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大獎·必藐之——與馬悅然談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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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十月前後，總有中國人在問：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會不會頒給中國作家？即使不是十月，諾貝爾獎這個透着金光的大蘋果也常常挂在中國作家的眼前。
有人指責瑞典人沒有眼光，不懂得欣賞中國文學；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學，說中國作品根本就還不夠資格得這個世界大獎。
大陸的詩人北島就曾說過，中國當代文學還得十年、二十年之後才可能成熟到獲得諾貝爾獎的地步。
諾貝爾文學獎，這個閃着金光的大蘋果，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負責評選文學獎的，是十八位瑞典學院的院士。
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
去年他受邀參加在上海開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讨論會"，由北京的中國作協主辦。
會議期間，馬悅然成為中國作家的焦點：沖動的人向他抗議中國作家受到忽視，深沉的人對他下特别的"功夫"，為将來鋪路。
馬氏去年在台灣受《聯合報》訪問時，記者所提的重心問題也就是那麼一個：中國作家哪年哪月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不管是台灣或大陸，好像整個大中國的文藝界都在熱切地追求一個偉大的目标：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這個獎，究竟有什麼價值呢？ ※※※ 先讓我們看看它産生的過程。
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薦信必須交抵瑞典學院；大學文學系主任、各國筆會、曆任諾貝爾獎得主等等，都有推薦資格。
十八位評審中的五人小組立即開始初選，從通常的一百五十個到兩百個的候選作家之中挑選五位到十位的作家進入決審。
十八位評審——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師，其他是文學教授或評論家——從五月開始作"功課"，九月開始讨論與辯論，十月的某一個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們最後的決定。
"為什麼是十八位？九票對九票，怎麼辦？" "本來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語中，'十七'的發音不但難聽，而且跟詛咒的話音似，所以決定要十八位。
我們從來沒碰過九對九的情況，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簽決定。
" 抽簽？那豈不表示一個諾貝爾獎有百分之五十是運氣。
語言，是最難克服的問題。
一個以西藏文或某種非洲偏僻方言創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機會讓西方讀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譯成英德法等所謂"主要"語言，這些作家，不管如何優秀，都不太有得獎的可能。
相反的，一個以英文創作的作家，隻要他寫得好，不費什麼力氣就可以成為世界矚目的明星。
十八位評審當然也了解語言的重要。
除了母語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種文字，其次，有的人懂東歐語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
但是，這樣的分布仍舊不能解決語言的障礙。
"我們能夠倚賴的，隻有翻譯。
在已有譯本的情況下，譯本的好與壞影響很大。
在上海開會時我曾經說過：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的中國作品簡直是謀殺中國文學，壞得令人反胃。
在沒有譯本的情況下，我們就得倚賴專家，往往得由瑞典學院特别聘人翻譯。
這就費時費力。
我們需要兩三年的研讀時間。
通常，一個得獎的作家都是在兩三年前就受到推薦的。
不過倚賴專家，也不可靠。
譬如讨論一位中國作家，你或許必須讀夏志清的評論，但是夏志清的評論又有許多偏頗，他往往以西方文學的标準來論斷中國文學。
于是你必須參看另一個人的評論，而另一個人又有另一個人的偏頗……" 翻譯，究竟能不能夠代表原作？這是個問題，尤其在詩的領域裡。
棄原作而就翻譯，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就在這個妥協的基礎上。
更進一步，即使語言隔閡不成問題，文學品味又必然構成另一個難題。
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獨特的文化傳統與思維方式；一個習慣于歐美文學表現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國那樣截然不同的文學傳統？他學會了"接受"之後，又能以什麼樣的标準來衡量不同文學傳統之間的"優劣"？ "我不贊成用西方的一套價值觀去論斷中國文學。
