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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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開，賬目不清楚，雲霧重重，機關多多。
事實上，送到皇帝手裡的一萬兩，可能意味着督撫們從州縣官員那裡剝削了十萬兩，而州縣們則完全有可能從民間剝削了百萬兩。
事實上，乾隆晚年的數起貪腐大案，都牽出過背後的進貢問題。
那些進貢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賞識的大臣，後來多數都成了貪污犯。
比如那個一年進貢十多次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勾結串通屬下官員，貪污庫存銀八萬五千萬餘兩進行私分。
案發後，朝廷抄了伍拉納的家，抄出白銀四十多萬兩。
被抓之後，伍拉納自供其巨額财産中就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勒令下屬“幫貢”所得：“我們并不自己出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肥囊橐。
” 乾隆皇帝的寵臣李侍堯是當時“優于辦貢”的代表之一。
時人認為他是乾隆朝進貢之風興起的帶頭人：“（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變，從風而靡。
”這并非虛言。
現存史料中有一張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時任兩廣總督的李侍堯所進貢物品名單，我們可以從中窺得李氏進貢手筆之大： 鑲洋表金萬年如意一柄金無量壽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盤蜜蠟朝珠一盤脂玉萬年有慶一件白玉祥祿壽三星一件白玉長春壺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長春花洗一件白玉壽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盤一件漢玉佛手一件漢玉花囊一件漢玉拱璧一件白玉雲紋铎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漢玉爐瓶一事一分漢玉飛熊葉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霁紅花囊一件定窯洗一件喜窯一統尊一件成窯五彩瓶一件定窯福祿尊一件宣窯梅瓶一件宋磁霁紅瓶一件定窯寶月瓶一件哥窯筆洗一件青綠三代尊一件青綠提梁一件青綠凫尊一件明黃刻絲萬福萬壽龍袍一件天青刻絲八團立水龍褂一件明黃緞繡萬福萬壽龍袍一件天青緞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真紫緞繡三色金諸仙祝壽龍袍一件天青緞繡三色金八團立水龍褂一件綠緞繡萬壽長春龍袍一件香色甯綢繡六合同春龍袍一件醬色甯綢繡江山萬代龍袍一件天青甯綢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綠實地紗繡四季呈祥龍袍一件香色實地紗繡八仙慶壽龍袍一件醬色實地紗繡吉祥九如龍袍一件天青實地紗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洋錦緞二十匹洋花絨二十匹大紅鴛鴦絨十版大紅羽緞十版洋繡帕一百方洋繡小帕一百方紫檀雕花寶座一尊紫檀雕花禦案一張紫檀鑲玻璃三屏風一座紫檀雕花天香幾一對紫檀雕花炕幾一對紫核鑲玻璃衣鏡一對紫四雕花書隔一對紫檀雕花方凳八張紫檀鑲面玻璃橫披一對琺琅鑲玻璃五屏風妝鏡九座琺琅鑲玻璃手鏡九對紫檀鑲玻璃福祿式小挂鏡九對東洋漆炕桌一對東洋漆香盒五件鸾翎宮扇一對孔雀宮扇一對洋鑲鑽石自行人物風琴樂鐘一對紅瑪瑙鑽石珠花瓶式樂鐘一對洋售鑽石蟠桃推鐘一對洋鑲鑽石蟠桃表一對洋玻璃金魚缸一對仿景泰琺琅瓶一對琺琅福祿瓶一對鑲玻璃小佩鏡二十七面蜜蠟鼻煙壺二匣洋金銀線二百文琺琅手盆九對琺琅唾盂九對翠頂花三十匣翠花五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畫小挂屏一對 李侍堯之所以如此熱衷“辦貢”，讨皇帝喜歡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進貢過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屬攤派。
而且，進貢後退回的寶物，他居然也納入自己的私囊。
當時來中國的朝鮮使節風聞，“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于進貢”。
原來，為了表示風度，臣下所進貢品，皇帝一般不會全收，隻能擇收部分，其他要退回。
這張貢單中，皇帝所收的隻有十來樣，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龍袍、紫檀寶座、琺琅等74項數百件都歸李氏所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堯緣事治罪籍家，結果抄出“黃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堯進貢物件而還給者也”。
山東巡撫國泰也是“進貢能臣”演變成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
國泰進貢成績之突出，連乾隆都曾誇其“進貢為優”，“優于辦貢”。
他進貢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點煩的程度。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東巡撫國泰的貢折上批道：何必獻勤至是？今所貢才器都閑置圓明園庫，亦無用處，數年後爛壞而已。
真成大笑話。
就在此批發出僅三個月後，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國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對下屬強行攤派，聚斂個人财富，緻使山東通省虧空。
七天之後，國泰即被賜自盡。
