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鴉片戰争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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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和抵抗舒服方便的實際感覺。
如同鐘表和布匹一樣，将來英國馬車也将在中國是一大宗商品。
” 不料，事實證明這又是一個可笑的一廂情願。
英國人“進貢”的兩輛有彈簧減震設備的馬車，根本沒有被乾隆看見。
因為車子的形制不合中國規矩： 所有禮物當中，那輛哈切特制作的漂亮馬車最叫中國人傷腦筋了。
京城從來沒見過這種東西。
光是車上哪一部分是供皇帝乘坐的就讓他們争執不休了。
那輛冬天用的馬車馭座篷罩帶有漂亮的花邊，裝飾着玫瑰垂飾。
它華麗的外表和高聳的位置讓大多數人立即認定這是皇帝的座位。
但是車廂之内該由誰坐就難以判斷了。
他們檢視了窗戶、百葉簾、帷幔，最終得出了結論，那隻能是給他的嫔妃坐的了。
那個老太監跑來問我，聽說那個漂亮的高座是給車夫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車廂裡面，他面帶譏笑地問道，難道我認為大皇帝會容忍有人坐得他還高、把背沖向他嗎？他想知道，我們是不是有辦法把那個馭座拆下來，移到車廂的後面去。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原來，西式馬車車夫的座位位居車廂的前面且高高在上，車夫背對皇帝，不合中國的禮制，隻好将這輛車“束之高閣”。
這件事很容易讓人想到乾隆的重孫子媳婦慈禧的另一件事：1898年，外國人送給太後一輛德國杜依爾汽車公司生産的第一代奔馳轎車。
從普通人角度分析，這大奔至少要比馬拉的轎車減震性能好，也要比人擡的鳳辇減少颠簸感。
然而，史料記載慈禧對這輛大奔并不滿意。
因為這輛車裡，司機坐在太後的前面，這讓慈禧很掃興。
因而僅僅坐了一次，這輛豪華的大奔就被慈禧棄而不用了。
從那時起，這輛大奔就一直停在頤和園内。
據說在“文革”動亂期間被砸爛後扔進了廢品堆。
對禮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對英國人的反感。
他認為自己受了“張大其詞”的英國人的騙了。
而馬戛爾尼偏偏選擇了這個時候通過和砷向皇帝提出了英國的幾項主要要求。
他認為，皇帝認真觀看了英國禮品後，應該對英國有所敬畏了。
見到馬戛爾尼的這封信，皇帝才明白了英國使團的主要目的，并非是慶祝他的生日，而是想提出這些過分的要求。
即使是心情良好，皇帝也絕對不會考慮同意英國人要求中的任何一條。
為大清王朝确定一系列永不變更的制度，是皇帝在位幾十年一直緻力的事情。
因為一個小小的島國幾件不合胃口的禮品，就改變天朝定制，是不可想象的。
皇帝給英國人下了一道長谕，逐條駁回了英國人的請求： 關于英國人想與中國互派使節，皇帝說： 至爾國王表内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
向來西洋各國有願來天朝當差之人，原準其來京，但既來之後，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遠不準複回本國。
此系天朝定制，想爾國王亦所知悉。
今爾國王欲求派一爾國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來京當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歸本國，又不可聽其往來常通信息，實為無益之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制，從無聽其自便之例。
今爾國若留人在京，言語不通，服飾殊制，無地可以安置。
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飾，天朝亦從不肯加人以所難。
設天朝欲差人常住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
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斷難行。
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緻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 關于開放珠山、甯波、天津，皇帝說： 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一律遵行，多年并無異語，其浙江、甯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所銷賣貨物，況該處并無通事，不曉谙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請向浙江、甯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船泊貿易之處，皆不可行。
對在北京設一洋行，皇帝說： 京城為萬方拱宸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摻雜。
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關于英國人想“獲得”一個島，放置貨物，皇帝說： 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為發賣貨物而起。
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已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無用。
天朝尺土皆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
若别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
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準行。
至于讓生活在廣州的英國人獲得更大的自由度這個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樣斷然拒絕。
英國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内，并且懇求說，他們在廣州期間，應該有騎馬、從事他們喜愛的體育運動和為健康而進行鍛煉的自由。
英國人還保證說，他們将注意在得到準許後将不打擾中國人的生活。
但皇帝認為，這個問題過去早有過定制，不容更改。
他說： 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
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論，立中外之大防。
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曆來在澳門定例。
況西洋各國在廣東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衆，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住耶。
至于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時稽查，若竟毫無限制，恐内地民人與爾國夷人間有争論，轉非體恤之意。
核之事理，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為妥善。
關于改革廣州貿易體制并公開關稅，皇帝則說： 粵海關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曉谕。
總之，馬戛爾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
在結尾處，皇帝總結說： 以上所谕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并非有意妄于。
朕于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柔。
如有懇求之事，若于體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
況爾國正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嘉倍于他國。
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于天朝法制攸關，即為爾國代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
茲再明白曉谕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
若經此次詳谕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将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
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
勿謂言之不豫也。
其凜遵毋忽。
乾隆的這道谕旨，向世界宣告了通過和平方式打開中國大門的不可能。
乾隆不知道，他錯過了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
