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奪命大烏蘇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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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回了新疆的馬史,成了個無家可歸的孩子。

     馬史導演的父親沒有打他,老了,打不動了。

    大門緊閉,馬史見不到他。

     送給父親的那雙意大利手工皮鞋擱在門邊,一段時間後再去看,落了一層的灰。

     作家楊奮陪他一起敲門,依舊是敲不開。

     那應該是馬史一生中最抑郁的低谷期,像一碗坨掉的拉條子,又蔫又涼。

     家門不得而入,事業完全沒影,從一個京城嶄露頭角的新銳導演坯子,淪落為連不孕不育電視廣告都接不到的失敗者。

     被人說中了,資源少機會少,處處碰壁,一頭的包。

     也不僅僅是資源少,很多時候甲方和他第一輪接觸後,都會詫異:按照資料提供的資曆履曆,這不是在北京混得好好的嗎,咋回新疆了呢?是不是别有隐情? 馬史試着解釋:我隻是想在喜歡的地方,做喜歡的事情…… 甲方們耐人尋味地彼此看看,幾個哈哈一打,合同也就不簽了。

     偶爾也有簽成的合同,幹完一單得罪一票人。

     他太較真,拍個商業微電影都拿出沖擊戛納的勁頭,不計工期不計成本,搞得制片主任人前人後地罵:×,拍個空鏡還非要去一趟慕士塔格,以為自己是王家衛還是張藝謀,犯得着嗎? 演員也叫苦不疊:動不動就NG(NoGood的縮寫,不好),咋這麼難伺候啊! 最後甲方也毛了:馬導,這裡不是北京,要求沒那麼高,咱們拍的是商品,不是藝術品,你意思意思就行,片子能拍出來就行…… 他嘴上嗯嗯啊啊地答應,但人一坐在監視器前就魔怔,不精雕細琢不罷休。

    他是真喜歡拍片子,并把其認知為享受生命的美妙方式。

    但他那時并未意識到:在這個時代的中國,對于很多人而言,理想主義的認真,往往是一種低能的錯。

     對立于理想主義的是實用主義。

     在實用主義者掌握資源配置權的社會裡,口碑二字極重要,不遵循世俗成功法則的人不會有好口碑,一旦被定位成理想主義的怪胎,緊接着就會淪為笑柄,繼而被孤立,繼而沉淪水底。

     總之,在烏魯木齊不大點兒的影視圈,馬史當時的口碑是:一個勺子(新疆方言,傻瓜)。

     能力再強功力再高,也是個勺子。

     我認識馬史時,他蓄了一臉的胡子,已經很久沒有接活兒了。

     我第一次和他握手時,他眼泡浮腫,臉皺得像奶疙瘩一樣,身上有一股濃郁的陳年酒糟味兒。

    他上下調整着胳膊的角度,晃了半天才捉住我的手。

     臉湊過來,吐氣如蘭,他問:您是……哪行發财的? 我說我我我是個寫書的,他說哦…… 過了一會兒,手又伸過來了,他問:你……你是幹撒的來着? 這種車轱辘話,他一頓飯能說上20多回,對于一個醉鬼來說不算太多。

     他那時和作家楊奮租住在烏魯木齊七一醬園後面的一棟破舊的居民樓裡,相依為命,相愛相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醉,除了新疆和電影,他那時還亡命地貪戀上了奪命大烏蘇。

     酒入愁腸愁更愁,滿地空酒瓶,故鄉新疆和那個導演夢都沉在瓶底,觸手可及,卻咫尺天涯。

     是走是留?想和爸爸通個電話,卻永遠是忙音……他的話越來越少,越來越懶得和人交流,搖搖晃晃地站在抑郁症的邊緣。

    曾經前途無量的導演馬史,如今成了個沉默的紮巴依(酒鬼)。

     所有人都說馬史廢了,除了作家楊奮。

     作家楊奮拯救馬史的方式很低級,他拖着馬史參加各種各樣的聚會——各種組局,各種見人,各種聊天扯淡,上一場還在二道橋,下一場又跑到了紅光山,連吃碗黑抓飯也要去趟米泉。

     楊奮每天都把時間排得滿滿的,打死也不讓馬史一個人窩在家裡發呆喝悶酒。

     馬史那時對作家楊奮很兇,嫌他煩,亂花錢,見的也淨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有個卵用?他經常木着臉坐在飯桌的一角自斟自飲,不時白眼瞪楊奮,一個字不說。

     八瓶紅烏蘇才能讓他喝多,他喝多了才話多,臉色好似也活泛了一些,然後不停地找人握手,說車轱辘話……反複問人是幹嗎的。

     馬史話一多,作家楊奮就高興,不管多煩人都不去攔着。

     不僅不攔,還助纣為虐,作家楊奮經常在馬史最話痨的節點站起身,端起杯子騷情地喊:大家一起走一個。

    然後面朝着馬史的方向一臉懇切: 我說兩句話,多了不說,我想和我的兄弟說……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