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鴉片戰争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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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白銀産量畢竟是有限的。
英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主要産自西屬美洲的上秘魯（Upper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
對華貿易不斷增長，而銀礦的産量卻十分有限。
中國對白銀的驚人胃口導緻美洲很多銀礦面臨枯竭。
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
英國人也心急如焚，急于找到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辦法。
病急亂投醫，他們想到了鴉片。
史載英國商人第一次向中國輸入鴉片，正是在乾隆初年。
東印度公司員工偷偷把印度的鴉片運到廣州，頭次嘗試讓他們驚喜交集。
每箱鴉片在印度的購價不過250印币，而運到中國，售價竟高達1600印币，一翻就是6倍多。
很顯然，這是換取中國茶葉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潤的驅動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積種植鴉片，然後賣給中國人，用來交換中國茶葉的計劃。
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這項計劃得到批準并開始實施。
當然，乾隆對此一無所知。
（《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不過，中國政府還是感覺到了鴉片貿易的不正常發展。
乾隆十三年（1748年），鴉片出口僅占英國貨物的1/8，到乾隆後期，鴉片輸入量已占輸入貨物的1/2了。
中國社會上，吸食鴉片者的數量大大增長。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間的禁令，并且禁止煙具的輸入和販賣。
但是，與乾隆晚年的許多其他禁令一樣，這道禁令也成了一紙空文。
“在中國，很少有花錢做不到的事情。
”（《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這是外國商人的經驗之談。
英國商人輕易地用行賄手段打破了海關的封鎖。
事實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歡。
因為禁令為海關關員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間。
英國人後來記載道：“禁煙法令甚嚴，但送給主管官員金錢後，鴉片買賣卻可公開進行。
”（《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鴉片在中國上流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公害。
英國使團成員到了中國不久就發現了這一點。
巴羅在書中這樣描述乾隆晚年中國社會上鴉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會的人在家裡沉溺于抽鴉片。
盡管當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進口，還是有相當數量的這種毒品被走私進入這個國家……大多數孟加拉去中國的船都運載鴉片；但是土耳其出産、由倫敦出發的中國船隻所載的更受歡迎，價錢也賣得比其他的高一倍。
廣州道台在他最近頒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鴉片的種種害處……可是，這位廣州道台每天都從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鴉片。
當然，對這種坑人的買賣，英國人也心存忐忑。
一開始，他們把這樁罪惡的生意當成病急亂投醫的救急措施，并沒有打算長期進行下去。
他們還是寄希望于中英高層接觸，使中國打開市場，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必依賴這種非法的勾當。
但是馬戛爾尼出使的失敗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了。
東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進一步壟斷了鴉片的制造權，擴大了在印度的鴉片種植面積。
為了在華擴大鴉片銷售，他們甚至對中國吸食者的嗜好專門做了精心調查，力求鴉片的制造更适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
馬戛爾尼使團失敗後，鴉片貿易數量迅速上升。
據統計，1775-1797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鴉片1814箱。
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則達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間興起的鴉片走私在幾十年後導緻了中國财政的瀕臨破産。
鴉片走私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方面的長期優勢，中國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
到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槟榔嶼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财力應付交易。
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萬餘兩。
1821年以後，鴉片走私激增，銀荒已從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國各地。
而到鴉片戰争前夕，中國每年的白銀流出量至少達1000萬兩，接近清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4。
鴉片戰争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在英國發動鴉片戰争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他的名字叫小斯當東。
1840年4月7日，英國的下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是：要不要向中國派遣遠征軍。
漫長的辯論過程中，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視。
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
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通過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認為戰争不可避免： 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
但我很了解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對這民族進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認為，對中國的武力征服是必須的。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漸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正在準備中的戰争是一場世界性的戰争。
它的結局會産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将是截然相反的。
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争，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赢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小斯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選擇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發言結束後，下院裡響起了長時間的鼓掌聲。
在後來進行的投票中，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
也就是說，如果再多5張反對票，鴉片戰争就不會在那時爆發。
大部分議員都十分相信小斯當東，因為他13歲就到過中國，而且還曾經與乾隆皇帝親切交談，得到乾隆的特殊關注與喜愛。
原來，小斯當東正是當年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
馬戛爾尼訪華時，13歲的他被作為“見習侍童”帶到中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馬戛爾尼觐見乾隆皇帝，小斯當東因負責為特使提鬥篷的後沿，也得以見到天顔。
