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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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狂，“戆愚”之至。
經過皇帝的玉音和事實的雙重教育，他深刻認識到自己對大清天下的認識是徹底錯誤的。
山西大同一處如此，自然證明全國處處皆然。
當今天下府庫充實，自不待言。
現在形勢已經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誤皇帝的寶貴時間了，“懇即回京治罪”，讓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來辦别的大事。
按理說，事情到此，皇帝已經達到了目的，此事可以告一段落了。
然而皇帝并不滿意。
比賽剛剛開始，尹壯圖就應聲倒地，顯然是用假死來逃避打擊。
皇帝一定要把尹壯圖拉起來，迫使他繼續打下去，直到打得他真正心服口服，整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算解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二月初三，皇帝發布上谕，說尹壯圖要求事情就此結束，這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态，造成“抗疏铮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罵尹壯圖此舉“居心巧詐，殆不可問”！皇帝說，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讓他回來。
因為“一省查無虧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當前赴山東及直隸正定、保定等處”。
一定要讓他心服口服後，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詐”這句詈罵一出口，老皇帝積累了多日的邪火噴薄而出，接下來又把尹氏從頭到腳細細罵了一頓。
皇帝也真有閑心，他把尹氏幾次的奏折又讀了一遍，挑出了兩個用詞不當之處，然後說，尹壯圖因為升不了官外放不了學政而怨恨朝廷。
其實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為他才學實在有限，這樣白字連篇的人，豈能外放學政擔當教育士子的重任？ 皇帝還推測說，尹壯圖當初提出要密查，其實主要是想到淮揚一帶敲詐鹽商們。
因為那一帶鹽商都是巨富，如果尹氏以欽差大臣的聲威一恫吓，他們必定會大加賄賂，尹氏就能名利雙收了。
連諷帶刺痛快淋漓地挖苦譏笑尹氏一通後，皇帝大罵道，這類伎倆就是庸主也不會受騙，還想拿來騙他？真是沒長眼睛，活該倒黴！“若朕燭照所及，情僞周知，小人心術，早已洞見肺肝！” 罵夠了的皇帝突然又想到了一個問題：他怕嚴責之下，尹壯圖畏罪尋死，不能完整地起到反面教員的作用。
所以他在上谕中要慶成轉告尹氏，不會殺他的頭，叫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謬妄之處，固難辭咎，然究系愚昧無知，其罪斷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
”皇帝大開宏恩，上一次說不能給尹氏報銷出差費，但現在考慮到他是窮書生，帶的盤費大概不會多，如果不夠用，讓慶成在出差費中酌情分一些給他，讓他健健康康地回來，好接受最後的處理。
沒有辦法，尹壯圖隻好硬着頭皮，跟着慶成繼續這哭笑不得的“全國大檢查”。
他一邊檢查，皇帝還一邊不停地給他寫信，問他“途中見商民蹙額興歎狀否？”全國人民的精神狀态到底怎麼樣？大家對大清政權支不支持？ 尹壯圖知道，自己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用自己的嘴徹底否定自己那道惹事的奏折。
因此，接下來這一路，尹壯圖都忙于絞盡腦汁，撰寫大量考察報告彙報給皇上。
在報告中，他一再奏稱：“目見商民樂業，絕無蹙額興歎情事。
”“經過州縣地方，百姓俱極安帖。
随處體察，毫無興歎情事。
” 在報告中，他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實”報告沿途見聞，熱情歌頌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樂業： 目擊各省庫項豐，他儲充足，并無絲毫短缺，而往來數千裡内複見商賈士民安居樂業，共享升平，實無地方官滋擾之事。
所過淮、揚、常、鎮，以及蘇州省會，正當新年慶賀之時，溢巷摩肩，攜豚沽酒，童叟怡然自樂，未聞有官吏滋擾之事。
…… “全國大檢查”結束之後，尹壯圖再次上書，表示徹底認罪，“自承虛诳，奏請治罪”。
說自己“業已傾心帖服，可否懇恩，即令回京待罪”？ 這些彙報符合皇帝的期望。
皇帝帶着大獲全勝的滿足總結處理此案。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初十，乾隆發表長篇上谕，“令慶成帶同赴山西、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盤查倉庫，俱無虧短，是尹壯圖逞臆妄言，其罪已無可逭”…… 皇帝總結此案，從頭道來，說尹壯圖原為内閣學士，隻是因為雲南沒有大員，皇帝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說他的才幹學問，當閣學已屬僥幸，還想往上爬，“其希榮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見其肺肝”。
因此而污蔑國家政治，其罪甚大。
不知為什麼，皇帝總覺得這樁罪過雖然“甚大”，卻還是不足以服衆。
他百般羅織，力圖把尹氏徹底搞臭。
反複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尹壯圖當初由北京丁憂回籍雲南，隻應該經過直隸、河南、湖廣、貴州等省，怎麼會經過江、浙、廣西各省？ 皇帝自問自答：自然故意繞道各處，與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風，必須老實交代。
這個指責皇帝也知道不十分有力，因為畢竟隻是推測，沒有人證物證。
不過他還有更有力的武器。
經過調查，皇帝發現尹壯圖年過70歲的老母仍在故鄉雲南生活。
皇帝說，孝道乃人倫之首。
作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将老母接來北京，就應辭職回鄉供養。
而尹氏二者都不選擇，一個人在京做官，“乃竟戀職忘親，棄之不顧，尚得謂之人類乎？尹壯圖不但無君，而無親，人倫喪失，豈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紳？尹壯圖着革職，交與慶成押帶來京，交刑部治罪”。
無君無親，罪過還有比這更大的嗎？ 這麼大的罪，應該如何處理呢？大臣們經過多次商議，按照“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制造假象欺騙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議的罪名），提出應該将尹壯圖判處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對此案做了終審判決。
皇帝做事，向來注意既要達到目的，又要籠絡人心。
出人意料地，皇帝采取了打擊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
皇帝說，大家對尹壯圖的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殺頭，也應該充軍。
但是皇帝特别仁慈，他尹壯圖雖然卑鄙無恥，心懷惡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風格太高，“不妨以謗為規”，無則加勉而已。
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閣侍讀用，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準開複”。
那意思是說，原本是“敵我矛盾”，不過按“内部矛盾”處理。
降級使用，從副部級降為司局級。
因内閣侍讀并無缺額，尹壯圖被安排為禮部主事。
說來有趣，皇帝此時忘了他把尹壯圖“戀職忘親”列為定罪的重要理由，處理起來居然讓他繼續在京任職，與母親分離。
倒是尹壯圖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後，他以侍奉老母為由，申請辭職。
辭呈一上，皇帝無法拒絕，隻好放他回家。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尹氏領了聖恩，卷了鋪蓋回老家養母去了。
七中國人的“盛世夢” 盛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
生逢盛世，是每一個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
所謂盛世，就是内無嚴重的政治腐敗，外無迫在眉睫的敵國外患，社會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飽飯的時代。
在中國曆史上，這樣大規模的盛世出現過三次，即漢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開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
除了這三大盛世，還有過幾個小規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東漢的“光武中興”、隋代的“開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
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裡的小王朝也取得過不錯的治理成就。
