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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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此項銀兩，事後還要因為保住了腦袋而給和砷寄信表示感謝：“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甯不勝悚激切之至。
” 在和砷的操作下，議罪銀制度為晚年皇帝的錢包裡注入了大量現金。
僅從現存的《密記檔》統計，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議罪銀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
其中，督撫認議罪銀為三十七人次，即全國平均不到三個督撫中就有一個人認議罪罰銀。
此外，布政使、鹽政、織造與關差等認議罪罰銀的有二十六人次。
罰議罪銀少則萬兩，通常三萬兩上下，見于記載的最多一次高達三十八萬四千兩，下面是《密記檔》裡的幾筆記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二月，全德奏交蘇州織造任内應賠罰料銀并關稅短少銀二萬八千七百七十二兩。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寶奏交自行議罪銀十一萬兩。
乾隆四十六年，文绶名下共奏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三月，巴延三因“民人譚老貴自缢身亡一案”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和砷代奏原任巡撫楊魁之子楊超铮交議罪銀五萬兩，分五年代其父交納。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征瑞奏交國棟名下入官銀五萬兩。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鹽政使西甯因鹽課事“辦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奏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福康安代奏巴延三“因鹽務事”交自行議罪銀十萬兩。
乾隆四十九年，征瑞奏交範清濟“因拖欠額銅數十萬斤，除查封産業外”，罰銀八萬兩，故自議交銀八萬兩。
乾隆五十年（1785年），李質穎奏交自行議罪銀十四萬兩、關稅短少銀三萬餘兩，共十七萬餘兩。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富勒渾代奏運司張萬選因“船隻缺少不能籌劃添補”事，交自行議罪銀三萬兩。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和砷、福長安代奏雅德因“浙江稅務缺少”事，交自行議罪銀六萬兩。
…… 按乾隆的說法，議罪銀制度是“以督撫等祿入豐腴，而所獲之咎，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罪，用示薄懲”。
看起來似乎于國體無損，既沒有增加百姓的負擔，又寬綽了皇帝的手頭，還警戒了不法的官員，真是一舉多得。
而事實上，這卻是一項後果極為嚴重的惡政。
貪腐政治一個不變的規律是，個人從貪腐中所得的，與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
今天的官員，可以因為幾萬元的好處，甚至僅僅幾次“特殊消費”，大筆一揮，将千萬的土地批給開發商。
同樣，乾隆晚年從議罪銀制度中得到的幾百萬兩零花錢，給大清王朝造成的損失要以億萬計。
所謂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
在享受花錢快樂的同時，老皇帝對于那些踴躍交納議罪銀的官員不可能不高擡一點貴手。
許多所謂“法所難宥”的大罪，隻要交納的銀兩足夠多，就可以免罪。
因此議罪銀實際上起不到懲戒作用，反而變相地使貪污侵占合法化，為犯罪提供了保護傘、“免死牌”，為貪官們壯了膽，讓他們貪污腐敗為非作歹起來心裡有了底。
反正大不了找和砷通融通融，罰錢了事。
正如尹壯圖所說：“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 這一制度讓官員們貪腐起來更有動力。
積累多年的家業被罰光後，官員們的第一選擇往往是更加瘋狂的搜刮。
有的時候，因為議罪銀數量過多，無法交納，官員們的第一選擇也是通過“犯罪”來獲取“議罪銀”。
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要交三萬兩議罪銀，向他求助。
他于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兩銀子，交給弟弟。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東巡撫國泰向屬員們勒索了白銀八萬兩，而一年前國泰的父親文绶繳納的議罪銀恰是八萬兩。
五腐敗集團化 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污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
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污的，因為“低薪制”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
事實上，傳統财政制度中可鑽的空子太多，貪污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
在大部分時候，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
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隻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實利益。
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
同時，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
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
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
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
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錢财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适合的溫濕度和酸堿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
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
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乾隆中後期，腐敗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一是涉案數額從小到大，腐敗案件由少到多。
乾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後，貪污案件極少發生。
偶有發生，貪污額亦不大。
