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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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下便看。
内中用大頭針别着幾份“批示”。
第一頁，是當時的一位領導同志寫給自己秘書的，隻稱作者名字，可見關系非同一般。
大意是劇本看過了，很電影化，主題思想很有意義。
人物形象突出，情節曲折生動雲雲。
要秘書告作者，已代轉電影局某負責同志。
第二頁，是這位電影局某負責同志的“意見”，當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見”。
大概是為了表示虔誠和态度認真，還提了幾條無傷大雅的“似可修改”之處。
一個“似”字，道出許多謹慎。
第三頁，是我們北影廠當時廠長的批條——立轉編輯部主任一閱。
主任積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閱”了。
我看罷這些“官批”，對同室的一位老編輯笑道：“這位作者，不是大幹部的兒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類。
”老編輯揶揄道：“你的美差來了啊。
” 我答：“看看再說吧。
” 這個劇本是根據北影已故著名編劇海默同志的遺作《戰馬》改編的。
看過後，竟沒看出什麼“匠心”之處。
凝思良久，又去資料室翻出原作細讀。
讀罷，大不以為然了。
海默同志的原作，寫的是新疆剿匪時期，一名解放軍排長的戰馬，在戰鬥中犧牲，戰馬是騎兵的“第二戰友”，思念之情深切。
後來在戰鬥中擊斃一匪首，獲得一匹與自己的“戰友”一模一樣的雪白馬，遂結“生死之交”，屢立戰功。
小說原作，确不失為一篇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為，從小說到電影，所謂改編應是“再創作”，要重新體現改編者自己的藝術處理和藝術構思。
“再創作”意味着藝術性的“再升華”，思想性的“再開掘”，情節細節方面的“再組合”。
不見這些，那改編便是平庸的改編，當一名編劇也就太省事了。
而且一篇短篇小說改編為電影，該補充多少改編者自己的生活和藝術方面的積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這種藝術觀點，我認為那劇本的改編是平庸的，這就與那些負責人的意見大相徑庭了。
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親自改編過自己這篇小說，北影還曾打印，“文革”中“一掃而光”了。
我便感到左右為難起來，不知該怎樣寫“書面意見”，索性拿着它找主任當面說。
主任又問：“改編的如何？” 我說：“将小說‘斷行’，不等于就算改編。
”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吟起來。
我又說：“題材也有些陳舊。
剛剛粉碎‘四人幫’，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側面反映‘十年動亂’的電影。
再者，便拍，也應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編的劇本，亦算對我廠著名編劇的一種追憶和紀念。
” 看得出，主任也頗感為難，默默吸了一會煙，終于說：“這樣吧，再給副主任看看。
刊物即将恢複，修改後發一下，也算了結了此事。
” 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藝術判斷水平的老同志，看後對我說：“即使發表，也需讓作者再認真修改幾遍。
” 我就打電話與作者聯系，約他到廠裡來聽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見。
他嫌路遠，希望到他家談。
我想到副主任家離他家較近，為了老頭少走許多路，應諾了。
那時我們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從北影廠到火車站，路是夠遠的。
倒了三次車到了火車站，還要倒一次車，下了車還要走十分鐘。
那一帶我到北京後沒去過，街道不熟，約定的時間又早——八點半。
六點半便離廠，吃不上早飯，北京站附近買了一個面包，邊走邊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當然要請副主任先談意見。
老頭看得很認真，用鉛筆在稿紙格邊做了許多記号，寫了不少句“評語”，一邊翻閱，一邊談。
老頭談一條，作者“解釋”一條。
或曰：“這裡你沒看明白。
”或曰：“這裡不能照你的建議改。
”或曰：“我自己認為這裡改的很好。
”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斷他說：“我們尊重改編者本人的藝術見地，我們的意見也僅供你參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過分。
你修改後再寄我們看吧！”說罷起身，也不告辭，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隻好跟我走掉。
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評我：“幹嘛那麼沒耐心呢？”我說：“他幹嘛那麼不虛心呢？” 副主任說：“他認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這一點你還沒看出來？” 我說：“看出來了，因此我這一般編輯不願給他這非一般作者當責編，另請高明罷！” 副主任笑道：“我們研究後，還非你當這責編不可呢！沒吃早飯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們找個地方，我請你吃一頓。
”數日後，劇本寄回。
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頭勾出的幾個錯别字，毫無變動。
再一項作者的“勞動”，便是用橡皮将老頭在格邊作的記号或評語擦掉了。
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腦細胞了！擱置抽屜，看他怎樣？僅僅隔了一天，就打來電話，質問：“你們到底作出決定沒有？” 我反問：“什麼決定？” 作者說：“有關領導同志都很認真對待這個劇本，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廠長也無反對态度，你們為什麼雞蛋裡挑骨頭呢？” 我說：“那你就讓他們直接下道生産令拍攝嘛！還給我這個責編打電話幹什麼？”說罷挂了電話。