比如十六國時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堅，南北朝的劉宋文帝時代，以及五代十國的後周南唐統治下的某個時段。
然而也就僅此而已了。
雖然曆代中國人夢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現就是這樣屈指可數，而且持續的時間也不長。
文景之治持續了近40年。
事實上，文帝剛剛即位時，天下還相當殘破，真正的盛世出現在景帝時期，并由漢武帝推向高峰。
算上武帝前期，漢代治世持續近70年，其中盛世大約30年。
唐代盛世史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
這兩個階段并不接續。
貞觀之治從627年到649年，持續22年，這一階段是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階段，成就并沒有超越前代。
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續大約30年。
隻有康雍乾盛世持續時間最久，然而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止，持續也不到100年。
即使從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過130多年。
有人統計過，數千年中國曆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這個詞是中國獨有的。
漢文化圈以外的史書中，找不出這兩個字。
無怪乎中國曆史多災多難，細細掂量，“盛世”這個詞本身就蘊含着無奈和不祥。
“盛”“衰”相對，沒有衰世作為背景，就沒有盛世的美麗和燦爛。
第一，中國曆史上的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作為前奏。
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
在這個盛世出現前20年，中國剛結束了秦末戰亂。
十餘年的戰亂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
《漢書》中多處提及改朝換代之際各地驚人的人口變化。
《漢書·陳平傳》記載，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萬戶，而劉邦在秦末戰争中路過這個城市時，發現它的人口隻剩下了五千戶。
《漢書》還說，在劉邦即位十二年之後，全國統計上來的人口數隻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
考慮到逃亡等因素，曆史學家一般的推斷是秦漢更替過程中的戰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于經濟損失，更是慘重。
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
《漢書·食貨志》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
”“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車。
”就是說，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
中國曆史上最為人豔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
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
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才平息。
《隋唐演義》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
貞觀六年（632年），魏征描繪戰亂的後遺症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裡，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貞觀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貞觀十一年（637年），馬周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
”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數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
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于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
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
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
《清史稿·王骘傳》裡記載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裡，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
自蕩平後，休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衆”。
趙文林、謝淑君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為真實的數字并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沒有被王骘統計出來。
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
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
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要條件。
中國傳統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台。
正是隋末戰争導緻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制，給每個男丁發放一頃田地。
戰亂導緻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在大動蕩過去之後，新王朝隻要能保證幾十年内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麼并不需要它提出多麼高明的發展策略，隻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獲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複期。
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前代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後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後代統治集團以極大警醒。
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于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漢王朝建立之後，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
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炀帝這個“反面教員”。
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之鏡鑒。
明代後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
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
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饷”（遼饷、剿饷和練饷）。
鑒于明代教訓，清代統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為曆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
明代後期帝王的懶惰登峰造極，萬曆更是創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曆史紀錄。
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曆史上最為勤政的一個帝王群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
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
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為中國曆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
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後考出的高分。
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并不見得肯定收獲盛世。
事實上，盛世出現的條件遠比這個要苛刻。