乾隆年間侵貪大案而與進貢有關者，除李侍堯、國泰、伍拉納外，還有浦霖、阿思哈、盧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樸、彰寶、王撣望、勒爾錦、陳輝祖、郝碩等無數大案，而這類敗露的大案充其量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
整個官僚體系通過進貢這個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幾。
進貢過程中的貪腐行為，不過是進貢諸多後果中最輕的一種。
更為嚴重的是，皇帝對物欲不加節制的追求，給天下傳達了許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個不良後果是官場奢侈之風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
官場之上，官員們整日比的是誰家的廚子好，誰請的戲子高明，誰收藏的古玩稀奇。
據說當時在江南一帶的仕宦社會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饪，押優伶，談骨（古）董”。
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宦、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
乾隆晚年，許多官衙終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
河道總督衙門是最典型的代表。
每次總督興辦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蓋館舍，并開廛列肆，玉器鐘表綢緞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鹜，且有娼妓優伶争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赀，而工員财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
堵塞衡口工程時，“工次奢侈揮霍，開廛列肆，玩好生色，無所不有”。
進貢熱的另一個影響是官場上送禮之風的興起。
乾隆早年，對進貢送禮之弊察之甚詳。
即位之初，他就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産”之類的名義給上級送禮。
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于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赀。
”（《清會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禮，對自己早年這個規定也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官場之上請客送禮之風迅速升溫。
章學誠說：“印官上任，書役饋送辄數萬餘，督撫過境，州縣迎送必數千金。
”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撫浦霖貪污案發，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鑲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驚歎：“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異。
”其實皇帝大可不必如此驚詫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數十柄如意卻是稍有頭臉的臣子必須常備的，除了給皇帝的貢品以及皇太後聖壽、阿哥成親、公主下嫁的需要，進京陛見，處處打通關節，哪一項應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場上無錢不辦事。
王撣望就官甘肅時，全省流傳的一句順口溜：一千見面，二千便飯，三千射箭。
意思是說，送一千兩銀子給王撣望不過能見上一面；送兩千兩銀子，王大人賞臉的話，有望留吃一頓便飯；送三千兩銀子，王大人高興，會和送禮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練練騎射，以示關系更近一層。
從見面到吃飯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錢财物大權的布政使的關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導這種關系遠近的砝碼就是白銀。
當代官場上有兩個怪現象——辦事處現象和司機現象，這似乎是新生事物，其實在乾隆年間早已經存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布政使王撣望冒赈案發，就揭露出一個新的職業：“坐省長随”，就是把“貼身長随”派去做駐省城的聯絡員。
據後來接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瓒說，王撣望在任時，令各下屬州縣專派出自己的貼身“長随”守候在省城，建立“辦事處”。
這些人在省城，就專門負責與王的家人交朋友，拉關系，探聽信息。
凡有屬員饋送王撣望金銀時，就裝入酒壇内，用泥封好，由這些“坐省長随”送進。
王撣望交代說：“我遇有需索時就令人通知坐省長随，以便送信給各州縣，所以各州縣有饋送我的東西全由坐省長随經手。
”王撣望在短短數年間聚斂了三百萬家财，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坐省長随”來完成這些“交易”。
四和砷與議罪銀 僅僅靠貢品，并不能保證皇帝的日子過得足夠舒坦。
因為皇帝家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
俗話說，禮尚往來。
通過收受貢品的方式收藏民間珍寶，其過程雖然比一般收藏家輕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價，更何況乾隆是一個面子上特别“講究”的人，絕不會一味仗勢豪奪。
他的回賜除了一些虛銜外，主要是銀兩。
因為體恤收藏者的不易，也為了顯示皇帝的氣派，他回賜的數目，不但相當公道，有時甚至是過于豐厚，這就需要大量的錢财。