乾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
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
到了中後期，腐敗案接連爆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污動辄數萬，十萬，數十萬。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貴州知州劉标就侵蝕公帑二十四萬兩。
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個小小的松崗站站員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萬兩。
二是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涉案高官越來越多。
一般來說，高級領導幹部經過組織程序千挑萬選，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質均應大大高于官僚隊伍的平均水平。
确實，在乾隆前期，因為腐敗而被處理的高級官員，不過三五人而已。
到了中期之後，形勢為之一變。
從州府到省級大員，最後到首席軍機大臣，都陷入腐敗的泥潭。
乾隆中後期二十多年間，省部級高官被處理者達二十多人。
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
”（《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賄賂公行，窩案串案迅速增多，腐敗呈集團化公開化趨勢。
康雍兩朝，舉朝視貪腐如仇敵。
到了乾隆朝，大家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
在權力已經充分市場化的背景下，辦一件事，安排一項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規定。
不懂這些潛規則，在官場是無法立足的。
如果不貪污，一個人就無法操縱自己的關系網；如果不貪污，他也沒辦法建功立業。
在一定範圍内的貪渎，不但是社會所默許的，而且是必須的。
“腐而不敗”，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為了自保，腐敗者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
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員衆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系網。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
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系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
常常是一人犯案，會導緻一省官僚體系癱瘓。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貪污大案——甘肅冒赈案，就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人蘇四十三率回族起義，乾隆皇帝派兵進剿。
由于事發突然，甘肅一時難以籌集大量兵饷。
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為了表現自己，主動向皇帝表示，願意捐出四萬兩，以解燃眉：“臣甘願将曆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繳貯甘肅藩庫，以資兵饷。
” 聰明反被聰明誤。
讀到這個奏折，乾隆的第一反應不是大加贊賞，而是心中一愣。
衆所周知，甘肅是個窮省，官員收入很低，一個布政使怎麼能一下子拿出這麼多錢？ 在布置戰争的同時，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贊家産來源。
一查之下，甘肅冒赈案迅速敗露。
原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贊的前任山西人王撣望任甘肅布政使。
他對皇帝說，甘肅這些年連年大旱，百姓餓死不少。
因此他請示朝廷，在當地開展捐糧運動，捐得多的富戶可以取得“監生”資格。
對救災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準了王撣望的建議。
不過在實際操作中，王氏卻隻收銀子，不收糧食。
數年之間，就籌集了上百萬兩白銀。
這筆錢他一分也沒有用來救災，而是在命令各級政府編造假賬報銷後，與各級官員私分掉了。
在貪污大量銀兩的同時，王撣望不斷上奏朝廷，說他辦理捐糧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災民，災民如何如何流着淚感謝皇帝、感謝朝廷，紛紛稱贊大清王朝好。
這樣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撣望辦理捐糧“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
王廷贊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繼續貪污。
據事後統計，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肅省共有二十七萬多人捐了監生，收銀一千五百多萬兩，通省官員合計侵貪赈銀二百九十餘萬兩。
這樣嚴重的貪污案件，在中國曆史上極為罕見。
它反映出大清政治體制的許多緻命問題。
首先是監察機制形同虛設。
有清一代，放赈過程有着嚴格而細緻的規定。
發放糧米時，官員必須親自到場，每日發放後，官員要親自簽字畫押，以為憑證。
全部發放完畢之日，還要在發放冊首尾簽上總名，通冊加騎縫印記，以備上司檢查。
同時，還要将發放數目、具體領取人名字、數額張榜公布，讓百姓監督。
然而王撣望命令全省官員自行捏報災情，所有報災、勘災、監放規定均視為一紙虛文，無一執行。
數年之間，不但從來沒有人檢查核實，也并沒有人舉報揭發過。
對于甘肅捐糧這樣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視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經派人到甘肅開倉查糧，以防捐糧過程有弊。
可是甘肅各州縣官員串通作假，在糧倉的下面鋪架木闆，木闆上面撒上谷物，給監察官員以“糧倉滿囤”的假象，輕易欺騙了朝廷。
更為嚴重的是，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貪腐已經由局部發展到全部，由變态發展成為常态。
這個案子涉及甘肅省官員二百餘人，其中布政使以下縣令以上官員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說将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一網打盡。
這些讀“四書五經”出身的朝廷命官，無一例外廉恥喪盡。
面對這樣明目張膽的罪行，居然無一拒絕，反而争先恐後。
他們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貪腐集團，案前有預謀、有計劃，案中有分工、有組織、有步驟，案後有攻守同盟。
這樣一個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肅是公開的秘密，在全國，也為許多人所知。
但是七年之内居然無一人舉報告發，最終還是貪污者自我暴露。
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風也大抵可以想見。
