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鴉片戰争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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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嘩，既有小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争吵……捧貨筐的小販、演雜技的、變戲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醫生、說相聲的和賣唱的，擠成一堆。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國人是有着商業天才的民族，自古以來一直如此。
雖然英國是商業大國，但乾隆時代中國國内商業的繁盛仍然令英國人大開眼界。
雖然中國曆史上一直實行輕商主義，但中國人的商業本能從來沒有被熄滅過。
事實上，每當天下太平之後不久，中國各地的商業都會迅速勃興。
乾隆時期的商業繁盛在中國曆史上并非首次，不過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财富基數，卻肯定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人目睹并見證了乾隆盛世的一個側面。
馬可·波羅驚歎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
18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與黃金遍地的傳說相反，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團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禮遇。
剛到大沽口，兩名中國官員帶着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數量之多令英國人驚訝，以至于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内容。
這個見面禮出乎英國人意料。
按西方外交慣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團的出訪費用是自理的。
但到了中國後，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免費而且極為豐盛的供應。
過于豐盛的禮物似乎證明了馬可·波羅筆下中國超級富庶的記載。
然而，運送食物的中國船隻載着那兩名官員剛剛離開不久，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就徹底改變了英國人的估計：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并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号上扔下了大海。
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争先恐後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
“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幹淨後腌在鹽裡。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官員貫徹皇帝旨意，在一切環節中全力展示帝國的富強。
但這一旨意畢竟沒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領會。
他們關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國家的尊嚴。
這個細節一下子暴露了中國的尴尬。
事實上，在登陸中國後，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這個外表繁榮富庶的處于盛世中的大國難以想象的貧窮。
他們首次注意到中國人吃狗肉。
當然，不隻是狗肉，隻要是肉，中國人就吃：“狗肉是他們慣用的食物。
生活在水上的悲慘中國人一向處于半饑半飽的狀态，樂于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 更令他們驚訝的是随處可見的棄嬰。
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時都有可能露出一隻蒼白的小手。
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
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
人們對此熟視無睹，仿佛那隻是一條狗的屍體。
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 很明顯，這是人口壓力和貧困所緻。
“極端的貧窮，無助的困苦，連年不斷的饑馑，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悲慘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響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導緻這一為習俗所鼓勵、又不為法律所禁止的慘無人道的罪行。
” 中國人從來都是十分勤勞的。
馬戛爾尼說：“在整個路途上，我沒有見到一塊土地不是用無限的辛勞來加以耕作，來生産它能夠生長的每一種糧食和蔬菜。
”“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讨論會論文集》）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獲，農民們擠在一塊狹小的平地上，密集地進行勞動，精心選種育苗，進行精耕細作。
事實上，乾隆年間的農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巴羅則估計糧食的收獲率高于英國，他寫道：“在中國麥子的收獲率為15∶1，而在歐洲居首位的英國為10∶1。
” 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饑餓的盛世。
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馬爾薩斯後來在《人口論》中用中國作為典型例子來論證人口無限制增長的可怕後果： 在一些國家，人口似乎受迫，人們習慣了靠盡可能少的食品生存。
在這樣的國家一定曾有這樣一些時期：人口不斷增長，而生活資料卻毫無增加。
中國看起來符合這種描述。
假如我們所得到的對它的描述可信的話，那麼下層階級的人民習慣于靠盡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樂于食用歐洲工人甯死也不願意吃的泛濫垃圾……這種境況下的國家必然會面臨饑荒。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于吃飯真是過于奢侈了。
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
”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
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隻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
“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
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
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
在其他國家裡，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着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 對于社會的強烈兩極分化，中國人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
但是地球上其他國家并不都是這樣。
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
“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并不适用。
”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産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
中産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19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産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
”随着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财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裡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
實際上，中國隻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 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
