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萬劫不複的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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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
嘉慶十年（1805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财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幹部，按理說并沒有什麼權力。
可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
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就是私刻了從财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
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
甚至湖北财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污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
每年朝廷下撥相當于全國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财政經費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
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裡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
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
至于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
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稭垛填石，稭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裡放石頭。
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
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制，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财政經費的不足。
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制數倍，甚至數十倍。
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
他們橫行鄉裡，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
他們在城市裡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财政虧空”。
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
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财政虧空。
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除了腐敗之外，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
乾隆皇帝帶着“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曆史，他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内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臨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
乾隆朝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乾隆之後，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着它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
嘉慶十六年（1811年），達到了3.5億。
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
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遊蕩，使得社會處于不安定的邊緣。
數十年來聚集在楚、粵、贛、皖、黔等省的以數百萬計的無業流民，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因。
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流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起義随時有可能再次發生。
陳德行刺案是這個問題的最佳注解。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财政危機。
由于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湧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
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
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四分之三。
這是各級政府出現巨額财政虧空的重要原因。
财政危機又導緻了亂收費問題的加重。
為了彌補财政缺口，各地政府隻能拼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于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都出現了。
雖然朝廷規定不加賦，各地政府卻利用各種借口，不斷加重農民負擔。
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賦比正稅要多出數倍、十數倍。
各地百姓上訪的案卷堆積如山，然而官員們根本不以為意，因為“州縣亦熟知百姓之伎倆不過如此”，民與官鬥，永遠是輸家。
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于激化邊緣，輕則民衆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則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變”。
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
他在禦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1802年）到嘉慶十年（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
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
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
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
各地基層政府的财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
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态，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
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
上谕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牍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
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已經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罵不怕，打不醒。
他自認為已經非常淩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系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
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
他該何去何從？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
嘉慶十年（1805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
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們留下來的遺物。
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麼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創業的艱難曆程。
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在東巡後寫了一篇《守成論》，其中談到了“改革”問題。
他說，近來屢有官員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為祖制舊法已經不适于用，要求全面更新。
皇帝說，這是非常錯誤的一種思想傾向。
他多次閱讀中國曆史，感慨良多。
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
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竈，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種子。
“亡國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 他在東巡後的一系列文章中宣布“守成”思想，告誡滿朝大臣，對于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
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幹枯的病體。
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
嘉慶自信耐心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系列“祖宗心法”。
皇帝說，現在的大清社會，出現了許多問題。
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于制度不好，而是因為這些制度執行得不好。
“間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制”，把列祖列宗關于“艱苦奮鬥”“勤政愛民”的教導忘于腦後，在貫徹規章制度時加入自己的私欲，緻使政策變了樣、走了形。
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鬥的精神一日不可丢。
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
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好理解。
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
康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
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财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
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制度的所有動力。
凡事物極必反，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
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
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
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問題。
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緻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裡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
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亘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
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
世界許多國家的曆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
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曆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麼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主動打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曆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但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
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裡。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别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财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
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
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确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标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于才者次也；才過于德者又其次也。
德優于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于德，終恐流為小人矣……甯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 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
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
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
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
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
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贊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
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
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曆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
戴衢亨則“性清通，無
嘉慶十年（1805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财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幹部，按理說并沒有什麼權力。
可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
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就是私刻了從财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
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
甚至湖北财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污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
每年朝廷下撥相當于全國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财政經費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
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裡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
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
至于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
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稭垛填石，稭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裡放石頭。
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
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制，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财政經費的不足。
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制數倍，甚至數十倍。
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
他們橫行鄉裡，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
他們在城市裡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财政虧空”。
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
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财政虧空。
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除了腐敗之外，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
乾隆皇帝帶着“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曆史，他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内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臨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
乾隆朝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乾隆之後，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着它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
嘉慶十六年（1811年），達到了3.5億。
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
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遊蕩，使得社會處于不安定的邊緣。
數十年來聚集在楚、粵、贛、皖、黔等省的以數百萬計的無業流民，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因。
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流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起義随時有可能再次發生。
陳德行刺案是這個問題的最佳注解。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财政危機。
由于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湧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
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
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四分之三。
這是各級政府出現巨額财政虧空的重要原因。
财政危機又導緻了亂收費問題的加重。
為了彌補财政缺口，各地政府隻能拼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于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都出現了。
雖然朝廷規定不加賦，各地政府卻利用各種借口，不斷加重農民負擔。
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賦比正稅要多出數倍、十數倍。
各地百姓上訪的案卷堆積如山，然而官員們根本不以為意，因為“州縣亦熟知百姓之伎倆不過如此”，民與官鬥，永遠是輸家。
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于激化邊緣，輕則民衆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則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變”。
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
他在禦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1802年）到嘉慶十年（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
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
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
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
各地基層政府的财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
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态，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
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
上谕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牍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
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已經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罵不怕，打不醒。
他自認為已經非常淩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系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
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
他該何去何從？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
嘉慶十年（1805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
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們留下來的遺物。
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麼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創業的艱難曆程。
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在東巡後寫了一篇《守成論》，其中談到了“改革”問題。
他說，近來屢有官員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為祖制舊法已經不适于用，要求全面更新。
皇帝說，這是非常錯誤的一種思想傾向。
他多次閱讀中國曆史，感慨良多。
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
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竈，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種子。
“亡國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 他在東巡後的一系列文章中宣布“守成”思想，告誡滿朝大臣，對于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
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幹枯的病體。
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
嘉慶自信耐心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系列“祖宗心法”。
皇帝說，現在的大清社會，出現了許多問題。
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于制度不好，而是因為這些制度執行得不好。
“間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制”，把列祖列宗關于“艱苦奮鬥”“勤政愛民”的教導忘于腦後，在貫徹規章制度時加入自己的私欲，緻使政策變了樣、走了形。
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鬥的精神一日不可丢。
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
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好理解。
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
康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
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财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
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制度的所有動力。
凡事物極必反，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
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
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
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問題。
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緻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裡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
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亘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
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
世界許多國家的曆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
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曆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麼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主動打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曆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但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
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裡。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别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财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
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
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确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标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于才者次也；才過于德者又其次也。
德優于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于德，終恐流為小人矣……甯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 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
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
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
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
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
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贊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
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
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曆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
戴衢亨則“性清通，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