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關燈
小
中
大
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訴我，誤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沒完！”
她見我來者不善，改換了一種比較客氣的口吻說：“我告訴你也沒用啊。
他在二樓會議室，正開會，能接待你麼？” 我也不跟她羅嗦，轉身就走。
蹬蹬蹬下了一層樓，找到會議室，按捺住肝火敲門。
一個人将門開條縫，探出頭說了句：“開會呢！”又欲将門關上。
我的肝火終于按捺不住，一腳踹開門，氣勢洶洶闖将進去。
十幾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環視他們，大吼：“哪個是黨委書記？！”一時無人作聲，面面相觑。
我将嗓門提得更高：“哪個是黨委書記？！” 一個黃瘦臉上布滿皺紋的六十多歲的人，用嘎啞的帶有湖南口音的語調頗不安地問：“你找他什麼事？”我從書包裡掏出檔案袋（來時封上的，膠水還沒幹），當着他們的面，像撕信封一樣撕開了封口，抽出我那幾頁“靈魂”，往一張茶幾上使勁一摔，厲聲道：“我是複旦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過了三天，來了兩次，竟然連個具體的答複都得不到！我在北京舉目無親，身上的錢已花光，連個栖身之處都沒有。
你們如此對待一個與‘四人幫’作過鬥争的大學畢業生，如此對待大學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話了吧？你們心目中還有沒有文化部？！難道你們北影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的領導之下？！你們不想要我，就幹脆說明，也算一種答複！偌大個北京，文化藝術單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們北影乞求臨時工作的盲流！……”我這一番即興演說，振振有詞，效果頗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同志很客氣地說：“你先别生氣，坐下談，坐下談。
”說着從茶幾上拿起我那份檔案看起來。
看了一會兒，望着其他人又說：“是同‘四人幫’作過鬥争。
”白紙黑字，那還有假！ 入廠後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
也是當時北影的“清查小組”負責人，文化部“清查辦公室”成員之一。
一個與她年齡不相上下，黑紅臉微胖的男同志說：“我看一下檔案。
” 她就将檔案送給了他。
他看了一會兒，對那個黃瘦臉的人說，“我們編輯部要他了。
” 他是我入廠後的第一任編輯部主任。
黃瘦臉連連點頭，“同意，同意。
” 他便是黨委書記。
過後我才知道，開的是敦促他“說清楚”的會。
在座的都是黨委委員，難怪他那麼無精打采的。
我主演的這出“春草闖堂”正趕在了鑼鼓點上。
我畢業鑒定中“與‘四人幫’作過鬥争”那一條，顯然對他們每個人都起到了潛在的影響作用。
編輯部主任對我說：“你去找人事科辦關系吧。
” 真沒想到奔波了數次，一個星期内憂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幾分鐘内就簡簡單單地解決了。
看來有些時候一味地溫良恭儉讓不行。
該動肝火的事，還是得動動肝火。
“與‘四人幫’作過鬥争”的“光榮”，雖然寫在我的“第二靈魂”上，卻常使我感到滑稽并羞臊。
政治有時對人過分慷慨……編輯部主任又問我：“你的東西什麼的都在哪啊？”我說：“都打在托運行李裡了。
” 他說：“催領單到後，派車給你拉回來。
” 我說：“那得先給我解決個住處吧？” 他說：“這事以後再談。
你先到廠招待所去吧，我這就打電話，給你安排一個床位。
今天休息，在廠裡參觀參觀，明天上午到編輯部找我。
” 我就這樣成了北京電影制片廠編輯部的編輯，分配在外稿組。
成了北影廠的編輯後，我對自己的“闖堂”行為竟感到後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來。
回想自己當時的樣子，總覺得有點“耍光棍”的性質。
隻怕給那些黨委委員們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佳。
編輯部的多數同志卻對我格外好。
從主任到我們的外稿組老組長。
後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幹部，“魯藝”出身，《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作詞者之一，電影《畫中人》的編輯，肖紅的故鄉人，當然與我也就沾着點老鄉的關系。