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财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
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财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
“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所以，對于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對于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緻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
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财産權的絕對尊重。
而對個人财産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内容。
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财産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
洛克就說，财産權與個人的自由有着直接的關系。
财産權不是一種物的關系，而是一種道德的關系，一種與因果關系相聯系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系。
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财産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
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後得出結論說： 中國所有的有關财産的法律确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隻有這種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于聚積财産。
對權勢的貪欲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執法官員有權淩駕于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
他說，是專制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财産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
進步隻有當一個人确信不受幹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
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财産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
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着大土地産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
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産業。
他寫道：“在中國确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
” 在那些推崇中國政治的歐洲學者的著作中，中國社會的和平、穩定、井井有條一直是他們贊美的重點。
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民權、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國。
“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
（鄭鳴謙《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儒學”鏡像》） 與傳說中一樣的是，英國人看到的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确實十分井然。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歎不已：“自進入中國境内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于歐洲： “皇權的鐵掌威懾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
“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華帝國的組織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極深。
英國人原來擔心自己帶來的數量衆多、體積巨大的禮品在陸地運輸過程中一定會損壞幾件。
然而，在清帝國官員的有力組織協調下，整個運輸任務完成得非常漂亮：“我們的包裹總共有六百多件，形狀大小不一，盡管有多次裝卸、轉駁，到達京城時卻沒有丢失或者損壞一件。
”“的确，這兒一切似乎隻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随時得到執行，甚至是興高采烈地執行。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然而，與中國官員的交往，讓他們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國人在山東登州府短暫停留。
登州知府聞訊前來拜訪，“知府帶來了許多随從人員，其中有一個人在知府問到他話的時候，立刻跪下來回答，這給英國人一個很大驚異。
知府安然接受這種禮貌，似乎他們之間一向是這樣講話，這給英國人更大的驚異”。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更讓英國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官場的另一項規矩：在任何場合，上級都可能打下級的闆子。
被扒掉褲子當衆打屁股，對英國紳士來講，是無法想象也無法容忍的恥辱。
然而英國人卻發現，中國人對此卻司空見慣。
巴羅說：“在任何場合，隻要他們（中國官員）認為恰當，就以父權的名義，立即用闆子處罰，無須預審或調查。
” 這讓視個人尊嚴和榮譽為生命的英國人無法理解并且非常氣憤：“一個朝廷官員伸開四肢趴在地上挨闆子，下令打他的人僅比他官高一級，這樣的情景對外國人來說也許顯得荒謬。
這種卑劣的順從，這種人類靈魂的堕落，在任何場合都毫無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個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惡意的體罰，而後還不顧加倍的廉恥與羞辱，居然去親吻那根教訓過自己的闆子，目睹這一切，你無論如何也壓抑不住胸中燃燒起來的憤慨之火。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也造就了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國百姓。
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
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
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仆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歌德說：“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
”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
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
”（周甯《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英國人發現在暴力威脅下生活的中國人的道德品質與傳教士所描述的大相徑庭。
那些伺候他們的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過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
”“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别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
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顔無恥地欺騙我們。
他給我們上兩隻雞，每隻雞都少一條腿。
當我們向他指出一隻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着把少的雞腿送來了。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
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就變了： 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産生出來的。
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
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
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
