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烈日餘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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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稀說》中乾隆與史上的六位長壽帝王進行了比較。

    他确信自己已經超越了其中四位,另兩位元世祖和明太祖,勉強可以和自己比肩,因為他們畢竟是創業之主,而他隻是繼承之君。

    沒能親手開創王朝,這是他無法彌補的遺憾。

    不過繼承之君也有繼承之君的好處,那就是福大運大,不用栉風沐雨,九死一生,而是平安順遂登上帝位。

    中國人對人生境界的向往包括三個終極目标——多福,多壽,多子孫。

    第一條他已經無可挑剔居于曆史最前列了。

    而第二條他的排名也越來越靠前,而第三條他則有可能開創一個曆史紀錄。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初,皇帝下了一道不同尋常的诏書,封自己的長孫綿德為固山貝子。

    如前所述,綿德因為私下與官員交往,前些年被革為庶人,如今突然獲得榮封,是因為他立了什麼特殊功勳嗎?其實不是,綿德的晉封隻是因為他的府内将要誕生一個嬰兒。

    雖然得了孫子孫女在早婚的皇室并非什麼大事,但綿德府中将要降生的這個嬰兒可非同尋常。

    如果出生的是一個男孩,那麼他将是乾隆皇帝的第一個玄孫。

    也就是說,他的出生,标志着乾隆将要五代同堂。

    這在人均壽命不長的古代,是極大的喜事。

     閏三月初八,一騎快馬把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傳到了皇帝所巡幸的江甯。

    皇元孫誕生,五世同堂的願望實現了。

    群臣額手稱慶,皇帝大擺宴席,款待所有大臣。

    皇帝的高興可以想見,他立刻寫了一首詩: 飛章報喜達行軒,歡動中朝及外藩。

     曾以古稀數六帝,何期今複抱元孫…… 原來在這一刻,皇帝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上又有了新的紀錄:他成了古往今來第一個五世同堂的皇帝。

    元世祖和明太祖在這一點上也沒法與他相比,在福氣之大上,他已經被确認為古今第一。

     乾隆五十年(1785年),皇帝又發現了另一個曆史第一:他成了上述六位超過七十歲的皇帝中紀年最長的皇帝之一。

    他因此作詩一首:“七旬登壽凡六帝,五十紀年惟一人。

    漢武卻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倫。

    ”大意就是,七十多歲的皇帝有六個,但在位五十年的人就我一個,我很得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六十壽辰和在位周甲,乾隆皇帝更是來了個年齡、兒孫和在位年代綜合比較,結果更是證明自己的曆史第一地位不可動搖。

    他在乾隆五十五年中所作的詩篇中說: 八旬開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

     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

     惟至元稱一代傑,遜乾隆看五世孫。

     這首詩的意思也簡單,年過古稀的皇帝有六個,隻有三個活到八十歲了,這三個裡,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廢物,不值得一提,元世祖忽必烈雖然武功赫赫,但卻沒有我乾隆那樣五世同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因為廓爾喀求和,乾隆親撰《十全武功記》,将即位以來的十次戰争拼湊為十全武功,包括兩次平定準噶爾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兩次金川之役,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緬甸之役,安南之役及兩次抗擊廓爾喀之役。

     實際上,這十全拼湊得十分勉強。

    十次戰争中,有三次是一分為二出來,即把一次戰争分成兩次。

    十次中有四次是失敗的,而且對金川之戰勝得尤其不光彩。

     因為這個不嚴謹的十全武功,乾隆自稱“十全老人”。

    并且精選和田玉,镌“十全老人”之寶。

    自得自滿之态,不能自掩。

    并禦書“寶說”。

    他全面回顧了自己一生的功勞,說“十全本以紀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寶,則不啻此也。

    何言之,武功不過為君之一事”。

     如今,這個傳位大典的成功舉行,意義顯然更為重大。

    因為這是比堯舜都偉大的舉動。

    在舉行傳位大典之前,乾隆皇帝終于得意揚揚地說出了他的心裡話:秦始皇以後,禅讓都是徒有虛名。

    三代之時,雖然有過堯舜禹禅讓的盛事,但是授受者都是異姓,充其量可稱為“外禅”。

    隻有他舉行的禅位大典,是空前絕後的“内禅”,“不但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視堯舜,不啻過之”。

    這正是他超越三代的标志性行動。

    他已經成為中國曆史上,不,世界曆史上,最最偉大,最最光榮,最最有福氣的皇帝,是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完人。

     三太上皇 傳位之前,老皇帝擔心的隻有一點,那就是凡事有利必有弊。

    十五阿哥性格過于老實端方,似乎就缺了那麼一點機智圓滑,或者說缺了一點就通的那麼一點“靈犀”。

    比如,在當上了“皇帝”之後,是否知道如何處理與他這個“太上皇”的關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

     雖然已經準備了六十年,但是在禅讓大典舉行之際,乾隆心中還是不免時時浮現出隐憂:“禅讓”之名雖然如此風光盛大,但畢竟不是沒有風險。

    自古及今,還沒有一個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淵還沒當夠皇帝,就被兒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當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後,悄無聲息地死去。

    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後,日日在兒子的猜忌中膽戰心驚地生活,身邊的大臣和朋友一個個被流放,最終自己被兒子軟禁,郁郁而終。

    中國曆史上的另幾個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無一不是悲劇人物,下場都十分悲慘。

     因此,在舉行禅讓大典的同時,乾隆皇帝已經為了保證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無數準備: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隻将那些接待、開會、祭祀、禮儀之類的日常工作交給皇帝,至于“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他“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聽我訓導,将來知所遵循,不至錯誤,豈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後接待朝鮮使臣的時候,他又明确向各國宣稱:“朕雖然歸政,大事還是我辦。

    ” 他規定,退位之後,他仍稱朕,他的旨意稱“敕旨”,文武大臣進京陛見及高級官員赴任前都要請示他的恩訓…… 雖然在退位前花費巨資修建了甯壽宮,可是真正退位之後,他并沒有從象征着皇權的養心殿搬出來,用他的話說:“予即位以來,居養心殿六十餘載,最為安吉。

    今既訓政如常,自當仍居養心殿,諸事鹹宜也。

    ” 一句話,雖然退了位,他還是處處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國之主。

     握了一輩子權柄的老皇帝對權力愛如自己的眼睛,防衛過度,眷戀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實證明,老皇帝過慮了。

    直到真正禅讓了皇位之後,乾隆才發現他選的這個接班人其實是應該打滿分的。

     正當盛年、血氣方剛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聰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

    他十分恭謹地做着大清國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懇懇地閱讀所有奏折,準時上下班,認真出席每一個他應該出席的活動,卻從來不做任何決定,不發任何命令,不判斷任何事情。

    他十分得體地把自己定位為老皇帝的貼身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