他個子矮矮的，形象似農民，穿着也似農民，尺半長的煙鍋整日不離手。
最初我還很奇怪，以為他是位什麼老“農宣隊”的遺留人員。
了解後，極生敬意。
他常于無事時同我聊幾句。
多次
他在二樓會議室，正開會，能接待你麼？” 我也不跟她羅嗦，轉身就走。
蹬蹬蹬下了一層樓，找到會議室，按捺住肝火敲門。
一個人将門開條縫，探出頭說了句：“開會呢！”又欲将門關上。
我的肝火終于按捺不住，一腳踹開門，氣勢洶洶闖将進去。
十幾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環視他們，大吼：“哪個是黨委書記？！”一時無人作聲，面面相觑。
我将嗓門提得更高：“哪個是黨委書記？！” 一個黃瘦臉上布滿皺紋的六十多歲的人，用嘎啞的帶有湖南口音的語調頗不安地問：“你找他什麼事？”我從書包裡掏出檔案袋（來時封上的，膠水還沒幹），當着他們的面，像撕信封一樣撕開了封口，抽出我那幾頁“靈魂”，往一張茶幾上使勁一摔，厲聲道：“我是複旦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過了三天，來了兩次，竟然連個具體的答複都得不到！我在北京舉目無親，身上的錢已花光，連個栖身之處都沒有。
你們如此對待一個與‘四人幫’作過鬥争的大學畢業生，如此對待大學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話了吧？你們心目中還有沒有文化部？！難道你們北影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的領導之下？！你們不想要我，就幹脆說明，也算一種答複！偌大個北京，文化藝術單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們北影乞求臨時工作的盲流！……”我這一番即興演說，振振有詞，效果頗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同志很客氣地說：“你先别生氣，坐下談，坐下談。
”說着從茶幾上拿起我那份檔案看起來。
看了一會兒，望着其他人又說：“是同‘四人幫’作過鬥争。
”白紙黑字，那還有假！ 入廠後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
也是當時北影的“清查小組”負責人，文化部“清查辦公室”成員之一。
一個與她年齡不相上下，黑紅臉微胖的男同志說：“我看一下檔案。
” 她就将檔案送給了他。
他看了一會兒，對那個黃瘦臉的人說，“我們編輯部要他了。
” 他是我入廠後的第一任編輯部主任。
黃瘦臉連連點頭，“同意，同意。
” 他便是黨委書記。
過後我才知道，開的是敦促他“說清楚”的會。
在座的都是黨委委員，難怪他那麼無精打采的。
我主演的這出“春草闖堂”正趕在了鑼鼓點上。
我畢業鑒定中“與‘四人幫’作過鬥争”那一條，顯然對他們每個人都起到了潛在的影響作用。
編輯部主任對我說：“你去找人事科辦關系吧。
” 真沒想到奔波了數次，一個星期内憂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幾分鐘内就簡簡單單地解決了。
看來有些時候一味地溫良恭儉讓不行。
該動肝火的事，還是得動動肝火。
“與‘四人幫’作過鬥争”的“光榮”，雖然寫在我的“第二靈魂”上，卻常使我感到滑稽并羞臊。
政治有時對人過分慷慨……編輯部主任又問我：“你的東西什麼的都在哪啊？”我說：“都打在托運行李裡了。
” 他說：“催領單到後，派車給你拉回來。
” 我說：“那得先給我解決個住處吧？” 他說：“這事以後再談。
你先到廠招待所去吧，我這就打電話，給你安排一個床位。
今天休息，在廠裡參觀參觀，明天上午到編輯部找我。
” 我就這樣成了北京電影制片廠編輯部的編輯，分配在外稿組。
成了北影廠的編輯後，我對自己的“闖堂”行為竟感到後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來。
回想自己當時的樣子，總覺得有點“耍光棍”的性質。
隻怕給那些黨委委員們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佳。
編輯部的多數同志卻對我格外好。
從主任到我們的外稿組老組長。
後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幹部，“魯藝”出身，《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作詞者之一，電影《畫中人》的編輯，肖紅的故鄉人，當然與我也就沾着點老鄉的關系。
他個子矮矮的，形象似農民，穿着也似農民，尺半長的煙鍋整日不離手。
最初我還很奇怪，以為他是位什麼老“農宣隊”的遺留人員。
了解後，極生敬意。
他常于無事時同我聊幾句。
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