在中國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災難都能由進步來補償，更多的時候，災難換來的隻是更大的災難。
司馬炎篡位不久，攻滅吳國，結束三國混戰曆史，晉武帝也成為繼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之後，第四個一統全國的帝王。
在統一之初，他積極進取，順應民意，減免徭役，一時“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
隐隐然出現了“盛世”征兆。
如果他再加一把勁，一個大規模的盛世就會水到渠成。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備漢文帝和唐太宗那樣出衆的素質。
晉武帝迅速陷入物質享受之中。
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晉貴族文恬武嬉，大肆揮霍，興起了一股中國曆史上聞名的“比富風”。
因此不出人們意料，武帝死後不久，西晉便陷入了混亂之中。
因此，盛世出現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
中國曆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主締造。
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衆，二是要自制力超群。
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出這樣的人才并不容易。
除去唐太宗算是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
事實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強幹還不夠。
盛世的出現，都是幾代人的接力努力達到的結果。
中國盛世出現的規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為新王朝立定規模，打下基礎。
開國帝王去世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磨合動蕩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幹的子孫打開王朝發展的瓶頸期，将王朝推上盛世。
漢代劉邦開國，确立了清靜無為的治國思路，但也留下了諸侯分裂的政治隐患。
劉邦去世後，出現了呂後、惠帝時期的動蕩。
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将“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擊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勢力，消除了政治體制上的重大隐患，從而催生出武帝時代的極盛。
唐代的盛世，經高祖、太宗開基立業，奠定基礎，再有高宗、武後、中宗、睿宗的短期動蕩調整，直到玄宗時才達到高峰。
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爾衮和順治打下基礎。
而康熙繼位，解決了權臣和三藩這兩個發展的瓶頸問題，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曆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
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内定局。
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
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緻了衰敗。
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
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号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飙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
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
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
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裡，在籍人口居然隻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凄慘，獸遊鬼哭”。
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面腐敗更是隻隔了瞬間。
乾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
中國曆史上的幾大盛世，隻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
幾千年間，中國專制制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
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于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
沒有内外條件的嚴厲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制無法抵制環境的縱容與腐蝕。
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
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聩集于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
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西方曆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并不是說其他國家曆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曆史上，它們往往被稱為“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麗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曆史上的黃金時代則沒有這麼短命。
伊麗莎白時代與乾隆時代有許多巧合。
伊麗莎白女王與乾隆同是25歲即位，與乾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
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内部因宗教分裂而處于混亂狀态，對外則面臨與法國的戰争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系。
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争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争，為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
伊麗莎白統治英國45年。
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号海軍大國。
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她是英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
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曆史上被稱為“伊麗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并沒有衰敗。
“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随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于世界。
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創新。
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沖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通過對曆史的回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中國曆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
一個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權并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
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
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
曆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