乾隆皇帝也不禁歎息：“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 其次是地方腐敗與中央高層直接關聯，腐爛已經蔓延到政治中樞。
王撣望當初向朝廷建議開捐之時，皇帝本來有過猶豫。
正是朝中管理戶部的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在旁邊不斷慫恿，不斷說王撣望的好話，才最終獲得批準。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派人查糧，被甘肅官員所騙，也顯然是朝中有人為之通風報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号稱廉潔，死後家人卻為分财産而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皇帝耳朵裡。
皇帝以幫助分家為名，調查于氏财産，居然達二百萬兩之多。
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兩個億。
皇帝一直沒弄明白這樣大的家産是從哪裡來的。
直到甘肅冒赈案發，皇帝才恍然大悟。
腐敗蔓延到首席軍機大臣也就是總理級别，這個國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嚴格按大清律查處，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全部要掉腦袋，那麼甘肅省政府運作會立刻癱瘓。
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
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總督勒爾謹、兩任布政使王撣望和王廷贊等五十六名貪官正法。
免死發遣四十六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
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賢良祠。
在所謂盛世之中，發生如此巨案，已經丢盡了朝廷的臉，沒想到此案又引發了另一場更加不堪的笑話。
處理完王撣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郁悶、氣憤難平，另一方面心裡也有一個隐秘的期待。
原來，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壽之時，王撣望曾經向皇帝進貢了一份厚禮，幾乎件件精美絕倫，其中一對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極佳，造型别緻，皇帝喜歡不已。
隻不過，皇帝收受禮品，有進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後，皇帝才忍痛割愛，将這兩樣東西退還給了王氏。
退回之後，皇帝卻有些後悔，這兩樣東西的樣子日日浮現在眼前，讓他牽挂不已。
這回好了，起碼通過抄家，這兩樣東西又可以進宮了。
而且以王撣望之貪婪，家中指不定還有什麼更好的奇珍異寶。
抄家的結果彙報上來，王氏原籍山西陽曲、臨汾二縣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鋪面房三十三間。
地一千零九十五畝，當鋪一座，共估值銀九萬八千五百四十八兩五錢。
此外還有金器近四百兩，珍珠五千餘顆，玉器四十三件，銅器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
浙江任所的好東西更多。
乾隆皇帝特意命閩浙總督陳輝祖細細查抄，報上來的結果是抄出銀九萬餘兩，金葉、金器、金錠、金條近五千兩，金珠寶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皇帝迅速下旨，将這些金銀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内務府。
一個月之後，數十輛大車抵達京城，幾百個箱子在皇宮内堆如山積。
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悅，親自開箱驗看。
然而，一個又一個箱子打開，卻始終沒有發現那對玉瓶和那座玉山子。
就是其他珠寶，也大多是設計老套，做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員記錄的第一手檔案呈上，一樣一樣細細查對。
不對不要緊，一對之下，皇帝大驚失色。
原來，抄家冊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寶根本沒有運進京裡，而上面沒有的東西，在皇帝面前卻多出了八十九樣。
很顯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财寶調了包！ 這簡直是有史以來從沒聽說過的奇聞！誰人這麼大膽，敢當面偷騙皇帝的寶物？ 氣急敗壞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兩名大臣阿桂和福長安，放下手頭的河工重務，星夜兼程趕往浙江，會同閩浙總督陳輝祖查辦此事，嚴令他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皇帝推測，大抵是經手的小吏甚至仆從們無知者無畏，一時利欲熏心，做了這驚天大事。
查出來的結果又讓皇帝大跌眼鏡：見财起意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堂堂閩浙總督陳輝祖！原來王撣望所搜羅的寶物令陳輝祖垂涎不已。
此人平日貪贓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膽子越來越大，對欺騙皇上這樣的大罪也視如平常。
調包時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冊，以緻不幸敗露。
陳輝祖當然難逃一死。
不過皇帝和大臣為了争奪一個犯官的财産，一個急赤白臉，一個形同鼠竊，在中國政治史上留下了難得的荒唐鏡頭。
六君臣賭局 按理說，王撣望案這樣嚴重的案子發生在眼前，應該足以驚醒皇帝的盛世迷夢。
事實是皇帝仍然渾然不覺。
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個心理定勢：形勢總是大好的，成績總是主要的，問題總是局部的。
他多年經營的江山，是鐵打不破的。
雖然乾隆晚年連續爆發多起貪污大案，皇帝仍然認為這些不過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并且經過發現和處理，就已經解決了。
那麼，為什麼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隻有老皇帝視而不見呢？是他老到昏聩了嗎？不盡然。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徹頭徹尾的“洞穴人”。
“長期執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種‘權力幻覺’……權力成為一個洞穴，而這個權勢人物就成為穴居人。
他是自己權力的俘虜。
他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支撐權力的正面信息，負面的信息都作為錯誤的信息被清洗掉了。
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機制，它自動地過濾掉錯誤的信息，輸入正确的信息。
在此情況下，這個領袖往往無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無法對自己的力量形成恰當的符合實際的判斷。
”（《“倒薩戰争”與薩達姆的結局》） 中國的專制者極易成為“洞穴人”。