除此之外，大至宮廷造辦處造辦各種玩意兒，内務府采辦各種物資，小到過年過節給妃子孩子們壓歲，無處不所需甚巨。
金山銀海中長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筆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極，日常支出比康雍兩朝成倍增長。
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規定，皇帝的個人開支不得加重百姓負擔，所以這些費用的來源并非國庫，必須由内務府自籌，而内務府的财源實在有限。
事實上，為了開辟财源，乾隆曾經動過很多腦筋。
他曾派内務府官員到恰克圖采買俄羅斯皮貨，販到内地轉賣，想大賺一筆。
但由于内務府官員無能，獲利無多，部分皮毛無法高價變賣，隻能攤派到各處織造，使皇帝大為生氣。
（《清乾隆朝内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除此之外，皇帝還允許内務府對商人發放高利貸，出售部分特許商品的經營權，以牟取暴利。
但是由于缺乏理财高手，雖然擁有權錢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務府的收入還是增加得很慢。
晚年皇帝對财富的渴求越來越熾，也越來越感缺錢之苦。
議罪銀制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由和砷策劃出來的。
對于中國曆史上這個最大的貪污者，人們的研究實在已經夠多夠細了。
不過，人們往往過多渲染了和砷火箭般蹿升中體現出的鑽營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獨特心态。
事實上，和砷現象不過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産物。
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時期，和砷絕無機會爬得這麼高，當然，後來也不可能跌得這樣重。
晚年的乾隆被兩個矛盾所困擾：一個是大權獨攬的政治信條和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一個是不斷泛濫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承諾。
盡管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日常政務，但乾隆從來沒想過把大權分擔給朝中重臣。
他深知這些重臣在朝中經營多年，根深葉茂，一旦分享最高決策權，很容易引來大批依附者，形成朋黨，導緻混亂。
為了保證大權獨攬，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應手的拐杖，或者說，一個有能力的貼身秘書，幫他處理日常政務，執行具體決策。
這個人第一應該在朝中沒根沒底，沒幫沒派，沒有什麼資曆。
這樣，才會俯首帖耳，絕對忠于皇帝。
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須機敏果決，才華出衆，能夠實際代替皇帝處理一些複雜事務，否則難入以挑剔聞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
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藹地和身邊一位騎馬随行的新任侍衛聊起天來。
先是問他多大了，姓什麼叫什麼，接着又問他什麼時候進的宮，在哪兒當過差。
這位風度翩翩的侍衛回答說，他26歲了，鈕祜祿氏，叫和砷，剛被選為乾清門侍衛。
年輕人語言流利而得體，态度恭敬又從容。
皇帝開始對他感興趣了，便問起他的功名出身。
和砷說自己18歲那年曾參加鄉試，沒能中舉。
乾隆問道：“當年的卷子，還能記得幾句嗎？”和砷說能，于是邊走邊背，一會兒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從頭到尾全背了下來。
皇帝大為驚異，那心情，恰似王熙鳳之初見小紅。
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賞年輕人的幹練和活力，皇帝試着派和砷辦了幾件事，和砷的機敏達練、善解人意表現得淋漓盡緻，皇帝大喜過望。
乾隆原是眼裡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卻挑不出和砷的毛病。
一年之後，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歲的和砷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成為二品大員。
三月，又成為軍機大臣，四月，兼内務府總理大臣，賞戴一品朝冠。
從此之後，他一直穩穩地高居政治最高層，從男爵到公爵，從戶部右侍郎到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總攬之巨，有清一代絕無僅有。
一生高己卑人、明察過甚、恩威不測的乾隆帝，從來沒有懷疑過和砷的才幹與忠誠。
和砷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顧平生，曾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星辰環冷月，缧绁泣孤臣。
對景傷前世，懷才誤此身。
“懷才誤此身”這五個字并非完全是開脫。
他确實當得起“才華橫溢”四個字。
和砷年輕時代曾就讀于鹹安宮學。
這個學校以招生條件嚴格和教育質量出衆而聞名。
能考進這裡，從某個側面證明他的天姿出衆。
鹹安宮學的課程包括經史、少數民族語言、書畫、武功騎射和火器。
從課程的全面正規來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為帝國培養高級政治人才。
和砷大部分功課都相當出色。
他精通滿、漢、蒙、藏四種語言，經史典籍無不涉獵，文字功夫出衆，并且武功騎射基礎也相當不錯。
除了學業出色外，和砷可謂全面發展，業餘興趣也十分廣泛，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特别以詩而聞名。
清人錢泳産稱和砷詩頗有“佳句可尋”，而當時的大詩人袁枚則這樣誇贊和砷：“少小聞詩禮，通侯即冠軍；彎弓朱雁落，健筆李摩雲。
