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台灣發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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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庭咖啡座裡，聽出版的朋友說文學的書如何如何地沒有人買。
"社會多元的意思，"他說，"就是說．沒有人願意連續地坐上兩小時看一本讓腦子累一點的書。
" "别難過，"我安慰他，"你看那邊櫥窗裡那個東西，也一樣沒人買。
" 那是一把意大利進口的雨傘，标價兩萬元。
"哈，"他輕蔑地笑起來．"那個東西，有人買！" 咖啡座上坐着化妝明豔、穿着入時的女人，疊起玻璃絲襪的腿，優雅地啜着咖啡。
好幾個穿白襯衫、深色西褲的男人對着手裡的大哥大說話。
其中一個，竟然是些許年不見的大學同學。
"還在高中教曆史嗎？"我問。
"不教了，沒前途。
"他說，把大哥大熟稔地插進褲袋裡，"現在搞營造，包工建橋開路之類的。
" "營造？"我驚訝，記得他當年穿着長袍馬褂，在講台上表演相聲的樣子，"你學過營造？" "沒有。
"他搖頭，然後解釋，"就好像學遊泳，先下水，搞濕了自然就會。
我也沒什麼資金，先是搞股票賺了點橫财，就投資營造。
在台灣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錢，做八分投資，講十分的話……" "冒險嘛！"他笑着，帶着點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響起。
6 有人按鈴。
又是個穿綠制服的德國警察。
又怎麼了？我沒好氣地瞪着他。
這一回，是因為我停在車庫門前的車，車尾突出。
"侵占"了人行道大約十公分的空間，妨礙行人過路。
"請您将車子駛進車庫，或着停到路邊去。
"他面無表情地說。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這人行道起碼有一百廿公分寬，再蠢的胖子也過得去。
你停下巡邏車來幹涉我，隻不過因為這十公分的"脫序"觸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則和習慣。
你是一個秩序和原則的動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後，很勇敢地——把車移走。
我能說什麼？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來的伊蘭在電話上絮絮不休："院子裡那株松樹掉針掉得厲害，掃不勝掃。
又遮了陽光。
我們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斷，"在這個國家裡，砍樹要先申請，尤其是老樹大樹，不能說砍就砍的。
" "可是，這樹是在我們自家院子裡——" "自家院子裡的樹你也沒有自由說砍就砍，樹，是國家人民共同的财産，懂吧？" "啊，"伊蘭在那頭說，"咱們澳洲也有這個法那個法的，可是沒人太認真——" "那是因為你們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後裔呀……" 伊蘭顯然一點兒也不覺得好笑，很認真地說，對，來德國半年，使她深刻體認到澳洲人無法無天的個性，十足罪犯的壞胚。
然後我們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國是那麼一個不自由的國家，人民沒有脫序、違法的權利，簡直令人苦悶極了。
7 電話又響起來，這回，是婆婆："考慮半天，這個周末不能去看你們，準備時間不夠……" 可是，現在才星期三呀，隻不過是兩個小時的車程，帶支牙刷來不就完了嗎？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澆。
玫瑰正要剪枝，幹洗店的衣服要取回來，清潔婦星期四要來……" 又來了。
老人家簡直像加了熱的年糕，黏糊糊緊緊粘着鍋底，很難把他們從家扯開。
"我們年紀大了，總是慢嘛。
"她說。
我熟悉另一對老人家，年紀也大了，卻具有後備軍人枕戈待旦的彈性，随時待命開拔。
那是我的中國父母。
有一次，我從台北打電話到合南，請七十來歲的父親得空時北上一趟，處理一點小事。
擱下電話，幾個小時之後，門鈴響，父親出現在門口，手裡拎着行李——一隻皺巴巴的塑膠袋，看起來包過青菜包過舊鞋而現在裡頭裝着一套換洗的内衣褲、一支牙刷、一本書。
他很高興地望着我笑。
又過了幾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現在拔個電話回台灣，請父母搭下一班飛機來德國，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立即動身。
真正需要的時候，他們隻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時候，沒有牙刷也能走。
