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在曆史的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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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沒有計劃的殺人與迫害。
跟納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種有理論基礎、計劃嚴密、講究效率地消滅整個種族的作法，絕對是史無前例的，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殘酷……" 斯杜克猛搖頭，重重地說："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與湯瑪斯所争執的正是80年代德國的知識分子所關注的焦點：德國往哪裡去？罪惡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國人不是個逃避現實的民族。
從12年的納粹惡夢中醒過來之後，知識分子無時不在進行對曆史的搜尋、檢讨、批判。
身曆浩劫的人（不隻是猶太人，德國老百姓本身其實也是戰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與烏拉的父親，固然對惡夢避之不談，知識分子卻以刮骨療傷的态度面對醜惡的曆史。
幾十年來，西德的報紙與雜志随時随地都有關于納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遠因、近因、方法、後果，猶太犧牲者的個案，德國的民族性，道德問題等等。
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後：阿登納Adenauer總統給猶太人發補償金；布朗德在華沙的猶太紀念碑前謙卑地下跪；從前的集中營變成博物館，把德國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諸于世。
把自己的醜處暴露出來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極大的誠意與勇氣。
戰後日本對中國人的态度，相形之下就顯得虛弱，而台灣政府對中國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對二二八事件的躲閃），都是不敢正視曆史、不敢面對自己的表現。
經過40年不斷的反省自責，80年代的德國開始有了不同的聲音。
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進派刊物DieZeit（周報）刊載了廣受矚目的德國曆史學者之間的争論。
主題就是：在希特勒帝國已經消失了45年之後，德國是否仍舊應該繼續活在那12年納粹的陰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認為德國人沒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個史無前例的大怪獸，俄國人的古拉格與納粹的集中營是一樣的暴行。
西德具領袖地位的曆史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立刻提出嚴厲的反駁，指責諾特為德國人洗罪，意圖重建德國人的團結心與愛國心；這兩種"心"是像希特勒那樣的集權者鼓吹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國對這兩種"心"非常的戒慎恐懼。
兩篇文章引起一場筆仗。
贊成Nolte的，強調德國在納粹之前已有綿長的曆史與成就，不必被那短暫的12年的包袱壓死。
贊成Habermas的，認為把包袱挪開，就有重蹈覆轍的危險。
這場辯論并不隻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頭的學者之間的腦力遊戲，因為他們所争辯的題目正是每一個德國知識分子所思考的問題，與當前政治也有着緊密的關聯。
Habermas等人認為把納粹罪行與斯大林的俄國等量齊觀來減輕德國人的罪惡感，從而重建德國人的國家觀念，等于把曆史送給科爾這樣的執政者去鞏固他的權力。
科爾一再地強調他是西德第一位戰後出生的"新生代"總理——因此他與納粹的過去，和年輕的湯瑪斯一樣，是沒有直接關系的。
他固然也不時提醒德國人要記取教訓，但他顯然希望從陰影中走出來。
相對于當年布朗德對猶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爾在德國陣亡的士兵墓前獻花。
在國際舞台上，一度摧毀倒地的德國現在又成為衆人矚目的主角之一。
在民族自信心緩緩療傷複元的過程之中，德國人對自己的處境與未來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夾在蘇聯與美國的對峙之間，它似乎試圖找出一條自主的、屬于德國的路來。
要找出這樣一條路來，德國人必須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麼"的核心問題。
科爾對曆史的"新"态度或許可以給許多"新生代"的德國人一個"新"的自我認識，這，就成為他的政治資本。
哈貝馬斯等曆史學家發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曆史，不可以成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點點也不可以。
跟納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種有理論基礎、計劃嚴密、講究效率地消滅整個種族的作法，絕對是史無前例的，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殘酷……" 斯杜克猛搖頭，重重地說："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與湯瑪斯所争執的正是80年代德國的知識分子所關注的焦點：德國往哪裡去？罪惡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國人不是個逃避現實的民族。
從12年的納粹惡夢中醒過來之後，知識分子無時不在進行對曆史的搜尋、檢讨、批判。
身曆浩劫的人（不隻是猶太人，德國老百姓本身其實也是戰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與烏拉的父親，固然對惡夢避之不談，知識分子卻以刮骨療傷的态度面對醜惡的曆史。
幾十年來，西德的報紙與雜志随時随地都有關于納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遠因、近因、方法、後果，猶太犧牲者的個案，德國的民族性，道德問題等等。
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後：阿登納Adenauer總統給猶太人發補償金；布朗德在華沙的猶太紀念碑前謙卑地下跪；從前的集中營變成博物館，把德國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諸于世。
把自己的醜處暴露出來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極大的誠意與勇氣。
戰後日本對中國人的态度，相形之下就顯得虛弱，而台灣政府對中國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對二二八事件的躲閃），都是不敢正視曆史、不敢面對自己的表現。
經過40年不斷的反省自責，80年代的德國開始有了不同的聲音。
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進派刊物DieZeit（周報）刊載了廣受矚目的德國曆史學者之間的争論。
主題就是：在希特勒帝國已經消失了45年之後，德國是否仍舊應該繼續活在那12年納粹的陰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認為德國人沒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個史無前例的大怪獸，俄國人的古拉格與納粹的集中營是一樣的暴行。
西德具領袖地位的曆史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立刻提出嚴厲的反駁，指責諾特為德國人洗罪，意圖重建德國人的團結心與愛國心；這兩種"心"是像希特勒那樣的集權者鼓吹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國對這兩種"心"非常的戒慎恐懼。
兩篇文章引起一場筆仗。
贊成Nolte的，強調德國在納粹之前已有綿長的曆史與成就，不必被那短暫的12年的包袱壓死。
贊成Habermas的，認為把包袱挪開，就有重蹈覆轍的危險。
這場辯論并不隻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頭的學者之間的腦力遊戲，因為他們所争辯的題目正是每一個德國知識分子所思考的問題，與當前政治也有着緊密的關聯。
Habermas等人認為把納粹罪行與斯大林的俄國等量齊觀來減輕德國人的罪惡感，從而重建德國人的國家觀念，等于把曆史送給科爾這樣的執政者去鞏固他的權力。
科爾一再地強調他是西德第一位戰後出生的"新生代"總理——因此他與納粹的過去，和年輕的湯瑪斯一樣，是沒有直接關系的。
他固然也不時提醒德國人要記取教訓，但他顯然希望從陰影中走出來。
相對于當年布朗德對猶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爾在德國陣亡的士兵墓前獻花。
在國際舞台上，一度摧毀倒地的德國現在又成為衆人矚目的主角之一。
在民族自信心緩緩療傷複元的過程之中，德國人對自己的處境與未來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夾在蘇聯與美國的對峙之間，它似乎試圖找出一條自主的、屬于德國的路來。
要找出這樣一條路來，德國人必須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麼"的核心問題。
科爾對曆史的"新"态度或許可以給許多"新生代"的德國人一個"新"的自我認識，這，就成為他的政治資本。
哈貝馬斯等曆史學家發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曆史，不可以成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點點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