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态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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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衆發洩到吳兆光身上的憤怒換算成熱能的話，他何止會成為一具焦屍，隻怕連一點骨頭渣子都不會剩下。
這種全民皆言可殺的社會效應，在魏明軍、姜維利和吳兆光身上都有明顯的體現，而恰恰是這種共性，讓三名被害人成為兇手彰顯“公平與正義”的目标。
不可否認的是，被害人所有的這種輿論背景，大大強化了兇手的作案動機。
在某種程度上，兇手的意圖與公衆情感宣洩的需要高度契合。
換句話來說，兇手之所為，即是公衆之所想。
實際上，兇手似乎成為公衆意願的代言人和執行者。
也許，不僅在兇手心目中，甚至在整個社會的視線裡，殺死這三個人，雖已觸犯刑法，但并不有違道德。
于光的母親直唿其為“大俠”，或許恰恰就是這種心念的體現。
其三，犯罪手法相似。
從表面上來看，這三起殺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
三名死者分别死于失血性休克、溺死及火災。
然而，透過表面征象，仍可以發現其中的共性。
首先，兇手在作案時都戴了手套以及帽子，并着意清除足迹； 其次，因每次犯案時都需要攜帶一定數量的犯罪工具，例如保險箱、水囊、水桶及油桶等等，兇手疑似駕駛機動車輛前往犯罪現場；再次，部分犯罪工具性質相同。
在富民小區殺人案及富都華城縱火案中，兇手都曾用乙醚來麻醉被害人，并用相同（或相似）的黃色膠帶束縛被害人的手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7中學殺人案中，兇手用木棍敲擊的方式使被害人喪失反抗，而在後兩起案件中則使用了乙醚。
這似乎表明兇手在系列作案中，對作案手段的風險及可靠系數進行反思，并有意升級，進而選擇更有效、保險的手法；最後，兇手在三起案件中，都采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瑣程序來完成殺人。
從現場重建分析的情況來看，在緻被害人死地之前，兇手都已将被害人徹底制服。
此時，殺死他們實在是易如反掌。
然而，兇手甘願冒着在現場停留時間過長、随時可能暴露罪行的風險，費時費力地安排了非常複雜的“儀式”來殺死對方。
于是，魏明軍被迫用自己的血當作墨水來解題以獲得密碼。
姜維利重回“予宮”并溺死于“羊水”之中，以實現“有能耐你把我塞回去”的狂言。
在吳兆光身上，則幾近完美地重現了侯永梅被燒死的整個過程。
這種“儀式化”的現場傳達出來的意義是，死者曾給他人帶來的痛苦，最終都報應在自己的身上。
以兇手的缜密心思，不可能不知道這樣一個道理：他在現場進行的活動越多，留下痕迹物證的風險越大。
他之所以仍然堅持這麼做，乃是他希望借此實現所謂“公平”的強烈意願所緻。
換句話來說，單純殺死三個被害人，并不能充分滿足兇手的内心需要。
緻其于死地，固然是兇手追求的目标。
然而，相對于死亡這一結果，兇手顯然更看重死亡的形式。
而且，通過這些極具宿命感及形式化的“儀式”，兇手一方面得到了某種情緒及心理的宣洩，另一方面，他也試圖借此向整個社會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善惡有報。
盡管方木提出的以上依據與傳統的并案偵查條件并不完全符合，且多是出于主觀推測，然而，在楊學武的大力支持下，市局最終還是同意了方木的主張，并從市局及案發地所屬的數個公安分局抽調人員，成立專案組。
三起案件的相關證據材料被統一整合，集中到專案組做分析處理，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内确定偵查方向及範圍。
與此同時，方木也接受了一個任務：為兇手做心理畫像。
簡單地說，方木要根據已經掌握的情況，對兇手的動機、行為、目的及其心理特點進行相關分析，進而對兇手的相關屬性進行描述。
這種描述，将為警方提供一份較為直觀的嫌疑人特征描繪提綱，以便縮小排查範圍，并預測新的犯罪可能性及其特點，在确定偵查方向的同時，也提出防範工作的重點。
在一般情況下，犯罪心理畫像所依據的信息主要來自于現場勘查以及對被害人、現場感知人（例如目擊者）的分析研究。
從這三起案件來看，幾乎不存在現場感知人。
而且，兇手在現場留存的明态痕迹少之又少。
然而，沒有信息，本身就是一種信息，也能在某些方面說明嫌疑人的心理屬性。
