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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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的？”
我說：“複旦。
”再次翻出介紹信遞給她。
她看了看，說：“你報到得太早了啊！還有半個多月呢！昨天才讓我負責這項工作，我一點都沒頭緒呢，你十天後再來吧！” 我急忙說：“那可不行，這十天我住哪兒啊？”她問：“你家在哪兒啊？” 我說：“哈爾濱。
” 她說：“那你就回哈爾濱嘛，晚來報到幾天也沒什麼的。
” 回哈爾濱——我衣兜裡隻剩下十來元錢了，不夠買火車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隻說：“反正我是不能回哈爾濱的。
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車了。
” 她聽了我的話，以為我有什麼特殊的隐衷，又問：“北京沒有親戚？” 我搖頭道：“沒有。
” 再問：“也沒有同學。
” 我搖頭道：“沒有。
” 繼續問：“一個熟悉的人也沒有？” 我說：“有幾個當年在北大荒同連隊的北京知青。
”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說：“這就好啦！住他們家吧。
三天後你來找我。
不能再提前了。
我這已經算照顧你了！……” 還說什麼呢？不能再說什麼了。
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謝意，心情沮喪地離開了文化部。
四點多了，我不知該向哪裡去？頭腦裡倏然想到一個人——黃宗江。
便決定去找他。
那時我還不認識黃宗江老師，但已認識了黃宗英老師。
在上海讀書三年，我覺得最榮幸的事，便是認識了兩個我極尊敬的人：一個是黃宗英老師，一個是茹志鵑老師。
每每想到她們，心中便懷着感激。
我認識她們，說來也算“機遇”。
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召開了一次全市文藝工作者的大會，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多少多少周年。
複旦大學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師，兩名學生。
我是其中之一，參加小說組讨論，擔任記錄員。
如果我沒記錯，茹志鵑老師，好像擔任副組長。
小說組還有巴金老、師佗、任幹……共十幾人。
巴老那年身體尚健，行走時步子也很穩。
給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詞，平易近人，說話很慢，仿佛句句都須經過思考。
雖然“文革”中遭受摧殘，名譽還未得到公開恢複和平反，但毫不自輕。
從那張“思想者”型的臉上，不難看出内心的剛強自尊。
會議開了五天，我們常在一張桌上吃飯。
我沒與他交談過。
因為過于敬重這矮小而又難以壓垮的老人。
但吃飯時，常替他盛飯，或主動将他夾不到的菜盤往他面前遞一下。
茹志鵑老師發言不多。
身為讨論主持者不得不“請求”别人發言。
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當成一種罪受。
讀過《百合花》的人，都說茹志鵑老師該是個清秀女性。
似乎不應像她本人身材那麼高，手那麼大，還吸煙。
似乎她寫《百合花》時，不是個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對勁。
而且還有的說她的名字也是那樣的文雅。
我沒見到她之前，想象中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個樣子。
但見到她之後，又覺得她就該是那個樣子。
覺得吸煙對她來說是一種特殊的風度。
她那雙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該寫出《百合花》的手。
如果她那雙手小巧，倒是有點不像女作家茹志鵑的手了。
我基本上沒發言。
都是長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
我不願說，隻想聽。
但是有一天開全會，《朝霞》編輯部的一位代表發言，竟說什麼“像《百合花》這樣的小說，思想情調畢竟是不健康的，畢竟屬于小資産階級情調，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文學工作者們應自覺地努力地加以克服……”雲雲。
這使我很惱火。
《百合花》是我在中學時代就非常喜愛的小說。
對一個我喜愛的人，或一篇我喜愛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廣衆面前貶低。
于是下午繼續讨論時，我便措詞激烈地發了一次言。
那隻不過是一種感情式的發言，沒有談出什麼有邏輯的理論。
