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關燈
小
中
大
己所尊敬的人，隻願将尊敬放在心裡，不願溢于言表。
我發言時，茹志鵑老師目不轉睛地望着我。
神态有些驚訝，有些意外，似乎還有幾分擔心。
興許怕我說得“走了火”，說出什麼不妥的話來。
我沒“走火”。
記得我說：我們無産階級所謂的那種“小資産階級”的情調，我認為實實在在是人類非常富有詩意的情調。
我們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這種情調，那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願我們的生活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
我們的文學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 迄今為止，我認為自己說過而且說得挺好的話，實在不多。
這番話便算是。
所以我未忘。
我發言後，衆人沉默良久。
沒人支持我，也沒人反對我。
大家繼而發言，都與這話題無關。
接着又開了一天半會。
茹志鵑老師仍未與我說話。
我也仍未與她說話。
直至散會，她交給我一頁從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上面寫着她家的地址，真誠地對我說：“有空兒到我家來玩吧，我這人挺随便，絕不會使你感到拘束的。
而且我也喜歡接近年輕人。
” 我共去過她家兩次。
第一次是畢業前，帶了兩位同學，與她交談了近一個半小時。
她對我們很坦率，談了許多與當時仍很“革命”的文藝理論相左的文藝觀。
交談中間，她忽然說：“我把我女兒叫下來和你們認識一下吧，她也喜愛文學。
” 就是在那一天，我認識了王安憶。
當時安憶還在徐州地區文工團，個子起碼比現在矮半頭，皮膚曬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濃密的頭發，穿一條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褲，趿拖鞋。
茹志鵑老師對安憶說：“他們稱我老師，按理說你也該稱他們老師，因為他們都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
”安憶并不稱我們“老師”，也沒打量我們，似乎是為了遵從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們對面，手中還拿着一本什麼書。
茹志鵑老師又說：“你們都是年輕人，今後都有志于文學，你們之間應該有更多共同的話題。
” 安憶仍不作聲。
我記不得自己對她提了一個什麼問題，她才顯然是出于禮貌不得不回答。
怎樣回答的，也記不得了。
隻記得她說話極快，标點符号不分明。
給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達自己的思想，可她頭腦中的思想又是多層次的，内涵廣泛的，是隻适于用筆而不适于用話表達的。
另一個印象是，她從内心裡不大瞧得起我們這三個工農兵學員。
她說完，也純粹是出于禮貌，陪坐了幾分鐘，便起身上樓去了。
茹志鵑老師連忙對我們解釋：“安憶的性格就這樣，你們别見怪。
” 我們起身告辭時，茹志鵑老師對我說：“曉聲你先留步，我還有話跟你講。
” 我便留了下來。
她說：“《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學》就要恢複了。
你畢業後，如果願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學校争取。
”我說：“我是北方人，我還是想回哈爾濱。
生活在上海人之間，我常常會感到孤獨。
” 她沉吟片刻，說：“我能理解你。
那麼今後不管你分配到哪裡，再來上海，我都歡迎你到我家裡來。
” 這話當時使我很受感動。
她又說：“你是一個好青年。
你可别以為你替《百合花》說了些辯護之詞，我才誇獎你啊！我是憑直感。
你長的像上海人，性格卻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
我喜歡北方人的性格。
”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為《上海文學》改稿，抽時間去茹志鵑老師家中看望她時，她向安憶的父親介紹我，第一句話仍是：“曉聲是個好青年……” 她說這話從來是很認真的。
也許她無法知道，這句話對我是多麼重要。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好青年，但認為自己還不壞。
從複旦到北影，至今已經八年，在名利場上，在影視圈中，沒有沾染什麼很可惡的壞毛病，沒有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實在是因為經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變成了某一類人，茹志鵑老師将會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将有何面目再見茹志鵑老師？
我發言時，茹志鵑老師目不轉睛地望着我。
神态有些驚訝，有些意外，似乎還有幾分擔心。
興許怕我說得“走了火”，說出什麼不妥的話來。
我沒“走火”。
記得我說：我們無産階級所謂的那種“小資産階級”的情調，我認為實實在在是人類非常富有詩意的情調。
我們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這種情調，那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願我們的生活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
我們的文學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 迄今為止，我認為自己說過而且說得挺好的話，實在不多。
這番話便算是。
所以我未忘。
我發言後，衆人沉默良久。
沒人支持我，也沒人反對我。
大家繼而發言，都與這話題無關。
接着又開了一天半會。
茹志鵑老師仍未與我說話。
我也仍未與她說話。
直至散會，她交給我一頁從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上面寫着她家的地址，真誠地對我說：“有空兒到我家來玩吧，我這人挺随便，絕不會使你感到拘束的。
而且我也喜歡接近年輕人。
” 我共去過她家兩次。
第一次是畢業前，帶了兩位同學，與她交談了近一個半小時。
她對我們很坦率，談了許多與當時仍很“革命”的文藝理論相左的文藝觀。
交談中間，她忽然說：“我把我女兒叫下來和你們認識一下吧，她也喜愛文學。
” 就是在那一天，我認識了王安憶。
當時安憶還在徐州地區文工團，個子起碼比現在矮半頭，皮膚曬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濃密的頭發，穿一條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褲，趿拖鞋。
茹志鵑老師對安憶說：“他們稱我老師，按理說你也該稱他們老師，因為他們都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
”安憶并不稱我們“老師”，也沒打量我們，似乎是為了遵從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們對面，手中還拿着一本什麼書。
茹志鵑老師又說：“你們都是年輕人，今後都有志于文學，你們之間應該有更多共同的話題。
” 安憶仍不作聲。
我記不得自己對她提了一個什麼問題，她才顯然是出于禮貌不得不回答。
怎樣回答的，也記不得了。
隻記得她說話極快，标點符号不分明。
給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達自己的思想，可她頭腦中的思想又是多層次的，内涵廣泛的，是隻适于用筆而不适于用話表達的。
另一個印象是，她從内心裡不大瞧得起我們這三個工農兵學員。
她說完，也純粹是出于禮貌，陪坐了幾分鐘，便起身上樓去了。
茹志鵑老師連忙對我們解釋：“安憶的性格就這樣，你們别見怪。
” 我們起身告辭時，茹志鵑老師對我說：“曉聲你先留步，我還有話跟你講。
” 我便留了下來。
她說：“《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學》就要恢複了。
你畢業後，如果願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學校争取。
”我說：“我是北方人，我還是想回哈爾濱。
生活在上海人之間，我常常會感到孤獨。
” 她沉吟片刻，說：“我能理解你。
那麼今後不管你分配到哪裡，再來上海，我都歡迎你到我家裡來。
” 這話當時使我很受感動。
她又說：“你是一個好青年。
你可别以為你替《百合花》說了些辯護之詞，我才誇獎你啊！我是憑直感。
你長的像上海人，性格卻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
我喜歡北方人的性格。
”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為《上海文學》改稿，抽時間去茹志鵑老師家中看望她時，她向安憶的父親介紹我，第一句話仍是：“曉聲是個好青年……” 她說這話從來是很認真的。
也許她無法知道，這句話對我是多麼重要。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好青年，但認為自己還不壞。
從複旦到北影，至今已經八年，在名利場上，在影視圈中，沒有沾染什麼很可惡的壞毛病，沒有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實在是因為經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變成了某一類人，茹志鵑老師将會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将有何面目再見茹志鵑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