在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對外部世界一直是懷抱着相當興趣的。
漢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險，與歐洲遙通聲息。
唐代開始，中國對外貿易已經相當繁榮，“自伊吾以西，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員不絕”。
各色人種的商人聚集長安，一直是大唐開放氣派的一個标志性證明。
兩宋海外貿易更為繁榮，數代皇帝對外貿都十分重視。
北宋神宗曾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
”因而他要求臣下“創法講求”，以“歲獲厚利”。
南宋偏居東南一隅，對海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
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錯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市舶之利，頗助國用。
宜循舊法，以招徕遠人，阜通貨賄。
”南宋外貿收入在國家财政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
大元王朝的開放直接導緻了《馬可·波羅遊記》的誕生。
馬可·波羅記載當時刺桐港（泉州）繁榮的盛況： 船舶往來如織，裝載着各種商品……這裡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運往亞曆山大港以供應西方各地所需的數量卻不到百分之一。
大批商人雲集于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
雖然貿易關稅和運費加在一起占到了貨物價值的一半以上，但剩餘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潤。
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使人類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
從16世紀起，西方國家以葡萄牙為先鋒跨越重重大洋終于來到神往已久的東方海面。
它們在東南亞及中國大陸東南海域的島嶼建立貿易據點，展開激烈的貿易霸權争奪。
全球化過程從此開始，任何國家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
而恰恰從此時開始，中國開始轉向閉關鎖國。
當西方人出現在東方海面之際，中國恰逢改朝換代。
在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來，海外貿易除了進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帶來危險的海外勢力外，不能給國家帶來任何好處。
所以他下诏厲行海禁，“片闆不許下海”，不僅海外貿易，連近海内貿都在禁止之列。
雖然明成祖時期鄭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僅僅是招徕朝貢國以及追蹤建文帝。
明成祖去世後，這種賠本買賣很快停止了。
雖然明朝中後期部分開放海禁，允許小規模海外貿易，但仍然禁令重重。
嘉靖年間，明世宗規定：“不許制造雙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
”明初鄭和寶船有9桅之多，船的噸位也大至1500噸左右，而雙桅船的載重量則隻能在500石以下。
這一禁令影響持續了300餘年，直到1820年，中國駛往東南亞的海船仍限制在兩桅。
清朝建立後，由于台灣鄭氏勢力的存在，一度宣布禁海。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朝收複台灣，同年十月，開放海禁。
這是中國趕上世界的最後一個機會。
從内外條件來講，中國都處于有利地位。
從内在條件看，康乾時代，中國的制造業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綢緞、生絲、瓷器、茶葉等獨步世界的商品不僅銷往南洋、日本、中亞等傳統國家地區，而且遠銷俄國和歐美。
一直到乾隆辭世的18世紀末，中國在世界制造業總産量所占的份額仍超過整個歐洲5個百分點，大約相當英國的8倍，俄國的6倍，日本的9倍。
中國GDP在世界總份額中占到将近1/3，比今天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還要高。
貢德·弗蘭克說：“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
”（《白銀資本》）當時中國的海外貿易，無論對東洋還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17世紀後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權已經衰落，後起的荷蘭也進入衰落的過程中。
英國還未走出革命後的内政困擾，其向東亞的大規模擴張是18世紀中期以後的事情。
從17世紀後半期到18世紀前半期，可以說是東南亞海上力量的空白期。
甚至從馬戛爾尼使華到英國有能力直接攻擊中國，還有幾十年的時間。
如果乾隆能通過馬戛爾尼訪華敏銳地感覺到迫在眉睫的威脅，并抓住這最後的時機積極經略海上，加強中外海上交流，并非沒有可能獲得大量最新西方軍事及科技成果，迅速趕上世界水平。
（《16世紀至19世紀鴉片戰争前的中國海外貿易政策述評》） 可惜，這僅僅是一個假設。
中國文化并沒有提供這個可能。
中國人從這次交往中所獲甚微。
在馬戛爾尼離開中國後，乾隆皇帝得出結論說： 該國夷人雖能谙悉海道，善于駕駛，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陸，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進内洋也，果口岸防守嚴密，主客異勢，亦斷不能施其伎倆。
“便于水而不便于陸”，在後來的鴉片戰争時期，中國官員得出的結論仍然與此毫無二緻。
馬戛爾尼使團的到來對中國重大的後果隻不過是在天朝的朝貢國名單中多了一個名叫“咭唎”的海外番國。
在嘉慶十六年（1811年）開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統志中就增加了“咭唎”一條。
雖然英國人拒絕下跪，惹得乾隆生了一肚子氣，但精明過人的皇帝仍然不願意放過利用這次英國人來訪标榜自己的統治的機會。
英國人送來的大批衣料，被他賞給了大臣們，讓他們看看新鮮，并且特意說明這是英國人萬裡遠來進貢的東西，以使“内外大臣共知聲教覃敷之盛”。
不過，有一些大臣頭腦不夠靈光，收到賞賜後的謝恩折中未說明是收到了英國所進之物。
皇帝對此深為不滿。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特意因此而降旨說：“本年英吉利國遣使赴京，祝禧納赆。
朕因系遠夷所進方物，特命分賞，俾内外大臣共知聲教覃敷之盛。
督撫等接奉後，謝恩折内自應将所賞物件系英吉利國呈進之處叙明。
昨朱圭奏到折内即将此意叙入，乃本日蔣兆奎謝恩之折，止稱奉到恩賞啤叽褂料一件，而于英吉利國所進并未一字提及，竟系無故而特加賞赍。
所奏殊不明晰。
”雖然英國人的進貢過程鬧得很不愉快，但清王朝上下仍然毫不費力地将此事歸納為聖朝光榮偉大的證明。
長蘆鹽政徵瑞在奏折中就這樣寫道：“聖主至德如天，外夷聞風向化，吉祥好事甚多。
”直隸總督梁肯堂在奏折中亦說：“英吉利遣使入貢，實為聖朝吉祥盛事。
” 那幾樣最大、最精美的禮品，比如那個“大表”，被皇帝當成了裝飾品，分别陳列在了圓明園及大内。
至于小件禮品，大都随意處置了。
英國人禮品中有一批金屬工具，這些“鋼鐵制成品”，是“為了皇帝陛下可以同中國同樣物品做一比較”，目的是展示英國金屬加工工業的發展水平。
斯當東樂觀地認為，“将來東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開到天津，英國伯明翰和設非爾德的貨品（五金器具）隻在北京一個地方就可以銷很多”。
而皇帝是怎麼處理的呢？檔案記載，當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把它們當成“鐵家夥”賞給了造辦處的工匠們使用。
“十月二十九日，庫掌舒興、催長恒善來說，太臨監鄂魯裡交西洋鐵家夥一件，英吉利國進，傳旨，着賞給造辦處匠役用。
欽此。
” 那些代表了當時最高水平的軍火還有那駕沒法被皇帝看見的馬車則被鎖進倉庫，再也沒有人關心過。
1860年英國人搶劫圓明園時，又找到了60年前他們進貢來的東西。
“在金庫旁邊，就有一座較大的庫房，裡面放着馬車和大量的器物，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幾乎不是鍍金，就是鍍銀，非常精美。
蒙托邦将軍一眼看出，這是一個車馬庫，存放的都是歐洲貨，有公元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代表英王喬治三世，敬送給83歲高齡的乾隆皇帝的豪華大馬車，還有公元1792年在英國伍爾維奇皇家軍事學院制造的殺傷力極高、制作精緻的榴彈炮以及炮彈、炮架和牽引馬車等全套裝備，還有馬戛爾尼私人敬送的禮品。
令衆人驚訝的是，這些進獻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動，絲毫沒有碰過的，上面落滿了灰塵”。
（《故宮國寶宮外流失秘笈》） 英國人很奇怪中國人為什麼放着這麼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過時的火繩槍與他們較量。
