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烈日餘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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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個原則：“聽皇爺處分。
” 朝鮮使臣的記述裡，把嘉慶韬光養晦的狀貌描繪得躍然紙上：“（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遊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
于此亦有可知者矣。
”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隻視上皇之動靜，而一不轉矚”。
《清史稿·仁宗本紀》也記道：“初逢訓政，恭謹無違。
” 人們常說，老年意味着智慧和達練，老年其實更意味着身體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轉的退化。
不論多麼英明偉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給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帶來的傷害。
乾隆皇帝一生剛毅精明，到了晚年，卻像任何一個平庸的老人一樣，分外怕死。
或者說，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
年輕時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變成了隻喜歡聽吉祥話。
他尤其畏懼與死亡有關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認為這些會帶來晦氣和不吉祥。
嘉慶二年（1797年）二月，嘉慶的結發妻子、皇後喜塔臘氏病故。
嘉慶帝十分悲傷。
嘉慶和喜塔臘氏結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斷絕，那種痛苦是可以想見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
即位後，他第一次單獨做了一個決定：他命令禮部，皇後的葬禮按最簡單迅速的方式處理，雖處大喪，皇帝隻辍朝五天，素服七日。
皇帝還特别命令大臣們，因為“朕日侍聖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邊）”，“朝夕承次，諸取吉祥（凡事都盡量營造吉祥氛圍）”，凡在大喪的七日之内，來見太上皇的大臣們，不可着喪服，隻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時人記載說，國喪的七天之内，嘉慶皇上從不走乾清宮一路，以防把喪事的晦氣帶到太上皇日常經過的地方。
皇帝去皇後靈堂時，俱出入蒼震門，不走花園門。
去奠酒時，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換上素服，一回宮，立即換回常服，随從太監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帶一點喪氣。
“且皇上其能以義制情，并不過于傷感，禦容一如平常。
” 太上皇有意無意間，會把和砷叫過來，問問他皇帝的心情怎麼樣，有沒有因為妻子去世而耽誤國事？聽過和砷的彙報，太上皇閉上眼睛，微微地點點頭。
兒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來。
他一如既往地繼續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整個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謂“嘉慶元年”，不過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當然，遺憾是永遠存在的。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乾隆最大的遺憾是陷入了一場沒能取勝的戰争。
那就是平定白蓮教起義之戰。
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稱南巴老林。
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長林綿亘千數百裡，彌望蓊郁，竟日不見人煙”。
（《三省邊防備覽》）本非宜人類所居。
但是，乾隆中葉起，大批流民湧入這片森林，伐樹造屋，開荒種地。
這些流民來源極廣，不但有四川陝西湖北三省，還有廣東湖南安徽江西之人。
“攜帶家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
”對這些移民的估計，保守的是十餘萬，有人說有百餘萬。
（《三省邊防備覽》） 大批移民的出現，說明了乾隆中葉人口壓力的嚴重程度。
當時尚殘留的山區本不宜耕種，因為這些深山老林地勢險峻，土地貧瘠，且無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損很快，勞動與收獲不成比例。
在老林中生活是極為艱難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
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闆，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
” 雖然艱難如此，人們仍然樂此不疲。
這說明大清王朝社會體制内的潛力挖掘到極限，仍然無法解決人口問題。
又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迫在眉睫了。
流民雜居之地，向來是民間宗教的溫床。
在其他地方被乾隆嚴厲打擊的白蓮教迅速在這裡滋生起來。
“習教之人，入彼黨夥，不攜貨糧，穿衣吃飯，不分爾我。
”這種廉價的烏托邦，對于缺衣乏食的窮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報應，分毫不爽。
乾隆剛剛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為了“千古完人”，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發了白蓮教起義。
起義在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爆發，迅速蔓延到川、陝、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縣、廳、衛等二百零四個。
當太上皇這幾年，乾隆的全部殘存精力都用在了鎮壓起義上。
僅三年時間，動用的軍隊已經有十萬，花掉饷銀已經有七千萬兩。
雖然“猶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調兵遣将，起義的烈火卻越燒越旺。
掌握權力六十年來，乾隆還是頭一次這樣一籌莫展。
野史記載，一日早朝已罷，嘉慶帝和和砷入見。
“砷至，則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慶帝）西向坐一小機，（每日召見臣工皆如此）。
砷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上（嘉慶帝）極力谛聽，終不能解一字。
久之，忽啟目曰：‘其人何姓名？’砷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蓮教首領姓名）。
’上皇複閉目誦不辍。
移時，始麾之出，不更問一語，上大駭愕。
他日，密召砷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作何語？汝所對六字，又作何解？’砷對曰：‘上皇所誦者，西域秘密咒也，誦此咒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裡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
奴才聞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對也。
’”（《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點評說：一個叱咤風雲的英明君主，晚年對農民起義無可奈何，獨自念咒，意欲制敵于死地，這種行為典型地反映出一個意志昏瞀的孤獨老翁的心理狀态，别人幾乎不能理解。
事實上，鎮壓這次起義最後耗費了清王朝白銀二萬萬兩，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軍損失一、二品的高級将領二十多人，副将、參将以下的軍官四百多人。
可以說，正是這次起義，徹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後一層面紗，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結束。
大清王朝在這場戰争中元氣喪盡，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榮光。
正是在戰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終點。
進入嘉慶三年（1798年）以來，太上皇的身體并未見有什麼異常。
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
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誰也沒有在意。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上皇還能如常禦座受禮。
不料，初二，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時，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長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還做了“望捷”一詩，期盼平定白蓮教的捷報早日到來。
