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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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幾顆是你的‘珠子’。
一顆珍貴的珠子能使一串項鍊熠熠生輝。
一個好的細節能使一篇作品讀後難忘。
” 還記得她舉了一個例子：日本占領中國時期，有一個日本軍官，養了一條狼狗，每天早晨上狼狗叼一個籃子到集市去。
狼狗往哪家鋪子前一蹲，鋪主就得立刻将最好的雞鴨魚肉放進籃子裡，不敢怠慢絲毫，幾年如一日。
而那日本軍官是從不在集市上露面的。
狼狗馴順得很，并不像有些電影裡那樣，見了中國人就龇牙咧嘴。
但每一個中國人卻避之如避猛虎…… 舉了這個例子後，她說：“這段生活提供給我們的細節的藝術魅力在于，那個日本軍官一定不能露面。
根本不必花費筆墨去寫他作為一個侵略者的飛揚跋扈。
那狼狗一定要寫得非常之馴順。
而中國人畏之如猛虎的心理，一定要寫得淋漓盡緻。
數年如一日啊！這就是文學藝術的反效果……”我自己和我的同學們，聽了她的講課，都覺得受益很多。
其後，我又帶着《北方文學》的一位青年編輯到她家中向她組稿。
黑龍江省是有對不起黃宗英老師之處的。
某一年舉行全省業餘文藝宣傳隊大彙演，我們兵團六師宣傳隊演出了一個小戲。
恰值黃宗英老師在哈爾濱，觀看了，很高興，就說了一些熱情支持知識青年業餘創作，肯定和稱贊那個小戲的話。
後來有人指出那個小戲寫的是“中間人物”，違反了“三突出”創作原則。
宗英老師予以肯定和稱贊，當然是“别有用心”。
成了一條“罪狀”，搞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批判風波。
《北方文學》那位青年編輯，顧慮有這個前嫌，宗英老師會不待見。
見面後，宗英老師卻隻字未提當年無端受批判那件事。
倒是那位青年編輯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界表示歉意。
宗英老師說：“這件事我怎麼會耿耿于懷呢？對于批判過我的青年人，我尤其應該原諒。
青年人受當年極左文藝理論的影響，作了一些錯事，我相信他們今後自己會有所認識的。
那次在哈爾濱批判我，是有背景的。
許多人也是違心的。
過去的事今後不要重提了。
” 她和茹志鵑老師一樣，對青年是愛護和寬容的。
不記仇。
我認為名人對青年都應取這種态度。
這是一種人格方面的修養，是極可敬的品質。
當然，對那類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忏悔的人，即使是青年，也當例外。
其實呢，普通人之間，也應善于原諒善于寬容。
記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
意味着有機會必将實行報複。
前一時期“清查三種人”，有些人就翻老賬，誰誰誰“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腳，或者貼過我一張大字報，恨不得就将對方推入“三種人”的圈子裡而後快。
幹嘛呀！“文革”都過去快十年了！要記一輩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歲時，罵了你一句“狗東西”，往你頭上戴過一次高帽，便沒完沒了，何報複之心若此呢？我們黨的幹部如果都這等小肚雞腸的，我看民心就要失盡了！幸虧我們的鄧副主席是寬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麼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鄧運動”中，十億中國人個個表現如何？真若這樣搞，豈不是舉國上下又搞個“雞鳴狗跳牆”麼？簡短地說，畢業時，我到宗英老師家面别。
宗英老師主動問我：“在北京有什麼親戚沒有？”我說：“沒有。
” 又問：“有什麼熟人朋友麼？” 我說：“沒有。
” 宗英老師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夠孤單的。
遇到什麼困難，連個幫你解決難處的人都沒有。
這樣吧，我告訴你我兩位哥哥黃宗江和黃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難你就去找他們。
”便寫下了兩個地址交給我。
我說：“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麼？” 她正匆匆地欲出門，說：“有沒有信都不妨。
你就對他們說，是我的學生！” 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師寫給我的地址，找到了黃宗江老師家。
我的本意是，找個借宿之所，我想八一電影制片廠大編劇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總是不成問題的。
不料宗江老師家的居住條件，實實出我意外。
在雜院深處，好像隻有兩間屋。
廚房是後接的，陽光也不充足。
我便未談“借宿”的話，隻說是禮節性的拜訪。
宗江老師聽我自稱是宗英老師的“學生”，放下了正在進行的寫作，讓我坐沙發上，他自己坐一把藤椅上，面對面與我交談。
他問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師的“學生”？ 我實告之。
他說：“原來如此，這個黃宗英，好為人師！”他又問我可有宗英老師的信？ 我說無有。
他大搖其頭，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學生麼，卻又不讓你帶封信給我！我要懷疑你是一個小騙子，拒之門外，你今後成名了，豈不要對我耿耿于懷麼？”我說：“您不是已經将我當成客人了麼？” 他笑道：“這是因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學生味，毫無騙子行迹！” 說得我也笑了起來。
我見阿姨擺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辭。