” 更讓老皇帝感覺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與人相處總能使對方感覺愉快。
史書載這位美男子“行止輕儇，不矜鹹儀，言語便給，喜歡诙諧，然性機敏，過目辄能記誦”。
他毫無士大夫的方巾氣。
據《嘯亭雜錄》載：“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谑語，以為嬉笑。
嘗于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能在乾隆面前這樣說話的，滿朝隻有和砷一人而已。
他善解人意，凡事從不用皇帝廢話。
他辦事幹練，嘉慶也不得不承認他“精明敏捷”，他能夠遊刃有餘地應付各種突發事件。
凡遇繁難政務，乾隆常常派和砷去處理，和砷以其機敏果斷屢獲褒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欽差大臣赴雲南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因辦理得體，未及回京，便升任戶部尚書兼議政王大臣。
回到北京，他“面陳雲南鹽務、錢法、邊事，多稱上意，并允行”。
表現了自己全面的政治才華。
這是和砷從政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現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緻認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鎮壓林爽文起義過程中，和砷作為機要秘書，為皇帝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政策建議。
起義平定後，皇帝特意賜詩和砷：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砷：承訓書谕，兼通清漢。
旁午軍書，惟明且斷。
平薩拉爾，爾曾督戰。
賜爵勵忠，竟成國翰！ “兼通清漢”是和砷的一項重要政治資本。
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書，都是用滿文寫成的，這實際上就把許多漢大臣排斥在了最高決策圈之外。
乾隆朝唯一參與最高機要的漢大臣張廷玉，也精通滿文，因為他中進士後曾經專門學習滿語。
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滿漢且又有眼光又有見解的，唯有和砷一人了。
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平定廓爾喀後，乾隆又說：“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清、漢文。
此分頒給達賴喇嘛及傳谕廓爾喀敕書，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難其人，惟和砷承旨書谕，俱能辦理秩如。
” 曆代被處死的貪污犯中，和砷的死是最從容、最雅緻的一個。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來一條白練。
和砷見到白練之後，索筆題詩一首： 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
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
一個在臨死前能寫出這樣充滿禅意詩句的人，應該是個有一點深度，有一點悟性，有一點定力的人。
目光銳利的乾隆本也不會讓一個平庸之輩處于離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實上，對和砷的全面定位應該是政治家、經濟官僚、詩人、學者、藝術鑒賞家和政治鬥争的失敗者。
在乾隆後期，他在整頓國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務，特别是外交事務方面，都做出了相當傑出的貢獻。
他主編了《四庫全書》《大清一統志》《三通》等大型叢書，《紅樓夢》能流行于世，據說他的功勞尤大；因為精通多種語言，所以和砷實際上充任了當時的外交部長，曾多次負責接待朝鮮、英國等國的使臣。
英使馬戛爾尼曾評論和砷說，和砷在談判中“保持了他尊嚴的身份”，“态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僅這些才能，已經足以使乾隆離不開他。
更何況和砷還有另一項為皇帝所急需的天賦，那就是理财。
除了不死讀書、興趣廣泛、注重人際溝通技巧外，和砷身上還有許多其他的“現代氣質”，比如财富觀念。
傳統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而和砷卻有着天生的商業頭腦。
傳統社會中的财富觀念是靜态的，人們有了錢，第一選擇永遠是買地，把流動資産化為固定資産，“入土為安”。
而和砷卻深通現金流動起來後的巨大威力。
在不動産與現金面前，他顯然對現金更感興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莊頭許五德與他人發生矛盾，托和砷幫忙打官司，并答應“事後或送地六十頃，或銀一萬兩”。
和砷聽後明确表示，“不要地畝，要銀一萬兩”。
他的貪污受賄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擴大不動産，更多的部分，則用于各種工商業投資，其範圍涵蓋了金融、地産、礦山、物流、醫藥、商業等許多行業。
他在北京城内擁有當鋪12座，其中永慶當、慶餘當、恒興當、恒聚當等，都是典當業巨頭。
他還經營印鋪、賬局、瓷器鋪、藥鋪、古玩鋪、弓箭鋪、櫃箱鋪、鞍氈鋪、糧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窯等。
此外，他家還專門備了80輛大馬車，從事運輸業。
這些行業的收益率，當然遠遠高于地租。
就是那些不動産，他也盡可能選擇用來出租。
據後來抄家官員統計，和砷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處，“一千零一間半”，“每年共取租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三錢，取租錢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
