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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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為"媽媽講的話"戰鬥。
你知道嗎？在魁北克，一棟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
連英美國家的商業機構，譬如紐約銀行，到了魁北克都隻能用法文翻譯出來的名稱。
可憐了住在魁北克境内講英語的少數民族，在九百萬法語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這些飽受委屈的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隻有一條路：走！每一年有兩萬英語人離開魁北克這個家鄉。
魁北克人因為對英語強勢文化反感，所以把語言問題提升到意識形态的抗争層次，使境内的英語少數民族備受壓力。
講閩南語的台灣人因為對北京語強勢文化反感，所以把語言問題擴大為意識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數民族"忐忑不安。
可是，任何冷眼旁觀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讓大量英語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傷害了自己，難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錯誤嗎？不喜歡瑞士的德國人可以回到德國，受排擠的魁北克英語人也可以卷了細軟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鄰省換個工作罷了。
可是，你要台灣的外省第二代去哪裡呢？ 比較聰明的可能是瑞士人。
他們把自己的"土話"提升到"國語"的地位。
任何人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大聲說"媽媽講的話"，講得理直氣壯，口沫橫飛．滿足了每個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
用在有德國人的場合，更可以發揮同仇敵忾的同胞愛，抵禦強勢的中原文化。
可是，瑞士方言畢竟是少數人的語言。
不出五百萬吧；講标準德語的，在世界上卻将近一億人。
一個文化要成長茁壯，光憑自尊感和同胞愛顯然不夠。
講"媽媽的話"的瑞士人，眼睛讀的、手寫的，卻是那傲慢的、令人讨厭的、強勢中原文化的語言：标準德語。
奇怪嗎？一點兒也不。
就說作家吧！一個瑞士作家若以他"媽媽的話"寫一本書，隻有五百萬人看得懂，若以标準德文書寫，可能的讀者卻超過二十倍。
很現實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兩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馬特，不是以标準德語寫作，他們是否會享有如此高的文壇地位，就很難說了。
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從廣大的标準德語圈中劃出來，他們對德語文化的吸收和反饋毫無間隔，從大德語文化圈所汲取的養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卻壯碩豐滿。
如果有人說，誰在乎市場？我就是要為那少數又少數的人而寫，因為隻有他們懂得我最深處的傷痛。
誰在乎那廣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話的讀者？ 有這種強烈鄉土情懷的作家其實也不少。
非洲就有些人根本無視于所謂廣大世界的存在，隻用他部落的語言寫給他村子裡的老媪看。
誰能批評這份鄉土情懷呢？我隻有尊敬。
如果有一天，華語文學的洪流中竟然獨特地發展出一支閩南語文學來，響着不同的音調，那豈不是件令人驚喜萬分的事情。
被壓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來，是社會健康的迹象。
除非，這個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個文化的壓縮為代價。
我聽說，台灣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說是百分之二十嗎？）；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當高。
我聽說，外省第二代的出版業者，逐漸地将經營中心移往大陸。
我聽說，外省第二代的企業家考慮轉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灣豈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後塵？可是魁北克并沒有台灣那樣的生存危機呀！ 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吧！語言文化（說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為意識形态的鬥争工具，是四十年來政策偏差的惡果。
受過壓迫的人不容易冷靜、客觀而公平地對待從前的壓迫者。
但等這被壓迫的人得回了他應有的尊嚴和權力之後，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來。
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許就能理解：誰也沒有權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擔曆史的責任。
受過迫害的人或許就能同意：曆史的組成，并不隻有單純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個階級；沒有人是純粹的壓迫者，也沒有人是純粹的被壓迫者。
受過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許更能體會公平和寬容的必要。
讓權力的分配走上正軌，台灣會逐漸成熟，變成一個容忍異己、雍容大度的社會吧！在一個雍容大度的社會裡，不管什麼媽媽講的話，我們都說得理直氣壯。
你知道嗎？在魁北克，一棟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
連英美國家的商業機構，譬如紐約銀行，到了魁北克都隻能用法文翻譯出來的名稱。
可憐了住在魁北克境内講英語的少數民族，在九百萬法語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這些飽受委屈的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隻有一條路：走！每一年有兩萬英語人離開魁北克這個家鄉。
魁北克人因為對英語強勢文化反感，所以把語言問題提升到意識形态的抗争層次，使境内的英語少數民族備受壓力。
講閩南語的台灣人因為對北京語強勢文化反感，所以把語言問題擴大為意識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數民族"忐忑不安。
可是，任何冷眼旁觀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讓大量英語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傷害了自己，難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錯誤嗎？不喜歡瑞士的德國人可以回到德國，受排擠的魁北克英語人也可以卷了細軟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鄰省換個工作罷了。
可是，你要台灣的外省第二代去哪裡呢？ 比較聰明的可能是瑞士人。
他們把自己的"土話"提升到"國語"的地位。
任何人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大聲說"媽媽講的話"，講得理直氣壯，口沫橫飛．滿足了每個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
用在有德國人的場合，更可以發揮同仇敵忾的同胞愛，抵禦強勢的中原文化。
可是，瑞士方言畢竟是少數人的語言。
不出五百萬吧；講标準德語的，在世界上卻将近一億人。
一個文化要成長茁壯，光憑自尊感和同胞愛顯然不夠。
講"媽媽的話"的瑞士人，眼睛讀的、手寫的，卻是那傲慢的、令人讨厭的、強勢中原文化的語言：标準德語。
奇怪嗎？一點兒也不。
就說作家吧！一個瑞士作家若以他"媽媽的話"寫一本書，隻有五百萬人看得懂，若以标準德文書寫，可能的讀者卻超過二十倍。
很現實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兩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馬特，不是以标準德語寫作，他們是否會享有如此高的文壇地位，就很難說了。
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從廣大的标準德語圈中劃出來，他們對德語文化的吸收和反饋毫無間隔，從大德語文化圈所汲取的養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卻壯碩豐滿。
如果有人說，誰在乎市場？我就是要為那少數又少數的人而寫，因為隻有他們懂得我最深處的傷痛。
誰在乎那廣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話的讀者？ 有這種強烈鄉土情懷的作家其實也不少。
非洲就有些人根本無視于所謂廣大世界的存在，隻用他部落的語言寫給他村子裡的老媪看。
誰能批評這份鄉土情懷呢？我隻有尊敬。
如果有一天，華語文學的洪流中竟然獨特地發展出一支閩南語文學來，響着不同的音調，那豈不是件令人驚喜萬分的事情。
被壓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來，是社會健康的迹象。
除非，這個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個文化的壓縮為代價。
我聽說，台灣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說是百分之二十嗎？）；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當高。
我聽說，外省第二代的出版業者，逐漸地将經營中心移往大陸。
我聽說，外省第二代的企業家考慮轉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灣豈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後塵？可是魁北克并沒有台灣那樣的生存危機呀！ 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吧！語言文化（說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為意識形态的鬥争工具，是四十年來政策偏差的惡果。
受過壓迫的人不容易冷靜、客觀而公平地對待從前的壓迫者。
但等這被壓迫的人得回了他應有的尊嚴和權力之後，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來。
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許就能理解：誰也沒有權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擔曆史的責任。
受過迫害的人或許就能同意：曆史的組成，并不隻有單純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個階級；沒有人是純粹的壓迫者，也沒有人是純粹的被壓迫者。
受過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許更能體會公平和寬容的必要。
讓權力的分配走上正軌，台灣會逐漸成熟，變成一個容忍異己、雍容大度的社會吧！在一個雍容大度的社會裡，不管什麼媽媽講的話，我們都說得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