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關燈
小
中
大
問：“在複旦怎麼同‘四人幫’鬥争過的啊？講講，講講。
” 每一次都令我大慚。
作謙虛狀雲：“沒什麼可講的，沒什麼可講的。
” 他對我好感愈增，視我為一謙虛青年。
後來主任告訴我，如果我的鑒定中沒有那一條，就憑我當時“闖堂”那種“紅衛兵”遺風，他是絕不要我的。
其實我當“紅衛兵”時，反倒“溫良恭儉讓”。
“大串聯”回到哈爾濱，見了我的語文老師，當時被打成了“曆史反革命”，剃了鬼頭，我仍在校門口對她行禮，問“老師好”。
因為我是她喜愛的學生。
我的壞脾氣，是到了北大荒後，在“接受再教育”的過程中，不知不覺養成的。
母親從小對我的一句教誨——“頭三腳難踢”。
意思是，到了一個新地方，新單位，在新同志中間，尤其要謹言慎行，給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
母親雖然是普通家庭婦女，目不識丁，但卻很重視對我們的家教。
希望我們幾個子女長大成人後，都文質彬彬的，說話慢聲細語的，辦事穩穩重重的。
她認為的好青年，是那種“像大姑娘”似的類型。
我在十八歲前，身上這種家教的成績特别顯著。
不但文質彬彬，而且“羞羞答答”。
十八歲後。
這種家教的印痕開始模糊，開始退化。
因為母親已無暇再訓導我。
社會替母親效勞了。
社會的教育内容與家庭與學校大不一樣，也比家庭比學校的教育具有說服力。
它采取的是另外一種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
兩種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潛在影響。
平素我要求自己盡量文質彬彬，以禮待人。
一旦反抗起來，則“怒發沖冠”，恨不得“屍橫二具，血濺數尺”。
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
幸虧我身材瘦弱，毫無拳腳功夫。
否則，大概早已鬧出什麼人命官司了。
這些隻能在看功夫片時體驗一下“情緒打鬥”。
然而我認為母親那句教誨不失為至理明言。
“頭三腳難踢”，便得“踢”好。
一般說來，我每到一新單位，新地方，“頭三腳”總還是“踢”得可以的。
一旦天長日久，免不了來次“頭球”或者“倒構”。
那“球”多半都是朝領導們射去的，結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腳“勾銷”。
誰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溫良恭儉讓”？偶爾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編輯部安分守己。
每天早早地就從招待所來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後正襟危坐看外稿。
穿的也很樸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亂瞟姑娘們。
不像某些年輕人見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賊”，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結識年輕女演員或者“亞”女演員。
下了班則關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間裡看書，從不在廠裡東走西竄。
節假日一個人悶得慌，就出廠門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車，直達動物園，去看犀牛。
所有的動物中，我最看不夠的是犀牛。
因為它從不在乎别人怎麼看它，也從不作态。
總之我那時給人的印象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
對編輯部的同志一律稱“老師”。
有時佯裝乳臭未幹，不谙世故，裝得挺像。
一天終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國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電影童星兩記耳光。
我住的房間，四張床位。
客滿時一張床位也不空。
那一時期時常客滿。
住客中有位錦州漢子。
人倒不錯，但我對他的存在感到非常頭疼。
他是位“睡仙”，和你說着說着話，眼皮就合上了。
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傾倒。
人一倒下，鼾聲頓起，如雷貫耳。
夜深人靜，那鼾聲猶如一台推土機在發動。
我差不多快得神經官能症了。
終于盼着他與我“後會有期”，九點多鐘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幾天來受摧殘的神經得到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無法入睡。
隔壁房間有幾個人在高聲談天說地，雜以嘻嘻哈哈的男歡女笑。
兩個房間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牆上還開着一扇門，被一張床橫住。
他們等于是在我的房間裡談天說地，嘻嘻哈哈一樣。
請求他們雅靜吧，我又不願意。
犯不着為這種事兒請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頭。
無法睡，幹眯着。
眯到十點，招待所規定的安息時間。
起身在那扇門上輕敲幾下，以示提醒。
鴉靜片刻，嘻嘻複嘻嘻，哈哈複哈哈。
而且那些話語，就有些俗。
我們北方人稱之為“逗悶子”。