内中用大頭針别着幾份“批示”。
第一頁，是當時的一位領導同志寫給自己秘書的，隻稱作者名字，可見關系非同一般。
大意是劇本看過了，很電影化，主題思想很有意義。
人物形象突出，情節曲折生動雲雲。
要秘書告作者，已代轉電影局某負責同志。
第二頁，是這位電影局某負責同志的“意見”，當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見”。
大概是為了表示虔誠和态度認真，還提了幾條無傷大雅的“似可修改”之處。
一個“似”字，道出許多謹慎。
第三頁，是我們北影廠當時廠長的批條——立轉編輯部主任一閱。
主任積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閱”了。
我看罷這些“官批”，對同室的一位老編輯笑道：“這位作者，不是大幹部的兒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類。
”老編輯揶揄道：“你的美差來了啊。
” 我答：“看看再說吧。
” 這個劇本是根據北影已故著名編劇海默同志的遺作《戰馬》改編的。
看過後，竟沒看出什麼“匠心”之處。
凝思良久，又去資料室翻出原作細讀。
讀罷，大不以為然了。
海默同志的原作，寫的是新疆剿匪時期，一名解放軍排長的戰馬，在戰鬥中犧牲，戰馬是騎兵的“第二戰友”，思念之情深切。
後來在戰鬥中擊斃一匪首，獲得一匹與自己的“戰友”一模一樣的雪白馬，遂結“生死之交”，屢立戰功。
小說原作，确不失為一篇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為，從小說到電影，所謂改編應是“再創作”，要重新體現改編者自己的藝術處理和藝術構思。
“再創作”意味着藝術性的“再升華”，思想性的“再開掘”，情節細節方面的“再組合”。
不見這些，那改編便是平庸的改編，當一名編劇也就太省事了。
而且一篇短篇小說改編為電影，該補充多少改編者自己的生活和藝術方面的積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這種藝術觀點，我認為那劇本的改編是平庸的，這就與那些負責人的意見大相徑庭了。
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親自改編過自己這篇小說，北影還曾打印，“文革”中“一掃而光”了。
我便感到左右為難起來，不知該怎樣寫“書面意見”，索性拿着它找主任當面說。
主任又問：“改編的如何？” 我說：“将小說‘斷行’，不等于就算改編。
”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吟起來。
我又說：“題材也有些陳舊。
剛剛粉碎‘四人幫’，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側面反映‘十年動亂’的電影。
再者，便拍，也應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編的劇本，亦算對我廠著名編劇的一種追憶和紀念。
” 看得出，主任也頗感為難，默默吸了一會煙，終于說：“這樣吧，再給副主任看看。
刊物即将恢複，修改後發一下，也算了結了此事。
” 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藝術判斷水平的老同志，看後對我說：“即使發表，也需讓作者再認真修改幾遍。
” 我就打電話與作者聯系，約他到廠裡來聽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見。
他嫌路遠，希望到他家談。
我想到副主任家離他家較近，為了老頭少走許多路，應諾了。
那時我們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從北影廠到火車站，路是夠遠的。
倒了三次車到了火車站，還要倒一次車，下了車還要走十分鐘。
那一帶我到北京後沒去過，街道不熟，約定的時間又早——八點半。
六點半便離廠，吃不上早飯，北京站附近買了一個面包，邊走邊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當然要請副主任先談意見。
老頭看得很認真，用鉛筆在稿紙格邊做了許多記号，寫了不少句“評語”，一邊翻閱，一邊談。
老頭談一條，作者“解釋”一條。
或曰：“這裡你沒看明白。
”或曰：“這裡不能照你的建議改。
”或曰：“我自己認為這裡改的很好。
”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斷他說：“我們尊重改編者本人的藝術見地，我們的意見也僅供你參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過分。
你修改後再寄我們看吧！”說罷起身，也不告辭，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隻好跟我走掉。
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評我：“幹嘛那麼沒耐心呢？”我說：“他幹嘛那麼不虛心呢？” 副主任說：“他認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這一點你還沒看出來？” 我說：“看出來了，因此我這一般編輯不願給他這非一般作者當責編，另請高明罷！” 副主任笑道：“我們研究後，還非你當這責編不可呢！沒吃早飯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們找個地方，我請你吃一頓。
”數日後，劇本寄回。
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頭勾出的幾個錯别字，毫無變動。
再一項作者的“勞動”，便是用橡皮将老頭在格邊作的記号或評語擦掉了。
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腦細胞了！擱置抽屜，看他怎樣？僅僅隔了一天，就打來電話，質問：“你們到底作出決定沒有？” 我反問：“什麼決定？” 作者說：“有關領導同志都很認真對待這個劇本，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廠長也無反對态度，你們為什麼雞蛋裡挑骨頭呢？” 我說：“那你就讓他們直接下道生産令拍攝嘛！還給我這個責編打電話幹什麼？”說罷挂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