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和一個——龍應台雜文散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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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纏足，這是纏'腦'、纏'心'！"在淋漓盡緻地抨擊輕視女人的傳統觀念、習慣勢力的同時，龍應台毫不諱飾女性自甘示弱的頑症：從小到大你不是深信女孩應該比男孩身體纖弱一點、頭腦愚昧一點、學曆低一點、知識少一點、個性軟一點嗎？既然心甘情願的作楚楚可憐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後？她以女性的觀點為出發點，又不囿拘于一方的單角度，褒貶得體，尖銳而不尖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說服力。
其三："在歐洲"的龍應台 "有一隻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将自己的羽毛塗白，但白裡透黑，被鴿子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裡透白，又被烏鴉驅逐。
"龍應台在描述旅歐心路時流露的情懷，幾多無奈，幾多感慨。
《人在歐洲》是龍應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
它詳盡、形象地顯現了龍應台目前的關注點：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疑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有些基本信念，比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假如把《人在歐洲》的多數篇什概略地分類，不外乎有這麼幾種。
一，談社會，如《清道夫的秩序》、《番薯》、《斜坡》、《思想欄杆》等。
二，談人生，如《給我一個中國娃娃》、《燒死一隻大螃蟹》、《阿敏》等。
三，談文學，如《詩人拎起皮箱》、《視大獎·必藐之》等。
換一個角度，從關懷面的寬泛和集中，還可以劃分：談國際問題，如《德國，在曆史的網中》、《醜陋的美國人》、《慈善的武器工廠》等；談台灣問題，如《台灣素描》、《台北遊記》等。
實際上，二者融為一體，她議國際問題，總是把台灣作為參照對象，議台灣問題，無不置之于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之中。
一以貫之的，是力倡開闊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觀：在彼此息息相關的世界裡，把人的價值擺在首位，從心靈的層面上真正地尊重人、關愛人。
在龍應台寫《野火集》的時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調侃她："你的職業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國。
"對本土問題狂熱的關切，到了《人在歐洲》，轉換成了對于民族主義與世界公民關系的探尋和反思。
某些偏失和缺欠（視野、胸襟等），也獲得匡正和彌補。
當然，她并沒有、也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關切，但立足點更高了，視野更寬了；台灣已經從貧窮進入富裕，但要從依賴變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兩眼逼視現實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線，自己的眼睛。
"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個'人'，也不可能做個有意義的中國人。
在開發與未開發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觀的寬還是窄，大還是小。
" "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看來時路，台灣隐隐在路的起點。
"龍應台的這段心路，雖然打上了個人切身經曆的印記，但它對于華人作家扮演的曆史角色的省思和啟迪是相當典型的。
"這一個"龍應台。
龍應台遭受的諸多诟責，"别有用心"和"嘩衆取寵"是其中主要的兩項。
對于"别有用心"的罪名，龍應台坦然應承。
她直言不諱："不錯，我是'别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别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
" 這類責難是那樣的氣勢洶洶，連篇累牍，龍應台不得已也針鋒相對地堅決回應。
她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舉辦的一場公開演講中，剖明了自己所從事的社會批評的特點和價值："至于社會批評，我們的社會常常隻說好不說壞，隻褒而不貶，這種态度從好的方面說是'隐惡揚善'，但真實說來是'粉飾太平'而已，更不客氣地說則是'自欺欺人'"。
"一個有自尊的民族就應該人人有批評的
其三："在歐洲"的龍應台 "有一隻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将自己的羽毛塗白，但白裡透黑，被鴿子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裡透白，又被烏鴉驅逐。
"龍應台在描述旅歐心路時流露的情懷，幾多無奈，幾多感慨。
《人在歐洲》是龍應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
它詳盡、形象地顯現了龍應台目前的關注點：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疑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有些基本信念，比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假如把《人在歐洲》的多數篇什概略地分類，不外乎有這麼幾種。
一，談社會，如《清道夫的秩序》、《番薯》、《斜坡》、《思想欄杆》等。
二，談人生，如《給我一個中國娃娃》、《燒死一隻大螃蟹》、《阿敏》等。
三，談文學，如《詩人拎起皮箱》、《視大獎·必藐之》等。
換一個角度，從關懷面的寬泛和集中，還可以劃分：談國際問題，如《德國，在曆史的網中》、《醜陋的美國人》、《慈善的武器工廠》等；談台灣問題，如《台灣素描》、《台北遊記》等。
實際上，二者融為一體，她議國際問題，總是把台灣作為參照對象，議台灣問題，無不置之于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之中。
一以貫之的，是力倡開闊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觀：在彼此息息相關的世界裡，把人的價值擺在首位，從心靈的層面上真正地尊重人、關愛人。
在龍應台寫《野火集》的時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調侃她："你的職業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國。
"對本土問題狂熱的關切，到了《人在歐洲》，轉換成了對于民族主義與世界公民關系的探尋和反思。
某些偏失和缺欠（視野、胸襟等），也獲得匡正和彌補。
當然，她并沒有、也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關切，但立足點更高了，視野更寬了；台灣已經從貧窮進入富裕，但要從依賴變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兩眼逼視現實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線，自己的眼睛。
"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個'人'，也不可能做個有意義的中國人。
在開發與未開發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觀的寬還是窄，大還是小。
" "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看來時路，台灣隐隐在路的起點。
"龍應台的這段心路，雖然打上了個人切身經曆的印記，但它對于華人作家扮演的曆史角色的省思和啟迪是相當典型的。
"這一個"龍應台。
龍應台遭受的諸多诟責，"别有用心"和"嘩衆取寵"是其中主要的兩項。
對于"别有用心"的罪名，龍應台坦然應承。
她直言不諱："不錯，我是'别有用心'，像個
" 這類責難是那樣的氣勢洶洶，連篇累牍，龍應台不得已也針鋒相對地堅決回應。
她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舉辦的一場公開演講中，剖明了自己所從事的社會批評的特點和價值："至于社會批評，我們的社會常常隻說好不說壞，隻褒而不貶，這種态度從好的方面說是'隐惡揚善'，但真實說來是'粉飾太平'而已，更不客氣地說則是'自欺欺人'"。
"一個有自尊的民族就應該人人有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