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包袱的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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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者無罪"，為下一代減輕負擔。
可是他沒有辦法防止人去觸犯那個禁忌——那個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業的、失學的、沒有家庭溫暖的、心裡朦胧着反抗沖動的少年和青年，找尋發洩的目标。
他怎麼樣可以轟轟烈烈地幹一下，讓全世界為他震動？有什麼東西，在這個社會裡，是絕對絕對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
在德國，強xx、放火、殺人、搶劫，和任何其他社會一樣，都隻是一般社會新聞，連亂倫、殺父殺母，都隻是犯罪學家和社會學者關懷的小領域。
在這個國家，隻有一件事能造成轟轟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殺人，而且必須是殺外國人。
隻要殺的是外國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頭條新聞，而且不隻是國内新聞的焦點，也是國際媒體的寵兒：街頭巷尾，莫不談論，舉國為之震動。
牽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國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少年。
這些青少年，和極左的赤軍不同，沒有組織的帶領也沒有政治理念的支持。
他們多半來自低收入階層，失業，失學，酗酒。
去年縱火殺人的十九歲青年拉爾斯，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母親在他九歲那年自殺死亡，他就在扶養中心長大，一向是個問題兒童。
五月犯案的是十六歲的克裡斯強，沒有父親，母親常換伴侶。
他解釋自己恨外國人的動因：母親從前有個情人，他很喜歡。
那個人經營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搶了，據說是被外國人搶了。
克裡斯強被警方逮捕時，爛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國的排外風潮，必須有這麼一個曆史焦距：在對納粹曆史進行自我批判的過程中，德國文化形成了一個絕對的禁忌。
對禁忌挑戰，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實是青少年階層的特色。
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導的反外風潮，究竟有多少是屬于法西斯理念的推動？有多少是屬于青少年對一個龐大禁忌的盲目反抗？還等時間來澄清。
不考慮這個禁忌形成的曆史背景而遽下斷語：日爾曼民族主義複蘇、希特勒精神複活、納粹主義橫行德國等等，恐怕都是未經深思的危言聳聽之辭。
值得擔心的是，危言聳聽造成影響，将原來已經森嚴的禁忌再加幾道鎖，而導緻更強的反彈。
每次事件發生，就有人提議将所有極右黨派指定為非法集團，以杜絕影響。
真那麼做了，無非使地上活動轉流地下，更難監督和控制。
禁忌不化解而增強，猶如在發炎的腫塊上塗辣椒水，恐怕隻能誘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國的排右暴力？歐美各國尚做不到，德國人自己也做不到。
事件發生，德國正派媒體極少自我辯護說，他們英國美國法國種族問題一樣嚴重雲雲．反倒隻是不斷地自我鞭策，讨論如何讓外國人可擁有雙重國籍、如何給予外國人投票權、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寬容……這種"好孩子"的反應舉止，也和那個禁忌有關——德國人必須做個世界村裡的好孩子，他必須被打不還手，被罵不回嘴，理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學家都可以告訴你，在這麼強大的制約壓力之下，那個好孩子不變成問題兒童才怪！事實上，殺人放火的拉爾斯和克裡斯強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國問題兒童。
就歐美其他各國來說，德國人的集體罪惡感或許是驢背上一個包袱，壓着不讓它亂蹦，可是包袱太重，驢要反抗鬧病的。
寫到這兒有不舒服的感覺：這麼說，日本那頭驢子可更理直氣壯地不馱它該馱的包袱了！？
可是他沒有辦法防止人去觸犯那個禁忌——那個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業的、失學的、沒有家庭溫暖的、心裡朦胧着反抗沖動的少年和青年，找尋發洩的目标。
他怎麼樣可以轟轟烈烈地幹一下，讓全世界為他震動？有什麼東西，在這個社會裡，是絕對絕對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
在德國，強xx、放火、殺人、搶劫，和任何其他社會一樣，都隻是一般社會新聞，連亂倫、殺父殺母，都隻是犯罪學家和社會學者關懷的小領域。
在這個國家，隻有一件事能造成轟轟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殺人，而且必須是殺外國人。
隻要殺的是外國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頭條新聞，而且不隻是國内新聞的焦點，也是國際媒體的寵兒：街頭巷尾，莫不談論，舉國為之震動。
牽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國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少年。
這些青少年，和極左的赤軍不同，沒有組織的帶領也沒有政治理念的支持。
他們多半來自低收入階層，失業，失學，酗酒。
去年縱火殺人的十九歲青年拉爾斯，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母親在他九歲那年自殺死亡，他就在扶養中心長大，一向是個問題兒童。
五月犯案的是十六歲的克裡斯強，沒有父親，母親常換伴侶。
他解釋自己恨外國人的動因：母親從前有個情人，他很喜歡。
那個人經營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搶了，據說是被外國人搶了。
克裡斯強被警方逮捕時，爛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國的排外風潮，必須有這麼一個曆史焦距：在對納粹曆史進行自我批判的過程中，德國文化形成了一個絕對的禁忌。
對禁忌挑戰，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實是青少年階層的特色。
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導的反外風潮，究竟有多少是屬于法西斯理念的推動？有多少是屬于青少年對一個龐大禁忌的盲目反抗？還等時間來澄清。
不考慮這個禁忌形成的曆史背景而遽下斷語：日爾曼民族主義複蘇、希特勒精神複活、納粹主義橫行德國等等，恐怕都是未經深思的危言聳聽之辭。
值得擔心的是，危言聳聽造成影響，将原來已經森嚴的禁忌再加幾道鎖，而導緻更強的反彈。
每次事件發生，就有人提議将所有極右黨派指定為非法集團，以杜絕影響。
真那麼做了，無非使地上活動轉流地下，更難監督和控制。
禁忌不化解而增強，猶如在發炎的腫塊上塗辣椒水，恐怕隻能誘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國的排右暴力？歐美各國尚做不到，德國人自己也做不到。
事件發生，德國正派媒體極少自我辯護說，他們英國美國法國種族問題一樣嚴重雲雲．反倒隻是不斷地自我鞭策，讨論如何讓外國人可擁有雙重國籍、如何給予外國人投票權、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寬容……這種"好孩子"的反應舉止，也和那個禁忌有關——德國人必須做個世界村裡的好孩子，他必須被打不還手，被罵不回嘴，理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學家都可以告訴你，在這麼強大的制約壓力之下，那個好孩子不變成問題兒童才怪！事實上，殺人放火的拉爾斯和克裡斯強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國問題兒童。
就歐美其他各國來說，德國人的集體罪惡感或許是驢背上一個包袱，壓着不讓它亂蹦，可是包袱太重，驢要反抗鬧病的。
寫到這兒有不舒服的感覺：這麼說，日本那頭驢子可更理直氣壯地不馱它該馱的包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