因為他周圍聚集着大量以窺測他心思為生的人。
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谀言比批評更容易入耳。
因此，最高權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腦。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官員在掌握權力之前行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權，馬上滿面紅光而滿腦糨糊。
乾隆早年對臣下的欺騙伎倆十分警惕，“難眩以僞”。
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來越膨脹，喜谀惡直之弱點逐漸暴露。
大臣們自然也就窺測風向，報喜不報憂。
對專制者來說，從“精明太過”到“颟顸糊塗”，中間并沒有什麼鴻溝，隻需要心态稍作轉變。
在大量的“正面報道”的包圍下，他對尹壯圖這一激烈的“負面報道”産生無比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公布尹壯圖奏折的同時，乾隆連篇累牍，從頭加以反駁： 尹壯圖說天下吏民，多蹙額興歎。
這絕無可能。
因為我即位五十五年來，對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無前例。
六次普免錢糧，無數次赈濟災民。
不惜巨資，修築海塘河工保衛百姓生命安全。
“偏災赈恤，蠲貸頻施，以及修築河工海塘，捍衛民生，所費何止萬萬。
而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漕糧二次，為數又不啻數千萬萬，孚惠闾閻，有加無已。
朕曆觀史冊，自勝國以溯漢初，僅有漢文帝賜農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為美談，從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
朕愛養黎元，如傷在抱，惟恐一夫不獲，施惠猶以為不足，是以宵旰憂勞，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猶日孜孜，無事無時不以愛民為念，雖底小康，猶懷大惕，從不肯矜言示惠。
”大清天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已經達到小康。
因此，廣大人民對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絕不會有“蹙額興歎”之情事。
至于尹壯圖所說的官場腐敗、各地虧空，皇帝認為這也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
事實上，如果曆史地、全面地、本質地看，當今這個時代，是曆史上最清廉的時期。
不但超越曆代，而且也遠優于皇祖皇父時期：“康熙、雍正年間，雖法度嚴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學、索額圖、噶禮、隆科多、年羹堯諸臣竊權交結，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說。
”而乾隆年間，懲貪之嚴厲前所未有，各地官員凜如冰淵，絕大多數不敢犯法。
即使有一二膽大之徒，也馬上遇到嚴懲：“自朕臨禦以來……其有貪婪不法如王撣望、陳輝祖、國泰、郝碩諸人，一經敗露，無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撫當此吏治肅清之際，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潛移，豈敢以身試法！夫各督撫……倘謂藉端賠項派累屬員，則斷斷不敢為此……” 因此，目前大清的形勢是史上最好，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還會越來越好，好得不能再好。
那麼，尹壯圖為什麼還要閉着眼睛瞎說呢？ 在上谕中，皇帝公開分析說，尹壯圖此舉出自如下卑鄙動機：他自揣學問才幹均屬平庸，在朝廷不能升為侍郎，外放派不到學政，至于尚書、督撫的職位更難夢想，所以想借此奏折顯示才能，或許能僥幸錄用，又可借盤查為名，沿途進行恐吓訛詐，希望得到賄賂好處，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豈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打賭還沒有見出分曉，皇帝先進行一通人身攻擊，其氣急敗壞之心态袒露無遺。
皇帝更趨氣壯地與尹壯圖擺下了擂台，要公開較量一場。
然而遊戲規則卻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乾隆盛世”的紙糊外衣，辦法很簡單。
暗訪一下，形勢立判。
尹壯圖也是這樣想的。
然而皇帝卻不給他這個機會。
皇帝明确拒絕了尹氏“密往查訪”的要求，理由是“無此政體”。
其實，老皇帝雖然不願意聽到任何批評之聲，但是他心裡也很清楚，當今天下并非沒有可議之處。
尹壯圖所說的吏治廢弛，倉庫虧空，在某些局部也确實存在。
此前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他就曾經派阿桂、曹文植等到浙省查辦過府庫虧空案。
而雲南一省現在虧空100萬兩，這也是乾隆明确掌握的。
如果真的派尹壯圖進行暗訪，那麼難保不查出幾處虧空，他的面子往哪裡放！ 皇帝和尹氏的分歧點并不在于虧空的有無，而在于，皇帝認為，這些現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并不影響大清政治的光榮和偉大。
皇帝和尹氏打這個賭，就是為了反擊那些惡意唱空大清政局的不和諧聲音。
因此，采取點小小手腕，也是必須的。
所謂“行大事不拘小節”。
因此，皇帝從大局出發，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一系列相關決策： 第一，拒絕尹氏“密往查訪”。
非但不允許密查，還規定尹壯圖每到一處，朝廷先五百裡通知地方官。
第二，在尹氏出發前，發出通谕，給全國官員打一劑預防針，以防大家思維混亂。
皇帝在上谕中點明打這個賭的目的，是以尹氏為反面教員，對全國臣民上一次形勢教育課，以為無識之徒戒。
皇帝說，令尹氏盤查盤查的結果必然是用事實“服其心”。
“若所盤查倉庫毫無虧缺，則是尹壯圖以捕風捉影之談為沽名釣譽之舉，不但誣地方官以貪污之罪，并将天下億兆民人感戴真誠全為泯沒。
而朕五十五年以來子惠元元之實政實心，幾等于暴斂橫征之世。
”尹氏的罪惡，因此會大白于天下。
了解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如此盤查，當然什麼東西也查不出來。
在“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絕不會有半點含糊。
因此，尹壯圖還沒有出發，這個賭局事實上勝負已定。
但是，形式還不得不走。
皇帝谕旨一下，戶部侍郎慶成就帶着尹壯圖上路了。
老皇帝因為生氣而特别刻薄，在谕旨中還特别說明，慶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費用國家報銷。
尹壯圖是自願前去盤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給他提供差旅費，一路花費由他自己負責，以示國家大公。
慶成官轎儀仗在前，尹壯圖騎着匹騾子孤零零地跟在後面，第一站來到了山西大同。
“檢查”的結果當然毫無懸念。
地方官員領着兩位檢查官，一個個打開糧倉銀庫，一本本打開賬目，果然倉庫銀兩“絲毫并不短少”，所儲糧食“石數亦屆相符”。
檢查完畢，地方官領着慶成去看石窟，留下尹壯圖一個人在旅館裡寫彙報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現在應該怎麼辦。