二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1） 出使中國這一年，馬戛爾尼勳爵55歲。
從27歲作為特使被國王派往俄羅斯起，他已經從事外交28年了，曆任愛爾蘭事務大臣、格林納達總督和馬德拉斯總督，早已經是外交界骨灰級人物。
漫長的外交生涯已經使他厭倦。
“後來政府委他做孟加拉總督，他辭不就任。
就權力和報酬而論，孟加拉總督是大臣所能推薦的最高職位了”。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不過出使中國這個任命，卻令宦性已淡的他一下子興奮起來。
“到北京訪問這個工作對一個熱心追求新鮮事物的人來說是太有吸引力了。
因此當政府剛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接受。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原來，馬戛爾尼勳爵是一個“中國迷”。
事實上，那個時代的歐洲，每一個貴族沙龍裡都會有一兩個中國迷。
從羅馬時期開始，歐洲人就對中國懷抱着濃厚的好奇心。
通過越洋而來的絲綢，他們對這個古老國家已經展開了無窮的想象。
對歐洲人來說，中國似乎是另一個星球上的國度，中國的一切，似乎都是那麼神秘。
人們傳說，在遙遠的東方絲國，人們從一種奇特的樹皮中抽取絲線，織出美麗的絲綢。
（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直到馬可·波羅時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觸摸到了中國。
1275年，21歲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穿越歐亞大陸到達開平府，在這裡見到了令世界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
他向歐洲人彙報說，中國幅員廣闊、物産衆多、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羅綢緞。
1522年，麥哲倫打通了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線。
從那時起，一批又一批身懷傳教熱情的傳教士抵達中國。
他們向歐洲寄回大量書信，彙報他們的驚人發現。
傳教士們說，中國幾千年來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導，由開明君主們所統治，社會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勞而禮貌。
這些說法令剛從中世紀蒙昧中覺醒過來的歐洲人眼界大開。
一股“中國崇拜”的熱潮迅速燃遍歐洲。
歐洲許多的大學者都對中國文化如醉如癡，他們認為中國的一切，從制度到道德，都比歐洲優越。
伏爾泰在他的小禮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畫像，并且向歐洲人宣稱：“世界曆史始于中國。
”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
他的學生沃爾夫則認為中國就是現世的烏托邦。
馬戛爾尼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迷。
他已經走遍了世界各大洲，從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國對他來講仍然是一個謎，一個讓他魂牽夢繞的謎。
在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出使中國的1786年，他已經在詩句中這樣表達了對中國的向往： 仿佛我遊覽中國幸福的海濱， 攀登她無比自豪的傑作萬裡長城。
眺望她波濤洶湧的江河， 她的都市與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過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曠野， 不列颠冒險家從未到過的地方。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讨論會論文集》） 他曾經在夢中遊曆了這個世界上最神奇的國家，如今居然有機會讓夢成真，他怎麼會不激動萬分呢？ 馬戛爾尼時代的歐洲正處于啟蒙時代。
與現在的“歐洲優越論”相反，那個時代的歐洲在中華文明面前懷有深深的自卑心理。
在當時的歐洲著作中，我們能找到很多“當中國已經……時，歐洲還……”句式的表述。
比如伏爾泰說：“當迦勒底人還隻是在粗糙的磚坯上刻字時，中國人已在輕便的竹簡上刻字。
”就像今天我們動不動用“西方”來比照“中國”一樣，那個時代的歐洲知識分子正是用“中國”來批判“歐洲”。
（周甯《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陷入了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
粗鄙而教條的宗教信念籠罩着歐洲的一切。
“中世紀的精神狀況是愚昧無知地拜倒在教會的偶像——教條、權威和煩瑣哲學之前。
”（約翰·西蒙茲《意大利文藝複興史》） 啟蒙運動意味着從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過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給了歐洲人許多啟示。
歐洲人驚訝地發現，沒有教會的中國似乎處處比歐洲優越。
與四分五裂的歐洲比起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一個統一的、安定的國度。
歐洲任用貴族來管理國家，而中國則通過嚴格的考試制度，一視同仁地選拔文官。
歐洲各國沉迷于狹隘的宗教教派之争，而中國各教之間則相互寬容。
歐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來世，中國的儒家學說因為不語怪力亂神而更顯理性。
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的世俗精神啟發了啟蒙思想家們高舉理性主義大旗，猛烈抨擊中世紀的神學教條。
傳教士的書簡成了最熱門的讀物，精英階層的客廳裡，人人談論孔夫子的學說、中華帝國的悠久曆史，甚至還有聖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傳教士們說，中國的政治體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這個神聖的自然法則之上，法律與倫理道德融為一體。
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構成了中國這樣一個全新的道德世界。
這令一直激烈譴責天主教會的伏爾泰如同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
他贊揚中華文明偉大的奧秘在于其貫穿了理性與道德的原則。
他說，中國人“具有完備的道德學，它居于各科學的首位”。
他在《哲學辭典》的“光榮”條目下贊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的許多學者号召歐洲向中國取經。
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萊布尼茨甚至這樣建議：“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于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于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
” 當然，關于中國的聲音并不是一邊倒的，也有人對傳教士的書簡做出了另一種解讀。
啟蒙時代熱愛自由的歐洲人對任何一點專制的信息都極為敏感，不幸傳教士書簡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暗示。
孟德斯鸠就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千年不變和社會穩定是專制控制的結果。
百科全書派主持人狄德羅和伏爾泰一樣，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務實精神，不過卻對中國人的父權原則提出質疑。
他認為，對父輩的盲目服從，隻能産生縱容父輩錯誤、剝奪兒輩自由的惡果。
另一位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對中國文化優越性的疑問：如果中國文化果然這麼輝煌，何以一再被異族統治呢？“如果無論大臣們的見識或者法律所号稱的睿智，或者那個廣大帝國的衆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話，那麼他們的那些文人學士又有什麼用呢？他們所堆砌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出什麼結果呢？結果不就是住滿了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嗎？”（周甯《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餘建華《17-18世紀西歐啟蒙思想家的中國文化觀探略》；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對同一個國家，人們的判斷和評價如此兩極，讓人莫衷一是，也讓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迷惑不已。
