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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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從複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
報到前有半個月假。
三年沒探家，很想家，想母親。
但我打算分配單位确定了，工作幾個月後再探家。
我非常希望盡早知道我的工作單位将是何處，非常希望盡早對這個單位産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樣，我有些茫然。
“大串聯”時期，我作為“紅衛兵代表”，曾往返兩次到過北京。
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學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選出的。
我的中學母校在“文革”初期頗為“保守”，選“紅衛兵代表”的條件還不是以“造反性”為原則，其實跟選“三好學生”的條件差不多。
到京後，據說大學、中學包括小學的“紅衛兵”，已近百萬之多。
我們先是在天壇公園内的臨時席棚裡凍了一夜，爾後住到了地質博物館。
各地的“紅衛兵”見我們胸前别着“代表”的紅綢條，大加嘲諷。
說“革命串聯”，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是每一個“紅衛兵”，每一個革命學生的權力。
你們有何資格以“代表”身份剝奪他人權力？我們無不大慚，紛紛将引以為榮的“代表”标志扯下扔掉了。
被檢閱後，我孤身前往四川的樂山，去探望父親。
父親的通訊地址是代号信箱，問許多人全不知，到郵局問，答曉得這地方，但屬軍工單位，保密，不能告訴我。
無奈按信箱地址給父親拍了一封電報。
父親的回電隻有三個字“速返哈”。
後來聽父親說，當時他們那裡大亂，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他怕我去了，就永遠“留”在那兒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
又幸福地趕上了一次“檢閱”。
怎樣的形式，回憶不起來了，隻記得住在東單外交部家屬宿舍，一位什麼參贊的家裡。
我與武漢某“長征隊”的九名男學生同住。
一間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間，薄薄的一層幹草，上面鋪着肮髒的被褥，有虱子。
“長征隊員”們對住的條件很不滿意，就用大毛筆飽蘸墨汁往潔白的牆壁上寫各種标語口号。
我離開那天，四堵牆壁仿佛挂了四張荷蘭奶牛皮，黑一塊白一塊。
其實，主人家的“外婆”對我們挺親熱的。
我雖然沒往牆上塗過一筆，卻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我伫立在站前廣場，想到今後将要在北京工作，成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動。
九月的陽光耀得我眯起了眼。
柏油馬路散發的熱氣在地表蒸騰，車輛行人街邊樹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動。
車站的大鐘敲響了。
我扭回頭望着它，心中喃喃自語：“北京，北京，今後請多關照啊！……” 哈爾濱—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彈指間。
我仿佛由十八歲開始，做了一個長長的夢。
一覺醒來，二十八歲了。
可小時候，我連做夢都不曾想到過，二十八歲後我會成為一個北京人。
“大串聯”時期北京并沒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
到處都油漆成紅色，使人心裡騷亂不安，而且秋季的風沙還那麼大。
到軍事博物館去參觀，西風卷着巨塵在馬路上奔嚣。
使人聯想到骠騎赳赳過長街，蹄下宏沙亂飛揚的“元大都”時期。
盡管北京并不使我覺得親切，但我心中還是充滿了幸運感。
是幸運感，而不是幸福感。
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還有幾十萬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餘萬北京知識青年。
可我這個哈爾濱的小子，竟不知命運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搖身一變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運真是充滿了機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着某個時期的某種機遇在起重大作用。
這乃是人和社會既矛盾又統一的關系。
對每一個人來說，重要的是善于掌握住機遇，因為機遇畢竟不可能屬于那些毫無準備的人。
比起同代人，我的命運這麼好，無論我分配在哪個部門，哪個單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則太對不起我家的祖墳。
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廣場上，頭腦中所産生的最強烈的想法。
我問許多人文化部在什麼地方，都說不知道。
也難怪，我問的多半是外地人。
在北京站，十個人中至少有六七個是外地人。