（故宮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說，隻要是賺錢快的行業，就有和砷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采礦業由于風險巨大，管理複雜，投資多，見效慢，一般人不敢經營，和砷卻敢于嘗試。
他看中煤礦業是朝陽産業，曾投巨資在門頭溝和香山兩地開了煤礦。
和砷巨大家業的積累，貪腐所得當然是大頭，但是他自己的投資收益也并非無足輕重。
傳統士人往往恥于談錢，和砷卻有着強烈的契約意識，在金錢面前親兄弟明算賬，雖然至親好友也毫不含糊。
他的外祖父伍彌泰官至大學士，向他借過2000兩銀子，他擔心外祖父不能及時還賬，逼着老頭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卷歸償”。
（《郎潛紀聞》）他嶽祖父英廉的孫子向他借錢，也是拿地契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
（中國曆史第一檔案館檔案《内務府來文》）他親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兩白銀，他規定每月一分起息，連本帶利滾到21450兩。
他貼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銀1000兩，答應如到期不能還清，便從其“每月工食内坐扣”。
不久傅明身亡，和砷并不念其效勞一生而免除債務，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還債。
并且每月規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銀200兩，共計1200兩。
因為對金錢的熱愛，和砷甚至親自擔任家裡的會計和出納：“和相……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為稱兌。
”（《嘯亭雜錄》） 成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後，他的經營天才迅速得到了體現，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視。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務府大臣。
在此之前，這個負責皇室财政的機構經常是入不敷出。
“本府進項不敷用時，檄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
”而他就任之後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彌補了以前的赤字，還出現了盈餘。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門稅務監督，在他的經營下，這個稅關收入一下子躍居全國30多個稅關的前幾位。
這兩炮打響，乾隆對和砷的理财本領愈加刮目，所謂“晚年依毗益笃”。
所有與财政有關的部門漸漸都劃歸和砷一人把持，他先後任戶部侍郎、戶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内務府大臣。
“伊竟将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
” 在乾隆眼裡，和砷簡直就像一個魔術師，總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
“議罪銀”的制度化，就是和砷的一個天才發明。
議罪銀是由“罰俸”演化而來。
罰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員幾個月至幾年的“基本工資”，是懲罰輕微過錯的常用手段。
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執法趨嚴，皇帝覺得罰俸數額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罰，所罰動辄上萬，改稱“議罪銀”。
皇帝的初衷，不過是想讓官員“肉痛”一下，并沒有想把它制度化為一項财源。
和砷當政後，馬上發現了“議罪銀”的妙處。
罰俸的決定權在吏部，款項由戶部承追，銀兩也交給國庫，過程公開透明。
而議罪銀并非國家定制，故可以繞開吏部戶部，由軍機處負責，不納入國家财政，而是歸入皇帝的小金庫，并且過程及數額都可以不公開。
因此，在和砷的建議下，皇帝批準将議罪銀制度化，并且将罰銀的範圍大大擴展，從财政虧空之類的重大錯誤到在奏折中寫錯幾個字，都可以一罰了之。
此舉一出，那些聰明的大臣們馬上就發現了妙處。
不少大臣主動要求交納議罪銀。
比如河南巡撫畢沅以“未能迅速搜獲要犯”，自請罰銀兩萬兩；陝甘總督勒爾謹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議罪繳銀四萬兩。
以小過而甘重罰，既說明大臣們對自己要求的嚴格，又為皇帝小金庫的充實不聲不響地立了功，可謂一舉兩得。
因此，通過這種渠道踴躍“捐輸”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數。
比如河南巡撫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終日”，積極要求自請罰銀三萬兩。
手筆之大連皇帝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遂降旨說：沒有那麼嚴重，加恩寬免銀兩萬兩，交一萬兩上來就可以了。
被動交納議罪銀的大臣當然就更多了。
自從議罪銀制度化之後，大員們發現，他們的錢包随時有被和砷以各種借口打劫的危險。
居官任上，難保不犯錯誤。
犯了錯誤就有可能被罰銀。
至于罰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砷掂量這個官員家産的多寡而定。
比如巴延三因為轄内百姓譚老貴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納議罪銀八萬兩。
而特成額同樣因為轄内老百姓餘方得自缢，交兩萬兩就可以過關。
李天培則因為管理監獄不善，導緻“遣犯脫逃，重囚監斃”而交納四萬兩，而明興因“曆城縣監犯越獄”交納三萬兩。