”“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
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态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
這樣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朝廷在這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
”“……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于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
“在這樣的國度裡，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闆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闆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
于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于無形。
”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鞑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
”這種專制統治有着災難性的影響。
“自從北方或滿洲鞑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确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
馬戛爾尼使團雖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但它卻将大量的關于中國的情況帶回了英國。
英使團為後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
馬戛爾尼寫下了大量的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副使喬治·斯當東和約翰·巴羅，甚至一位仆從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們的随行紀實，使團的畫家托馬斯·希基和制圖員威廉·亞曆山大還帶回了大量的中國風物畫與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面紗。
“這個使團最為重要的收獲，大概就在于它導緻了有關中國知識的激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明确地标志着英中關系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回國之後，英國副使斯當東編輯的《英使谒見乾隆紀實》以及使團随行人員發表的各種報告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
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
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
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制，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
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滞于農業”。
（周甯《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黑格爾仔細閱讀了當時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關中國的文字，從翻譯到歐洲的《通鑒綱目》到傳教士們的《中國叢刊》。
不過，馬戛爾尼等人的遊記顯然給了他最大的震動。
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
他認為，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裡發源。
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
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麼，中國文化是什麼呢？黑格爾說，是幼年。
中國人在官府面前的逆來順受給了黑格爾極深的印象。
黑格爾認為，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是中國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類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裡，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狀态。
“凡是屬于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
” 很顯然，黑格爾的許多結論直接來自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的記載和判斷。
比如他說，在歐洲，鞭笞是“加在榮譽上的一種侮辱”，“在中國就不同了。
榮譽感還沒有發達，一頓笞打原是極易忘懷的，但是對于有榮譽感的人，這是最嚴厲的刑罰”。
西方人對這種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國人就不一樣，他們認不出一種榮譽的主觀性，他們所受的刑罰，就像我們的兒童所受的教訓”。
黑格爾也認為棄嬰反映了中國人對生命權利的漠視：“自殺……和棄嬰，是經常性的，幾乎天天發生，顯示了他們對自己個人的不尊重，在總體上也是對人類不尊重。
” 在《曆史哲學》中黑格爾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是徹底的、奇特的、最具東方性的東方國家。
“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
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于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
在家庭之内，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裡面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系和天然義務。
在國家之内，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内大家長的關系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
”因此，中國是一個隻屬于空間的帝國，“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
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産生”。
千百年來在廣闊的土地上“重複莊嚴的毀滅”，而又在本質上毫無變化。
黑格爾的思考不乏理性的因素，在黑格爾之後，對中國的輕蔑成了歐洲聲音的主流。
在馬戛爾尼造訪中國前，對于中國與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與輕慢侮蔑，歐洲人雖然心懷不滿但一直竭力隐忍。
遵從強者邏輯的西方人知道，他們的祖先還生活在樹上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發明了紙張。
這個偉大而強盛的帝國在他們心目中各方面都是遠遠優越于自己的，他們有驕傲自大的資本。
然而，馬戛爾尼的訪問使他們發現，多年來他們居然一直屈服于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這個國家“沉淪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貪贓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闆的恐懼中，他們禁閉婦女，殘殺嬰兒，奸詐、殘酷、膽怯、肮髒，對技術與科學一竅不通，對世界一無所知。
一切都愚蠢透頂”。
這讓他們感到奇恥大辱。
“歐洲人好像大夢初醒。
‘現在該是讓中國人名聲掃地的時候了！’批判貶低中國是一種報複。
對自己受騙上當的經曆痛心疾首、惱羞成怒的歐洲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周甯《野蠻與文明：中華帝國的“東方性”黑暗中心》） 二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3） 妖魔化中國的大門從此打開。
而這種妖魔化是為了适應帝國主義的種族征服性意識形态。
從馬戛爾尼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
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
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
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着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
雖然并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
馬戛爾尼認為：“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财産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