在駛往中國的漫漫旅途中，小斯當東閑來無事，向翻譯們學起了中文。
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極強的，何況斯當東爵士的兒子智商很高。
很快他就掌握了許多日常對話。
在觐見的時候，和砷向皇帝介紹，說這個小鬼子會說中國話。
刻闆嚴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着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讓他講中國話。
或許是因為孩子的謙遜，或許由于他講話的漂亮用詞使皇帝十分高興，後者欣然從自己的腰帶上解下一個槟榔荷包親自賜予該童”。
英國人沒感覺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手工繡成的錢包。
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卻是了不得的恩典。
“賜給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說是一種特殊恩惠：東方人把皇帝身上帶過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視為無價之寶。
”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保存着。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并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
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
5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18年。
嘉慶年間的1816年，他又參加了英國另一次對中國不成功的出使。
這次出使徹底斷了英國人通過和平手段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念頭。
1817年後，他返回英國南漢普頓，成為下院議員。
中國經曆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
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
他在城裡修了一個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标志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
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
他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
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劄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系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
1823年他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ThomasColebrooke）共同創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
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
（《英國漢學史》） 這樣一個人當然在中英關系中最有發言權。
濃厚的中國情結并沒有妨礙他向英國人建議進攻中國。
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無補。
事實上，中國之行令年少氣盛的他深感屈辱，從中國回來後，他就一再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采取強硬手段，想通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
從中國回來後，馬戛爾尼預言，一旦中國這艘巨艦受到攻擊，“它将永遠不能修複”。
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貿易将受到擾亂……各國的冒險家都将來到中國，企圖利用中國人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們之間将展開無情的鬥争”。
在這種對抗中，富的愈富，窮的愈窮。
“英國靠着它的創業精神已成為世界上航海、貿易和政治的第一強國；從這樣的急劇變革中，它将獲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強它的霸權地位。
” 這是驚人準确的預言。
英國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1842年通過戰争一條不少地得到了。
《南京條約》的五點核心内容，與馬戛爾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幾乎完全一緻。
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擴大英國在華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甯波、天津等處；1842年的《南京條約》第二條則規定，開放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州等處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英國水手須受約束，不宜與華人來往，懇求給予靠近廣州的一塊地段或一小島，以資使用，作為水手商人栖息養病之地，為英商之居留地”。
他所指的所謂小島，是曾經經過彼地、而且做了認真描述的香港島。
《南京條約》第三條則規定，中國将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馬戛爾尼要求結束公行壟斷，而《南京條約》第五條取消公行，任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在粵省貿易，向例全歸額設商行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準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 馬戛爾尼要求中國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按照中國宣布的關稅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征收。
“并請将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
”而《南京條約》規定：“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饷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 當然，《南京條約》在馬戛爾尼的要求之外，還有所“格外施恩”。
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國人以後來中國可以攜帶妻子。
如果說其他各條都是在英國人的炮艦威脅下應允，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的話，隻有這一條被中國官員認為對中國很有好處。
負責談判的中國官員耆英對皇帝解釋說，鴉片戰争以前，清政府嚴禁外國人攜家眷居住廣州，“立法本嚴”，但現在看來，這一規定也有弊端。
因為外夷之所以難于控馭，正在于外國人在中國無所系戀。
性壓抑使他們脾氣暴躁。
現今允許外國人帶老婆住在中國，那麼他們就會聽話得多，因為“英夷重女輕男，夫制于婦，是俯順其請，即以暗柔其性”。
英國都是女人說了算，用婦女的溫柔改變英國人的性格，以後就好打交道了。
這番高論令乾隆的孫子道光連連叫絕，立馬批準。
三帝國的遺傳基因 1960年八九月間，對英使團出使中國這段曆史有專門研究的法國漢學家佩雷菲特從香港出發，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考察。
回憶這次中國之行，他說：“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夥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
”他在中國幾乎看到了馬戛爾尼們寫過的一切： ……同樣的集體反應：在悶熱的夏夜，中國人繼續夜宿在大街上……同樣的儉樸；同樣一碗米飯和燒白菜；同樣的筷子……穿着同樣的藍灰色棉布衣服……同樣好抽煙。
他說： 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裡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
中國以十足的中國方式在造自己的反。
要同過去決裂，它卻從中尋找可以依靠的因素來證明自己的不變性。
他發現： 1960年的中國人仍贊同乾隆對馬戛爾尼使華團的看法，這突出地表現了這種連續性。
曆史教科書，大學課本，以及我與之交談的知識分子都用馬克思的語言支持傳統的觀點。
馬戛爾尼的态度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殖民主義的”。
所有的人都贊同乾隆的嚴厲的回答：“朕無求于任何人。