老實倔強的尹壯圖終于學會說謊了。
他用極為認真的語氣，詳細彙報了檢查過程以及結果。
然後，他無比沉痛地總結說，自己以道聽途說的材料來“冒渎聖聽”，實在是喪心
” 在和砷的操作下，議罪銀制度為晚年皇帝的錢包裡注入了大量現金。
僅從現存的《密記檔》統計，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議罪銀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
其中，督撫認議罪銀為三十七人次，即全國平均不到三個督撫中就有一個人認議罪罰銀。
此外，布政使、鹽政、織造與關差等認議罪罰銀的有二十六人次。
罰議罪銀少則萬兩，通常三萬兩上下，見于記載的最多一次高達三十八萬四千兩，下面是《密記檔》裡的幾筆記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二月，全德奏交蘇州織造任内應賠罰料銀并關稅短少銀二萬八千七百七十二兩。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寶奏交自行議罪銀十一萬兩。
乾隆四十六年，文绶名下共奏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三月，巴延三因“民人譚老貴自缢身亡一案”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和砷代奏原任巡撫楊魁之子楊超铮交議罪銀五萬兩，分五年代其父交納。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征瑞奏交國棟名下入官銀五萬兩。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鹽政使西甯因鹽課事“辦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奏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福康安代奏巴延三“因鹽務事”交自行議罪銀十萬兩。
乾隆四十九年，征瑞奏交範清濟“因拖欠額銅數十萬斤，除查封産業外”，罰銀八萬兩，故自議交銀八萬兩。
乾隆五十年（1785年），李質穎奏交自行議罪銀十四萬兩、關稅短少銀三萬餘兩，共十七萬餘兩。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富勒渾代奏運司張萬選因“船隻缺少不能籌劃添補”事，交自行議罪銀三萬兩。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和砷、福長安代奏雅德因“浙江稅務缺少”事，交自行議罪銀六萬兩。
…… 按乾隆的說法，議罪銀制度是“以督撫等祿入豐腴，而所獲之咎，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罪，用示薄懲”。
看起來似乎于國體無損，既沒有增加百姓的負擔，又寬綽了皇帝的手頭，還警戒了不法的官員，真是一舉多得。
而事實上，這卻是一項後果極為嚴重的惡政。
貪腐政治一個不變的規律是，個人從貪腐中所得的，與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
今天的官員，可以因為幾萬元的好處，甚至僅僅幾次“特殊消費”，大筆一揮，将千萬的土地批給開發商。
同樣，乾隆晚年從議罪銀制度中得到的幾百萬兩零花錢，給大清王朝造成的損失要以億萬計。
所謂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
在享受花錢快樂的同時，老皇帝對于那些踴躍交納議罪銀的官員不可能不高擡一點貴手。
許多所謂“法所難宥”的大罪，隻要交納的銀兩足夠多，就可以免罪。
因此議罪銀實際上起不到懲戒作用，反而變相地使貪污侵占合法化，為犯罪提供了保護傘、“免死牌”，為貪官們壯了膽，讓他們貪污腐敗為非作歹起來心裡有了底。
反正大不了找和砷通融通融，罰錢了事。
正如尹壯圖所說：“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 這一制度讓官員們貪腐起來更有動力。
積累多年的家業被罰光後，官員們的第一選擇往往是更加瘋狂的搜刮。
有的時候，因為議罪銀數量過多，無法交納，官員們的第一選擇也是通過“犯罪”來獲取“議罪銀”。
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要交三萬兩議罪銀，向他求助。
他于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兩銀子，交給弟弟。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東巡撫國泰向屬員們勒索了白銀八萬兩，而一年前國泰的父親文绶繳納的議罪銀恰是八萬兩。
五腐敗集團化 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污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
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污的，因為“低薪制”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
事實上，傳統财政制度中可鑽的空子太多，貪污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
在大部分時候，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
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隻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實利益。
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
同時，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
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
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
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
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錢财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适合的溫濕度和酸堿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
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
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乾隆中後期，腐敗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一是涉案數額從小到大，腐敗案件由少到多。
乾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後，貪污案件極少發生。
偶有發生，貪污額亦不大。
乾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
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