從現有情況來看，這項任務無疑是很艱巨的，而且，它的意義在于能夠指明偵查方向。
否則，一切偵查活動都隻能是無的放矢。
專案組隻給了方木五天時間。
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種全民皆言可殺的社會效應，在魏明軍、姜維利和吳兆光身上都有明顯的體現，而恰恰是這種共性，讓三名被害人成為兇手彰顯“公平與正義”的目标。
不可否認的是，被害人所有的這種輿論背景，大大強化了兇手的作案動機。
在某種程度上，兇手的意圖與公衆情感宣洩的需要高度契合。
換句話來說，兇手之所為，即是公衆之所想。
實際上，兇手似乎成為公衆意願的代言人和執行者。
也許，不僅在兇手心目中，甚至在整個社會的視線裡，殺死這三個人，雖已觸犯刑法，但并不有違道德。
于光的母親直唿其為“大俠”，或許恰恰就是這種心念的體現。
其三，犯罪手法相似。
從表面上來看，這三起殺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
三名死者分别死于失血性休克、溺死及火災。
然而，透過表面征象，仍可以發現其中的共性。
首先，兇手在作案時都戴了手套以及帽子，并着意清除足迹； 其次，因每次犯案時都需要攜帶一定數量的犯罪工具，例如保險箱、水囊、水桶及油桶等等，兇手疑似駕駛機動車輛前往犯罪現場；再次，部分犯罪工具性質相同。
在富民小區殺人案及富都華城縱火案中，兇手都曾用乙醚來麻醉被害人，并用相同（或相似）的黃色膠帶束縛被害人的手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7中學殺人案中，兇手用木棍敲擊的方式使被害人喪失反抗，而在後兩起案件中則使用了乙醚。
這似乎表明兇手在系列作案中，對作案手段的風險及可靠系數進行反思，并有意升級，進而選擇更有效、保險的手法；最後，兇手在三起案件中，都采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瑣程序來完成殺人。
從現場重建分析的情況來看，在緻被害人死地之前，兇手都已将被害人徹底制服。
此時，殺死他們實在是易如反掌。
然而，兇手甘願冒着在現場停留時間過長、随時可能暴露罪行的風險，費時費力地安排了非常複雜的“儀式”來殺死對方。
于是，魏明軍被迫用自己的血當作墨水來解題以獲得密碼。
姜維利重回“予宮”并溺死于“羊水”之中，以實現“有能耐你把我塞回去”的狂言。
在吳兆光身上，則幾近完美地重現了侯永梅被燒死的整個過程。
這種“儀式化”的現場傳達出來的意義是，死者曾給他人帶來的痛苦，最終都報應在自己的身上。
以兇手的缜密心思，不可能不知道這樣一個道理：他在現場進行的活動越多，留下痕迹物證的風險越大。
他之所以仍然堅持這麼做，乃是他希望借此實現所謂“公平”的強烈意願所緻。
換句話來說，單純殺死三個被害人，并不能充分滿足兇手的内心需要。
緻其于死地，固然是兇手追求的目标。
然而，相對于死亡這一結果，兇手顯然更看重死亡的形式。
而且，通過這些極具宿命感及形式化的“儀式”，兇手一方面得到了某種情緒及心理的宣洩，另一方面，他也試圖借此向整個社會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善惡有報。
盡管方木提出的以上依據與傳統的并案偵查條件并不完全符合，且多是出于主觀推測，然而，在楊學武的大力支持下，市局最終還是同意了方木的主張，并從市局及案發地所屬的數個公安分局抽調人員，成立專案組。
三起案件的相關證據材料被統一整合，集中到專案組做分析處理，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内确定偵查方向及範圍。
與此同時，方木也接受了一個任務：為兇手做心理畫像。
簡單地說，方木要根據已經掌握的情況，對兇手的動機、行為、目的及其心理特點進行相關分析，進而對兇手的相關屬性進行描述。
這種描述，将為警方提供一份較為直觀的嫌疑人特征描繪提綱，以便縮小排查範圍，并預測新的犯罪可能性及其特點，在确定偵查方向的同時，也提出防範工作的重點。
在一般情況下，犯罪心理畫像所依據的信息主要來自于現場勘查以及對被害人、現場感知人（例如目擊者）的分析研究。
從這三起案件來看，幾乎不存在現場感知人。
而且，兇手在現場留存的明态痕迹少之又少。
然而，沒有信息，本身就是一種信息，也能在某些方面說明嫌疑人的心理屬性。
從現有情況來看，這項任務無疑是很艱巨的，而且，它的意義在于能夠指明偵查方向。
否則，一切偵查活動都隻能是無的放矢。
專案組隻給了方木五天時間。
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