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誰是北京人誰是外地人。
我問一個年輕的警察。
他回答：“
報到前有半個月假。
三年沒探家，很想家，想母親。
但我打算分配單位确定了，工作幾個月後再探家。
我非常希望盡早知道我的工作單位将是何處，非常希望盡早對這個單位産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樣，我有些茫然。
“大串聯”時期，我作為“紅衛兵代表”，曾往返兩次到過北京。
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學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選出的。
我的中學母校在“文革”初期頗為“保守”，選“紅衛兵代表”的條件還不是以“造反性”為原則，其實跟選“三好學生”的條件差不多。
到京後，據說大學、中學包括小學的“紅衛兵”，已近百萬之多。
我們先是在天壇公園内的臨時席棚裡凍了一夜，爾後住到了地質博物館。
各地的“紅衛兵”見我們胸前别着“代表”的紅綢條，大加嘲諷。
說“革命串聯”，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是每一個“紅衛兵”，每一個革命學生的權力。
你們有何資格以“代表”身份剝奪他人權力？我們無不大慚，紛紛将引以為榮的“代表”标志扯下扔掉了。
被檢閱後，我孤身前往四川的樂山，去探望父親。
父親的通訊地址是代号信箱，問許多人全不知，到郵局問，答曉得這地方，但屬軍工單位，保密，不能告訴我。
無奈按信箱地址給父親拍了一封電報。
父親的回電隻有三個字“速返哈”。
後來聽父親說，當時他們那裡大亂，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他怕我去了，就永遠“留”在那兒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
又幸福地趕上了一次“檢閱”。
怎樣的形式，回憶不起來了，隻記得住在東單外交部家屬宿舍，一位什麼參贊的家裡。
我與武漢某“長征隊”的九名男學生同住。
一間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間，薄薄的一層幹草，上面鋪着肮髒的被褥，有虱子。
“長征隊員”們對住的條件很不滿意，就用大毛筆飽蘸墨汁往潔白的牆壁上寫各種标語口号。
我離開那天，四堵牆壁仿佛挂了四張荷蘭奶牛皮，黑一塊白一塊。
其實，主人家的“外婆”對我們挺親熱的。
我雖然沒往牆上塗過一筆，卻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我伫立在站前廣場，想到今後将要在北京工作，成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動。
九月的陽光耀得我眯起了眼。
柏油馬路散發的熱氣在地表蒸騰，車輛行人街邊樹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動。
車站的大鐘敲響了。
我扭回頭望着它，心中喃喃自語：“北京，北京，今後請多關照啊！……” 哈爾濱—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彈指間。
我仿佛由十八歲開始，做了一個長長的夢。
一覺醒來，二十八歲了。
可小時候，我連做夢都不曾想到過，二十八歲後我會成為一個北京人。
“大串聯”時期北京并沒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
到處都油漆成紅色，使人心裡騷亂不安，而且秋季的風沙還那麼大。
到軍事博物館去參觀，西風卷着巨塵在馬路上奔嚣。
使人聯想到骠騎赳赳過長街，蹄下宏沙亂飛揚的“元大都”時期。
盡管北京并不使我覺得親切，但我心中還是充滿了幸運感。
是幸運感，而不是幸福感。
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還有幾十萬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餘萬北京知識青年。
可我這個哈爾濱的小子，竟不知命運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搖身一變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運真是充滿了機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着某個時期的某種機遇在起重大作用。
這乃是人和社會既矛盾又統一的關系。
對每一個人來說，重要的是善于掌握住機遇，因為機遇畢竟不可能屬于那些毫無準備的人。
比起同代人，我的命運這麼好，無論我分配在哪個部門，哪個單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則太對不起我家的祖墳。
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廣場上，頭腦中所産生的最強烈的想法。
我問許多人文化部在什麼地方，都說不知道。
也難怪，我問的多半是外地人。
在北京站，十個人中至少有六七個是外地人。
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誰是北京人誰是外地人。
我問一個年輕的警察。
他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