當然，也有更多的官員感激這個制度。
比如前内務府總管西甯，因為替皇帝做生意時“辦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頭。
還是和砷幫忙，從中說和，對皇帝曉以人頭賣不了錢的道理，議定西甯交八萬兩罰款了事。
這八萬兩定得很準确，正好把西甯家刮得精光。
西甯不得不出賣家中不動産來交
事實上，送到皇帝手裡的一萬兩，可能意味着督撫們從州縣官員那裡剝削了十萬兩，而州縣們則完全有可能從民間剝削了百萬兩。
事實上，乾隆晚年的數起貪腐大案，都牽出過背後的進貢問題。
那些進貢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賞識的大臣，後來多數都成了貪污犯。
比如那個一年進貢十多次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勾結串通屬下官員，貪污庫存銀八萬五千萬餘兩進行私分。
案發後，朝廷抄了伍拉納的家，抄出白銀四十多萬兩。
被抓之後，伍拉納自供其巨額财産中就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勒令下屬“幫貢”所得：“我們并不自己出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肥囊橐。
” 乾隆皇帝的寵臣李侍堯是當時“優于辦貢”的代表之一。
時人認為他是乾隆朝進貢之風興起的帶頭人：“（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變，從風而靡。
”這并非虛言。
現存史料中有一張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時任兩廣總督的李侍堯所進貢物品名單，我們可以從中窺得李氏進貢手筆之大： 鑲洋表金萬年如意一柄金無量壽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盤蜜蠟朝珠一盤脂玉萬年有慶一件白玉祥祿壽三星一件白玉長春壺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長春花洗一件白玉壽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盤一件漢玉佛手一件漢玉花囊一件漢玉拱璧一件白玉雲紋铎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漢玉爐瓶一事一分漢玉飛熊葉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霁紅花囊一件定窯洗一件喜窯一統尊一件成窯五彩瓶一件定窯福祿尊一件宣窯梅瓶一件宋磁霁紅瓶一件定窯寶月瓶一件哥窯筆洗一件青綠三代尊一件青綠提梁一件青綠凫尊一件明黃刻絲萬福萬壽龍袍一件天青刻絲八團立水龍褂一件明黃緞繡萬福萬壽龍袍一件天青緞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真紫緞繡三色金諸仙祝壽龍袍一件天青緞繡三色金八團立水龍褂一件綠緞繡萬壽長春龍袍一件香色甯綢繡六合同春龍袍一件醬色甯綢繡江山萬代龍袍一件天青甯綢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綠實地紗繡四季呈祥龍袍一件香色實地紗繡八仙慶壽龍袍一件醬色實地紗繡吉祥九如龍袍一件天青實地紗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洋錦緞二十匹洋花絨二十匹大紅鴛鴦絨十版大紅羽緞十版洋繡帕一百方洋繡小帕一百方紫檀雕花寶座一尊紫檀雕花禦案一張紫檀鑲玻璃三屏風一座紫檀雕花天香幾一對紫檀雕花炕幾一對紫核鑲玻璃衣鏡一對紫四雕花書隔一對紫檀雕花方凳八張紫檀鑲面玻璃橫披一對琺琅鑲玻璃五屏風妝鏡九座琺琅鑲玻璃手鏡九對紫檀鑲玻璃福祿式小挂鏡九對東洋漆炕桌一對東洋漆香盒五件鸾翎宮扇一對孔雀宮扇一對洋鑲鑽石自行人物風琴樂鐘一對紅瑪瑙鑽石珠花瓶式樂鐘一對洋售鑽石蟠桃推鐘一對洋鑲鑽石蟠桃表一對洋玻璃金魚缸一對仿景泰琺琅瓶一對琺琅福祿瓶一對鑲玻璃小佩鏡二十七面蜜蠟鼻煙壺二匣洋金銀線二百文琺琅手盆九對琺琅唾盂九對翠頂花三十匣翠花五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畫小挂屏一對 李侍堯之所以如此熱衷“辦貢”，讨皇帝喜歡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進貢過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屬攤派。
而且，進貢後退回的寶物，他居然也納入自己的私囊。
當時來中國的朝鮮使節風聞，“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于進貢”。
原來，為了表示風度，臣下所進貢品，皇帝一般不會全收，隻能擇收部分，其他要退回。
這張貢單中，皇帝所收的隻有十來樣，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龍袍、紫檀寶座、琺琅等74項數百件都歸李氏所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堯緣事治罪籍家，結果抄出“黃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堯進貢物件而還給者也”。
山東巡撫國泰也是“進貢能臣”演變成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
國泰進貢成績之突出，連乾隆都曾誇其“進貢為優”，“優于辦貢”。
他進貢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點煩的程度。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東巡撫國泰的貢折上批道：何必獻勤至是？今所貢才器都閑置圓明園庫，亦無用處，數年後爛壞而已。
真成大笑話。
就在此批發出僅三個月後，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國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對下屬強行攤派，聚斂個人财富，緻使山東通省虧空。
七天之後，國泰即被賜自盡。
