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南方與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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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任何一時代的文學或任何一時代的曆史,其最終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覓取對該時代之“人物”的精詳的了解。

    因為文學創作和曆史事迹之幕後,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畢竟最使吾人感到興趣。

    當吾人想起馬蔻斯&#8226奧理略(MarcusAurelius)或呂善(Lucian),便知适當羅馬衰落時期。

    又或想起佛朗古&#8226維龍(FranCoisVillon)便知适當中古世紀。

    想起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馬上感覺到那個時代很熟悉,也很明了。

    像“十八世紀”那樣的名稱,還不如稱為“約翰遜時代”來得有意義。

    因為隻稍提醒約翰遜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倫敦四法學院怎樣,他所常與交談的友侪怎樣,整個時代便覺得生動而充實起來了。

    設使有與約翰遜同時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倫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許有同樣足資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倫敦市民終不足引起吾人之興趣,因為普通人總歸是普通人。

    不論普通人喝燒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隻算是社會上無足輕重之偶發事件,毫無特色可言,因為他們是普通人。

     倘若為約翰遜,則他的抽煙和時常出入倫敦四法學院,倒也是于曆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

    偉人的精神用一種特具方法反應于當時社會環境而垂其影響于吾人。

    他們的優越之天才,能影響于他所接觸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響。

    他們受所讀書本之影響,亦受所與交際之婦人的影響。

    若令較為低能的人物與之易地而處,則不會有甚麼特征可以發現。

    是以在偉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個時代的生命。

    他們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優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論到研究一整個國家,那普通人民便千萬不容忽略過去。

    古代希臘的人民,并非個個都是索福喀麗(Sophocle),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處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種子。

    談論希臘而隻想到索福喀麗、伯裡克理斯(Pericles)、阿斯佩細亞(Aspasia)寥寥數人,勢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錯。

    蓋吾人尚須想及索福喀麗的兒子嘗以家務糾紛控訴乃父,更須想及亞理斯多芬(Aristophane)同時代的人物,他們不完全是愛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卻是終日狂飲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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