到了中後期，腐敗案接連爆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污動辄數萬，十萬，數十萬。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貴州知州劉标就侵蝕公帑二十四萬兩。
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個小小的松崗站站員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萬兩。
二是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涉案高官越來越多。
一般來說，高級領導幹部經過組織程序千挑萬選，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質均應大大高于官僚隊伍的平均水平。
确實，在乾隆前期，因為腐敗而被處理的高級官員，不過三五人而已。
到了中期之後，形勢為之一變。
從州府到省級大員，最後到首席軍機大臣，都陷入腐敗的泥潭。
乾隆中後期二十多年間，省部級高官被處理者達二十多人。
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
”（《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賄賂公行，窩案串案迅速增多，腐敗呈集團化公開化趨勢。
康雍兩朝，舉朝視貪腐如仇敵。
到了乾隆朝，大家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
在權力已經充分市場化的背景下，辦一件事，安排一項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規定。
不懂這些潛規則，在官場是無法立足的。
如果不貪污，一個人就無法操縱自己的關系網；如果不貪污，他也沒辦法建功立業。
在一定範圍内的貪渎，不但是社會所默許的，而且是必須的。
“腐而不敗”，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為了自保，腐敗者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
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員衆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系網。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
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系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
常常是一人犯案，會導緻一省官僚體系癱瘓。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貪污大案——甘肅冒赈案，就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人蘇四十三率回族起義，乾隆皇帝派兵進剿。
由于事發突然，甘肅一時難以籌集大量兵饷。
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為了表現自己，主動向皇帝表示，願意捐出四萬兩，以解燃眉：“臣甘願将曆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繳貯甘肅藩庫，以資兵饷。
” 聰明反被聰明誤。
讀到這個奏折，乾隆的第一反應不是大加贊賞，而是心中一愣。
衆所周知，甘肅是個窮省，官員收入很低，一個布政使怎麼能一下子拿出這麼多錢？ 在布置戰争的同時，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贊家産來源。
一查之下，甘肅冒赈案迅速敗露。
原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贊的前任山西人王撣望任甘肅布政使。
他對皇帝說，甘肅這些年連年大旱，百姓餓死不少。
因此他請示朝廷，在當地開展捐糧運動，捐得多的富戶可以取得“監生”資格。
對救災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準了王撣望的建議。
不過在實際操作中，王氏卻隻收銀子，不收糧食。
數年之間，就籌集了上百萬兩白銀。
這筆錢他一分也沒有用來救災，而是在命令各級政府編造假賬報銷後，與各級官員私分掉了。
在貪污大量銀兩的同時，王撣望不斷上奏朝廷，說他辦理捐糧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災民，災民如何如何流着淚感謝皇帝、感謝朝廷，紛紛稱贊大清王朝好。
這樣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撣望辦理捐糧“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
王廷贊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繼續貪污。
據事後統計，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肅省共有二十七萬多人捐了監生，收銀一千五百多萬兩，通省官員合計侵貪赈銀二百九十餘萬兩。
這樣嚴重的貪污案件，在中國曆史上極為罕見。
它反映出大清政治體制的許多緻命問題。
首先是監察機制形同虛設。
有清一代，放赈過程有着嚴格而細緻的規定。
發放糧米時，官員必須親自到場，每日發放後，官員要親自簽字畫押，以為憑證。
全部發放完畢之日，還要在發放冊首尾簽上總名，通冊加騎縫印記，以備上司檢查。
同時，還要将發放數目、具體領取人名字、數額張榜公布，讓百姓監督。
然而王撣望命令全省官員自行捏報災情，所有報災、勘災、監放規定均視為一紙虛文，無一執行。
數年之間，不但從來沒有人檢查核實，也并沒有人舉報揭發過。
對于甘肅捐糧這樣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視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經派人到甘肅開倉查糧，以防捐糧過程有弊。
可是甘肅各州縣官員串通作假，在糧倉的下面鋪架木闆，木闆上面撒上谷物，給監察官員以“糧倉滿囤”的假象，輕易欺騙了朝廷。
更為嚴重的是，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貪腐已經由局部發展到全部，由變态發展成為常态。
這個案子涉及甘肅省官員二百餘人，其中布政使以下縣令以上官員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說将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一網打盡。
這些讀“四書五經”出身的朝廷命官，無一例外廉恥喪盡。
面對這樣明目張膽的罪行，居然無一拒絕，反而争先恐後。
他們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貪腐集團，案前有預謀、有計劃，案中有分工、有組織、有步驟，案後有攻守同盟。
這樣一個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肅是公開的秘密，在全國，也為許多人所知。
但是七年之内居然無一人舉報告發，最終還是貪污者自我暴露。
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風也大抵可以想見。
乾隆皇帝也不禁歎息：“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 其次是地方腐敗與中央高層直接關聯，腐爛已經蔓延到政治中樞。
王撣望當初向朝廷建議開捐之時，皇帝本來有過猶豫。