為什麼呢？為什麼我的德國父母非有萬全的準備不貿然行動，而我的中國父母，在四十年的安定歲月之後（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舊能适應萬變、說走就走，像個一無所有、無牽無挂的"羅漢腳"？ 8 台灣人的個性中有一種驚人
"社會多元的意思，"他說，"就是說．沒有人願意連續地坐上兩小時看一本讓腦子累一點的書。
" "别難過，"我安慰他，"你看那邊櫥窗裡那個東西，也一樣沒人買。
" 那是一把意大利進口的雨傘，标價兩萬元。
"哈，"他輕蔑地笑起來．"那個東西，有人買！" 咖啡座上坐着化妝明豔、穿着入時的女人，疊起玻璃絲襪的腿，優雅地啜着咖啡。
好幾個穿白襯衫、深色西褲的男人對着手裡的大哥大說話。
其中一個，竟然是些許年不見的大學同學。
"還在高中教曆史嗎？"我問。
"不教了，沒前途。
"他說，把大哥大熟稔地插進褲袋裡，"現在搞營造，包工建橋開路之類的。
" "營造？"我驚訝，記得他當年穿着長袍馬褂，在講台上表演相聲的樣子，"你學過營造？" "沒有。
"他搖頭，然後解釋，"就好像學遊泳，先下水，搞濕了自然就會。
我也沒什麼資金，先是搞股票賺了點橫财，就投資營造。
在台灣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錢，做八分投資，講十分的話……" "冒險嘛！"他笑着，帶着點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響起。
6 有人按鈴。
又是個穿綠制服的德國警察。
又怎麼了？我沒好氣地瞪着他。
這一回，是因為我停在車庫門前的車，車尾突出。
"侵占"了人行道大約十公分的空間，妨礙行人過路。
"請您将車子駛進車庫，或着停到路邊去。
"他面無表情地說。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這人行道起碼有一百廿公分寬，再蠢的胖子也過得去。
你停下巡邏車來幹涉我，隻不過因為這十公分的"脫序"觸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則和習慣。
你是一個秩序和原則的動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後，很勇敢地——把車移走。
我能說什麼？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來的伊蘭在電話上絮絮不休："院子裡那株松樹掉針掉得厲害，掃不勝掃。
又遮了陽光。
我們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斷，"在這個國家裡，砍樹要先申請，尤其是老樹大樹，不能說砍就砍的。
" "可是，這樹是在我們自家院子裡——" "自家院子裡的樹你也沒有自由說砍就砍，樹，是國家人民共同的财産，懂吧？" "啊，"伊蘭在那頭說，"咱們澳洲也有這個法那個法的，可是沒人太認真——" "那是因為你們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後裔呀……" 伊蘭顯然一點兒也不覺得好笑，很認真地說，對，來德國半年，使她深刻體認到澳洲人無法無天的個性，十足罪犯的壞胚。
然後我們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國是那麼一個不自由的國家，人民沒有脫序、違法的權利，簡直令人苦悶極了。
7 電話又響起來，這回，是婆婆："考慮半天，這個周末不能去看你們，準備時間不夠……" 可是，現在才星期三呀，隻不過是兩個小時的車程，帶支牙刷來不就完了嗎？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澆。
玫瑰正要剪枝，幹洗店的衣服要取回來，清潔婦星期四要來……" 又來了。
老人家簡直像加了熱的年糕，黏糊糊緊緊粘着鍋底，很難把他們從家扯開。
"我們年紀大了，總是慢嘛。
"她說。
我熟悉另一對老人家，年紀也大了，卻具有後備軍人枕戈待旦的彈性，随時待命開拔。
那是我的中國父母。
有一次，我從台北打電話到合南，請七十來歲的父親得空時北上一趟，處理一點小事。
擱下電話，幾個小時之後，門鈴響，父親出現在門口，手裡拎着行李——一隻皺巴巴的塑膠袋，看起來包過青菜包過舊鞋而現在裡頭裝着一套換洗的内衣褲、一支牙刷、一本書。
他很高興地望着我笑。
又過了幾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現在拔個電話回台灣，請父母搭下一班飛機來德國，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立即動身。
真正需要的時候，他們隻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時候，沒有牙刷也能走。
為什麼呢？為什麼我的德國父母非有萬全的準備不貿然行動，而我的中國父母，在四十年的安定歲月之後（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舊能适應萬變、說走就走，像個一無所有、無牽無挂的"羅漢腳"？ 8 台灣人的個性中有一種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