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回國。
”毛不久前遣返蘇聯技術人員和“顧問”時也是這樣做的，他當時宣布說：“我們要自力更生。
” 當然，從1960年到現在，确切地說，從馬戛爾尼時代到現在，中國确實已經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
馬戛爾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訪華，恐怕會修改自己的結論了。
今天的中國人已經不再說自己無求于人。
我們已經張開懷抱，做出了擁抱世界的姿勢。
外國商人和使節來到中國，受到的不再會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見的熱情。
中國的外表也已經變得五彩缤紛，藍和灰統治的時代應該是一去不複返了。
但是，還是會有許多令他們十分熟悉的東西。
或者說，中國的外交傳統中，有許多千年不變的核心成分。
他們會遇到一樣熱情淳樸的百姓。
雖然統治者對外國人的來訪有種種險惡的估計，但從乾隆時代起，老百姓們就天真地認為他們是被中華文化所吸引而來，向中國的統治者緻敬的。
英國人記載說，“下至中國的兵士和水手們都對客人彬彬有禮，不是出于責任而是出自招待熱誠。
整個使人感到我們是受歡迎的客人。
他們知道這些外國人是從很遠地方來向他們的皇帝緻敬的。
因此，他們的地位雖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應有的喜悅情緒”。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他們會遇到一樣鋪張的招待。
雖然對外國人可能心懷猜忌，但中國統治者對他們的招待從來都是超級熱情的。
在中國統治者看來，這首先是一個國家形象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大局問題。
外交無小事，内外有别，是中華帝國一貫的外交方針。
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貧困，财政如何困難，招待外國人總是不遺餘力的。
對于中國統治者，這絕不是難事。
葛劍雄先生說：“由于曆來的統一政權一般都國地遼闊、人口衆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來，數目仍然是相當龐大的，這就造成了中國‘富厚’的假象。
” 當英國使團剛剛出發時，乾隆皇帝就已經做好了隆重接待的準備。
在清朝上下看來，接待一個首次來到中國的使團，是一個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宣傳中國治理的偉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務”。
必須算政治賬，而不能隻算經濟賬。
乾隆前後連續多次下達詳細的谕旨，親自認真安排這次對外賓的接待工作。
為了更好地接待英國人，皇帝特意任命長蘆鹽運徵瑞為欽差大臣，專門負責此次接待工作。
為此還特别為他加恩晉爵，賞戴花翎。
英國人剛剛出發不久，皇帝就命令軍機處拟定了一套詳細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見、賞賜、宴請、看戲、遊覽等活動。
這個方案記錄在清宮檔案的《上谕檔》冊中。
在估計貢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對接待的原則做了具體指示：“應付外夷事宜，必須豐儉适中，方足以符體制……此次英咭唎貢使到後，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華。
但該貢使航海遠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
（直隸總督）梁肯堂、（長蘆鹽政）徵瑞務宜妥為照料，不可過于簡略，緻為遠人所輕。
”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針是，一要隆重熱烈，照顧好外國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證他們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這個機會，充分展示中國的富庶強大。
因此，當使團的船隊到達大沽口外時，他們發現兩名朝廷命官攜帶着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
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數量：牛二十頭，羊一百二十頭，豬一百二十頭，雞一百隻，鴨一百隻，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紅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葉，二十二大簍桃脯，二十二大簍蜜餞，二十二箱李子和蘋果，二十二大簍蔬菜，四十籃黃瓜，一千個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個西瓜，三千個甜瓜還有許多瓶酒，十箱蠟燭，三大簍瓷器。
由于數量太多，船上無法容納，隻能收下一部分，“将其餘的璧謝”。
“以後不須提出請求，大批免費供應的物資源源不斷送去。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這僅僅是一個見面禮。
在後來的行程中，中國人的慷慨一直讓他們吃驚。
使團的總管巴羅說：“我們至此所經曆的款待、重視和尊敬，是陌生人隻有在世界的東方才能遇到的。
”而副使斯當東則說：“大量豐富的日用品不但供應到全體團員，而且普遍供應到使節團的所有技匠、衛隊和仆人。
看來中國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費以求盡到對于使節團的豪華供應。
”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貫徹。
“動員了這麼多的官員，這麼多的厮役，這麼多的船隻，來做招待工作。
這些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和厮役據說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勵他們做好這項工作。
沿途岸上有列隊歡迎的兵士，有搭起來的彩牌樓和特别準備的表演。
所有以上一切費用俱由皇帝一人擔任起來。
” “皇帝陛下的這個意旨被所有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嚴格遵守。
一位使節團員有一次偶然表示要買一件微小的衣物，承辦招待的官員立刻買來，但無論如何不肯收錢。
他說，一切費用都記在皇帝的賬上了。
” 在其後的賞賜環節，英國人将要更為驚訝。
英國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熱情接待經過英國商人之口先行傳回了倫敦，整個英國歡欣鼓舞。
英國使團的出使任務雖然失敗了，但這次出使也并非沒有收獲。
甚至，如果單純從經濟方面衡量，英國人的收獲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隻上，裝滿了中國皇帝賞賜給他們的禮物。
自從聽說英國人要來後，皇帝就開始為他們準備禮品。
在英國船隻到達天津後，皇帝派人詢問的第一件事是貢品名單，第二件事則是使團名單。
這是為了有針對性地準備給英國人的禮品。
皇帝的心很細，他的賞賜不僅限于官員，每一個英國人，從正使直到黑人仆從，人人有份。
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備有獎賞。
對于這個前所未知的國家，他準備大大施恩，讓這些地處偏僻的遠夷對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
按慣例，外國進貢，皇帝隻賞賜其國王及正使等正賞一次。
而此次英國來朝，皇帝前後賞賜了他們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國人的桀骜不馴和妄加請求令皇帝十分生氣之後，那些原來準備好的禮品仍然一樣不差地發給了英國人。
據後來的史學家統計，賞賜的禮品共130種，3000餘件。
數量之大，品種之多，次數之頻，前所未有。
皇帝一貫樂于展示他的大方。
生氣歸生氣，天朝上國的體面不能丢。
在給英國國王的國書上，皇帝也特意提及這一點：“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倍于他國。
”（《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雖然中間因為禮儀問題一度降低了飲食标準，但寬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給予英國人高規格的照顧：“公平而論，中國朝廷和他指派來照料使團的衆人，自始至終表現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顧無微不至，态度真誠友好。
至少對我們這一行人是如此。
”這是巴羅的話。
在路上，已經與英國人無話不談的“王大人”向英國人談了這次招待的花費：“王大人告訴我，為了支付接待我們使團的開銷，他們受命從我們所經過的各省銀庫，每天提取5000兩白銀（合今天币值100萬元人民币），也就是1600磅标準純銀。
在北京是每天從戶部領取1500兩。
” 巴羅由此估算，他們一行，使北京花費了51.9萬兩白銀，即17.3萬磅白銀。
折成今天的币值，約1億元人民币。
這其中當然不包括皇帝賞賜的禮品，這些禮品價值要遠遠高于此數。
“王大人告訴我，為我們服務的人一般不少于1000，很多時候大大超過1000。