乾隆年間侵貪大案而與進貢有關者，除李侍堯、國泰、伍拉納外，還有浦霖、阿思哈、盧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樸、彰寶、王撣望、勒爾錦、陳輝祖、郝碩等無數大案，而這類敗露的大案充其量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
整個官僚體系通過進貢這個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幾。
進貢過程中的貪腐行為，不過是進貢諸多後果中最輕的一種。
更為嚴重的是，皇帝對物欲不加節制的追求，給天下傳達了許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個不良後果是官場奢侈之風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
官場之上，官員們整日比的是誰家的廚子好，誰請的戲子高明，誰收藏的古玩稀奇。
據說當時在江南一帶的仕宦社會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饪，押優伶，談骨（古）董”。
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宦、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
乾隆晚年，許多官衙終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
河道總督衙門是最典型的代表。
每次總督興辦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蓋館舍，并開廛列肆，玉器鐘表綢緞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鹜，且有娼妓優伶争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赀，而工員财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
堵塞衡口工程時，“工次奢侈揮霍，開廛列肆，玩好生色，無所不有”。
進貢熱的另一個影響是官場上送禮之風的興起。
乾隆早年，對進貢送禮之弊察之甚詳。
即位之初，他就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産”之類的名義給上級送禮。
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于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赀。
”（《清會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禮，對自己早年這個規定也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官場之上請客送禮之風迅速升溫。
章學誠說：“印官上任，書役饋送辄數萬餘，督撫過境，州縣迎送必數千金。
”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撫浦霖貪污案發，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鑲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驚歎：“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異。
”其實皇帝大可不必如此驚詫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數十柄如意卻是稍有頭臉的臣子必須常備的，除了給皇帝的貢品以及皇太後聖壽、阿哥成親、公主下嫁的需要，進京陛見，處處打通關節，哪一項應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場上無錢不辦事。
王撣望就官甘肅時，全省流傳的一句順口溜：一千見面，二千便飯，三千射箭。
意思是說，送一千兩銀子給王撣望不過能見上一面；送兩千兩銀子，王大人賞臉的話，有望留吃一頓便飯；送三千兩銀子，王大人高興，會和送禮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練練騎射，以示關系更近一層。
從見面到吃飯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錢财物大權的布政使的關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導這種關系遠近的砝碼就是白銀。
當代官場上有兩個怪現象——辦事處現象和司機現象，這似乎是新生事物，其實在乾隆年間早已經存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布政使王撣望冒赈案發，就揭露出一個新的職業：“坐省長随”，就是把“貼身長随”派去做駐省城的聯絡員。
據後來接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瓒說，王撣望在任時，令各下屬州縣專派出自己的貼身“長随”守候在省城，建立“辦事處”。
這些人在省城，就專門負責與王的家人交朋友，拉關系，探聽信息。
凡有屬員饋送王撣望金銀時，就裝入酒壇内，用泥封好，由這些“坐省長随”送進。
王撣望交代說：“我遇有需索時就令人通知坐省長随，以便送信給各州縣，所以各州縣有饋送我的東西全由坐省長随經手。
”王撣望在短短數年間聚斂了三百萬家财，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坐省長随”來完成這些“交易”。
四和砷與議罪銀 僅僅靠貢品，并不能保證皇帝的日子過得足夠舒坦。
因為皇帝家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
俗話說，禮尚往來。
通過收受貢品的方式收藏民間珍寶，其過程雖然比一般收藏家輕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價，更何況乾隆是一個面子上特别“講究”的人，絕不會一味仗勢豪奪。
他的回賜除了一些虛銜外，主要是銀兩。
因為體恤收藏者的不易，也為了顯示皇帝的氣派，他回賜的數目，不但相當公道，有時甚至是過于豐厚，這就需要大量的錢财。
