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态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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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手發送這樣的短信，其目的并非是救人，而是讓死者的妻子來火場“欣賞”丈夫被燒死的過程。
死者在火場内，感受到同樣的絕望與恐懼。
死者的家屬在火場外，感受到同樣的焦急與痛苦。
消防員在撲救過程中，感受到同樣的憤怒與無奈。
這樣一來，兇手的作案手段就表現出強烈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味道。
一個人，因為自己的無公德心的行為，導緻另一個人慘死。
而同樣的報應，最終纖毫無差地落在自己身上。
這種在犯罪現場呈現出來的氣質，與第47中學殺人案及富民小區殺人案何其相似！ 據此，方木向負責偵辦此案的單位鄭重提出，要将三起殺人案合并偵查。
理由是：其一，三起案件反映出嫌疑人相似的犯罪心理定勢。
因體罰而導緻學生自殺的教師（第47中學殺人案）；因貪利而将生母逐出門外的逆子（富民小區殺人案）；因忽視公共安全而緻他人慘死的車主。
在兇手看來，這三個人身上都有某種“惡”。
這種“惡”，并非尋常意義上的大奸大惡。
然而，對兇手而言卻是不可饒恕的。
雖然從現有的證據資料來看，兇手與這些死者并無生活上的交集，甚至連那些“惡行”的間接被害人都算不上。
然而，在他的内心，也許已經把自己當作一個懲罰者，并擁有讓這些所謂的“作惡者”自食其果的權力。
也就是說，他似乎對那些死者的“惡行”感同身受，并竭力想把這種感受，反作用于作惡者身上。
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近乎直線般的作惡——報應的思維。
在某種意義上，它非常符合人類複仇文明中的一種——同态複仇。
亦即以牙還牙，以血洗血。
而與這種比較原始的報應觀念相關的另一個詞是：公平。
換句話來說，兇手用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手段，來實現他内心中的所謂公平與正義。
于是，魏明軍像于光一樣，用計算數學題與時間和生命賽跑； 姜維利應驗了自己的狂妄，重回“子宮”，并在溫暖的“羊水”中宛若嬰兒般倒懸； 吳兆光則再次被自己的車堵住了生命之路，隻不過，這一次死于熊熊烈火的是他本人。
此外，這三起案件引起的社會轟動效應也恰恰是兇手最希望看到的。
當那三名被民衆口誅筆伐的“作惡者”相繼以極具宿命感的方式死去時，拍手稱快者大有人在。
似乎整個社會的激烈情緒都從這些命案中得以宣洩。
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贊揚，似乎也更加确信自己的行為并不違反道德，至少是維護公平與正義所必需的。
在某種程度上，兇手的犯罪心理定勢在這種外部環境中再次得到鞏固和加強。
他敢于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内多次犯案，也印證了這一點。
其二，被害人相似。
從表面意義上來看，三起殺人案的被害人的自身屬性幾乎毫無相似之處。
除了性别相同之外，被害人的職業、學曆程度、家庭成員情況、社會交往關系、經濟狀況都有很大差異。
然而，在對三名被害人進行被害風險評估之後，就能夠發現，在遭受侵害的風險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高度相似之處。
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
這種突如其來的“名聲”，都來自于死者生前的所謂“惡行”。
經新聞媒體披露後，他們的所作所為都被展示在公衆的視野之内，并迅速成為街頭巷尾讨論的熱點。
在媒介的引導及渲染下，他們的“惡行”都被無限放大，從無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變成千夫所指。
嚴厲譴責者有之，喊打喊殺者有之。
一面倒的輿論讓這些普通人一夜之間成為全民公敵。
魏明軍和姜維利的“臭名昭著”自不必多言，在侯永梅被燒死後，吳兆光同樣在輿論的重壓下苦不堪言。
除了紙質媒體連篇累牍的報導之外，電視、廣播中也将他和那輛灰色五菱面包車反複曝光。
特别是在網絡上，好事者對吳兆光的相關信息進行人肉搜索後公之于衆。
從手機号碼、住宅電話号碼到家庭住址、工作單位，甚至吳兆光的妻女及親屬的信息數據都被公開。
從楊學武下載并打印出來的那些網頁來看，幾乎每個門戶網站的國内新聞中，都有關于吳兆光的相關鍊接，各大搜索引擎中，“吳兆光”與“菱車主”、“消防車道”等都是熱門關鍵詞。