看看手表，十點半了。
再忍。
” 每一次都令我大慚。
作謙虛狀雲：“沒什麼可講的，沒什麼可講的。
” 他對我好感愈增，視我為一謙虛青年。
後來主任告訴我，如果我的鑒定中沒有那一條，就憑我當時“闖堂”那種“紅衛兵”遺風，他是絕不要我的。
其實我當“紅衛兵”時，反倒“溫良恭儉讓”。
“大串聯”回到哈爾濱，見了我的語文老師，當時被打成了“曆史反革命”，剃了鬼頭，我仍在校門口對她行禮，問“老師好”。
因為我是她喜愛的學生。
我的壞脾氣，是到了北大荒後，在“接受再教育”的過程中，不知不覺養成的。
母親從小對我的一句教誨——“頭三腳難踢”。
意思是，到了一個新地方，新單位，在新同志中間，尤其要謹言慎行，給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
母親雖然是普通家庭婦女，目不識丁，但卻很重視對我們的家教。
希望我們幾個子女長大成人後，都文質彬彬的，說話慢聲細語的，辦事穩穩重重的。
她認為的好青年，是那種“像大姑娘”似的類型。
我在十八歲前，身上這種家教的成績特别顯著。
不但文質彬彬，而且“羞羞答答”。
十八歲後。
這種家教的印痕開始模糊，開始退化。
因為母親已無暇再訓導我。
社會替母親效勞了。
社會的教育内容與家庭與學校大不一樣，也比家庭比學校的教育具有說服力。
它采取的是另外一種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
兩種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潛在影響。
平素我要求自己盡量文質彬彬，以禮待人。
一旦反抗起來，則“怒發沖冠”，恨不得“屍橫二具，血濺數尺”。
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
幸虧我身材瘦弱，毫無拳腳功夫。
否則，大概早已鬧出什麼人命官司了。
這些隻能在看功夫片時體驗一下“情緒打鬥”。
然而我認為母親那句教誨不失為至理明言。
“頭三腳難踢”，便得“踢”好。
一般說來，我每到一新單位，新地方，“頭三腳”總還是“踢”得可以的。
一旦天長日久，免不了來次“頭球”或者“倒構”。
那“球”多半都是朝領導們射去的，結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腳“勾銷”。
誰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溫良恭儉讓”？偶爾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編輯部安分守己。
每天早早地就從招待所來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後正襟危坐看外稿。
穿的也很樸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亂瞟姑娘們。
不像某些年輕人見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賊”，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結識年輕女演員或者“亞”女演員。
下了班則關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間裡看書，從不在廠裡東走西竄。
節假日一個人悶得慌，就出廠門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車，直達動物園，去看犀牛。
所有的動物中，我最看不夠的是犀牛。
因為它從不在乎别人怎麼看它，也從不作态。
總之我那時給人的印象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
對編輯部的同志一律稱“老師”。
有時佯裝乳臭未幹，不谙世故，裝得挺像。
一天終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國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電影童星兩記耳光。
我住的房間，四張床位。
客滿時一張床位也不空。
那一時期時常客滿。
住客中有位錦州漢子。
人倒不錯，但我對他的存在感到非常頭疼。
他是位“睡仙”，和你說着說着話，眼皮就合上了。
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傾倒。
人一倒下，鼾聲頓起，如雷貫耳。
夜深人靜，那鼾聲猶如一台推土機在發動。
我差不多快得神經官能症了。
終于盼着他與我“後會有期”，九點多鐘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幾天來受摧殘的神經得到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無法入睡。
隔壁房間有幾個人在高聲談天說地，雜以嘻嘻哈哈的男歡女笑。
兩個房間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牆上還開着一扇門，被一張床橫住。
他們等于是在我的房間裡談天說地，嘻嘻哈哈一樣。
請求他們雅靜吧，我又不願意。
犯不着為這種事兒請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頭。
無法睡，幹眯着。
眯到十點，招待所規定的安息時間。
起身在那扇門上輕敲幾下，以示提醒。
鴉靜片刻，嘻嘻複嘻嘻，哈哈複哈哈。
而且那些話語，就有些俗。
我們北方人稱之為“逗悶子”。
看看手表，十點半了。
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