中國到底是天堂還是地獄？再過幾個月，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于抵達了中國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國史上的登峰造極，一直為後世所豔稱。
為了向遠人展示帝國的富庶繁榮，皇帝更是精心準備，一擲千金。
那麼，這樣一個空前絕後的傳統盛世，在英國人眼中是什麼樣子呢？ 英國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衆多和市井生活的繁榮。
從馬可·波羅時代起，這一點就一直為歐洲人所驚歎。
關于中國的人口，長期以來在歐洲是一個謎。
馬可·波羅說，汗八裡城（元代蒙古人對大都的稱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數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
（《馬可·波羅遊記》）這已經讓歐洲人産生懷疑，明清時傳教士的說話更令人難以相信：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會集中在一個國家之内，而這個國家的面積雖然廣大，也不過是整個陸地面積的十二分之一。
不過英國人的訪問為歐洲得出了定論：“人們給予這個國家人口數量的上限不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實的。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二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衆多的最有力證明是自然資源的稀缺。
英國人剛剛抵達中國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1793年7月初，英國艦隊抵達第一片中國領土舟山群島。
由于遇到落潮，“克拉倫斯”号隻得在一個叫六橫島的小島邊抛錨稍停。
英國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時間上岸對中國領土進行第一次的觀光”，于是他們爬上了六橫島。
爬過海邊陡峭的石壁後，他們在山下發現了一塊人工填海填出來的小平原。
很顯然，為了造出這塊小平原，本地的居民們沒少費力氣。
“為了防止海水的沖洗，前面築了一條三十呎高的土堤。
但這塊平原的面積并不大，我們懷疑花費這樣大的力氣搞出這麼小的一塊土地來是否合算。
平原上種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細。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這就是展現在英國人面前的典型中國國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
這有點出乎英國人的預料。
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國固然人口衆多，但同時疆土也極其遼闊。
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壓力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
随着後面行程對中國的深入，他們越來越體會到土地對中國人的珍貴： 中國的全部土地，隻有極少數例外，主要是種植人吃的糧食。
中國沒有大的牧場，也沒有專為種植牲口吃的燕麥、豆類和蕪菁等等。
除了皇帝的禦花園外，全國很少公園和其他公共娛樂遊玩地帶。
中國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
全國沒有公地。
大地主們也不肯劃出大塊土地來不事生産而改作娛樂或者運動的場所。
所有耕地從不休耕。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确實，傳統中國似乎從來沒有“公園”和“休耕”的概念。
土地在我們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産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
曆史學家們認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實際的人口數比政府統計的還要多。
乾隆晚年中國人均耕地的樂觀估計是3.5畝，而同時期的英國，人均占有耕地10畝，是中國的3倍。
此外，當時英國還有800萬英畝荒地，也就是說，全英國每人尚能擁有1英畝（合6畝左右）的土地儲備。
整個歐洲情況與英國相似，“歐洲是一個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區，它從來不缺少可耕地”。
（謝和耐《中國社會史》）了解了這個事實，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英國人對中國的耕地緊張狀況如此驚訝了。
從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國人就開始持續不斷地驚歎中國的人口衆多。
使團總管巴羅說：“要說有什麼令人驚歎的話，那就是人口之衆多。
自到達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擁到岸邊來。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處，大路邊總是站滿了看客。
根據一路上的見聞，副使斯當東判斷，中國的人口密度比歐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還要多1/3。
也就是說，馬戛爾尼到中國時，中國人口估計在3.5億左右。
英國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緊張繁忙和商業的興旺發達。
到達舟山群島後，不熟悉中國海況的英國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幾天，為的是等中國官員為他們尋找到北上的領航員。
利用這個時間，他們來到一裡地之外的一個小縣城——定海觀光。
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定海在他們眼裡是一個小而繁榮的城市。
“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過較小一點……城内服裝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陳列布置得相當講究……整個城市充滿了活潑生動的氣氛。
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須做工。
事實上人人都在勞動，無人過着寄生的生活。
我們看到男人們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們在商店裡購貨。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一群金發碧眼的怪物出現在東方小城的街頭，我們可以想見其轟動的程度。
“無數好奇群衆争先恐後地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最後走到一個廟宇裡去躲避群衆。
”巴羅的描寫總是更生動：“人人都想把頭伸到轎窗前來滿足一下好奇心，咧着嘴笑嘻嘻地喊一聲：紅毛！”（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這些睜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英國人的定海百姓哪裡能想到40多年後将要來臨的災難。
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小縣城已經令英國人對中國商業的高度繁榮和中國人在人口壓力下的緊張生活有所了解，後來中國的其他城市，特别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給他們的印象當然更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後，使團船隻繼續北上，抵達大沽口。
在這裡，他們換乘吃水淺的中國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來到北京，英國人馬上被迎面而來的商業氣息拍了個跟頭。
副使斯當東說：“（北京東郊）鋪石的街道上擠滿了人。
商店，作坊和顧客之多，處處表示出興盛繁榮的氣象。
”“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門外挂着角燈、紗燈、絲燈或者紙燈，極精巧之能事。
商店内外充滿了各種貨物。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巴羅的記載則更加詳細生動： 穿過城門走上那種大路之後，我們眼前馬上就展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
大路兩旁各是一溜屋宇，全為商鋪和貨棧，門前展示着各自的獨特貨物。
商鋪前一般都豎着大木柱。
柱頂高過屋檐，柱身刻着镏金大字，标明所售貨物以及店主的誠信名聲。