正是朝中管理戶部的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在旁邊不斷慫恿，不斷說王撣望的好話，才最終獲得批準。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派人查糧，被甘肅官員所騙，也顯然是朝中有人為之通風報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号稱廉潔，死後家人卻為分财産而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皇帝耳朵裡。
皇帝以幫助分家為名，調查于氏财産，居然達二百萬兩之多。
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兩個億。
皇帝一直沒弄明白這樣大的家産是從哪裡來的。
直到甘肅冒赈案發，皇帝才恍然大悟。
腐敗蔓延到首席軍機大臣也就是總理級别，這個國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嚴格按大清律查處，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全部要掉腦袋，那麼甘肅省政府運作會立刻癱瘓。
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
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總督勒爾謹、兩任布政使王撣望和王廷贊等五十六名貪官正法。
免死發遣四十六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
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賢良祠。
在所謂盛世之中，發生如此巨案，已經丢盡了朝廷的臉，沒想到此案又引發了另一場更加不堪的笑話。
處理完王撣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郁悶、氣憤難平，另一方面心裡也有一個隐秘的期待。
原來，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壽之時，王撣望曾經向皇帝進貢了一份厚禮，幾乎件件精美絕倫，其中一對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極佳，造型别緻，皇帝喜歡不已。
隻不過，皇帝收受禮品，有進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後，皇帝才忍痛割愛，将這兩樣東西退還給了王氏。
退回之後，皇帝卻有些後悔，這兩樣東西的樣子日日浮現在眼前，讓他牽挂不已。
這回好了，起碼通過抄家，這兩樣東西又可以進宮了。
而且以王撣望之貪婪，家中指不定還有什麼更好的奇珍異寶。
抄家的結果彙報上來，王氏原籍山西陽曲、臨汾二縣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鋪面房三十三間。
地一千零九十五畝，當鋪一座，共估值銀九萬八千五百四十八兩五錢。
此外還有金器近四百兩，珍珠五千餘顆，玉器四十三件，銅器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
浙江任所的好東西更多。
乾隆皇帝特意命閩浙總督陳輝祖細細查抄，報上來的結果是抄出銀九萬餘兩，金葉、金器、金錠、金條近五千兩，金珠寶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皇帝迅速下旨，将這些金銀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内務府。
一個月之後，數十輛大車抵達京城，幾百個箱子在皇宮内堆如山積。
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悅，親自開箱驗看。
然而，一個又一個箱子打開，卻始終沒有發現那對玉瓶和那座玉山子。
就是其他珠寶，也大多是設計老套，做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員記錄的第一手檔案呈上，一樣一樣細細查對。
不對不要緊，一對之下，皇帝大驚失色。
原來，抄家冊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寶根本沒有運進京裡，而上面沒有的東西，在皇帝面前卻多出了八十九樣。
很顯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财寶調了包！ 這簡直是有史以來從沒聽說過的奇聞！誰人這麼大膽，敢當面偷騙皇帝的寶物？ 氣急敗壞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兩名大臣阿桂和福長安，放下手頭的河工重務，星夜兼程趕往浙江，會同閩浙總督陳輝祖查辦此事，嚴令他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皇帝推測，大抵是經手的小吏甚至仆從們無知者無畏，一時利欲熏心，做了這驚天大事。
查出來的結果又讓皇帝大跌眼鏡：見财起意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堂堂閩浙總督陳輝祖！原來王撣望所搜羅的寶物令陳輝祖垂涎不已。
此人平日貪贓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膽子越來越大，對欺騙皇上這樣的大罪也視如平常。
調包時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冊，以緻不幸敗露。
陳輝祖當然難逃一死。
不過皇帝和大臣為了争奪一個犯官的财産，一個急赤白臉，一個形同鼠竊，在中國政治史上留下了難得的荒唐鏡頭。
六君臣賭局 按理說，王撣望案這樣嚴重的案子發生在眼前，應該足以驚醒皇帝的盛世迷夢。
事實是皇帝仍然渾然不覺。
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個心理定勢：形勢總是大好的，成績總是主要的，問題總是局部的。
他多年經營的江山，是鐵打不破的。
雖然乾隆晚年連續爆發多起貪污大案，皇帝仍然認為這些不過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并且經過發現和處理，就已經解決了。
那麼，為什麼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隻有老皇帝視而不見呢？是他老到昏聩了嗎？不盡然。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徹頭徹尾的“洞穴人”。
“長期執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種‘權力幻覺’……權力成為一個洞穴，而這個權勢人物就成為穴居人。
他是自己權力的俘虜。
他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支撐權力的正面信息，負面的信息都作為錯誤的信息被清洗掉了。
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機制，它自動地過濾掉錯誤的信息，輸入正确的信息。
在此情況下，這個領袖往往無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無法對自己的力量形成恰當的符合實際的判斷。
”（《“倒薩戰争”與薩達姆的結局》） 中國的專制者極易成為“洞穴人”。
因為他周圍聚集着大量以窺測他心思為生的人。
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谀言比批評更容易入耳。