譬如說，以現代西方小說的尺度來量中國章回小說，有人會說後者太松散、不成結構，所以是缺點。
事實上，章回的表現技巧是中國文學裡的一個傳統；你必須接受這個傳統。
我翻譯《水浒傳》時，就特别突出它口傳叙述的手法。
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特色，不能看作缺點。
" 接受一
有人指責瑞典人沒有眼光，不懂得欣賞中國文學；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學，說中國作品根本就還不夠資格得這個世界大獎。
大陸的詩人北島就曾說過，中國當代文學還得十年、二十年之後才可能成熟到獲得諾貝爾獎的地步。
諾貝爾文學獎，這個閃着金光的大蘋果，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負責評選文學獎的，是十八位瑞典學院的院士。
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
去年他受邀參加在上海開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讨論會"，由北京的中國作協主辦。
會議期間，馬悅然成為中國作家的焦點：沖動的人向他抗議中國作家受到忽視，深沉的人對他下特别的"功夫"，為将來鋪路。
馬氏去年在台灣受《聯合報》訪問時，記者所提的重心問題也就是那麼一個：中國作家哪年哪月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不管是台灣或大陸，好像整個大中國的文藝界都在熱切地追求一個偉大的目标：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這個獎，究竟有什麼價值呢？ ※※※ 先讓我們看看它産生的過程。
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薦信必須交抵瑞典學院；大學文學系主任、各國筆會、曆任諾貝爾獎得主等等，都有推薦資格。
十八位評審中的五人小組立即開始初選，從通常的一百五十個到兩百個的候選作家之中挑選五位到十位的作家進入決審。
十八位評審——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師，其他是文學教授或評論家——從五月開始作"功課"，九月開始讨論與辯論，十月的某一個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們最後的決定。
"為什麼是十八位？九票對九票，怎麼辦？" "本來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語中，'十七'的發音不但難聽，而且跟詛咒的話音似，所以決定要十八位。
我們從來沒碰過九對九的情況，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簽決定。
" 抽簽？那豈不表示一個諾貝爾獎有百分之五十是運氣。
語言，是最難克服的問題。
一個以西藏文或某種非洲偏僻方言創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機會讓西方讀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譯成英德法等所謂"主要"語言，這些作家，不管如何優秀，都不太有得獎的可能。
相反的，一個以英文創作的作家，隻要他寫得好，不費什麼力氣就可以成為世界矚目的明星。
十八位評審當然也了解語言的重要。
除了母語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種文字，其次，有的人懂東歐語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
但是，這樣的分布仍舊不能解決語言的障礙。
"我們能夠倚賴的，隻有翻譯。
在已有譯本的情況下，譯本的好與壞影響很大。
在上海開會時我曾經說過：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的中國作品簡直是謀殺中國文學，壞得令人反胃。
在沒有譯本的情況下，我們就得倚賴專家，往往得由瑞典學院特别聘人翻譯。
這就費時費力。
我們需要兩三年的研讀時間。
通常，一個得獎的作家都是在兩三年前就受到推薦的。
不過倚賴專家，也不可靠。
譬如讨論一位中國作家，你或許必須讀夏志清的評論，但是夏志清的評論又有許多偏頗，他往往以西方文學的标準來論斷中國文學。
于是你必須參看另一個人的評論，而另一個人又有另一個人的偏頗……" 翻譯，究竟能不能夠代表原作？這是個問題，尤其在詩的領域裡。
棄原作而就翻譯，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就在這個妥協的基礎上。
更進一步，即使語言隔閡不成問題，文學品味又必然構成另一個難題。
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獨特的文化傳統與思維方式；一個習慣于歐美文學表現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國那樣截然不同的文學傳統？他學會了"接受"之後，又能以什麼樣的标準來衡量不同文學傳統之間的"優劣"？ "我不贊成用西方的一套價值觀去論斷中國文學。
譬如說，以現代西方小說的尺度來量中國章回小說，有人會說後者太松散、不成結構，所以是缺點。
事實上，章回的表現技巧是中國文學裡的一個傳統；你必須接受這個傳統。
我翻譯《
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特色，不能看作缺點。
" 接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