……流動的匠作如補鍋匠、剃頭匠、鞋匠和鐵匠，賣茶、水果、米飯和其他吃食的攤販，以及商鋪門前展示的貨物，把一條寬闊的大路擠得隻剩中央一線。
……一切都在移動。
大路兩側也塞滿了巨大的人流。
或買或賣，或以貨易貨，各取所需。
衆聲
如同鐘表和布匹一樣，将來英國馬車也将在中國是一大宗商品。
” 不料，事實證明這又是一個可笑的一廂情願。
英國人“進貢”的兩輛有彈簧減震設備的馬車，根本沒有被乾隆看見。
因為車子的形制不合中國規矩： 所有禮物當中，那輛哈切特制作的漂亮馬車最叫中國人傷腦筋了。
京城從來沒見過這種東西。
光是車上哪一部分是供皇帝乘坐的就讓他們争執不休了。
那輛冬天用的馬車馭座篷罩帶有漂亮的花邊，裝飾着玫瑰垂飾。
它華麗的外表和高聳的位置讓大多數人立即認定這是皇帝的座位。
但是車廂之内該由誰坐就難以判斷了。
他們檢視了窗戶、百葉簾、帷幔，最終得出了結論，那隻能是給他的嫔妃坐的了。
那個老太監跑來問我，聽說那個漂亮的高座是給車夫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車廂裡面，他面帶譏笑地問道，難道我認為大皇帝會容忍有人坐得他還高、把背沖向他嗎？他想知道，我們是不是有辦法把那個馭座拆下來，移到車廂的後面去。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原來，西式馬車車夫的座位位居車廂的前面且高高在上，車夫背對皇帝，不合中國的禮制，隻好将這輛車“束之高閣”。
這件事很容易讓人想到乾隆的重孫子媳婦慈禧的另一件事：1898年，外國人送給太後一輛德國杜依爾汽車公司生産的第一代奔馳轎車。
從普通人角度分析，這大奔至少要比馬拉的轎車減震性能好，也要比人擡的鳳辇減少颠簸感。
然而，史料記載慈禧對這輛大奔并不滿意。
因為這輛車裡，司機坐在太後的前面，這讓慈禧很掃興。
因而僅僅坐了一次，這輛豪華的大奔就被慈禧棄而不用了。
從那時起，這輛大奔就一直停在頤和園内。
據說在“文革”動亂期間被砸爛後扔進了廢品堆。
對禮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對英國人的反感。
他認為自己受了“張大其詞”的英國人的騙了。
而馬戛爾尼偏偏選擇了這個時候通過和砷向皇帝提出了英國的幾項主要要求。
他認為，皇帝認真觀看了英國禮品後，應該對英國有所敬畏了。
見到馬戛爾尼的這封信，皇帝才明白了英國使團的主要目的，并非是慶祝他的生日，而是想提出這些過分的要求。
即使是心情良好，皇帝也絕對不會考慮同意英國人要求中的任何一條。
為大清王朝确定一系列永不變更的制度，是皇帝在位幾十年一直緻力的事情。
因為一個小小的島國幾件不合胃口的禮品，就改變天朝定制，是不可想象的。
皇帝給英國人下了一道長谕，逐條駁回了英國人的請求： 關于英國人想與中國互派使節，皇帝說： 至爾國王表内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
向來西洋各國有願來天朝當差之人，原準其來京，但既來之後，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遠不準複回本國。
此系天朝定制，想爾國王亦所知悉。
今爾國王欲求派一爾國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來京當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歸本國，又不可聽其往來常通信息，實為無益之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制，從無聽其自便之例。
今爾國若留人在京，言語不通，服飾殊制，無地可以安置。
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飾，天朝亦從不肯加人以所難。
設天朝欲差人常住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
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斷難行。
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緻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 關于開放珠山、甯波、天津，皇帝說： 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一律遵行，多年并無異語，其浙江、甯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所銷賣貨物，況該處并無通事，不曉谙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請向浙江、甯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船泊貿易之處，皆不可行。
對在北京設一洋行，皇帝說： 京城為萬方拱宸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摻雜。
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關于英國人想“獲得”一個島，放置貨物，皇帝說： 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為發賣貨物而起。
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已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無用。
天朝尺土皆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
若别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
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準行。
至于讓生活在廣州的英國人獲得更大的自由度這個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樣斷然拒絕。
英國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内，并且懇求說，他們在廣州期間，應該有騎馬、從事他們喜愛的體育運動和為健康而進行鍛煉的自由。
英國人還保證說，他們将注意在得到準許後将不打擾中國人的生活。
但皇帝認為，這個問題過去早有過定制，不容更改。
他說： 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
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論，立中外之大防。
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曆來在澳門定例。
況西洋各國在廣東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衆，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住耶。
至于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時稽查，若竟毫無限制，恐内地民人與爾國夷人間有争論，轉非體恤之意。
核之事理，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為妥善。
關于改革廣州貿易體制并公開關稅，皇帝則說： 粵海關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曉谕。
總之，馬戛爾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
在結尾處，皇帝總結說： 以上所谕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并非有意妄于。
朕于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柔。
如有懇求之事，若于體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
況爾國正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嘉倍于他國。
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于天朝法制攸關，即為爾國代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
茲再明白曉谕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
若經此次詳谕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将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
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
勿謂言之不豫也。
其凜遵毋忽。
乾隆的這道谕旨，向世界宣告了通過和平方式打開中國大門的不可能。
乾隆不知道，他錯過了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
在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對外部世界一直是懷抱着相當興趣的。
漢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險，與歐洲遙通聲息。