從随之而來的财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将會獲益，世界将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 這種進步主義神話為後來的鴉片戰争準備了思想武器。
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鴉片問題》中為鴉片戰争所作的辯護是一種極為典型的說辭，他說，國家沖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那隻是在文明國家之間。
而中國是個邪惡的、半野蠻的東方帝國，不用武力征服，就無法使頑固僵化的中國人開化。
他強詞奪理地說：“（鴉片戰争）标志着文明推進的進程，知識與科學之光将穿透陰霾，照亮地球上這片最暗的地方。
” 持有這種觀點的當然并非德昆西一人。
衛三畏也說，中國人的頑固态度除了武力之外無法打破。
中國人“在同外國人的一切來往中，保持着一種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輕視的态度，這種态度使得外國人除掉從中國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别無其他辦法，而這種屈服是那些稍有獨立地位的人所無法忍受的”。
“這種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對于這種想法确實自以為是的印象，是他們周圍的一道高牆。
這道高牆比北京以北的萬裡長城還要高些。
武力似乎是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毀者。
”“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戰争（鴉片戰争）可以說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國政府以平等地位來對待西方國家。
”（《外國資産階級是怎麼看待中國曆史的》） 而丹涅特則直接認為，正是乾隆皇帝強迫馬戛爾尼叩頭導緻了後來的鴉片戰争：“戰争的原因是叩頭！——是中國妄自尊大的主張：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條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間那種侮辱和卑賤的形式上維持和其餘人類的商業交往。
”（《外國資産階級是怎麼看待中國曆史的》） 這當然是強盜邏輯。
事實上，教訓中國的聲音之所以如此響亮，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馬戛爾尼對歐洲報告說，以武力教訓中國輕而易舉。
對這次英國人的來訪，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準備，而且還在武力炫耀方面連篇累牍地做了多次指示。
皇帝通告各地軍方，凡英國人經過之處，都要全副武裝，列隊迎接，向英國人展示天朝強大的武力，讓他們開開眼，對天朝的強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國人到來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長官：“著傳谕各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進口時，務先期派委大員多帶員弁兵丁，列營站隊，務須旗幟鮮明，甲仗精淬。
” 在皇帝的設想裡，一連串的軍事檢閱一定會向英國人證明中國軍隊的軍紀嚴明，裝備良好，操練有素。
大清軍隊在乾隆漫長的統治期間取得了無數輝煌的勝利，這樣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會讓英國人肅然起敬的。
各地官員十分深入地理解領會了皇帝的指示，英國人每到一地，他們都派出最好的軍隊，進行列隊迎接。
那麼，他們給英國人留下的印象是什麼呢？ 抵達天津後，英國人發現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隸總督，還有一隊中國士兵。
他們有弓箭手、火繩槍火和大刀手。
他們一個個挺胸疊肚，全力展示東方人的武勇。
然而副使斯當東卻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幾個士兵的手裡除了武器之外，還拿着扇子……列隊兵士手裡拿着扇子，是一個奇怪現象。
”中國軍隊的分列式表演沒有使英國人感到敬畏，他們發現，世界已經進入火器時代，而中國軍隊仍然停留在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
而其戰陣戰法和精神面貌，則停留于中世紀。
巴羅這樣描繪他見到的中國軍隊：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隊出來迎接英國特使。
如果天暖，他們手中操練的會是蒲扇而不是火槍。
在另一些地方，我們看到士兵單列成隊，非常自如地雙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們的長官下令起立之前，他們都保持這種姿勢。
如果我們的到訪是出其不意，他們總是一片慌亂，匆忙從營房中拿出節日禮服。
他們穿上這些服裝後，與其說像戰場武士還不如說是跑龍套的演員。
他們的繡花背心，緞面靴子和蒲扇看起來笨拙不堪又女氣十足，與軍人氣質格格不入。
對于中國的武備，英國人極為輕蔑： 他們的大炮為數很少，僅有的幾門炮都破舊不堪。
我都懷疑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來的，因為那些火繩槍便是。
這種軍事展示在英國人眼裡成了一個笑話。
回到英國後，馬戛爾尼的話迅速傳遍了世界： 中華帝國隻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隻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沒有沉沒。
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
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
隻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艦隊。
可以說，英國人在軍事方面收獲巨大。
除了對中國軍隊的整體評估外，他們還對中國的具體防務進行了考查。
馬戛爾尼初步探明了從甯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從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對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國城市的防衛設施進行了細緻觀察，為西方人後來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資料。
比如他們曾這樣向英國軍方彙報定海的防衛設施： 城牆高三十呎，高過城内所有房子，整個城好似一所大的監獄……除了城門口有幾個破舊的熟鐵炮而外，全城沒有其他火力武器。
城門是雙層的。
城門以内有一崗哨房，裡面住着一些軍隊，四壁挂着弓箭、長矛和火繩槍，這就是他們使用的武器。
斯當東的這些記載，是否對英軍選擇定海為攻打的第一座中國城市有所影響呢？反正在那次戰争中，定海軍民雖然竭盡全力，毫不退讓，最終也不堪一擊。
鴉片戰争的直接導火索當然是鴉片，這與乾隆皇帝也并非毫無關系。
“鴉片”是英語opium一詞的音譯。
若追根尋源，此詞則是由拉丁語“汁液”一詞演變而來。
而鴉片的另一個中文名稱“阿芙蓉”，則源于阿拉伯語“afyun”。
正像兩個詞所表明的那樣，鴉片最早出現在中東和歐洲。
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修紀》裡，鴉片就已經被描述成為“忘憂藥”。
事實上，早代唐代，中國人就已經接觸到這種藥物。
當時中國高僧義淨赴印度取經，取回了真經的同時也帶回了“藥煙”（鴉片）。
到了宋代，用鴉片煎茶已經是士大夫的一種時尚，故蘇轼詩中有“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莺粟湯”之句。
不過，在清代中期以前，鴉片從來沒有成為人類之害，因為截至那時，人們吃鴉片隻有兩種方式，一是整個兒吞食，如服金丹。
二是摻上其他藥品，煎湯喝掉。
這兩種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瘾。
鴉片成為一種令人難于抗拒的毒品，是從爪哇、蘇門答臘一帶發明用槍管灼火吸食鴉片的方法開始的。
清代初年，荷蘭人把這種吸法傳入中國。
從此，鴉片在中國蔓延速度明顯加快。
早在雍正年間，鴉片成瘾就已經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雍正年間，鴉片煙館已經出現在北京，吸食鴉片已經成為一種風氣。
雍正皇帝在1729年頒布聖旨，禁止這種毒品：“興販鴉片煙者……枷号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衆律，拟絞監候。
”（李圭《鴉片事略》）不過，由于中國本土種植鴉片極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國每年隻進口鴉片300箱，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鴉片真正成為中國的威脅，是在乾隆年間。
如前所述，在中英貿易中，英國人隻能用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
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
因此中國在中英貿易中的順差是驚人的。
1765-176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
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