當時我也談不出什麼理論。
那次發言之前，我與茹志鵑老師雖然一塊兒開了幾天會，同桌吃了幾次飯，但也并未說過話。
我對自
”再次翻出介紹信遞給她。
她看了看，說：“你報到得太早了啊！還有半個多月呢！昨天才讓我負責這項工作，我一點都沒頭緒呢，你十天後再來吧！” 我急忙說：“那可不行，這十天我住哪兒啊？”她問：“你家在哪兒啊？” 我說：“哈爾濱。
” 她說：“那你就回哈爾濱嘛，晚來報到幾天也沒什麼的。
” 回哈爾濱——我衣兜裡隻剩下十來元錢了，不夠買火車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隻說：“反正我是不能回哈爾濱的。
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車了。
” 她聽了我的話，以為我有什麼特殊的隐衷，又問：“北京沒有親戚？” 我搖頭道：“沒有。
” 再問：“也沒有同學。
” 我搖頭道：“沒有。
” 繼續問：“一個熟悉的人也沒有？” 我說：“有幾個當年在北大荒同連隊的北京知青。
”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說：“這就好啦！住他們家吧。
三天後你來找我。
不能再提前了。
我這已經算照顧你了！……” 還說什麼呢？不能再說什麼了。
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謝意，心情沮喪地離開了文化部。
四點多了，我不知該向哪裡去？頭腦裡倏然想到一個人——黃宗江。
便決定去找他。
那時我還不認識黃宗江老師，但已認識了黃宗英老師。
在上海讀書三年，我覺得最榮幸的事，便是認識了兩個我極尊敬的人：一個是黃宗英老師，一個是茹志鵑老師。
每每想到她們，心中便懷着感激。
我認識她們，說來也算“機遇”。
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召開了一次全市文藝工作者的大會，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多少多少周年。
複旦大學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師，兩名學生。
我是其中之一，參加小說組讨論，擔任記錄員。
如果我沒記錯，茹志鵑老師，好像擔任副組長。
小說組還有巴金老、師佗、任幹……共十幾人。
巴老那年身體尚健，行走時步子也很穩。
給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詞，平易近人，說話很慢，仿佛句句都須經過思考。
雖然“文革”中遭受摧殘，名譽還未得到公開恢複和平反，但毫不自輕。
從那張“思想者”型的臉上，不難看出内心的剛強自尊。
會議開了五天，我們常在一張桌上吃飯。
我沒與他交談過。
因為過于敬重這矮小而又難以壓垮的老人。
但吃飯時，常替他盛飯，或主動将他夾不到的菜盤往他面前遞一下。
茹志鵑老師發言不多。
身為讨論主持者不得不“請求”别人發言。
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當成一種罪受。
讀過《百合花》的人，都說茹志鵑老師該是個清秀女性。
似乎不應像她本人身材那麼高，手那麼大，還吸煙。
似乎她寫《百合花》時，不是個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對勁。
而且還有的說她的名字也是那樣的文雅。
我沒見到她之前，想象中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個樣子。
但見到她之後，又覺得她就該是那個樣子。
覺得吸煙對她來說是一種特殊的風度。
她那雙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該寫出《百合花》的手。
如果她那雙手小巧，倒是有點不像女作家茹志鵑的手了。
我基本上沒發言。
都是長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
我不願說，隻想聽。
但是有一天開全會，《朝霞》編輯部的一位代表發言，竟說什麼“像《百合花》這樣的小說，思想情調畢竟是不健康的，畢竟屬于小資産階級情調，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文學工作者們應自覺地努力地加以克服……”雲雲。
這使我很惱火。
《百合花》是我在中學時代就非常喜愛的小說。
對一個我喜愛的人，或一篇我喜愛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廣衆面前貶低。
于是下午繼續讨論時，我便措詞激烈地發了一次言。
那隻不過是一種感情式的發言，沒有談出什麼有邏輯的理論。
當時我也談不出什麼理論。
那次發言之前，我與茹志鵑老師雖然一塊兒開了幾天會，同桌吃了幾次飯，但也并未說過話。
我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