唐代開始，中國對外貿易已經相當繁榮，“自伊吾以西，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員不絕”。
各色人種的商人聚集長安，一直是大唐開放氣派的一個标志性證明。
兩宋海外貿易更為繁榮，數代皇帝對外貿都十分重視。
北宋神宗曾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
”因而他要求臣下“創法講求”，以“歲獲厚利”。
南宋偏居東南一隅，對海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
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錯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市舶之利，頗助國用。
宜循舊法，以招徕遠人，阜通貨賄。
”南宋外貿收入在國家财政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
大元王朝的開放直接導緻了《馬可·波羅遊記》的誕生。
馬可·波羅記載當時刺桐港（泉州）繁榮的盛況： 船舶往來如織，裝載着各種商品……這裡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運往亞曆山大港以供應西方各地所需的數量卻不到百分之一。
大批商人雲集于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
雖然貿易關稅和運費加在一起占到了貨物價值的一半以上，但剩餘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潤。
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使人類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
從16世紀起，西方國家以葡萄牙為先鋒跨越重重大洋終于來到神往已久的東方海面。
它們在東南亞及中國大陸東南海域的島嶼建立貿易據點，展開激烈的貿易霸權争奪。
全球化過程從此開始，任何國家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
而恰恰從此時開始，中國開始轉向閉關鎖國。
當西方人出現在東方海面之際，中國恰逢改朝換代。
在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來，海外貿易除了進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帶來危險的海外勢力外，不能給國家帶來任何好處。
所以他下诏厲行海禁，“片闆不許下海”，不僅海外貿易，連近海内貿都在禁止之列。
雖然明成祖時期鄭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僅僅是招徕朝貢國以及追蹤建文帝。
明成祖去世後，這種賠本買賣很快停止了。
雖然明朝中後期部分開放海禁，允許小規模海外貿易，但仍然禁令重重。
嘉靖年間，明世宗規定：“不許制造雙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
”明初鄭和寶船有9桅之多，船的噸位也大至1500噸左右，而雙桅船的載重量則隻能在500石以下。
這一禁令影響持續了300餘年，直到1820年，中國駛往東南亞的海船仍限制在兩桅。
清朝建立後，由于台灣鄭氏勢力的存在，一度宣布禁海。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朝收複台灣，同年十月，開放海禁。
這是中國趕上世界的最後一個機會。
從内外條件來講，中國都處于有利地位。
從内在條件看，康乾時代，中國的制造業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綢緞、生絲、瓷器、茶葉等獨步世界的商品不僅銷往南洋、日本、中亞等傳統國家地區，而且遠銷俄國和歐美。
一直到乾隆辭世的18世紀末，中國在世界制造業總産量所占的份額仍超過整個歐洲5個百分點，大約相當英國的8倍，俄國的6倍，日本的9倍。
中國GDP在世界總份額中占到将近1/3，比今天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還要高。
貢德·弗蘭克說：“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
”（《白銀資本》）當時中國的海外貿易，無論對東洋還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17世紀後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權已經衰落，後起的荷蘭也進入衰落的過程中。
英國還未走出革命後的内政困擾，其向東亞的大規模擴張是18世紀中期以後的事情。
從17世紀後半期到18世紀前半期，可以說是東南亞海上力量的空白期。
甚至從馬戛爾尼使華到英國有能力直接攻擊中國，還有幾十年的時間。
如果乾隆能通過馬戛爾尼訪華敏銳地感覺到迫在眉睫的威脅，并抓住這最後的時機積極經略海上，加強中外海上交流，并非沒有可能獲得大量最新西方軍事及科技成果，迅速趕上世界水平。
（《16世紀至19世紀鴉片戰争前的中國海外貿易政策述評》） 可惜，這僅僅是一個假設。
中國文化并沒有提供這個可能。
中國人從這次交往中所獲甚微。
在馬戛爾尼離開中國後，乾隆皇帝得出結論說： 該國夷人雖能谙悉海道，善于駕駛，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陸，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進内洋也，果口岸防守嚴密，主客異勢，亦斷不能施其伎倆。
“便于水而不便于陸”，在後來的鴉片戰争時期，中國官員得出的結論仍然與此毫無二緻。
馬戛爾尼使團的到來對中國重大的後果隻不過是在天朝的朝貢國名單中多了一個名叫“咭唎”的海外番國。
在嘉慶十六年（1811年）開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統志中就增加了“咭唎”一條。
雖然英國人拒絕下跪，惹得乾隆生了一肚子氣，但精明過人的皇帝仍然不願意放過利用這次英國人來訪标榜自己的統治的機會。
英國人送來的大批衣料，被他賞給了大臣們，讓他們看看新鮮，并且特意說明這是英國人萬裡遠來進貢的東西，以使“内外大臣共知聲教覃敷之盛”。
不過，有一些大臣頭腦不夠靈光，收到賞賜後的謝恩折中未說明是收到了英國所進之物。
皇帝對此深為不滿。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特意因此而降旨說：“本年英吉利國遣使赴京，祝禧納赆。
朕因系遠夷所進方物，特命分賞，俾内外大臣共知聲教覃敷之盛。
督撫等接奉後，謝恩折内自應将所賞物件系英吉利國呈進之處叙明。
昨朱圭奏到折内即将此意叙入，乃本日蔣兆奎謝恩之折，止稱奉到恩賞啤叽褂料一件，而于英吉利國所進并未一字提及，竟系無故而特加賞赍。
所奏殊不明晰。
”雖然英國人的進貢過程鬧得很不愉快，但清王朝上下仍然毫不費力地将此事歸納為聖朝光榮偉大的證明。
長蘆鹽政徵瑞在奏折中就這樣寫道：“聖主至德如天，外夷聞風向化，吉祥好事甚多。
”直隸總督梁肯堂在奏折中亦說：“英吉利遣使入貢，實為聖朝吉祥盛事。
” 那幾樣最大、最精美的禮品，比如那個“大表”，被皇帝當成了裝飾品，分别陳列在了圓明園及大内。
至于小件禮品，大都随意處置了。
英國人禮品中有一批金屬工具，這些“鋼鐵制成品”，是“為了皇帝陛下可以同中國同樣物品做一比較”，目的是展示英國金屬加工工業的發展水平。
斯當東樂觀地認為，“将來東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開到天津，英國伯明翰和設非爾德的貨品（五金器具）隻在北京一個地方就可以銷很多”。
而皇帝是怎麼處理的呢？檔案記載，當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把它們當成“鐵家夥”賞給了造辦處的工匠們使用。
“十月二十九日，庫掌舒興、催長恒善來說，太臨監鄂魯裡交西洋鐵家夥一件，英吉利國進，傳旨，着賞給造辦處匠役用。
欽此。
” 那些代表了當時最高水平的軍火還有那駕沒法被皇帝看見的馬車則被鎖進倉庫，再也沒有人關心過。
1860年英國人搶劫圓明園時，又找到了60年前他們進貢來的東西。
“在金庫旁邊，就有一座較大的庫房，裡面放着馬車和大量的器物，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幾乎不是鍍金，就是鍍銀，非常精美。
蒙托邦将軍一眼看出，這是一個車馬庫，存放的都是歐洲貨，有公元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代表英王喬治三世，敬送給83歲高齡的乾隆皇帝的豪華大馬車，還有公元1792年在英國伍爾維奇皇家軍事學院制造的殺傷力極高、制作精緻的榴彈炮以及炮彈、炮架和牽引馬車等全套裝備，還有馬戛爾尼私人敬送的禮品。
令衆人驚訝的是，這些進獻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動，絲毫沒有碰過的，上面落滿了灰塵”。
（《故宮國寶宮外流失秘笈》） 英國人很奇怪中國人為什麼放着這麼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過時的火繩槍與他們較量。
二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1） 出使中國這一年，馬戛爾尼勳爵55歲。
從27歲作為特使被國王派往俄羅斯起，他已經從事外交28年了，曆任愛爾蘭事務大臣、格林納達總督和馬德拉斯總督，早已經是外交界骨灰級人物。