連年不斷的巨大順差使得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
據統計，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
（《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然而，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國人是有着商業天才的民族，自古以來一直如此。
雖然英國是商業大國，但乾隆時代中國國内商業的繁盛仍然令英國人大開眼界。
雖然中國曆史上一直實行輕商主義，但中國人的商業本能從來沒有被熄滅過。
事實上，每當天下太平之後不久，中國各地的商業都會迅速勃興。
乾隆時期的商業繁盛在中國曆史上并非首次，不過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财富基數，卻肯定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人目睹并見證了乾隆盛世的一個側面。
馬可·波羅驚歎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
18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與黃金遍地的傳說相反，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團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禮遇。
剛到大沽口，兩名中國官員帶着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數量之多令英國人驚訝，以至于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内容。
這個見面禮出乎英國人意料。
按西方外交慣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團的出訪費用是自理的。
但到了中國後，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免費而且極為豐盛的供應。
過于豐盛的禮物似乎證明了馬可·波羅筆下中國超級富庶的記載。
然而，運送食物的中國船隻載着那兩名官員剛剛離開不久，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就徹底改變了英國人的估計：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并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号上扔下了大海。
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争先恐後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
“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幹淨後腌在鹽裡。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官員貫徹皇帝旨意，在一切環節中全力展示帝國的富強。
但這一旨意畢竟沒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領會。
他們關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國家的尊嚴。
這個細節一下子暴露了中國的尴尬。
事實上，在登陸中國後，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這個外表繁榮富庶的處于盛世中的大國難以想象的貧窮。
他們首次注意到中國人吃狗肉。
當然，不隻是狗肉，隻要是肉，中國人就吃：“狗肉是他們慣用的食物。
生活在水上的悲慘中國人一向處于半饑半飽的狀态，樂于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 更令他們驚訝的是随處可見的棄嬰。
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時都有可能露出一隻蒼白的小手。
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
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
人們對此熟視無睹，仿佛那隻是一條狗的屍體。
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 很明顯，這是人口壓力和貧困所緻。
“極端的貧窮，無助的困苦，連年不斷的饑馑，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悲慘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響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導緻這一為習俗所鼓勵、又不為法律所禁止的慘無人道的罪行。
” 中國人從來都是十分勤勞的。
馬戛爾尼說：“在整個路途上，我沒有見到一塊土地不是用無限的辛勞來加以耕作，來生産它能夠生長的每一種糧食和蔬菜。
”“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讨論會論文集》）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獲，農民們擠在一塊狹小的平地上，密集地進行勞動，精心選種育苗，進行精耕細作。
事實上，乾隆年間的農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巴羅則估計糧食的收獲率高于英國，他寫道：“在中國麥子的收獲率為15∶1，而在歐洲居首位的英國為10∶1。
” 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饑餓的盛世。
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馬爾薩斯後來在《人口論》中用中國作為典型例子來論證人口無限制增長的可怕後果： 在一些國家，人口似乎受迫，人們習慣了靠盡可能少的食品生存。
在這樣的國家一定曾有這樣一些時期：人口不斷增長，而生活資料卻毫無增加。
中國看起來符合這種描述。
假如我們所得到的對它的描述可信的話，那麼下層階級的人民習慣于靠盡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樂于食用歐洲工人甯死也不願意吃的泛濫垃圾……這種境況下的國家必然會面臨饑荒。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于吃飯真是過于奢侈了。
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
”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
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隻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
“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
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
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
在其他國家裡，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着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 對于社會的強烈兩極分化，中國人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
但是地球上其他國家并不都是這樣。
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
“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并不适用。
”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産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
中産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19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産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
”随着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财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裡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
實際上，中國隻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 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
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财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
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财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
