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萬劫不複的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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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色之好，辦事謹饬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
對于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
甯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
雖然号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标準與他的先祖們并不相同。
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
鹹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鹹豐皇帝縱談乾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
鹹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
意思是說，乾隆年間的方面大臣都很腐敗。
張集馨卻認為，乾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阖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于老輩。
這一說法，也适用于嘉慶時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
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渎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财政制度。
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于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
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的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
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
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裡都還有貪污，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産”。
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财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争加派“三饷”，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
所以，清朝曆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萬曆。
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
不但不加賦，甚至由于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
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隻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後60年間隻增加6.3%。
财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
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
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隻有此數。
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匮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甯……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
”也就是說，大地上所能出産的物品是有數的。
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
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儉為尚，社會才不至于起沖突。
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的剝奪，留有一線生機。
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證明對解決财政困難作用不大。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
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為了應對人口問題，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
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
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制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采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
廣東解除礦禁标志着清代國家産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
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那麼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晖。
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
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
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台等縣開采銀礦。
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态。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
開礦需要聚集衆人，經年累月。
以謀利之事，聚集遊手之民，聚衆鬧事，勢在必然。
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麼多人。
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衆自行開采，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
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麼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
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的請托，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标，導緻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
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
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禦極二十多年，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發過一陣外，越到後來，嘉慶就越深陷無奈、愁悶、苦惱之中。
他自以為穩妥的“守成之法”，并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複元氣，重現榮光，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
在他統治的後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止一件。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于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
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後寝宮儲秀宮附近。
幸好皇子綿甯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教徒。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征。
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
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炷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着的勤奮。
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
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曆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
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
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
實際上，他已經習慣于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
“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
”隻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
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二年。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内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
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于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内文穎館失火。
火勢不大，内宮太監鑒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
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内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内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内撲滅。
于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複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面聖，回來後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
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麼好，真沒法。
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殘舊了，怎麼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個大缺典。
我從前雖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
我到你那裡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罷亦難走，旱路罷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麼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麼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麼好”“怎麼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态畢顯。
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
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松。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尴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歎息。
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曆史書給出的詞彙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着“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争”。
鎮壓白蓮教居然成了嘉慶皇帝一生的輝煌頂點，短暫的上升期之後，是漫長的下降曲線，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複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浃骨，全面擴散。
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徹底喪失了複興的機會。
在嘉慶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淪為了任人宰割的對象。
這個以英明、仁聖開頭的皇帝，後來卻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曆史。
外表 皇帝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因為他們長得都差不多。
從漢代到清代，都是“貌奇偉”“龍睛鳳頸”“日角龍顔”“天日之表”，臉上從來不會長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寫皇帝的外表很難。
因為理論上皇帝應該長得很神奇，而實際上絕大多數皇帝長相平庸得掉渣。
為了不犯錯誤，史官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龍顔天表”“鳳姿日章”之類搪塞。
《清史稿》關于乾隆皇帝的外表隻戰戰兢兢地寫了四個字：隆準颀身。
而《清高宗實錄》則說他“生而神靈，天挺奇表。
殊庭方廣，隆準颀身，發音铿洪，舉步嶽重，規度恢遠，嶷然拔萃”。
據考證，乾隆身材并不高大。
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目測說，乾隆帝身高約五英尺二英寸，約一米六。
這是八十三歲時的身高，估計年輕時比這要高一些。
根據現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長度，可以大緻推測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間。
好在乾隆皇帝酷愛畫像，至今留下的畫像不下百張。
由于西洋畫法的引進，那個時代的肖像畫纖毫畢現。
這讓我們對他的外表有了二維的認識。
戴逸先生這樣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勻稱，豐腴而略矮，身高約一點六公尺。
臉龐呈長方同字型，兩腮稍削，皮膚白皙，微帶紅潤，眼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
對于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
甯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
雖然号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标準與他的先祖們并不相同。
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
鹹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鹹豐皇帝縱談乾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
鹹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
意思是說，乾隆年間的方面大臣都很腐敗。
張集馨卻認為，乾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阖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于老輩。
這一說法，也适用于嘉慶時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
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渎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财政制度。
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于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
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的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
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
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裡都還有貪污，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産”。
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财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争加派“三饷”，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
所以，清朝曆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萬曆。
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
不但不加賦，甚至由于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
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隻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後60年間隻增加6.3%。
财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
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
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隻有此數。
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匮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甯……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
”也就是說，大地上所能出産的物品是有數的。
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
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儉為尚，社會才不至于起沖突。
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的剝奪，留有一線生機。
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證明對解決财政困難作用不大。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
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為了應對人口問題，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
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
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制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采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
廣東解除礦禁标志着清代國家産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
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那麼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晖。
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
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
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台等縣開采銀礦。
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态。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
開礦需要聚集衆人，經年累月。
以謀利之事，聚集遊手之民，聚衆鬧事，勢在必然。
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麼多人。
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衆自行開采，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
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麼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
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的請托，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标，導緻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
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
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禦極二十多年，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發過一陣外，越到後來，嘉慶就越深陷無奈、愁悶、苦惱之中。
他自以為穩妥的“守成之法”，并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複元氣，重現榮光，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
在他統治的後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止一件。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于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
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後寝宮儲秀宮附近。
幸好皇子綿甯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教徒。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征。
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
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炷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着的勤奮。
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
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曆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
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
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
實際上，他已經習慣于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
“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
”隻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
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二年。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内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
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于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内文穎館失火。
火勢不大，内宮太監鑒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
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内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内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内撲滅。
于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複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面聖，回來後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
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麼好，真沒法。
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殘舊了，怎麼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個大缺典。
我從前雖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
我到你那裡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罷亦難走，旱路罷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麼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麼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麼好”“怎麼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态畢顯。
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
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松。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尴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歎息。
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曆史書給出的詞彙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着“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争”。
鎮壓白蓮教居然成了嘉慶皇帝一生的輝煌頂點，短暫的上升期之後，是漫長的下降曲線，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複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浃骨，全面擴散。
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徹底喪失了複興的機會。
在嘉慶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淪為了任人宰割的對象。
這個以英明、仁聖開頭的皇帝，後來卻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曆史。
外表 皇帝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因為他們長得都差不多。
從漢代到清代，都是“貌奇偉”“龍睛鳳頸”“日角龍顔”“天日之表”，臉上從來不會長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寫皇帝的外表很難。
因為理論上皇帝應該長得很神奇，而實際上絕大多數皇帝長相平庸得掉渣。
為了不犯錯誤，史官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龍顔天表”“鳳姿日章”之類搪塞。
《清史稿》關于乾隆皇帝的外表隻戰戰兢兢地寫了四個字：隆準颀身。
而《清高宗實錄》則說他“生而神靈，天挺奇表。
殊庭方廣，隆準颀身，發音铿洪，舉步嶽重，規度恢遠，嶷然拔萃”。
據考證，乾隆身材并不高大。
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目測說，乾隆帝身高約五英尺二英寸，約一米六。
這是八十三歲時的身高，估計年輕時比這要高一些。
根據現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長度，可以大緻推測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間。
好在乾隆皇帝酷愛畫像，至今留下的畫像不下百張。
由于西洋畫法的引進，那個時代的肖像畫纖毫畢現。
這讓我們對他的外表有了二維的認識。
戴逸先生這樣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勻稱，豐腴而略矮，身高約一點六公尺。
臉龐呈長方同字型，兩腮稍削，皮膚白皙，微帶紅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