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包袱的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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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萬人手舉着燭光，形成綿延數十公裡長的光龍，這個場面夠壯觀吧？去年底，在一個十九歲的德國青年縱火燒死了三個土耳其人之後，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舉行了燭光之夜，人們立在寒冷的街頭，也不說話，隻是讓閃爍的燭火表達他們心中對死者的哀悼、對兇手的譴責。
海德堡街頭，年輕的女學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給過路的外國人。
"白玫瑰"是二次大戰期間反納粹的地下學生組織，事發後，學生領袖全被處死。
海德堡的女學生選擇了白玫瑰，這個充滿曆史回憶的象征，明确地表達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場。
我接過一支白玫瑰，想到當年那些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犧牲自己的熱血青年。
不覺黯然。
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對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個星期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燒死了五個土耳其婦女和小孩。
燭光沒有了，白玫瑰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派别的混混沖上街頭打砸商店、縱火燒車、群毆混鬥。
燭光和白玫瑰的存在，表示社會大衆對自己的力量還有信心，認為平常雖是"沉默的大多數"，但當這個"大多數"站出來的時候，那少數的害群之馬就會望風而逃。
五月這場大火，是給社會"大多數"一記響亮的耳光。
燭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數"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得不到實際的效果。
無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雲，壓着人心。
該怎麼看待德國的排外風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問題。
接二連三的縱火事件之後，各國媒體反應不同。
英法國内排外事件不斷，所以媒體對德國也較為平淡，隻談個案，不加太多評語。
在美國媒體的呈現中，事态就嚴重得多，好像新納粹主義有成為社會主流的可能。
以色列媒體更是情緒激昂，将德國和南非相比，要求聯合國對德國采取經濟制裁。
而德國媒體本身，則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檢讨的聲音。
歐美各國對德國都有一個特别的曆史情結。
幾乎在五月縱火殺人事件的同時，法國有兩個土耳其人的工廠被人縱火夷為平地，後者卻不會成為國際大新聞，因為德國是現代的該隐，額上烙着殺人的印記，她的舉動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
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國人對自己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閃。
六八年，年輕一代起而反抗舊有的制度和價值，德國才逐漸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
到八十年代，對納粹曆史的全盤否定和批判遂成為蓋棺論定的曆史觀和價值觀。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為絕對标準的同時，一個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對納粹主義的任何同情或諒解。
活過納粹時期的父母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在學校裡被教過"萬惡的納粹"的子女也不願、或不忍，追問上一代的過去。
一種集體罪惡感這個禁忌，到九十年代還像一個發炎的腫處，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痙攣。
這個發炎的腫塊是德國特有的曆史包袱，使德國人特别顯得緊張。
在任何國家，甚至包括猶太勢力強大的美國，你都可以想象在一個社交場合上，某個大嘴巴開始講猶太人的笑話，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
在德國，别說不容易找到這麼一個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話出口之後，他看見的可能是一張一張鐵青的臉。
這個曆史包袱，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太重了一點，所以才有科爾總理的名言
海德堡街頭，年輕的女學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給過路的外國人。
"白玫瑰"是二次大戰期間反納粹的地下學生組織，事發後，學生領袖全被處死。
海德堡的女學生選擇了白玫瑰，這個充滿曆史回憶的象征，明确地表達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場。
我接過一支白玫瑰，想到當年那些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犧牲自己的熱血青年。
不覺黯然。
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對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個星期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燒死了五個土耳其婦女和小孩。
燭光沒有了，白玫瑰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派别的混混沖上街頭打砸商店、縱火燒車、群毆混鬥。
燭光和白玫瑰的存在，表示社會大衆對自己的力量還有信心，認為平常雖是"沉默的大多數"，但當這個"大多數"站出來的時候，那少數的害群之馬就會望風而逃。
五月這場大火，是給社會"大多數"一記響亮的耳光。
燭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數"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得不到實際的效果。
無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雲，壓着人心。
該怎麼看待德國的排外風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問題。
接二連三的縱火事件之後，各國媒體反應不同。
英法國内排外事件不斷，所以媒體對德國也較為平淡，隻談個案，不加太多評語。
在美國媒體的呈現中，事态就嚴重得多，好像新納粹主義有成為社會主流的可能。
以色列媒體更是情緒激昂，将德國和南非相比，要求聯合國對德國采取經濟制裁。
而德國媒體本身，則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檢讨的聲音。
歐美各國對德國都有一個特别的曆史情結。
幾乎在五月縱火殺人事件的同時，法國有兩個土耳其人的工廠被人縱火夷為平地，後者卻不會成為國際大新聞，因為德國是現代的該隐，額上烙着殺人的印記，她的舉動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
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國人對自己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閃。
六八年，年輕一代起而反抗舊有的制度和價值，德國才逐漸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
到八十年代，對納粹曆史的全盤否定和批判遂成為蓋棺論定的曆史觀和價值觀。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為絕對标準的同時，一個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對納粹主義的任何同情或諒解。
活過納粹時期的父母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在學校裡被教過"萬惡的納粹"的子女也不願、或不忍，追問上一代的過去。
一種集體罪惡感這個禁忌，到九十年代還像一個發炎的腫處，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痙攣。
這個發炎的腫塊是德國特有的曆史包袱，使德國人特别顯得緊張。
在任何國家，甚至包括猶太勢力強大的美國，你都可以想象在一個社交場合上，某個大嘴巴開始講猶太人的笑話，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
在德國，别說不容易找到這麼一個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話出口之後，他看見的可能是一張一張鐵青的臉。
這個曆史包袱，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太重了一點，所以才有科爾總理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