“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所以，對于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對于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緻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
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财産權的絕對尊重。
而對個人财産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内容。
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财産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
洛克就說，财産權與個人的自由有着直接的關系。
财産權不是一種物的關系，而是一種道德的關系，一種與因果關系相聯系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系。
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财産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
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後得出結論說： 中國所有的有關财産的法律确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隻有這種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于聚積财産。
對權勢的貪欲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執法官員有權淩駕于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
他說，是專制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财産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
進步隻有當一個人确信不受幹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
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财産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
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着大土地産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
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産業。
他寫道：“在中國确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
” 在那些推崇中國政治的歐洲學者的著作中，中國社會的和平、穩定、井井有條一直是他們贊美的重點。
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民權、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國。
“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
（鄭鳴謙《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儒學”鏡像》） 與傳說中一樣的是，英國人看到的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确實十分井然。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歎不已：“自進入中國境内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于歐洲： “皇權的鐵掌威懾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
“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華帝國的組織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極深。
英國人原來擔心自己帶來的數量衆多、體積巨大的禮品在陸地運輸過程中一定會損壞幾件。
然而，在清帝國官員的有力組織協調下，整個運輸任務完成得非常漂亮：“我們的包裹總共有六百多件，形狀大小不一，盡管有多次裝卸、轉駁，到達京城時卻沒有丢失或者損壞一件。
”“的确，這兒一切似乎隻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随時得到執行，甚至是興高采烈地執行。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然而，與中國官員的交往，讓他們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國人在山東登州府短暫停留。
登州知府聞訊前來拜訪，“知府帶來了許多随從人員，其中有一個人在知府問到他話的時候，立刻跪下來回答，這給英國人一個很大驚異。
知府安然接受這種禮貌，似乎他們之間一向是這樣講話，這給英國人更大的驚異”。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更讓英國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官場的另一項規矩：在任何場合，上級都可能打下級的闆子。
被扒掉褲子當衆打屁股，對英國紳士來講，是無法想象也無法容忍的恥辱。
然而英國人卻發現，中國人對此卻司空見慣。
巴羅說：“在任何場合，隻要他們（中國官員）認為恰當，就以父權的名義，立即用闆子處罰，無須預審或調查。
” 這讓視個人尊嚴和榮譽為生命的英國人無法理解并且非常氣憤：“一個朝廷官員伸開四肢趴在地上挨闆子，下令打他的人僅比他官高一級，這樣的情景對外國人來說也許顯得荒謬。
這種卑劣的順從，這種人類靈魂的堕落，在任何場合都毫無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個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惡意的體罰，而後還不顧加倍的廉恥與羞辱，居然去親吻那根教訓過自己的闆子，目睹這一切，你無論如何也壓抑不住胸中燃燒起來的憤慨之火。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也造就了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國百姓。
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
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
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仆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歌德說：“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
”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
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
”（周甯《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英國人發現在暴力威脅下生活的中國人的道德品質與傳教士所描述的大相徑庭。
那些伺候他們的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過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
”“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别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
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顔無恥地欺騙我們。
他給我們上兩隻雞，每隻雞都少一條腿。
當我們向他指出一隻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着把少的雞腿送來了。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
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就變了： 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産生出來的。
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
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
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
”“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
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态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