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并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緻力于發現和解決問題。
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
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挂在嘴邊。
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
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
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诩為“中興”和“盛世”。
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
他們說皇帝“于皇睿明，運符中興，綿于肅清，乾夷坤甯”。
“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于堯禹”。
他們誇秦桧“心潛于聖，有孟轲命世之才；道緻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辟以來能幾人”。
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谀詞，今天聽起來隻是諷刺。
中國曆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
衆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
因此有清一代的诏書中，連篇累牍的内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
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并不那麼感冒。
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複，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緻太平。
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後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環論的産物，而今天的中國曆史已經擺脫循環。
“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
”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曆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循環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
《易經》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複”。
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面運動。
這确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
《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這無一不證明着中國人治循環規律的牢不可破。
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麼就意味着眼前無路，隻有持盈保泰一法，盡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來臨了。
然而，鴉片戰争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中國曆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循環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
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并不是隻有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這一條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鑒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
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回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
正如梁啟超說：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
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經過皇帝的玉音和事實的雙重教育，他深刻認識到自己對大清天下的認識是徹底錯誤的。
山西大同一處如此，自然證明全國處處皆然。
當今天下府庫充實，自不待言。
現在形勢已經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誤皇帝的寶貴時間了，“懇即回京治罪”，讓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來辦别的大事。
按理說，事情到此，皇帝已經達到了目的，此事可以告一段落了。
然而皇帝并不滿意。
比賽剛剛開始，尹壯圖就應聲倒地，顯然是用假死來逃避打擊。
皇帝一定要把尹壯圖拉起來，迫使他繼續打下去，直到打得他真正心服口服，整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算解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二月初三，皇帝發布上谕，說尹壯圖要求事情就此結束，這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态，造成“抗疏铮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罵尹壯圖此舉“居心巧詐，殆不可問”！皇帝說，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讓他回來。
因為“一省查無虧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當前赴山東及直隸正定、保定等處”。
一定要讓他心服口服後，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詐”這句詈罵一出口，老皇帝積累了多日的邪火噴薄而出，接下來又把尹氏從頭到腳細細罵了一頓。
皇帝也真有閑心，他把尹氏幾次的奏折又讀了一遍，挑出了兩個用詞不當之處，然後說，尹壯圖因為升不了官外放不了學政而怨恨朝廷。
其實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為他才學實在有限，這樣白字連篇的人，豈能外放學政擔當教育士子的重任？ 皇帝還推測說，尹壯圖當初提出要密查，其實主要是想到淮揚一帶敲詐鹽商們。
因為那一帶鹽商都是巨富，如果尹氏以欽差大臣的聲威一恫吓，他們必定會大加賄賂，尹氏就能名利雙收了。
連諷帶刺痛快淋漓地挖苦譏笑尹氏一通後，皇帝大罵道，這類伎倆就是庸主也不會受騙，還想拿來騙他？真是沒長眼睛，活該倒黴！“若朕燭照所及，情僞周知，小人心術，早已洞見肺肝！” 罵夠了的皇帝突然又想到了一個問題：他怕嚴責之下，尹壯圖畏罪尋死，不能完整地起到反面教員的作用。
所以他在上谕中要慶成轉告尹氏，不會殺他的頭，叫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謬妄之處，固難辭咎，然究系愚昧無知，其罪斷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
”皇帝大開宏恩，上一次說不能給尹氏報銷出差費，但現在考慮到他是窮書生，帶的盤費大概不會多，如果不夠用，讓慶成在出差費中酌情分一些給他，讓他健健康康地回來，好接受最後的處理。
沒有辦法，尹壯圖隻好硬着頭皮，跟着慶成繼續這哭笑不得的“全國大檢查”。
他一邊檢查，皇帝還一邊不停地給他寫信，問他“途中見商民蹙額興歎狀否？”全國人民的精神狀态到底怎麼樣？大家對大清政權支不支持？ 尹壯圖知道，自己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用自己的嘴徹底否定自己那道惹事的奏折。
因此，接下來這一路，尹壯圖都忙于絞盡腦汁，撰寫大量考察報告彙報給皇上。
在報告中，他一再奏稱：“目見商民樂業，絕無蹙額興歎情事。
”“經過州縣地方，百姓俱極安帖。
随處體察，毫無興歎情事。
” 在報告中，他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實”報告沿途見聞，熱情歌頌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樂業： 目擊各省庫項豐，他儲充足，并無絲毫短缺，而往來數千裡内複見商賈士民安居樂業，共享升平，實無地方官滋擾之事。
所過淮、揚、常、鎮，以及蘇州省會，正當新年慶賀之時，溢巷摩肩，攜豚沽酒，童叟怡然自樂，未聞有官吏滋擾之事。
…… “全國大檢查”結束之後，尹壯圖再次上書，表示徹底認罪，“自承虛诳，奏請治罪”。
說自己“業已傾心帖服，可否懇恩，即令回京待罪”？ 這些彙報符合皇帝的期望。