我相信他沒有誇大其詞。
” 巴羅算了一下賬，說他們這次出使，英國本身所花費的，不過8萬磅。
“對大不列颠這樣的國家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還不到人們通常想象的數額的1/4。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那麼英國人都從中國運走了些什麼東西呢？以下是檔案資料中的幾次賞賜的部分禮品： 第一次給英國人的見面禮是： 特賜國王玉如意一，龍緞三，蟒緞二，妝緞七，百花妝緞六，倭緞三，片金緞二，閃緞、袍緞、藍緞、彩緞、青花緞、衣素緞、線緞、帽緞各四，绫、紡絲各二十二，羅十三，杭綢七，玉雙解瓶一，戰圖一盒，紅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盤四，絹箋、蠟箋各五十，挂燈四對，繡錦香袋八盒，繡香袋、連三香袋各四盒，宮扇十三扇，百香餅四盒，普洱茶團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幹、香瓜幹各一盒，武彜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蓮子粉四盒；正使龍緞、妝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二，倭緞八，絲、緞各一，绫、杭綢、紡絲各四，瓷碗六，瓷盤八，霁青白裡瓷盤六，扇二十，普洱茶團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幹二盒；副使龍緞、妝緞、倭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一，绫、杭綢、紡絲各二，瓷碗二，瓷盤八，霁青白裡瓷盤四，扇十，普洱茶團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幹各一盒；副使之子龍緞、妝緞、素緞八，絲緞、錦、漳絨、羽緞、绫各一，花緞、紡絲各二，瓷碗、瓷盤各四十，錦扇十，普洱茶團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盤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筆官、總後官二員，每員閃緞、妝緞、倭緞、藍緞、绫各一，瓷碗、瓷盤各二十，錦扇十，普洱茶團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幹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總兵官、管兵官、聽事官、管船官等七員，每員妝緞、閃緞、藍緞各一，瓷碗、瓷盤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團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八月十三日生日當天： 賞正使大卷八絲緞、錦緞各二，瓷茶桶、瓷碗、瓷盤各二，宜興器一；副使大卷八絲緞三，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盤一；副使之子八絲緞二，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盤一；副使之子繪畫呈覽，賞大荷包二；通事、總兵等官九員，每員八絲緞二，瓷碗二。
八月十四日： 于清音閣賞正使禦筆書畫冊頁一，玉杯一，瓷盤、瓷瓶、漆桃盒、葫蘆瓶各二；副使玉杯一，瓷器、漆桃盒、葫蘆瓶各二，小荷包一；副使之子瓷器四，漆桃盒二，瓷瓶一，小荷包一；通事、總兵等官九員，每員漆桃盒二，瓷器四。
最後一次正式賞賜，禮品清單是： 二十九日，于太和門頒給敕書。
賜該國王百花蟒緞二，袍緞、線緞各四，紫檀彩漆銅掐絲琺琅龍舟仙台一，玉器八，瑪瑙盂盤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蘆器十四，文竹挂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冊頁二，畫絹二十，灑金五色字絹箋紙、白露紙、高麗紙各二十，墨六匣，各樣扇四十，普洱茶團八，六安茶八瓶，武彜茶四瓶，茶膏、柿霜四盒，哈密瓜幹、香瓜幹各四盒，藕粉、蓮子各二盒，藏糖三盒。
又，随敕書賜國王龍緞三，蟒緞二，妝緞七，百花妝緞六，倭緞三，片金緞二，閃緞、袍緞、藍緞、彩緞、青花緞、衣素緞、線緞、帽緞各四，绫、紡絲各二十二，羅十三，杭綢七，畫絹、白露紙各百，灑金五色絹五十，五角箋紙、高麗紙各二百，宮扇十三，十錦扇百，連三香袋四盒，十錦香袋八盒，錦香袋四盒，香餅四盒，普洱茶團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幹、香瓜幹二盒，武彜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蓮子各三盒，文竹炕桌二，雕漆炕桌二，挂燈十二，墨二十匣；正使龍緞、帽緞各一，妝緞、倭緞各二，藍緞、青花緞、彩緞、杭綢各三，绫、紡絲各六，茶葉二瓶，茶膏二盒，磚茶二塊，大普洱茶團二，刮膘吉慶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瑪瑙葵花碗一，瑪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龍緞、帽緞各一，妝緞、藍緞、倭緞、青花緞、彩緞、绉綢各二，绫、紡絲各四，茶葉四瓶，茶膏一盒，磚茶二塊，女兒茶十，白玉全枝葵花洗一，花瑪瑙菊花瓣碗一，葫蘆器藏糖二匣；副使之子龍緞、妝緞、倭緞、青緞、藍緞、錦、漳絨、帽絨各一，绫、紡絲各三，绉綢二，茶葉二瓶，磚茶二塊，茶膏一盒，女兒茶八，藏糖一匣；總兵官、副總兵官二員，每員龍緞、妝緞、倭緞、藍緞、青緞、帽緞、錦各一，绫、紡絲各三，绉綢二，茶葉三瓶，磚茶二塊，茶膏一盒，女兒茶八，藏糖一匣；通事、管兵等官四員，每員龍緞、妝緞、漳絨、錦、藍緞、彩緞各一，绫、紡絲各二，茶葉二瓶，磚茶二塊；代筆、醫生等官九員，每員龍緞、妝緞、錦、漳絨、藍緞、彭緞、绫、紡絲各一，茶葉二瓶，磚茶二塊；貢使從人七名，每名绫、綢各二，布四，銀十兩；吹樂、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绫、綢各二，布四，銀十兩；内地護送官二員，大緞各二；貢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麗布、波羅麻、兼絲葛各二；留存貢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麗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羅麻各一…… 這些禮品，大部分取自内務府六庫貯藏多年的精品，有不少更是專供皇帝、皇後使用的極品。
（《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除了這些禮品，英國人更大的收獲是兩樣，一樣是對中國軍事防衛情況的調查，另一樣是取得蠶種和茶樹苗。
在訪華的整個行程中，英國人時時刻刻能感覺到中國人的防範心理。
對他們參觀的要求，中國官員經常拒絕。
在使團船隻泊岸時，中國官員禁止使團人員上岸散步，避免他們探聽中國情況。
佩雷菲特說，他20世紀60年代來到中國時一樣能感覺到“對外國人同樣的不信任。
他們隻能擾亂中國的秩序；他們的好奇心十分危險；應當對他們嚴密監視”。
這種防範甚至到了變态的程度。
裡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可以加給中國人的最重的罪名之一。
馬戛爾尼肯定想不到，他這次來訪，差一點給一個普通中國百姓帶來滅頂之災。
此人名叫郭傑觀，浙江甯波人。
他已經去世的父親郭端早年曾在廣州與英國人做過生意，會說些簡單的洋泾浜英語。
乾隆十九年（1754年），英國人北上甯波，郭端也曾在這裡與英國人達成過交易。
郭傑觀小時候聽見父親說英語感覺很好玩，就學了幾句，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因幼時聽見我父親學說話，我也跟着學了幾句，不過如吃煙、吃茶等話，此外言語我并不能通曉。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郭端去世，郭家漸漸敗落。
郭傑觀靠當私塾老師為生，從來沒與英國人打過交道，這幾句英語也自然沒了用處。
沒想到，這幾句英語給他惹來了大麻煩。
英國使團到達中國，登陸的第一個城市就是甯波附近的定海。
為什麼偏偏選擇這個地方呢，是不是這裡有什麼漢奸？這讓浙江地方官大惑不解。
他們于是在定海和甯波查找與外國人打過交道的人家，正在給小孩子上課的郭傑觀于是被抓到了官府。
雖然嚴刑拷打，可是郭傑觀還是交代不出他與英國人的關系，于是他又被送到北京。
在北京挨了幾頓好打之後，軍機大臣們終于确信“郭傑觀隻系訓蒙窮苦鄉愚，所供尚無狡飾”。
他的父親同夷人确實有過聯系，不過那是40年前的事。
現在懷疑消除了。
不過大學士們仍然覺得他那幾句英語萬分危險，令地方官“随時留心查察，勿令滋事”。
但奇怪的是，如此嚴密的防範居然沒有妨礙英國人做他們最想做的事：測繪中國沿海以及城市防衛情況和弄到蠶種和茶樹苗。
印度總督康華裡勳爵曾希望把蠶絲和茶葉的生産引入孟加拉。
馬戛爾尼在中國順利地弄到了蠶卵，也把蠶和生産過程的一些情報送到了印度。
他在茶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1794年2月28日，馬戛爾尼從澳門寫信給康華裡勳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幾株優質茶樹的樹苗。
多虧廣州新任總督的好意——我與他一起穿越了中國最好的茶葉種植區——我得以觀察和提取優質樣品。
我責成丁維提博士把這些樹苗帶到加爾各答。
他将搭乘‘豺狼’号前往。
”在經過一片精心種植着漆樹、馬桕和茶樹的平原時，馬戛爾尼的确順利地叫人挖掘了這些樹苗：中國的陪同人員這一次未加幹涉。