這樣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朝廷在這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
”“……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于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
“在這樣的國度裡，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闆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闆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
于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于無形。
”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鞑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
”這種專制統治有着災難性的影響。
“自從北方或滿洲鞑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确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
馬戛爾尼使團雖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但它卻将大量的關于中國的情況帶回了英國。
英使團為後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
馬戛爾尼寫下了大量的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副使喬治·斯當東和約翰·巴羅，甚至一位仆從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們的随行紀實，使團的畫家托馬斯·希基和制圖員威廉·亞曆山大還帶回了大量的中國風物畫與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面紗。
“這個使團最為重要的收獲，大概就在于它導緻了有關中國知識的激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明确地标志着英中關系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回國之後，英國副使斯當東編輯的《英使谒見乾隆紀實》以及使團随行人員發表的各種報告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
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
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
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制，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
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滞于農業”。
（周甯《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黑格爾仔細閱讀了當時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關中國的文字，從翻譯到歐洲的《通鑒綱目》到傳教士們的《中國叢刊》。
不過，馬戛爾尼等人的遊記顯然給了他最大的震動。
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
他認為，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裡發源。
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
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麼，中國文化是什麼呢？黑格爾說，是幼年。
中國人在官府面前的逆來順受給了黑格爾極深的印象。
黑格爾認為，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是中國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類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裡，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狀态。
“凡是屬于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
” 很顯然，黑格爾的許多結論直接來自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的記載和判斷。
比如他說，在歐洲，鞭笞是“加在榮譽上的一種侮辱”，“在中國就不同了。
榮譽感還沒有發達，一頓笞打原是極易忘懷的，但是對于有榮譽感的人，這是最嚴厲的刑罰”。
西方人對這種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國人就不一樣，他們認不出一種榮譽的主觀性，他們所受的刑罰，就像我們的兒童所受的教訓”。
黑格爾也認為棄嬰反映了中國人對生命權利的漠視：“自殺……和棄嬰，是經常性的，幾乎天天發生，顯示了他們對自己個人的不尊重，在總體上也是對人類不尊重。
” 在《曆史哲學》中黑格爾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是徹底的、奇特的、最具東方性的東方國家。
“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
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于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
在家庭之内，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裡面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系和天然義務。
在國家之内，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内大家長的關系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
”因此，中國是一個隻屬于空間的帝國，“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
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産生”。
千百年來在廣闊的土地上“重複莊嚴的毀滅”，而又在本質上毫無變化。
黑格爾的思考不乏理性的因素，在黑格爾之後，對中國的輕蔑成了歐洲聲音的主流。
在馬戛爾尼造訪中國前，對于中國與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與輕慢侮蔑，歐洲人雖然心懷不滿但一直竭力隐忍。
遵從強者邏輯的西方人知道，他們的祖先還生活在樹上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發明了紙張。
這個偉大而強盛的帝國在他們心目中各方面都是遠遠優越于自己的，他們有驕傲自大的資本。
然而，馬戛爾尼的訪問使他們發現，多年來他們居然一直屈服于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這個國家“沉淪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貪贓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闆的恐懼中，他們禁閉婦女，殘殺嬰兒，奸詐、殘酷、膽怯、肮髒，對技術與科學一竅不通，對世界一無所知。
一切都愚蠢透頂”。
這讓他們感到奇恥大辱。
“歐洲人好像大夢初醒。
‘現在該是讓中國人名聲掃地的時候了！’批判貶低中國是一種報複。
對自己受騙上當的經曆痛心疾首、惱羞成怒的歐洲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周甯《野蠻與文明：中華帝國的“東方性”黑暗中心》） 二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3） 妖魔化中國的大門從此打開。
而這種妖魔化是為了适應帝國主義的種族征服性意識形态。
從馬戛爾尼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
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
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
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着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
雖然并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
馬戛爾尼認為：“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财産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
從随之而來的财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将會獲益，世界将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 這種進步主義神話為後來的鴉片戰争準備了思想武器。