皇帝帶着大獲全勝的滿足總結處理此案。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初十，乾隆發表長篇上谕，“令慶成帶同赴山西、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盤查倉庫，俱無虧短，是尹壯圖逞臆妄言，其罪已無可逭”…… 皇帝總結此案，從頭道來，說尹壯圖原為内閣學士，隻是因為雲南沒有大員，皇帝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說他的才幹學問，當閣學已屬僥幸，還想往上爬，“其希榮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見其肺肝”。
因此而污蔑國家政治，其罪甚大。
不知為什麼，皇帝總覺得這樁罪過雖然“甚大”，卻還是不足以服衆。
他百般羅織，力圖把尹氏徹底搞臭。
反複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尹壯圖當初由北京丁憂回籍雲南，隻應該經過直隸、河南、湖廣、貴州等省，怎麼會經過江、浙、廣西各省？ 皇帝自問自答：自然故意繞道各處，與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風，必須老實交代。
這個指責皇帝也知道不十分有力，因為畢竟隻是推測，沒有人證物證。
不過他還有更有力的武器。
經過調查，皇帝發現尹壯圖年過70歲的老母仍在故鄉雲南生活。
皇帝說，孝道乃人倫之首。
作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将老母接來北京，就應辭職回鄉供養。
而尹氏二者都不選擇，一個人在京做官，“乃竟戀職忘親，棄之不顧，尚得謂之人類乎？尹壯圖不但無君，而無親，人倫喪失，豈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紳？尹壯圖着革職，交與慶成押帶來京，交刑部治罪”。
無君無親，罪過還有比這更大的嗎？ 這麼大的罪，應該如何處理呢？大臣們經過多次商議，按照“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制造假象欺騙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議的罪名），提出應該将尹壯圖判處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對此案做了終審判決。
皇帝做事，向來注意既要達到目的，又要籠絡人心。
出人意料地，皇帝采取了打擊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
皇帝說，大家對尹壯圖的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殺頭，也應該充軍。
但是皇帝特别仁慈，他尹壯圖雖然卑鄙無恥，心懷惡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風格太高，“不妨以謗為規”，無則加勉而已。
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閣侍讀用，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準開複”。
那意思是說，原本是“敵我矛盾”，不過按“内部矛盾”處理。
降級使用，從副部級降為司局級。
因内閣侍讀并無缺額，尹壯圖被安排為禮部主事。
說來有趣，皇帝此時忘了他把尹壯圖“戀職忘親”列為定罪的重要理由，處理起來居然讓他繼續在京任職，與母親分離。
倒是尹壯圖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後，他以侍奉老母為由，申請辭職。
辭呈一上，皇帝無法拒絕，隻好放他回家。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尹氏領了聖恩，卷了鋪蓋回老家養母去了。
七中國人的“盛世夢” 盛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
生逢盛世，是每一個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
所謂盛世，就是内無嚴重的政治腐敗，外無迫在眉睫的敵國外患，社會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飽飯的時代。
在中國曆史上，這樣大規模的盛世出現過三次，即漢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開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
除了這三大盛世，還有過幾個小規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東漢的“光武中興”、隋代的“開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
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裡的小王朝也取得過不錯的治理成就。
比如十六國時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堅，南北朝的劉宋文帝時代，以及五代十國的後周南唐統治下的某個時段。
然而也就僅此而已了。
雖然曆代中國人夢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現就是這樣屈指可數，而且持續的時間也不長。
文景之治持續了近40年。
事實上，文帝剛剛即位時，天下還相當殘破，真正的盛世出現在景帝時期，并由漢武帝推向高峰。
算上武帝前期，漢代治世持續近70年，其中盛世大約30年。
唐代盛世史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
這兩個階段并不接續。
貞觀之治從627年到649年，持續22年，這一階段是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階段，成就并沒有超越前代。
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續大約30年。
隻有康雍乾盛世持續時間最久，然而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止，持續也不到100年。
即使從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過130多年。
有人統計過，數千年中國曆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這個詞是中國獨有的。
漢文化圈以外的史書中，找不出這兩個字。
無怪乎中國曆史多災多難，細細掂量，“盛世”這個詞本身就蘊含着無奈和不祥。
“盛”“衰”相對，沒有衰世作為背景，就沒有盛世的美麗和燦爛。
第一，中國曆史上的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作為前奏。
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
在這個盛世出現前20年，中國剛結束了秦末戰亂。
十餘年的戰亂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
《漢書》中多處提及改朝換代之際各地驚人的人口變化。
《漢書·陳平傳》記載，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萬戶，而劉邦在秦末戰争中路過這個城市時，發現它的人口隻剩下了五千戶。
《漢書》還說，在劉邦即位十二年之後，全國統計上來的人口數隻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
考慮到逃亡等因素，曆史學家一般的推斷是秦漢更替過程中的戰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于經濟損失，更是慘重。
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
《漢書·食貨志》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
”“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車。
”就是說，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
中國曆史上最為人豔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
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
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才平息。
《隋唐演義》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
貞觀六年（632年），魏征描繪戰亂的後遺症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裡，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貞觀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貞觀十一年（637年），馬周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
”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數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
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于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
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
