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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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你要問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還算問對了。

    文化部……我壓根兒就沒想到過有人會問我文化部在什麼地方。

    ” 到底是大學生了,我的頭腦比三年前靈活多了。

    我到車站對面的郵電局去查電話簿子。

    查到号碼,撥通了電話,問我們共和國的最高文化機關在什麼地方。

     接電話的,是傳達室的人,反問我是什麼人?要到文化部來幹什麼?口氣帶有很高的警惕性。

     我恭而敬之地說明我是報到的大學畢業生。

     “沙灘。

    ”對方回答了兩個字,就把電話放了。

     我買了一張北京市内交通路線圖,不再問任何人,按圖換車。

    一個半小時後,終于站在了文化部大門外。

     持槍站崗的士兵問我有何公幹?我從書包裡翻出學校發的介紹信給他看。

     他看了一下,還給我,說:“這不是文化部,這是《紅旗》雜志社。

    ” 《紅旗》!難怪有士兵持槍保衛。

    積“文革”之成見,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别稱。

    它是一個時期内代表“黨中央”給文化藝術定罪的權威刊物。

    批《海瑞罷官》,批《燕山夜話》,批《上海的早晨》,批《紅日》,它都發表過大塊文章。

    一切文化藝術,一切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物,經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動”的,便是成了“封建主義”的,“修正主義”的。

    這是一個在“文革”中專門羅織罪名,以進行“焚書坑儒事業”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給中國的文化藝術和文化藝術界人士定罪,還給外國的也定罪。

    比如就洋洋萬言地批判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藝術體系,批判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在一篇歌頌中國現代芭蕾舞的文章中,還批判過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麼來到了這麼個地方啊!雖然我不過是普通的十億中之一蟻,即使“文革”中犯了什麼文化罪,也沒有被《紅旗》“坑”一下的資格。

    但我對這個地方還是有些誠惶誠恐。

     我掉頭便走。

     走了兩步,忍不住轉身說:“可人家告訴我文化部就在這個院裡啊!” 站崗的士兵說:“不錯,就是在這個院裡,就在那大樓。

    這個門,是‘紅旗’的門,繞到前面那條街的正門,才是文化部的門。

    ” 我請求道:“那你就讓我進去吧!” 士兵說:“不行!各走各的門。

    ” 我說:“好,好,好。

    ” 就又繞了十分鐘,繞到了正門。

    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猶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湧起一番親情。

     “姥姥”家大門口也有持槍的士兵站崗。

     被允許進入院内,急急地就往大樓奔去。

     沒想到在樓口又被一站崗的士兵橫臂攔住,朝我要在大門外傳達室填寫的“來客登記單”。

    可我在院内急急走着時随手扔掉了。

     士兵說:“你找回來。

    ” 我見那士兵是個沒法商量的人,無可奈何,隻得返身慢慢地邊走邊找。

    院裡有兩個人站住,好奇地瞅着我,大概以為我丢了錢包或什麼貴重的東西。

     還找到了。

    怕受到士兵的斥責,認認真真地用手撫平展了,才敢持着重新入樓。

     終于進入樓内,先前那種孩子見到了姥姥般的親情,一掃而光。

    院門樓口,雙重警衛,不算“戒備森嚴”,也可謂“步步設防”了。

    我懷疑自己來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麼兵種的司令部。

     上樓時,就一級級走的很穩重,怕毫無精神準備之下,又從哪裡冷不防閃出一個士兵,被攔住盤查。

     還好,也就兩重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層樓,碰到一位五十餘歲的男同志,問他“畢業生分配辦公室”在哪一房間。

     答曰:“還沒成立啊!” 我着急了,一時怔怔地竟不知說什麼好,汗也頓時淌了下來。

     他見我急成那樣,說:“有一個人可能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問問。

    ”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會兒,那男同志引來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

    她問我:“你是來報到的?” 我說:“是。

    ” 又問:“哪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