漫長的外交生涯已經使他厭倦。
“後來政府委他做孟加拉總督，他辭不就任。
就權力和報酬而論，孟加拉總督是大臣所能推薦的最高職位了”。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不過出使中國這個任命，卻令宦性已淡的他一下子興奮起來。
“到北京訪問這個工作對一個熱心追求新鮮事物的人來說是太有吸引力了。
因此當政府剛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接受。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原來，馬戛爾尼勳爵是一個“中國迷”。
事實上，那個時代的歐洲，每一個貴族沙龍裡都會有一兩個中國迷。
從羅馬時期開始，歐洲人就對中國懷抱着濃厚的好奇心。
通過越洋而來的絲綢，他們對這個古老國家已經展開了無窮的想象。
對歐洲人來說，中國似乎是另一個星球上的國度，中國的一切，似乎都是那麼神秘。
人們傳說，在遙遠的東方絲國，人們從一種奇特的樹皮中抽取絲線，織出美麗的絲綢。
（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直到馬可·波羅時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觸摸到了中國。
1275年，21歲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穿越歐亞大陸到達開平府，在這裡見到了令世界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
他向歐洲人彙報說，中國幅員廣闊、物産衆多、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羅綢緞。
1522年，麥哲倫打通了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線。
從那時起，一批又一批身懷傳教熱情的傳教士抵達中國。
他們向歐洲寄回大量書信，彙報他們的驚人發現。
傳教士們說，中國幾千年來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導，由開明君主們所統治，社會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勞而禮貌。
這些說法令剛從中世紀蒙昧中覺醒過來的歐洲人眼界大開。
一股“中國崇拜”的熱潮迅速燃遍歐洲。
歐洲許多的大學者都對中國文化如醉如癡，他們認為中國的一切，從制度到道德，都比歐洲優越。
伏爾泰在他的小禮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畫像，并且向歐洲人宣稱：“世界曆史始于中國。
”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
他的學生沃爾夫則認為中國就是現世的烏托邦。
馬戛爾尼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迷。
他已經走遍了世界各大洲，從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國對他來講仍然是一個謎，一個讓他魂牽夢繞的謎。
在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出使中國的1786年，他已經在詩句中這樣表達了對中國的向往： 仿佛我遊覽中國幸福的海濱， 攀登她無比自豪的傑作萬裡長城。
眺望她波濤洶湧的江河， 她的都市與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過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曠野， 不列颠冒險家從未到過的地方。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讨論會論文集》） 他曾經在夢中遊曆了這個世界上最神奇的國家，如今居然有機會讓夢成真，他怎麼會不激動萬分呢？ 馬戛爾尼時代的歐洲正處于啟蒙時代。
與現在的“歐洲優越論”相反，那個時代的歐洲在中華文明面前懷有深深的自卑心理。
在當時的歐洲著作中，我們能找到很多“當中國已經……時，歐洲還……”句式的表述。
比如伏爾泰說：“當迦勒底人還隻是在粗糙的磚坯上刻字時，中國人已在輕便的竹簡上刻字。
”就像今天我們動不動用“西方”來比照“中國”一樣，那個時代的歐洲知識分子正是用“中國”來批判“歐洲”。
（周甯《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陷入了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
粗鄙而教條的宗教信念籠罩着歐洲的一切。
“中世紀的精神狀況是愚昧無知地拜倒在教會的偶像——教條、權威和煩瑣哲學之前。
”（約翰·西蒙茲《意大利文藝複興史》） 啟蒙運動意味着從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過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給了歐洲人許多啟示。
歐洲人驚訝地發現，沒有教會的中國似乎處處比歐洲優越。
與四分五裂的歐洲比起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一個統一的、安定的國度。
歐洲任用貴族來管理國家，而中國則通過嚴格的考試制度，一視同仁地選拔文官。
歐洲各國沉迷于狹隘的宗教教派之争，而中國各教之間則相互寬容。
歐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來世，中國的儒家學說因為不語怪力亂神而更顯理性。
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的世俗精神啟發了啟蒙思想家們高舉理性主義大旗，猛烈抨擊中世紀的神學教條。
傳教士的書簡成了最熱門的讀物，精英階層的客廳裡，人人談論孔夫子的學說、中華帝國的悠久曆史，甚至還有聖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傳教士們說，中國的政治體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這個神聖的自然法則之上，法律與倫理道德融為一體。
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構成了中國這樣一個全新的道德世界。
這令一直激烈譴責天主教會的伏爾泰如同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
他贊揚中華文明偉大的奧秘在于其貫穿了理性與道德的原則。
他說，中國人“具有完備的道德學，它居于各科學的首位”。
他在《哲學辭典》的“光榮”條目下贊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的許多學者号召歐洲向中國取經。
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萊布尼茨甚至這樣建議：“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于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于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
” 當然，關于中國的聲音并不是一邊倒的，也有人對傳教士的書簡做出了另一種解讀。
啟蒙時代熱愛自由的歐洲人對任何一點專制的信息都極為敏感，不幸傳教士書簡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暗示。
孟德斯鸠就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千年不變和社會穩定是專制控制的結果。
百科全書派主持人狄德羅和伏爾泰一樣，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務實精神，不過卻對中國人的父權原則提出質疑。
他認為，對父輩的盲目服從，隻能産生縱容父輩錯誤、剝奪兒輩自由的惡果。
另一位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對中國文化優越性的疑問：如果中國文化果然這麼輝煌，何以一再被異族統治呢？“如果無論大臣們的見識或者法律所号稱的睿智，或者那個廣大帝國的衆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話，那麼他們的那些文人學士又有什麼用呢？他們所堆砌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出什麼結果呢？結果不就是住滿了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嗎？”（周甯《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餘建華《17-18世紀西歐啟蒙思想家的中國文化觀探略》；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對同一個國家，人們的判斷和評價如此兩極，讓人莫衷一是，也讓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迷惑不已。
