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白色的烏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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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我自然是個第三世界的作家，完全不屬于歐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對第三世界的了解遠遠不如我對歐美的了解；我對第三世界的認同感遠遠不如我對第一世界的認同來得強烈。
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認我的歸屬。
有一隻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将自己的羽毛塗白。
但白裡透黑，被鴿子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裡透白，又被烏鴉驅逐。
這就回到了"公審"七等生的問題：别人不把你當兄弟時，你如何與他稱兄弟？ 就個人藝術創作的層次而言，這些立場、認同等外圍問題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考慮。
一個作家以手寫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與他屬于第幾世界可以沒有任何關聯。
然而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甯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
他會發現整個世界都在用一把尺——以強勢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價值，而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
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塊砸自己腳的石頭；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
但是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讓沉浸在自我膨脹中的白人社會産生些微不安；因為有一點不安，他就不會盡興地膨脹。
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 "公審"七等生之後，又過了八個月，我身上的刺卻落了很多，因為我發覺，在所謂種族歧視上，各個民族其實是相當平等的，也就是說，一個西洋人在台灣或中國所可能受到的"歧視"并不低于我在歐洲受到的"歧視"。
一個瑞典的醫生在台北學中文。
語文中心一位工友為細故而罵他為"洋鬼子野蠻人"。
醫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
兩人相對時，主任對工友說："你不要叫他野蠻人嘛！人家聽了心裡多難過。
" 在蘇黎世的街頭，瑞典朋友微笑地為我叙述這個小故事，我當街大笑起來。
中心主任話裡的意思當然很明白：我們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蠻人，但是不要說出來，傷了感情。
在"野蠻"的瑞典，被判了終身監禁的重犯還有假期；不久前一個間諜在與妻子"度假"的時候溜跑了，西方諸國引為笑談，瑞典不以為忤，堅持"犯人也有人權"。
在"野蠻"的瑞典，沒有人會因為付不起醫藥費而被拒于醫院門外，沒有鳏寡孤獨年老者會因為無人撫養而死去。
在"野蠻"的瑞典，沒有人會因為"言論不當"而被囚禁起來，也沒有人會把幼女販賣到妓院作為雛妓。
一個來自高度文明的歐洲人被中國人看作"番子"；我這個自視甚高的亞洲作家被歐洲人看作從良妓女、難民；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
我在歐洲所面對的誤解、歧視，其實不是歐洲人的弱點，而是"人"的弱點吧！ 或者作夢的七等生竟是對的。
※※※ 《人在歐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星》以及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
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看來時路，台灣隐隐在路的起點。
離開瑞士，移居西德，眼前又是一條叉路，我漸行漸遠漸深沉，但路則像一根綿延的帶子，系在胸間，時時感覺那起點的扯動。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蘇黎世
然而我對第三世界的了解遠遠不如我對歐美的了解；我對第三世界的認同感遠遠不如我對第一世界的認同來得強烈。
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認我的歸屬。
有一隻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将自己的羽毛塗白。
但白裡透黑，被鴿子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裡透白，又被烏鴉驅逐。
這就回到了"公審"七等生的問題：别人不把你當兄弟時，你如何與他稱兄弟？ 就個人藝術創作的層次而言，這些立場、認同等外圍問題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考慮。
一個作家以手寫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與他屬于第幾世界可以沒有任何關聯。
然而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甯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
他會發現整個世界都在用一把尺——以強勢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價值，而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
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塊砸自己腳的石頭；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
但是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讓沉浸在自我膨脹中的白人社會産生些微不安；因為有一點不安，他就不會盡興地膨脹。
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 "公審"七等生之後，又過了八個月，我身上的刺卻落了很多，因為我發覺，在所謂種族歧視上，各個民族其實是相當平等的，也就是說，一個西洋人在台灣或中國所可能受到的"歧視"并不低于我在歐洲受到的"歧視"。
一個瑞典的醫生在台北學中文。
語文中心一位工友為細故而罵他為"洋鬼子野蠻人"。
醫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
兩人相對時，主任對工友說："你不要叫他野蠻人嘛！人家聽了心裡多難過。
" 在蘇黎世的街頭，瑞典朋友微笑地為我叙述這個小故事，我當街大笑起來。
中心主任話裡的意思當然很明白：我們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蠻人，但是不要說出來，傷了感情。
在"野蠻"的瑞典，被判了終身監禁的重犯還有假期；不久前一個間諜在與妻子"度假"的時候溜跑了，西方諸國引為笑談，瑞典不以為忤，堅持"犯人也有人權"。
在"野蠻"的瑞典，沒有人會因為付不起醫藥費而被拒于醫院門外，沒有鳏寡孤獨年老者會因為無人撫養而死去。
在"野蠻"的瑞典，沒有人會因為"言論不當"而被囚禁起來，也沒有人會把幼女販賣到妓院作為雛妓。
一個來自高度文明的歐洲人被中國人看作"番子"；我這個自視甚高的亞洲作家被歐洲人看作從良妓女、難民；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
我在歐洲所面對的誤解、歧視，其實不是歐洲人的弱點，而是"人"的弱點吧！ 或者作夢的七等生竟是對的。
※※※ 《人在歐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星》以及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
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看來時路，台灣隐隐在路的起點。
離開瑞士，移居西德，眼前又是一條叉路，我漸行漸遠漸深沉，但路則像一根綿延的帶子，系在胸間，時時感覺那起點的扯動。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蘇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