佩雷菲特說：“把優質樹苗引入印度，光這一項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個世紀将要百倍地償還這次出使的費用。
”
英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主要産自西屬美洲的上秘魯（Upper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
對華貿易不斷增長，而銀礦的産量卻十分有限。
中國對白銀的驚人胃口導緻美洲很多銀礦面臨枯竭。
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
英國人也心急如焚，急于找到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辦法。
病急亂投醫，他們想到了鴉片。
史載英國商人第一次向中國輸入鴉片，正是在乾隆初年。
東印度公司員工偷偷把印度的鴉片運到廣州，頭次嘗試讓他們驚喜交集。
每箱鴉片在印度的購價不過250印币，而運到中國，售價竟高達1600印币，一翻就是6倍多。
很顯然，這是換取中國茶葉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潤的驅動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積種植鴉片，然後賣給中國人，用來交換中國茶葉的計劃。
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這項計劃得到批準并開始實施。
當然，乾隆對此一無所知。
（《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不過，中國政府還是感覺到了鴉片貿易的不正常發展。
乾隆十三年（1748年），鴉片出口僅占英國貨物的1/8，到乾隆後期，鴉片輸入量已占輸入貨物的1/2了。
中國社會上，吸食鴉片者的數量大大增長。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間的禁令，并且禁止煙具的輸入和販賣。
但是，與乾隆晚年的許多其他禁令一樣，這道禁令也成了一紙空文。
“在中國，很少有花錢做不到的事情。
”（《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這是外國商人的經驗之談。
英國商人輕易地用行賄手段打破了海關的封鎖。
事實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歡。
因為禁令為海關關員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間。
英國人後來記載道：“禁煙法令甚嚴，但送給主管官員金錢後，鴉片買賣卻可公開進行。
”（《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鴉片在中國上流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公害。
英國使團成員到了中國不久就發現了這一點。
巴羅在書中這樣描述乾隆晚年中國社會上鴉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會的人在家裡沉溺于抽鴉片。
盡管當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進口，還是有相當數量的這種毒品被走私進入這個國家……大多數孟加拉去中國的船都運載鴉片；但是土耳其出産、由倫敦出發的中國船隻所載的更受歡迎，價錢也賣得比其他的高一倍。
廣州道台在他最近頒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鴉片的種種害處……可是，這位廣州道台每天都從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鴉片。
當然，對這種坑人的買賣，英國人也心存忐忑。
一開始，他們把這樁罪惡的生意當成病急亂投醫的救急措施，并沒有打算長期進行下去。
他們還是寄希望于中英高層接觸，使中國打開市場，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必依賴這種非法的勾當。
但是馬戛爾尼出使的失敗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了。
東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進一步壟斷了鴉片的制造權，擴大了在印度的鴉片種植面積。
為了在華擴大鴉片銷售，他們甚至對中國吸食者的嗜好專門做了精心調查，力求鴉片的制造更适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
馬戛爾尼使團失敗後，鴉片貿易數量迅速上升。
據統計，1775-1797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鴉片1814箱。
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則達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間興起的鴉片走私在幾十年後導緻了中國财政的瀕臨破産。
鴉片走私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方面的長期優勢，中國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
到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槟榔嶼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财力應付交易。
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萬餘兩。
1821年以後，鴉片走私激增，銀荒已從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國各地。
而到鴉片戰争前夕，中國每年的白銀流出量至少達1000萬兩，接近清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4。
鴉片戰争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在英國發動鴉片戰争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他的名字叫小斯當東。
1840年4月7日，英國的下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是：要不要向中國派遣遠征軍。
漫長的辯論過程中，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視。
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
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通過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認為戰争不可避免： 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
但我很了解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對這民族進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認為，對中國的武力征服是必須的。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漸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正在準備中的戰争是一場世界性的戰争。
它的結局會産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将是截然相反的。
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争，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赢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小斯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選擇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發言結束後，下院裡響起了長時間的鼓掌聲。
在後來進行的投票中，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
也就是說，如果再多5張反對票，鴉片戰争就不會在那時爆發。
大部分議員都十分相信小斯當東，因為他13歲就到過中國，而且還曾經與乾隆皇帝親切交談，得到乾隆的特殊關注與喜愛。
原來，小斯當東正是當年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
馬戛爾尼訪華時，13歲的他被作為“見習侍童”帶到中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馬戛爾尼觐見乾隆皇帝，小斯當東因負責為特使提鬥篷的後沿，也得以見到天顔。
在駛往中國的漫漫旅途中，小斯當東閑來無事，向翻譯們學起了中文。
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極強的，何況斯當東爵士的兒子智商很高。
很快他就掌握了許多日常對話。
