰上了和我一樣不具慧眼，也無伯樂精神的編輯！走投無路，不再猶豫，不再顧慮，草草填了信封，便退。
我想，主任要我來當這個劇本的責編，還真是選對了人。
我自以為“不辱使命”。
我想，權力之與文學藝術，恰如鐵樹之與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難活。
偏若移花接木，何類“狗扯羊皮”？ 現今有種說法：一等智商者經商，二等智商者從政，三等智商者才從文。
“文”的經濟基礎，在“倒爺”們之下；“文”的社會地位，在“政府官員”之下，因此某些幹部子女，便經商，便從政。
“三等智商”的，便往什麼電影制片廠啦，電視台啦，以及其他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單位或部門擠。
果有“文學藝術”才華的，自當别論。
并無“文學藝術”細胞的，豈非授柄于人，傳诟于世麼？且“文”假以權，權佐以“文”，結果必然是“文”腐蝕了權，權亵渎了“文”。
那才是悲夫哉！ 我頂讨厭文學藝術領域内現今種種假權勢而壓“文”、而欺“文”的風氣。
動辄：“這個電影劇本某某領導同志看過，給予肯定了！”“這個電視劇本某某領導同志非常欣賞。
” “這篇小說某某領導希望發表并配合評論。
” 文學藝術的圈子裡，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領導“看過了”，“給予肯定”了又怎樣？某某領導“非常欣賞”又怎樣？ 某某領導的“希望”便一定要“照辦”麼？ 某某領導究竟是“領導”，還是文學藝術工作者？ 你是市長，我是公民，公民該盡哪些公民義務，我聽你的。
我是編輯，你是市長，市長寫電影劇本，或寫小說，寫詩，寫話劇什麼的，對不起，你聽我的。
這才對勁。
否則，大不對勁。
這叫“社會分工不同”，應該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
也是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産主義的社會原則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國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
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
我作為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讨論。
會議最初幾天，讨論内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工農兵學員”——這建國三十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為它說半句好話。
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麼角度什麼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面。
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處于被缺席審判的地位。
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于别人進入會議室，坐在了更準确說是隐蔽在一排長沙發後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
我負有向編輯部傳達會議情況和信息的使命。
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麼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
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鐘點散會，讨論氣氛沉悶了。
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
主持讨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布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鐘點在沉悶中流逝。
他用目光掃視着大家，企圖鼓勵什麼人作短暫發言。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
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擡起了頭。
于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我的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色。
“你怎麼不發言啊？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數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轉過身瞧着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後還隐藏着我這麼個人。
我讷讷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的這麼說了。
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讨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着許多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們說的第一句話，當着華南大組全體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
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并欲使衆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号，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闆或經理的姓名……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系“·文·革”·前的畢業生。
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
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 為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
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
“·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于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于什麼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為是·他·們·的學生。
劇本被“劇本委員會”退回，附函曰：“該劇本既然已經你們扶植，你們還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見。
” 碰上了和我一樣不具慧眼，也無伯樂精神的編輯！走投無路，不再猶豫，不再顧慮，草草填了信封，便退。
我想，主任要我來當這個劇本的責編，還真是選對了人。
我自以為“不辱使命”。
我想，權力之與文學藝術，恰如鐵樹之與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難活。
偏若移花接木，何類“狗扯羊皮”？ 現今有種說法：一等智商者經商，二等智商者從政，三等智商者才從文。
“文”的經濟基礎，在“倒爺”們之下；“文”的社會地位，在“政府官員”之下，因此某些幹部子女，便經商，便從政。
“三等智商”的，便往什麼電影制片廠啦，電視台啦，以及其他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單位或部門擠。
果有“文學藝術”才華的，自當别論。
并無“文學藝術”細胞的，豈非授柄于人，傳诟于世麼？且“文”假以權，權佐以“文”，結果必然是“文”腐蝕了權，權亵渎了“文”。
那才是悲夫哉！ 我頂讨厭文學藝術領域内現今種種假權勢而壓“文”、而欺“文”的風氣。
動辄：“這個電影劇本某某領導同志看過，給予肯定了！”“這個電視劇本某某領導同志非常欣賞。
” “這篇小說某某領導希望發表并配合評論。
” 文學藝術的圈子裡，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領導“看過了”，“給予肯定”了又怎樣？某某領導“非常欣賞”又怎樣？ 某某領導的“希望”便一定要“照辦”麼？ 某某領導究竟是“領導”，還是文學藝術工作者？ 你是市長，我是公民，公民該盡哪些公民義務，我聽你的。
我是編輯，你是市長，市長寫電影劇本，或寫小說，寫詩，寫話劇什麼的，對不起，你聽我的。
這才對勁。
否則，大不對勁。
這叫“社會分工不同”，應該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
也是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産主義的社會原則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國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
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
我作為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讨論。
會議最初幾天，讨論内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工農兵學員”——這建國三十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為它說半句好話。
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麼角度什麼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面。
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處于被缺席審判的地位。
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于别人進入會議室，坐在了更準确說是隐蔽在一排長沙發後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
我負有向編輯部傳達會議情況和信息的使命。
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麼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
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鐘點散會，讨論氣氛沉悶了。
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
主持讨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布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鐘點在沉悶中流逝。
他用目光掃視着大家，企圖鼓勵什麼人作短暫發言。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
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擡起了頭。
于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我的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色。
“你怎麼不發言啊？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數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轉過身瞧着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後還隐藏着我這麼個人。
我讷讷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的這麼說了。
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讨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着許多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們說的第一句話，當着華南大組全體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
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并欲使衆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号，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闆或經理的姓名……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系“·文·革”·前的畢業生。
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
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 為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
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
“·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于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于什麼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為是·他·們·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