在遺诏中，他仍然念念不忘這最後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骈連就獲，其奔竄夥黨，亦可計日成擒，蒇功在即。
”
” 朝鮮使臣的記述裡，把嘉慶韬光養晦的狀貌描繪得躍然紙上：“（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遊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
于此亦有可知者矣。
”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隻視上皇之動靜，而一不轉矚”。
《清史稿·仁宗本紀》也記道：“初逢訓政，恭謹無違。
” 人們常說，老年意味着智慧和達練，老年其實更意味着身體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轉的退化。
不論多麼英明偉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給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帶來的傷害。
乾隆皇帝一生剛毅精明，到了晚年，卻像任何一個平庸的老人一樣，分外怕死。
或者說，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
年輕時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變成了隻喜歡聽吉祥話。
他尤其畏懼與死亡有關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認為這些會帶來晦氣和不吉祥。
嘉慶二年（1797年）二月，嘉慶的結發妻子、皇後喜塔臘氏病故。
嘉慶帝十分悲傷。
嘉慶和喜塔臘氏結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斷絕，那種痛苦是可以想見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
即位後，他第一次單獨做了一個決定：他命令禮部，皇後的葬禮按最簡單迅速的方式處理，雖處大喪，皇帝隻辍朝五天，素服七日。
皇帝還特别命令大臣們，因為“朕日侍聖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邊）”，“朝夕承次，諸取吉祥（凡事都盡量營造吉祥氛圍）”，凡在大喪的七日之内，來見太上皇的大臣們，不可着喪服，隻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時人記載說，國喪的七天之内，嘉慶皇上從不走乾清宮一路，以防把喪事的晦氣帶到太上皇日常經過的地方。
皇帝去皇後靈堂時，俱出入蒼震門，不走花園門。
去奠酒時，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換上素服，一回宮，立即換回常服，随從太監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帶一點喪氣。
“且皇上其能以義制情，并不過于傷感，禦容一如平常。
” 太上皇有意無意間，會把和砷叫過來，問問他皇帝的心情怎麼樣，有沒有因為妻子去世而耽誤國事？聽過和砷的彙報，太上皇閉上眼睛，微微地點點頭。
兒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來。
他一如既往地繼續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整個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謂“嘉慶元年”，不過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當然，遺憾是永遠存在的。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乾隆最大的遺憾是陷入了一場沒能取勝的戰争。
那就是平定白蓮教起義之戰。
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稱南巴老林。
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長林綿亘千數百裡，彌望蓊郁，竟日不見人煙”。
（《三省邊防備覽》）本非宜人類所居。
但是，乾隆中葉起，大批流民湧入這片森林，伐樹造屋，開荒種地。
這些流民來源極廣，不但有四川陝西湖北三省，還有廣東湖南安徽江西之人。
“攜帶家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
”對這些移民的估計，保守的是十餘萬，有人說有百餘萬。
（《三省邊防備覽》） 大批移民的出現，說明了乾隆中葉人口壓力的嚴重程度。
當時尚殘留的山區本不宜耕種，因為這些深山老林地勢險峻，土地貧瘠，且無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損很快，勞動與收獲不成比例。
在老林中生活是極為艱難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
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闆，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
” 雖然艱難如此，人們仍然樂此不疲。
這說明大清王朝社會體制内的潛力挖掘到極限，仍然無法解決人口問題。
又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迫在眉睫了。
流民雜居之地，向來是民間宗教的溫床。
在其他地方被乾隆嚴厲打擊的白蓮教迅速在這裡滋生起來。
“習教之人，入彼黨夥，不攜貨糧，穿衣吃飯，不分爾我。
”這種廉價的烏托邦，對于缺衣乏食的窮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報應，分毫不爽。
乾隆剛剛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為了“千古完人”，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發了白蓮教起義。
起義在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爆發，迅速蔓延到川、陝、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縣、廳、衛等二百零四個。
當太上皇這幾年，乾隆的全部殘存精力都用在了鎮壓起義上。
僅三年時間，動用的軍隊已經有十萬，花掉饷銀已經有七千萬兩。
雖然“猶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調兵遣将，起義的烈火卻越燒越旺。
掌握權力六十年來，乾隆還是頭一次這樣一籌莫展。
野史記載，一日早朝已罷，嘉慶帝和和砷入見。
“砷至，則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慶帝）西向坐一小機，（每日召見臣工皆如此）。
砷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上（嘉慶帝）極力谛聽，終不能解一字。
久之，忽啟目曰：‘其人何姓名？’砷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蓮教首領姓名）。
’上皇複閉目誦不辍。
移時，始麾之出，不更問一語，上大駭愕。
他日，密召砷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作何語？汝所對六字，又作何解？’砷對曰：‘上皇所誦者，西域秘密咒也，誦此咒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裡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
奴才聞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對也。
’”（《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點評說：一個叱咤風雲的英明君主，晚年對農民起義無可奈何，獨自念咒，意欲制敵于死地，這種行為典型地反映出一個意志昏瞀的孤獨老翁的心理狀态，别人幾乎不能理解。
事實上，鎮壓這次起義最後耗費了清王朝白銀二萬萬兩，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軍損失一、二品的高級将領二十多人，副将、參将以下的軍官四百多人。
可以說，正是這次起義，徹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後一層面紗，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結束。
大清王朝在這場戰争中元氣喪盡，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榮光。
正是在戰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終點。
進入嘉慶三年（1798年）以來，太上皇的身體并未見有什麼異常。
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
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誰也沒有在意。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上皇還能如常禦座受禮。
不料，初二，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時，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長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還做了“望捷”一詩，期盼平定白蓮教的捷報早日到來。
在遺诏中，他仍然念念不忘這最後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骈連就獲，其奔竄夥黨，亦可計日成擒，蒇功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