在觐見的時候，和砷向皇帝介紹，說這個小鬼子會說中國話。
刻闆嚴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着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讓他講中國話。
或許是因為孩子的謙遜，或許由于他講話的漂亮用詞使皇帝十分高興，後者欣然從自己的腰帶上解下一個槟榔荷包親自賜予該童”。
英國人沒感覺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手工繡成的錢包。
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卻是了不得的恩典。
“賜給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說是一種特殊恩惠：東方人把皇帝身上帶過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視為無價之寶。
”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保存着。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并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
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
5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18年。
嘉慶年間的1816年，他又參加了英國另一次對中國不成功的出使。
這次出使徹底斷了英國人通過和平手段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念頭。
1817年後，他返回英國南漢普頓，成為下院議員。
中國經曆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
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
他在城裡修了一個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标志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
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
他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
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劄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系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
1823年他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ThomasColebrooke）共同創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
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
（《英國漢學史》） 這樣一個人當然在中英關系中最有發言權。
濃厚的中國情結并沒有妨礙他向英國人建議進攻中國。
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無補。
事實上，中國之行令年少氣盛的他深感屈辱，從中國回來後，他就一再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采取強硬手段，想通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
從中國回來後，馬戛爾尼預言，一旦中國這艘巨艦受到攻擊，“它将永遠不能修複”。
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貿易将受到擾亂……各國的冒險家都将來到中國，企圖利用中國人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們之間将展開無情的鬥争”。
在這種對抗中，富的愈富，窮的愈窮。
“英國靠着它的創業精神已成為世界上航海、貿易和政治的第一強國；從這樣的急劇變革中，它将獲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強它的霸權地位。
” 這是驚人準确的預言。
英國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1842年通過戰争一條不少地得到了。
《南京條約》的五點核心内容，與馬戛爾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幾乎完全一緻。
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擴大英國在華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甯波、天津等處；1842年的《南京條約》第二條則規定，開放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州等處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英國水手須受約束，不宜與華人來往，懇求給予靠近廣州的一塊地段或一小島，以資使用，作為水手商人栖息養病之地，為英商之居留地”。
他所指的所謂小島，是曾經經過彼地、而且做了認真描述的香港島。
《南京條約》第三條則規定，中國将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馬戛爾尼要求結束公行壟斷，而《南京條約》第五條取消公行，任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在粵省貿易，向例全歸額設商行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準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 馬戛爾尼要求中國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按照中國宣布的關稅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征收。
“并請将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
”而《南京條約》規定：“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饷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 當然，《南京條約》在馬戛爾尼的要求之外，還有所“格外施恩”。
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國人以後來中國可以攜帶妻子。
如果說其他各條都是在英國人的炮艦威脅下應允，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的話，隻有這一條被中國官員認為對中國很有好處。
負責談判的中國官員耆英對皇帝解釋說，鴉片戰争以前，清政府嚴禁外國人攜家眷居住廣州，“立法本嚴”，但現在看來，這一規定也有弊端。
因為外夷之所以難于控馭，正在于外國人在中國無所系戀。
性壓抑使他們脾氣暴躁。
現今允許外國人帶老婆住在中國，那麼他們就會聽話得多，因為“英夷重女輕男，夫制于婦，是俯順其請，即以暗柔其性”。
英國都是女人說了算，用婦女的溫柔改變英國人的性格，以後就好打交道了。
這番高論令乾隆的孫子道光連連叫絕，立馬批準。
三帝國的遺傳基因 1960年八九月間，對英使團出使中國這段曆史有專門研究的法國漢學家佩雷菲特從香港出發，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考察。
回憶這次中國之行，他說：“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夥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
”他在中國幾乎看到了馬戛爾尼們寫過的一切： ……同樣的集體反應：在悶熱的夏夜，中國人繼續夜宿在大街上……同樣的儉樸；同樣一碗米飯和燒白菜；同樣的筷子……穿着同樣的藍灰色棉布衣服……同樣好抽煙。
他說： 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裡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
中國以十足的中國方式在造自己的反。
要同過去決裂，它卻從中尋找可以依靠的因素來證明自己的不變性。
他發現： 1960年的中國人仍贊同乾隆對馬戛爾尼使華團的看法，這突出地表現了這種連續性。
曆史教科書，大學課本，以及我與之交談的知識分子都用馬克思的語言支持傳統的觀點。
馬戛爾尼的态度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殖民主義的”。
所有的人都贊同乾隆的嚴厲的回答：“朕無求于任何人。
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回國。
”毛不久前遣返蘇聯技術人員和“顧問”時也是這樣做的，他當時宣布說：“我們要自力更生。