他不放我走，說：“你這小青年太豈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學生，第一次到我家裡來，又趕上了吃飯的時候，不留
一顆珍貴的珠子能使一串項鍊熠熠生輝。
一個好的細節能使一篇作品讀後難忘。
” 還記得她舉了一個例子：日本占領中國時期，有一個日本軍官，養了一條狼狗，每天早晨上狼狗叼一個籃子到集市去。
狼狗往哪家鋪子前一蹲，鋪主就得立刻将最好的雞鴨魚肉放進籃子裡，不敢怠慢絲毫，幾年如一日。
而那日本軍官是從不在集市上露面的。
狼狗馴順得很，并不像有些電影裡那樣，見了中國人就龇牙咧嘴。
但每一個中國人卻避之如避猛虎…… 舉了這個例子後，她說：“這段生活提供給我們的細節的藝術魅力在于，那個日本軍官一定不能露面。
根本不必花費筆墨去寫他作為一個侵略者的飛揚跋扈。
那狼狗一定要寫得非常之馴順。
而中國人畏之如猛虎的心理，一定要寫得淋漓盡緻。
數年如一日啊！這就是文學藝術的反效果……”我自己和我的同學們，聽了她的講課，都覺得受益很多。
其後，我又帶着《北方文學》的一位青年編輯到她家中向她組稿。
黑龍江省是有對不起黃宗英老師之處的。
某一年舉行全省業餘文藝宣傳隊大彙演，我們兵團六師宣傳隊演出了一個小戲。
恰值黃宗英老師在哈爾濱，觀看了，很高興，就說了一些熱情支持知識青年業餘創作，肯定和稱贊那個小戲的話。
後來有人指出那個小戲寫的是“中間人物”，違反了“三突出”創作原則。
宗英老師予以肯定和稱贊，當然是“别有用心”。
成了一條“罪狀”，搞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批判風波。
《北方文學》那位青年編輯，顧慮有這個前嫌，宗英老師會不待見。
見面後，宗英老師卻隻字未提當年無端受批判那件事。
倒是那位青年編輯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界表示歉意。
宗英老師說：“這件事我怎麼會耿耿于懷呢？對于批判過我的青年人，我尤其應該原諒。
青年人受當年極左文藝理論的影響，作了一些錯事，我相信他們今後自己會有所認識的。
那次在哈爾濱批判我，是有背景的。
許多人也是違心的。
過去的事今後不要重提了。
” 她和茹志鵑老師一樣，對青年是愛護和寬容的。
不記仇。
我認為名人對青年都應取這種态度。
這是一種人格方面的修養，是極可敬的品質。
當然，對那類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忏悔的人，即使是青年，也當例外。
其實呢，普通人之間，也應善于原諒善于寬容。
記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
意味着有機會必将實行報複。
前一時期“清查三種人”，有些人就翻老賬，誰誰誰“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腳，或者貼過我一張大字報，恨不得就将對方推入“三種人”的圈子裡而後快。
幹嘛呀！“文革”都過去快十年了！要記一輩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歲時，罵了你一句“狗東西”，往你頭上戴過一次高帽，便沒完沒了，何報複之心若此呢？我們黨的幹部如果都這等小肚雞腸的，我看民心就要失盡了！幸虧我們的鄧副主席是寬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麼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鄧運動”中，十億中國人個個表現如何？真若這樣搞，豈不是舉國上下又搞個“雞鳴狗跳牆”麼？簡短地說，畢業時，我到宗英老師家面别。
宗英老師主動問我：“在北京有什麼親戚沒有？”我說：“沒有。
” 又問：“有什麼熟人朋友麼？” 我說：“沒有。
” 宗英老師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夠孤單的。
遇到什麼困難，連個幫你解決難處的人都沒有。
這樣吧，我告訴你我兩位哥哥黃宗江和黃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難你就去找他們。
”便寫下了兩個地址交給我。
我說：“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麼？” 她正匆匆地欲出門，說：“有沒有信都不妨。
你就對他們說，是我的學生！” 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師寫給我的地址，找到了黃宗江老師家。
我的本意是，找個借宿之所，我想八一電影制片廠大編劇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總是不成問題的。
不料宗江老師家的居住條件，實實出我意外。
在雜院深處，好像隻有兩間屋。
廚房是後接的，陽光也不充足。
我便未談“借宿”的話，隻說是禮節性的拜訪。
宗江老師聽我自稱是宗英老師的“學生”，放下了正在進行的寫作，讓我坐沙發上，他自己坐一把藤椅上，面對面與我交談。
他問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師的“學生”？ 我實告之。
他說：“原來如此，這個黃宗英，好為人師！”他又問我可有宗英老師的信？ 我說無有。
他大搖其頭，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學生麼，卻又不讓你帶封信給我！我要懷疑你是一個小騙子，拒之門外，你今後成名了，豈不要對我耿耿于懷麼？”我說：“您不是已經将我當成客人了麼？” 他笑道：“這是因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學生味，毫無騙子行迹！” 說得我也笑了起來。
我見阿姨擺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辭。
他不放我走，說：“你這小青年太豈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學生，第一次到我家裡來，又趕上了吃飯的時候，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