尤其是網絡論壇，每個關于富都華城火災的帖子下面都附随着大最回複。
其中，“燒死他全家”、“無良車主必須付出代價”、“人渣！去死”等觸目驚心的字眼數不勝數。
如果
兇手發送這樣的短信，其目的并非是救人，而是讓死者的妻子來火場“欣賞”丈夫被燒死的過程。
死者在火場内，感受到同樣的絕望與恐懼。
死者的家屬在火場外，感受到同樣的焦急與痛苦。
消防員在撲救過程中，感受到同樣的憤怒與無奈。
這樣一來，兇手的作案手段就表現出強烈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味道。
一個人，因為自己的無公德心的行為，導緻另一個人慘死。
而同樣的報應，最終纖毫無差地落在自己身上。
這種在犯罪現場呈現出來的氣質，與第47中學殺人案及富民小區殺人案何其相似！ 據此，方木向負責偵辦此案的單位鄭重提出，要将三起殺人案合并偵查。
理由是：其一，三起案件反映出嫌疑人相似的犯罪心理定勢。
因體罰而導緻學生自殺的教師（第47中學殺人案）；因貪利而将生母逐出門外的逆子（富民小區殺人案）；因忽視公共安全而緻他人慘死的車主。
在兇手看來，這三個人身上都有某種“惡”。
這種“惡”，并非尋常意義上的大奸大惡。
然而，對兇手而言卻是不可饒恕的。
雖然從現有的證據資料來看，兇手與這些死者并無生活上的交集，甚至連那些“惡行”的間接被害人都算不上。
然而，在他的内心，也許已經把自己當作一個懲罰者，并擁有讓這些所謂的“作惡者”自食其果的權力。
也就是說，他似乎對那些死者的“惡行”感同身受，并竭力想把這種感受，反作用于作惡者身上。
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近乎直線般的作惡——報應的思維。
在某種意義上，它非常符合人類複仇文明中的一種——同态複仇。
亦即以牙還牙，以血洗血。
而與這種比較原始的報應觀念相關的另一個詞是：公平。
換句話來說，兇手用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手段，來實現他内心中的所謂公平與正義。
于是，魏明軍像于光一樣，用計算數學題與時間和生命賽跑； 姜維利應驗了自己的狂妄，重回“子宮”，并在溫暖的“羊水”中宛若嬰兒般倒懸； 吳兆光則再次被自己的車堵住了生命之路，隻不過，這一次死于熊熊烈火的是他本人。
此外，這三起案件引起的社會轟動效應也恰恰是兇手最希望看到的。
當那三名被民衆口誅筆伐的“作惡者”相繼以極具宿命感的方式死去時，拍手稱快者大有人在。
似乎整個社會的激烈情緒都從這些命案中得以宣洩。
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贊揚，似乎也更加确信自己的行為并不違反道德，至少是維護公平與正義所必需的。
在某種程度上，兇手的犯罪心理定勢在這種外部環境中再次得到鞏固和加強。
他敢于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内多次犯案，也印證了這一點。
其二，被害人相似。
從表面意義上來看，三起殺人案的被害人的自身屬性幾乎毫無相似之處。
除了性别相同之外，被害人的職業、學曆程度、家庭成員情況、社會交往關系、經濟狀況都有很大差異。
然而，在對三名被害人進行被害風險評估之後，就能夠發現，在遭受侵害的風險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高度相似之處。
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
這種突如其來的“名聲”，都來自于死者生前的所謂“惡行”。
經新聞媒體披露後，他們的所作所為都被展示在公衆的視野之内，并迅速成為街頭巷尾讨論的熱點。
在媒介的引導及渲染下，他們的“惡行”都被無限放大，從無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變成千夫所指。
嚴厲譴責者有之，喊打喊殺者有之。
一面倒的輿論讓這些普通人一夜之間成為全民公敵。
魏明軍和姜維利的“臭名昭著”自不必多言，在侯永梅被燒死後，吳兆光同樣在輿論的重壓下苦不堪言。
除了紙質媒體連篇累牍的報導之外，電視、廣播中也将他和那輛灰色五菱面包車反複曝光。
特别是在網絡上，好事者對吳兆光的相關信息進行人肉搜索後公之于衆。
從手機号碼、住宅電話号碼到家庭住址、工作單位，甚至吳兆光的妻女及親屬的信息數據都被公開。
從楊學武下載并打印出來的那些網頁來看，幾乎每個門戶網站的國内新聞中，都有關于吳兆光的相關鍊接，各大搜索引擎中，“吳兆光”與“菱車主”、“消防車道”等都是熱門關鍵詞。
尤其是網絡論壇，每個關于富都華城火災的帖子下面都附随着大最回複。
其中，“燒死他全家”、“無良車主必須付出代價”、“人渣！去死”等觸目驚心的字眼數不勝數。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