” 當然，從1960年到現在，确切地說，從馬戛爾尼時代到現在，中國确實已經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
馬戛爾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訪華，恐怕會修改自己的結論了。
今天的中國人已經不再說自己無求于人。
我們已經張開懷抱，做出了擁抱世界的姿勢。
外國商人和使節來到中國，受到的不再會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見的熱情。
中國的外表也已經變得五彩缤紛，藍和灰統治的時代應該是一去不複返了。
但是，還是會有許多令他們十分熟悉的東西。
或者說，中國的外交傳統中，有許多千年不變的核心成分。
他們會遇到一樣熱情淳樸的百姓。
雖然統治者對外國人的來訪有種種險惡的估計，但從乾隆時代起，老百姓們就天真地認為他們是被中華文化所吸引而來，向中國的統治者緻敬的。
英國人記載說，“下至中國的兵士和水手們都對客人彬彬有禮，不是出于責任而是出自招待熱誠。
整個使人感到我們是受歡迎的客人。
他們知道這些外國人是從很遠地方來向他們的皇帝緻敬的。
因此，他們的地位雖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應有的喜悅情緒”。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他們會遇到一樣鋪張的招待。
雖然對外國人可能心懷猜忌，但中國統治者對他們的招待從來都是超級熱情的。
在中國統治者看來，這首先是一個國家形象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大局問題。
外交無小事，内外有别，是中華帝國一貫的外交方針。
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貧困，财政如何困難，招待外國人總是不遺餘力的。
對于中國統治者，這絕不是難事。
葛劍雄先生說：“由于曆來的統一政權一般都國地遼闊、人口衆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來，數目仍然是相當龐大的，這就造成了中國‘富厚’的假象。
” 當英國使團剛剛出發時，乾隆皇帝就已經做好了隆重接待的準備。
在清朝上下看來，接待一個首次來到中國的使團，是一個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宣傳中國治理的偉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務”。
必須算政治賬，而不能隻算經濟賬。
乾隆前後連續多次下達詳細的谕旨，親自認真安排這次對外賓的接待工作。
為了更好地接待英國人，皇帝特意任命長蘆鹽運徵瑞為欽差大臣，專門負責此次接待工作。
為此還特别為他加恩晉爵，賞戴花翎。
英國人剛剛出發不久，皇帝就命令軍機處拟定了一套詳細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見、賞賜、宴請、看戲、遊覽等活動。
這個方案記錄在清宮檔案的《上谕檔》冊中。
在估計貢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對接待的原則做了具體指示：“應付外夷事宜，必須豐儉适中，方足以符體制……此次英咭唎貢使到後，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華。
但該貢使航海遠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
（直隸總督）梁肯堂、（長蘆鹽政）徵瑞務宜妥為照料，不可過于簡略，緻為遠人所輕。
”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針是，一要隆重熱烈，照顧好外國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證他們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這個機會，充分展示中國的富庶強大。
因此，當使團的船隊到達大沽口外時，他們發現兩名朝廷命官攜帶着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
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數量：牛二十頭，羊一百二十頭，豬一百二十頭，雞一百隻，鴨一百隻，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紅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葉，二十二大簍桃脯，二十二大簍蜜餞，二十二箱李子和蘋果，二十二大簍蔬菜，四十籃黃瓜，一千個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個西瓜，三千個甜瓜還有許多瓶酒，十箱蠟燭，三大簍瓷器。
由于數量太多，船上無法容納，隻能收下一部分，“将其餘的璧謝”。
“以後不須提出請求，大批免費供應的物資源源不斷送去。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這僅僅是一個見面禮。
在後來的行程中，中國人的慷慨一直讓他們吃驚。
使團的總管巴羅說：“我們至此所經曆的款待、重視和尊敬，是陌生人隻有在世界的東方才能遇到的。
”而副使斯當東則說：“大量豐富的日用品不但供應到全體團員，而且普遍供應到使節團的所有技匠、衛隊和仆人。
看來中國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費以求盡到對于使節團的豪華供應。
”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貫徹。
“動員了這麼多的官員，這麼多的厮役，這麼多的船隻，來做招待工作。
這些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和厮役據說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勵他們做好這項工作。
沿途岸上有列隊歡迎的兵士，有搭起來的彩牌樓和特别準備的表演。
所有以上一切費用俱由皇帝一人擔任起來。
” “皇帝陛下的這個意旨被所有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嚴格遵守。
一位使節團員有一次偶然表示要買一件微小的衣物，承辦招待的官員立刻買來，但無論如何不肯收錢。
他說，一切費用都記在皇帝的賬上了。
” 在其後的賞賜環節，英國人将要更為驚訝。
英國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熱情接待經過英國商人之口先行傳回了倫敦，整個英國歡欣鼓舞。
英國使團的出使任務雖然失敗了，但這次出使也并非沒有收獲。
甚至，如果單純從經濟方面衡量，英國人的收獲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隻上，裝滿了中國皇帝賞賜給他們的禮物。
自從聽說英國人要來後，皇帝就開始為他們準備禮品。
在英國船隻到達天津後，皇帝派人詢問的第一件事是貢品名單，第二件事則是使團名單。
這是為了有針對性地準備給英國人的禮品。
皇帝的心很細，他的賞賜不僅限于官員，每一個英國人，從正使直到黑人仆從，人人有份。
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備有獎賞。
對于這個前所未知的國家，他準備大大施恩，讓這些地處偏僻的遠夷對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
按慣例，外國進貢，皇帝隻賞賜其國王及正使等正賞一次。
而此次英國來朝，皇帝前後賞賜了他們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國人的桀骜不馴和妄加請求令皇帝十分生氣之後，那些原來準備好的禮品仍然一樣不差地發給了英國人。
據後來的史學家統計，賞賜的禮品共130種，3000餘件。
數量之大，品種之多，次數之頻，前所未有。
皇帝一貫樂于展示他的大方。
生氣歸生氣，天朝上國的體面不能丢。
在給英國國王的國書上，皇帝也特意提及這一點：“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倍于他國。
”（《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雖然中間因為禮儀問題一度降低了飲食标準，但寬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給予英國人高規格的照顧：“公平而論，中國朝廷和他指派來照料使團的衆人，自始至終表現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顧無微不至，态度真誠友好。
至少對我們這一行人是如此。
”這是巴羅的話。
在路上，已經與英國人無話不談的“王大人”向英國人談了這次招待的花費：“王大人告訴我，為了支付接待我們使團的開銷，他們受命從我們所經過的各省銀庫，每天提取5000兩白銀（合今天币值100萬元人民币），也就是1600磅标準純銀。
在北京是每天從戶部領取1500兩。
” 巴羅由此估算，他們一行，使北京花費了51.9萬兩白銀，即17.3萬磅白銀。
折成今天的币值，約1億元人民币。
這其中當然不包括皇帝賞賜的禮品，這些禮品價值要遠遠高于此數。
“王大人告訴我，為我們服務的人一般不少于1000，很多時候大大超過1000。
我相信他沒有誇大其詞。
” 巴羅算了一下賬，說他們這次出使，英國本身所花費的，不過8萬磅。