中國到底是天堂還是地獄？再過幾個月，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于抵達了中國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國史上的登峰造極，一直為後世所豔稱。
為了向遠人展示帝國的富庶繁榮，皇帝更是精心準備，一擲千金。
那麼，這樣一個空前絕後的傳統盛世，在英國人眼中是什麼樣子呢？ 英國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衆多和市井生活的繁榮。
從馬可·波羅時代起，這一點就一直為歐洲人所驚歎。
關于中國的人口，長期以來在歐洲是一個謎。
馬可·波羅說，汗八裡城（元代蒙古人對大都的稱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數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
（《馬可·波羅遊記》）這已經讓歐洲人産生懷疑，明清時傳教士的說話更令人難以相信：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會集中在一個國家之内，而這個國家的面積雖然廣大，也不過是整個陸地面積的十二分之一。
不過英國人的訪問為歐洲得出了定論：“人們給予這個國家人口數量的上限不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實的。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二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衆多的最有力證明是自然資源的稀缺。
英國人剛剛抵達中國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1793年7月初，英國艦隊抵達第一片中國領土舟山群島。
由于遇到落潮，“克拉倫斯”号隻得在一個叫六橫島的小島邊抛錨稍停。
英國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時間上岸對中國領土進行第一次的觀光”，于是他們爬上了六橫島。
爬過海邊陡峭的石壁後，他們在山下發現了一塊人工填海填出來的小平原。
很顯然，為了造出這塊小平原，本地的居民們沒少費力氣。
“為了防止海水的沖洗，前面築了一條三十呎高的土堤。
但這塊平原的面積并不大，我們懷疑花費這樣大的力氣搞出這麼小的一塊土地來是否合算。
平原上種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細。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這就是展現在英國人面前的典型中國國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
這有點出乎英國人的預料。
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國固然人口衆多，但同時疆土也極其遼闊。
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壓力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
随着後面行程對中國的深入，他們越來越體會到土地對中國人的珍貴： 中國的全部土地，隻有極少數例外，主要是種植人吃的糧食。
中國沒有大的牧場，也沒有專為種植牲口吃的燕麥、豆類和蕪菁等等。
除了皇帝的禦花園外，全國很少公園和其他公共娛樂遊玩地帶。
中國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
全國沒有公地。
大地主們也不肯劃出大塊土地來不事生産而改作娛樂或者運動的場所。
所有耕地從不休耕。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确實，傳統中國似乎從來沒有“公園”和“休耕”的概念。
土地在我們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産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
曆史學家們認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實際的人口數比政府統計的還要多。
乾隆晚年中國人均耕地的樂觀估計是3.5畝，而同時期的英國，人均占有耕地10畝，是中國的3倍。
此外，當時英國還有800萬英畝荒地，也就是說，全英國每人尚能擁有1英畝（合6畝左右）的土地儲備。
整個歐洲情況與英國相似，“歐洲是一個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區，它從來不缺少可耕地”。
（謝和耐《中國社會史》）了解了這個事實，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英國人對中國的耕地緊張狀況如此驚訝了。
從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國人就開始持續不斷地驚歎中國的人口衆多。
使團總管巴羅說：“要說有什麼令人驚歎的話，那就是人口之衆多。
自到達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擁到岸邊來。
”（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處，大路邊總是站滿了看客。
根據一路上的見聞，副使斯當東判斷，中國的人口密度比歐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還要多1/3。
也就是說，馬戛爾尼到中國時，中國人口估計在3.5億左右。
英國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緊張繁忙和商業的興旺發達。
到達舟山群島後，不熟悉中國海況的英國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幾天，為的是等中國官員為他們尋找到北上的領航員。
利用這個時間，他們來到一裡地之外的一個小縣城——定海觀光。
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定海在他們眼裡是一個小而繁榮的城市。
“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過較小一點……城内服裝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陳列布置得相當講究……整個城市充滿了活潑生動的氣氛。
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須做工。
事實上人人都在勞動，無人過着寄生的生活。
我們看到男人們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們在商店裡購貨。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一群金發碧眼的怪物出現在東方小城的街頭，我們可以想見其轟動的程度。
“無數好奇群衆争先恐後地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最後走到一個廟宇裡去躲避群衆。
”巴羅的描寫總是更生動：“人人都想把頭伸到轎窗前來滿足一下好奇心，咧着嘴笑嘻嘻地喊一聲：紅毛！”（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這些睜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英國人的定海百姓哪裡能想到40多年後将要來臨的災難。
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小縣城已經令英國人對中國商業的高度繁榮和中國人在人口壓力下的緊張生活有所了解，後來中國的其他城市，特别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給他們的印象當然更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後，使團船隻繼續北上，抵達大沽口。
在這裡，他們換乘吃水淺的中國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來到北京，英國人馬上被迎面而來的商業氣息拍了個跟頭。
副使斯當東說：“（北京東郊）鋪石的街道上擠滿了人。
商店，作坊和顧客之多，處處表示出興盛繁榮的氣象。
”“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門外挂着角燈、紗燈、絲燈或者紙燈，極精巧之能事。
商店内外充滿了各種貨物。
”（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 巴羅的記載則更加詳細生動： 穿過城門走上那種大路之後，我們眼前馬上就展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
大路兩旁各是一溜屋宇，全為商鋪和貨棧，門前展示着各自的獨特貨物。
商鋪前一般都豎着大木柱。
柱頂高過屋檐，柱身刻着镏金大字，标明所售貨物以及店主的誠信名聲。
……流動的匠作如補鍋匠、剃頭匠、鞋匠和鐵匠，賣茶、水果、米飯和其他吃食的攤販，以及商鋪門前展示的貨物，把一條寬闊的大路擠得隻剩中央一線。
……一切都在移動。
大路兩側也塞滿了巨大的人流。
或買或賣，或以貨易貨，各取所需。
衆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