因此，最高權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腦。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官員在掌握權力之前行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權，馬上滿面紅光而滿腦糨糊。
乾隆早年對臣下的欺騙伎倆十分警惕，“難眩以僞”。
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來越膨脹，喜谀惡直之弱點逐漸暴露。
大臣們自然也就窺測風向，報喜不報憂。
對專制者來說，從“精明太過”到“颟顸糊塗”，中間并沒有什麼鴻溝，隻需要心态稍作轉變。
在大量的“正面報道”的包圍下，他對尹壯圖這一激烈的“負面報道”産生無比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公布尹壯圖奏折的同時，乾隆連篇累牍，從頭加以反駁： 尹壯圖說天下吏民，多蹙額興歎。
這絕無可能。
因為我即位五十五年來，對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無前例。
六次普免錢糧，無數次赈濟災民。
不惜巨資，修築海塘河工保衛百姓生命安全。
“偏災赈恤，蠲貸頻施，以及修築河工海塘，捍衛民生，所費何止萬萬。
而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漕糧二次，為數又不啻數千萬萬，孚惠闾閻，有加無已。
朕曆觀史冊，自勝國以溯漢初，僅有漢文帝賜農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為美談，從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
朕愛養黎元，如傷在抱，惟恐一夫不獲，施惠猶以為不足，是以宵旰憂勞，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猶日孜孜，無事無時不以愛民為念，雖底小康，猶懷大惕，從不肯矜言示惠。
”大清天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已經達到小康。
因此，廣大人民對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絕不會有“蹙額興歎”之情事。
至于尹壯圖所說的官場腐敗、各地虧空，皇帝認為這也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
事實上，如果曆史地、全面地、本質地看，當今這個時代，是曆史上最清廉的時期。
不但超越曆代，而且也遠優于皇祖皇父時期：“康熙、雍正年間，雖法度嚴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學、索額圖、噶禮、隆科多、年羹堯諸臣竊權交結，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說。
”而乾隆年間，懲貪之嚴厲前所未有，各地官員凜如冰淵，絕大多數不敢犯法。
即使有一二膽大之徒，也馬上遇到嚴懲：“自朕臨禦以來……其有貪婪不法如王撣望、陳輝祖、國泰、郝碩諸人，一經敗露，無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撫當此吏治肅清之際，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潛移，豈敢以身試法！夫各督撫……倘謂藉端賠項派累屬員，則斷斷不敢為此……” 因此，目前大清的形勢是史上最好，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還會越來越好，好得不能再好。
那麼，尹壯圖為什麼還要閉着眼睛瞎說呢？ 在上谕中，皇帝公開分析說，尹壯圖此舉出自如下卑鄙動機：他自揣學問才幹均屬平庸，在朝廷不能升為侍郎，外放派不到學政，至于尚書、督撫的職位更難夢想，所以想借此奏折顯示才能，或許能僥幸錄用，又可借盤查為名，沿途進行恐吓訛詐，希望得到賄賂好處，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豈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打賭還沒有見出分曉，皇帝先進行一通人身攻擊，其氣急敗壞之心态袒露無遺。
皇帝更趨氣壯地與尹壯圖擺下了擂台，要公開較量一場。
然而遊戲規則卻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乾隆盛世”的紙糊外衣，辦法很簡單。
暗訪一下，形勢立判。
尹壯圖也是這樣想的。
然而皇帝卻不給他這個機會。
皇帝明确拒絕了尹氏“密往查訪”的要求，理由是“無此政體”。
其實，老皇帝雖然不願意聽到任何批評之聲，但是他心裡也很清楚，當今天下并非沒有可議之處。
尹壯圖所說的吏治廢弛，倉庫虧空，在某些局部也确實存在。
此前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他就曾經派阿桂、曹文植等到浙省查辦過府庫虧空案。
而雲南一省現在虧空100萬兩，這也是乾隆明确掌握的。
如果真的派尹壯圖進行暗訪，那麼難保不查出幾處虧空，他的面子往哪裡放！ 皇帝和尹氏的分歧點并不在于虧空的有無，而在于，皇帝認為，這些現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并不影響大清政治的光榮和偉大。
皇帝和尹氏打這個賭，就是為了反擊那些惡意唱空大清政局的不和諧聲音。
因此，采取點小小手腕，也是必須的。
所謂“行大事不拘小節”。
因此，皇帝從大局出發，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一系列相關決策： 第一，拒絕尹氏“密往查訪”。
非但不允許密查，還規定尹壯圖每到一處，朝廷先五百裡通知地方官。
第二，在尹氏出發前，發出通谕，給全國官員打一劑預防針，以防大家思維混亂。
皇帝在上谕中點明打這個賭的目的，是以尹氏為反面教員，對全國臣民上一次形勢教育課，以為無識之徒戒。
皇帝說，令尹氏盤查盤查的結果必然是用事實“服其心”。
“若所盤查倉庫毫無虧缺，則是尹壯圖以捕風捉影之談為沽名釣譽之舉，不但誣地方官以貪污之罪，并将天下億兆民人感戴真誠全為泯沒。
而朕五十五年以來子惠元元之實政實心，幾等于暴斂橫征之世。
”尹氏的罪惡，因此會大白于天下。
了解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如此盤查，當然什麼東西也查不出來。
在“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絕不會有半點含糊。
因此，尹壯圖還沒有出發，這個賭局事實上勝負已定。
但是，形式還不得不走。
皇帝谕旨一下，戶部侍郎慶成就帶着尹壯圖上路了。
老皇帝因為生氣而特别刻薄，在谕旨中還特别說明，慶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費用國家報銷。
尹壯圖是自願前去盤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給他提供差旅費，一路花費由他自己負責，以示國家大公。
慶成官轎儀仗在前，尹壯圖騎着匹騾子孤零零地跟在後面，第一站來到了山西大同。
“檢查”的結果當然毫無懸念。
地方官員領着兩位檢查官，一個個打開糧倉銀庫，一本本打開賬目，果然倉庫銀兩“絲毫并不短少”，所儲糧食“石數亦屆相符”。
檢查完畢，地方官領着慶成去看石窟，留下尹壯圖一個人在旅館裡寫彙報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現在應該怎麼辦。
老實倔強的尹壯圖終于學會說謊了。
他用極為認真的語氣，詳細彙報了檢查過程以及結果。
然後，他無比沉痛地總結說，自己以道聽途說的材料來“冒渎聖聽”，實在是喪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