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人的國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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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婦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為五代同堂團圓局面。

    這種日常生活磨練影響之大,是不可忽略的。

    這并不是我造謠。

    以前張公藝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問何訣。

    張公藝隻請紙連寫一百個“忍”字。

    這是張公藝的幽默,是對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評。

    後人不察,反拿百忍當傳家寶訓。

    自然這也有道理。

    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無處翻身,在家在國,同一道理。

    能這樣相忍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為國。

     在曆史上,我們也可證明中國人明哲保身莫談國事決非天性。

    魏晉清談,人家罵為誤國。

    那時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華,或者對酒賦詩,或者煉丹談玄,而結果有永嘉之亂,這算是中國人最消極最漠視國事之一時期,然而何以養成此普遍清談之風呢?曆史的事實,可以為我們明鑒。

    東漢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

    太學生三萬人常常批評時政,是談國事,不是不談的。

    然而因為沒有法律的保障,清議之權威抵不過宦官的勢力,終于有黨锢之禍。

    清議之士,大遭屠殺,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殺了一次又一次。

    于是清議之風斷,而清談之風成,聰明的人或故為放逸浮誇,或沉湎酒色,而達到酒德頌的時期。

    有的避入山中,蟄居子屋,由窗戶傳食。

    有的化為樵夫,求其親友不要來訪問,以避耳目。

    竹林七賢出,而大家以詩酒為命。

    劉伶出門帶一壺酒,叫一人帶一鐵鍬,對他說“死便埋我”,而時人稱賢。

    賢就是聰明,因為他能佯狂,而得善終。

    時人佩服他,如小龜佩服大龜的龜殼的堅實。

     所以要中國人民變散慢為團結,化消極為積極,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幾句空言所能濟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會環境,就是給中國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範圍之内,可以各開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

    不但掃雪,并且管霜。

    換句話說,要中國人不象一盤散沙,根本要着,在給與憲法人權之保障。

    但是今日能注意到這一點道理,真正參悟這人權保障與我們處世态度互相關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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