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
《清史稿·王骘傳》裡記載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裡，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
自蕩平後，休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衆”。
趙文林、謝淑君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為真實的數字并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沒有被王骘統計出來。
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
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
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要條件。
中國傳統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台。
正是隋末戰争導緻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制，給每個男丁發放一頃田地。
戰亂導緻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在大動蕩過去之後，新王朝隻要能保證幾十年内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麼并不需要它提出多麼高明的發展策略，隻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獲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複期。
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前代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後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後代統治集團以極大警醒。
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于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漢王朝建立之後，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
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炀帝這個“反面教員”。
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之鏡鑒。
明代後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
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
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饷”（遼饷、剿饷和練饷）。
鑒于明代教訓，清代統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為曆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
明代後期帝王的懶惰登峰造極，萬曆更是創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曆史紀錄。
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曆史上最為勤政的一個帝王群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
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
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為中國曆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
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後考出的高分。
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并不見得肯定收獲盛世。
事實上，盛世出現的條件遠比這個要苛刻。
在中國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災難都能由進步來補償，更多的時候，災難換來的隻是更大的災難。
司馬炎篡位不久，攻滅吳國，結束三國混戰曆史，晉武帝也成為繼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之後，第四個一統全國的帝王。
在統一之初，他積極進取，順應民意，減免徭役，一時“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
隐隐然出現了“盛世”征兆。
如果他再加一把勁，一個大規模的盛世就會水到渠成。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備漢文帝和唐太宗那樣出衆的素質。
晉武帝迅速陷入物質享受之中。
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晉貴族文恬武嬉，大肆揮霍，興起了一股中國曆史上聞名的“比富風”。
因此不出人們意料，武帝死後不久，西晉便陷入了混亂之中。
因此，盛世出現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
中國曆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主締造。
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衆，二是要自制力超群。
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出這樣的人才并不容易。
除去唐太宗算是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
事實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強幹還不夠。
盛世的出現，都是幾代人的接力努力達到的結果。
中國盛世出現的規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為新王朝立定規模，打下基礎。
開國帝王去世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磨合動蕩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幹的子孫打開王朝發展的瓶頸期，将王朝推上盛世。
漢代劉邦開國，确立了清靜無為的治國思路，但也留下了諸侯分裂的政治隐患。
劉邦去世後，出現了呂後、惠帝時期的動蕩。
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将“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擊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勢力，消除了政治體制上的重大隐患，從而催生出武帝時代的極盛。
唐代的盛世，經高祖、太宗開基立業，奠定基礎，再有高宗、武後、中宗、睿宗的短期動蕩調整，直到玄宗時才達到高峰。
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爾衮和順治打下基礎。
而康熙繼位，解決了權臣和三藩這兩個發展的瓶頸問題，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曆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
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内定局。
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
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緻了衰敗。
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
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号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飙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
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
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
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裡，在籍人口居然隻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凄慘，獸遊鬼哭”。
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面腐敗更是隻隔了瞬間。
乾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