“對大不列颠這樣的國家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還不到人們通常想象的數額的1/4。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那麼英國人都從中國運走了些什麼東西呢？以下是檔案資料中的幾次賞賜的部分禮品： 第一次給英國人的見面禮是： 特賜國王玉如意一，龍緞三，蟒緞二，妝緞七，百花妝緞六，倭緞三，片金緞二，閃緞、袍緞、藍緞、彩緞、青花緞、衣素緞、線緞、帽緞各四，绫、紡絲各二十二，羅十三，杭綢七，玉雙解瓶一，戰圖一盒，紅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盤四，絹箋、蠟箋各五十，挂燈四對，繡錦香袋八盒，繡香袋、連三香袋各四盒，宮扇十三扇，百香餅四盒，普洱茶團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幹、香瓜幹各一盒，武彜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蓮子粉四盒；正使龍緞、妝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二，倭緞八，絲、緞各一，绫、杭綢、紡絲各四，瓷碗六，瓷盤八，霁青白裡瓷盤六，扇二十，普洱茶團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幹二盒；副使龍緞、妝緞、倭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一，绫、杭綢、紡絲各二，瓷碗二，瓷盤八，霁青白裡瓷盤四，扇十，普洱茶團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幹各一盒；副使之子龍緞、妝緞、素緞八，絲緞、錦、漳絨、羽緞、绫各一，花緞、紡絲各二，瓷碗、瓷盤各四十，錦扇十，普洱茶團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盤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筆官、總後官二員，每員閃緞、妝緞、倭緞、藍緞、绫各一，瓷碗、瓷盤各二十，錦扇十，普洱茶團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幹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總兵官、管兵官、聽事官、管船官等七員，每員妝緞、閃緞、藍緞各一，瓷碗、瓷盤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團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八月十三日生日當天： 賞正使大卷八絲緞、錦緞各二，瓷茶桶、瓷碗、瓷盤各二，宜興器一；副使大卷八絲緞三，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盤一；副使之子八絲緞二，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盤一；副使之子繪畫呈覽，賞大荷包二；通事、總兵等官九員，每員八絲緞二，瓷碗二。
八月十四日： 于清音閣賞正使禦筆書畫冊頁一，玉杯一，瓷盤、瓷瓶、漆桃盒、葫蘆瓶各二；副使玉杯一，瓷器、漆桃盒、葫蘆瓶各二，小荷包一；副使之子瓷器四，漆桃盒二，瓷瓶一，小荷包一；通事、總兵等官九員，每員漆桃盒二，瓷器四。
最後一次正式賞賜，禮品清單是： 二十九日，于太和門頒給敕書。
賜該國王百花蟒緞二，袍緞、線緞各四，紫檀彩漆銅掐絲琺琅龍舟仙台一，玉器八，瑪瑙盂盤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蘆器十四，文竹挂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冊頁二，畫絹二十，灑金五色字絹箋紙、白露紙、高麗紙各二十，墨六匣，各樣扇四十，普洱茶團八，六安茶八瓶，武彜茶四瓶，茶膏、柿霜四盒，哈密瓜幹、香瓜幹各四盒，藕粉、蓮子各二盒，藏糖三盒。
又，随敕書賜國王龍緞三，蟒緞二，妝緞七，百花妝緞六，倭緞三，片金緞二，閃緞、袍緞、藍緞、彩緞、青花緞、衣素緞、線緞、帽緞各四，绫、紡絲各二十二，羅十三，杭綢七，畫絹、白露紙各百，灑金五色絹五十，五角箋紙、高麗紙各二百，宮扇十三，十錦扇百，連三香袋四盒，十錦香袋八盒，錦香袋四盒，香餅四盒，普洱茶團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幹、香瓜幹二盒，武彜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蓮子各三盒，文竹炕桌二，雕漆炕桌二，挂燈十二，墨二十匣；正使龍緞、帽緞各一，妝緞、倭緞各二，藍緞、青花緞、彩緞、杭綢各三，绫、紡絲各六，茶葉二瓶，茶膏二盒，磚茶二塊，大普洱茶團二，刮膘吉慶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瑪瑙葵花碗一，瑪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龍緞、帽緞各一，妝緞、藍緞、倭緞、青花緞、彩緞、绉綢各二，绫、紡絲各四，茶葉四瓶，茶膏一盒，磚茶二塊，女兒茶十，白玉全枝葵花洗一，花瑪瑙菊花瓣碗一，葫蘆器藏糖二匣；副使之子龍緞、妝緞、倭緞、青緞、藍緞、錦、漳絨、帽絨各一，绫、紡絲各三，绉綢二，茶葉二瓶，磚茶二塊，茶膏一盒，女兒茶八，藏糖一匣；總兵官、副總兵官二員，每員龍緞、妝緞、倭緞、藍緞、青緞、帽緞、錦各一，绫、紡絲各三，绉綢二，茶葉三瓶，磚茶二塊，茶膏一盒，女兒茶八，藏糖一匣；通事、管兵等官四員，每員龍緞、妝緞、漳絨、錦、藍緞、彩緞各一，绫、紡絲各二，茶葉二瓶，磚茶二塊；代筆、醫生等官九員，每員龍緞、妝緞、錦、漳絨、藍緞、彭緞、绫、紡絲各一，茶葉二瓶，磚茶二塊；貢使從人七名，每名绫、綢各二，布四，銀十兩；吹樂、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绫、綢各二，布四，銀十兩；内地護送官二員，大緞各二；貢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麗布、波羅麻、兼絲葛各二；留存貢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麗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羅麻各一…… 這些禮品，大部分取自内務府六庫貯藏多年的精品，有不少更是專供皇帝、皇後使用的極品。
（《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除了這些禮品，英國人更大的收獲是兩樣，一樣是對中國軍事防衛情況的調查，另一樣是取得蠶種和茶樹苗。
在訪華的整個行程中，英國人時時刻刻能感覺到中國人的防範心理。
對他們參觀的要求，中國官員經常拒絕。
在使團船隻泊岸時，中國官員禁止使團人員上岸散步，避免他們探聽中國情況。
佩雷菲特說，他20世紀60年代來到中國時一樣能感覺到“對外國人同樣的不信任。
他們隻能擾亂中國的秩序；他們的好奇心十分危險；應當對他們嚴密監視”。
這種防範甚至到了變态的程度。
裡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可以加給中國人的最重的罪名之一。
馬戛爾尼肯定想不到，他這次來訪，差一點給一個普通中國百姓帶來滅頂之災。
此人名叫郭傑觀，浙江甯波人。
他已經去世的父親郭端早年曾在廣州與英國人做過生意，會說些簡單的洋泾浜英語。
乾隆十九年（1754年），英國人北上甯波，郭端也曾在這裡與英國人達成過交易。
郭傑觀小時候聽見父親說英語感覺很好玩，就學了幾句，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因幼時聽見我父親學說話，我也跟着學了幾句，不過如吃煙、吃茶等話，此外言語我并不能通曉。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郭端去世，郭家漸漸敗落。
郭傑觀靠當私塾老師為生，從來沒與英國人打過交道，這幾句英語也自然沒了用處。
沒想到，這幾句英語給他惹來了大麻煩。
英國使團到達中國，登陸的第一個城市就是甯波附近的定海。
為什麼偏偏選擇這個地方呢，是不是這裡有什麼漢奸？這讓浙江地方官大惑不解。
他們于是在定海和甯波查找與外國人打過交道的人家，正在給小孩子上課的郭傑觀于是被抓到了官府。
雖然嚴刑拷打，可是郭傑觀還是交代不出他與英國人的關系，于是他又被送到北京。
在北京挨了幾頓好打之後，軍機大臣們終于确信“郭傑觀隻系訓蒙窮苦鄉愚，所供尚無狡飾”。
他的父親同夷人确實有過聯系，不過那是40年前的事。
現在懷疑消除了。
不過大學士們仍然覺得他那幾句英語萬分危險，令地方官“随時留心查察，勿令滋事”。
但奇怪的是，如此嚴密的防範居然沒有妨礙英國人做他們最想做的事：測繪中國沿海以及城市防衛情況和弄到蠶種和茶樹苗。
印度總督康華裡勳爵曾希望把蠶絲和茶葉的生産引入孟加拉。
馬戛爾尼在中國順利地弄到了蠶卵，也把蠶和生産過程的一些情報送到了印度。
他在茶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1794年2月28日，馬戛爾尼從澳門寫信給康華裡勳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幾株優質茶樹的樹苗。
多虧廣州新任總督的好意——我與他一起穿越了中國最好的茶葉種植區——我得以觀察和提取優質樣品。
我責成丁維提博士把這些樹苗帶到加爾各答。
他将搭乘‘豺狼’号前往。
”在經過一片精心種植着漆樹、馬桕和茶樹的平原時，馬戛爾尼的确順利地叫人挖掘了這些樹苗：中國的陪同人員這一次未加幹涉。
佩雷菲特說：“把優質樹苗引入印度，光這一項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個世紀将要百倍地償還這次出使的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