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鴉片問題》中為鴉片戰争所作的辯護是一種極為典型的說辭，他說，國家沖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那隻是在文明國家之間。
而中國是個邪惡的、半野蠻的東方帝國，不用武力征服，就無法使頑固僵化的中國人開化。
他強詞奪理地說：“（鴉片戰争）标志着文明推進的進程，知識與科學之光将穿透陰霾，照亮地球上這片最暗的地方。
” 持有這種觀點的當然并非德昆西一人。
衛三畏也說，中國人的頑固态度除了武力之外無法打破。
中國人“在同外國人的一切來往中，保持着一種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輕視的态度，這種态度使得外國人除掉從中國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别無其他辦法，而這種屈服是那些稍有獨立地位的人所無法忍受的”。
“這種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對于這種想法确實自以為是的印象，是他們周圍的一道高牆。
這道高牆比北京以北的萬裡長城還要高些。
武力似乎是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毀者。
”“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戰争（鴉片戰争）可以說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國政府以平等地位來對待西方國家。
”（《外國資産階級是怎麼看待中國曆史的》） 而丹涅特則直接認為，正是乾隆皇帝強迫馬戛爾尼叩頭導緻了後來的鴉片戰争：“戰争的原因是叩頭！——是中國妄自尊大的主張：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條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間那種侮辱和卑賤的形式上維持和其餘人類的商業交往。
”（《外國資産階級是怎麼看待中國曆史的》） 這當然是強盜邏輯。
事實上，教訓中國的聲音之所以如此響亮，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馬戛爾尼對歐洲報告說，以武力教訓中國輕而易舉。
對這次英國人的來訪，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準備，而且還在武力炫耀方面連篇累牍地做了多次指示。
皇帝通告各地軍方，凡英國人經過之處，都要全副武裝，列隊迎接，向英國人展示天朝強大的武力，讓他們開開眼，對天朝的強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國人到來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長官：“著傳谕各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進口時，務先期派委大員多帶員弁兵丁，列營站隊，務須旗幟鮮明，甲仗精淬。
” 在皇帝的設想裡，一連串的軍事檢閱一定會向英國人證明中國軍隊的軍紀嚴明，裝備良好，操練有素。
大清軍隊在乾隆漫長的統治期間取得了無數輝煌的勝利，這樣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會讓英國人肅然起敬的。
各地官員十分深入地理解領會了皇帝的指示，英國人每到一地，他們都派出最好的軍隊，進行列隊迎接。
那麼，他們給英國人留下的印象是什麼呢？ 抵達天津後，英國人發現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隸總督，還有一隊中國士兵。
他們有弓箭手、火繩槍火和大刀手。
他們一個個挺胸疊肚，全力展示東方人的武勇。
然而副使斯當東卻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幾個士兵的手裡除了武器之外，還拿着扇子……列隊兵士手裡拿着扇子，是一個奇怪現象。
”中國軍隊的分列式表演沒有使英國人感到敬畏，他們發現，世界已經進入火器時代，而中國軍隊仍然停留在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
而其戰陣戰法和精神面貌，則停留于中世紀。
巴羅這樣描繪他見到的中國軍隊：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隊出來迎接英國特使。
如果天暖，他們手中操練的會是蒲扇而不是火槍。
在另一些地方，我們看到士兵單列成隊，非常自如地雙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們的長官下令起立之前，他們都保持這種姿勢。
如果我們的到訪是出其不意，他們總是一片慌亂，匆忙從營房中拿出節日禮服。
他們穿上這些服裝後，與其說像戰場武士還不如說是跑龍套的演員。
他們的繡花背心，緞面靴子和蒲扇看起來笨拙不堪又女氣十足，與軍人氣質格格不入。
對于中國的武備，英國人極為輕蔑： 他們的大炮為數很少，僅有的幾門炮都破舊不堪。
我都懷疑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來的，因為那些火繩槍便是。
這種軍事展示在英國人眼裡成了一個笑話。
回到英國後，馬戛爾尼的話迅速傳遍了世界： 中華帝國隻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隻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沒有沉沒。
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
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
隻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艦隊。
可以說，英國人在軍事方面收獲巨大。
除了對中國軍隊的整體評估外，他們還對中國的具體防務進行了考查。
馬戛爾尼初步探明了從甯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從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對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國城市的防衛設施進行了細緻觀察，為西方人後來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資料。
比如他們曾這樣向英國軍方彙報定海的防衛設施： 城牆高三十呎，高過城内所有房子，整個城好似一所大的監獄……除了城門口有幾個破舊的熟鐵炮而外，全城沒有其他火力武器。
城門是雙層的。
城門以内有一崗哨房，裡面住着一些軍隊，四壁挂着弓箭、長矛和火繩槍，這就是他們使用的武器。
斯當東的這些記載，是否對英軍選擇定海為攻打的第一座中國城市有所影響呢？反正在那次戰争中，定海軍民雖然竭盡全力，毫不退讓，最終也不堪一擊。
鴉片戰争的直接導火索當然是鴉片，這與乾隆皇帝也并非毫無關系。
“鴉片”是英語opium一詞的音譯。
若追根尋源，此詞則是由拉丁語“汁液”一詞演變而來。
而鴉片的另一個中文名稱“阿芙蓉”，則源于阿拉伯語“afyun”。
正像兩個詞所表明的那樣，鴉片最早出現在中東和歐洲。
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修紀》裡，鴉片就已經被描述成為“忘憂藥”。
事實上，早代唐代，中國人就已經接觸到這種藥物。
當時中國高僧義淨赴印度取經，取回了真經的同時也帶回了“藥煙”（鴉片）。
到了宋代，用鴉片煎茶已經是士大夫的一種時尚，故蘇轼詩中有“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莺粟湯”之句。
不過，在清代中期以前，鴉片從來沒有成為人類之害，因為截至那時，人們吃鴉片隻有兩種方式，一是整個兒吞食，如服金丹。
二是摻上其他藥品，煎湯喝掉。
這兩種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瘾。
鴉片成為一種令人難于抗拒的毒品，是從爪哇、蘇門答臘一帶發明用槍管灼火吸食鴉片的方法開始的。
清代初年，荷蘭人把這種吸法傳入中國。
從此，鴉片在中國蔓延速度明顯加快。
早在雍正年間，鴉片成瘾就已經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雍正年間，鴉片煙館已經出現在北京，吸食鴉片已經成為一種風氣。
雍正皇帝在1729年頒布聖旨，禁止這種毒品：“興販鴉片煙者……枷号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衆律，拟絞監候。
”（李圭《鴉片事略》）不過，由于中國本土種植鴉片極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國每年隻進口鴉片300箱，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鴉片真正成為中國的威脅，是在乾隆年間。
如前所述，在中英貿易中，英國人隻能用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
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
因此中國在中英貿易中的順差是驚人的。
1765-176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
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
連年不斷的巨大順差使得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
據統計，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
（《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