中國曆史上的幾大盛世，隻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
幾千年間，中國專制制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
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于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
沒有内外條件的嚴厲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制無法抵制環境的縱容與腐蝕。
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
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聩集于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
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西方曆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并不是說其他國家曆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曆史上，它們往往被稱為“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麗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曆史上的黃金時代則沒有這麼短命。
伊麗莎白時代與乾隆時代有許多巧合。
伊麗莎白女王與乾隆同是25歲即位，與乾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
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内部因宗教分裂而處于混亂狀态，對外則面臨與法國的戰争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系。
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争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争，為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
伊麗莎白統治英國45年。
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号海軍大國。
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她是英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
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曆史上被稱為“伊麗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并沒有衰敗。
“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随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于世界。
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創新。
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沖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通過對曆史的回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中國曆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
一個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權并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
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
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
曆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
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并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緻力于發現和解決問題。
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
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挂在嘴邊。
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
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
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诩為“中興”和“盛世”。
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
他們說皇帝“于皇睿明，運符中興，綿于肅清，乾夷坤甯”。
“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于堯禹”。
他們誇秦桧“心潛于聖，有孟轲命世之才；道緻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辟以來能幾人”。
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谀詞，今天聽起來隻是諷刺。
中國曆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
衆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
因此有清一代的诏書中，連篇累牍的内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
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并不那麼感冒。
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複，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緻太平。
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後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環論的産物，而今天的中國曆史已經擺脫循環。
“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
”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曆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循環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
《易經》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複”。
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面運動。
這确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
《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這無一不證明着中國人治循環規律的牢不可破。
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麼就意味着眼前無路，隻有持盈保泰一法，盡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來臨了。
然而，鴉片戰争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中國曆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循環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
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并不是隻有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這一條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鑒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
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回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
正如梁啟超說：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
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