除此之外，大至宮廷造辦處造辦各種玩意兒，内務府采辦各種物資，小到過年過節給妃子孩子們壓歲，無處不所需甚巨。
金山銀海中長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筆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極，日常支出比康雍兩朝成倍增長。
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規定，皇帝的個人開支不得加重百姓負擔，所以這些費用的來源并非國庫，必須由内務府自籌，而内務府的财源實在有限。
事實上，為了開辟财源，乾隆曾經動過很多腦筋。
他曾派内務府官員到恰克圖采買俄羅斯皮貨，販到内地轉賣，想大賺一筆。
但由于内務府官員無能，獲利無多，部分皮毛無法高價變賣，隻能攤派到各處織造，使皇帝大為生氣。
（《清乾隆朝内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除此之外，皇帝還允許内務府對商人發放高利貸，出售部分特許商品的經營權，以牟取暴利。
但是由于缺乏理财高手，雖然擁有權錢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務府的收入還是增加得很慢。
晚年皇帝對财富的渴求越來越熾，也越來越感缺錢之苦。
議罪銀制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由和砷策劃出來的。
對于中國曆史上這個最大的貪污者，人們的研究實在已經夠多夠細了。
不過，人們往往過多渲染了和砷火箭般蹿升中體現出的鑽營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獨特心态。
事實上，和砷現象不過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産物。
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時期，和砷絕無機會爬得這麼高，當然，後來也不可能跌得這樣重。
晚年的乾隆被兩個矛盾所困擾：一個是大權獨攬的政治信條和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一個是不斷泛濫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承諾。
盡管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日常政務，但乾隆從來沒想過把大權分擔給朝中重臣。
他深知這些重臣在朝中經營多年，根深葉茂，一旦分享最高決策權，很容易引來大批依附者，形成朋黨，導緻混亂。
為了保證大權獨攬，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應手的拐杖，或者說，一個有能力的貼身秘書，幫他處理日常政務，執行具體決策。
這個人第一應該在朝中沒根沒底，沒幫沒派，沒有什麼資曆。
這樣，才會俯首帖耳，絕對忠于皇帝。
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須機敏果決，才華出衆，能夠實際代替皇帝處理一些複雜事務，否則難入以挑剔聞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
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藹地和身邊一位騎馬随行的新任侍衛聊起天來。
先是問他多大了，姓什麼叫什麼，接着又問他什麼時候進的宮，在哪兒當過差。
這位風度翩翩的侍衛回答說，他26歲了，鈕祜祿氏，叫和砷，剛被選為乾清門侍衛。
年輕人語言流利而得體，态度恭敬又從容。
皇帝開始對他感興趣了，便問起他的功名出身。
和砷說自己18歲那年曾參加鄉試，沒能中舉。
乾隆問道：“當年的卷子，還能記得幾句嗎？”和砷說能，于是邊走邊背，一會兒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從頭到尾全背了下來。
皇帝大為驚異，那心情，恰似王熙鳳之初見小紅。
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賞年輕人的幹練和活力，皇帝試着派和砷辦了幾件事，和砷的機敏達練、善解人意表現得淋漓盡緻，皇帝大喜過望。
乾隆原是眼裡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卻挑不出和砷的毛病。
一年之後，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歲的和砷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成為二品大員。
三月，又成為軍機大臣，四月，兼内務府總理大臣，賞戴一品朝冠。
從此之後，他一直穩穩地高居政治最高層，從男爵到公爵，從戶部右侍郎到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總攬之巨，有清一代絕無僅有。
一生高己卑人、明察過甚、恩威不測的乾隆帝，從來沒有懷疑過和砷的才幹與忠誠。
和砷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顧平生，曾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星辰環冷月，缧绁泣孤臣。
對景傷前世，懷才誤此身。
“懷才誤此身”這五個字并非完全是開脫。
他确實當得起“才華橫溢”四個字。
和砷年輕時代曾就讀于鹹安宮學。
這個學校以招生條件嚴格和教育質量出衆而聞名。
能考進這裡，從某個側面證明他的天姿出衆。
鹹安宮學的課程包括經史、少數民族語言、書畫、武功騎射和火器。
從課程的全面正規來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為帝國培養高級政治人才。
和砷大部分功課都相當出色。
他精通滿、漢、蒙、藏四種語言，經史典籍無不涉獵，文字功夫出衆，并且武功騎射基礎也相當不錯。
除了學業出色外，和砷可謂全面發展，業餘興趣也十分廣泛，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特别以詩而聞名。
清人錢泳産稱和砷詩頗有“佳句可尋”，而當時的大詩人袁枚則這樣誇贊和砷：“少小聞詩禮，通侯即冠軍；彎弓朱雁落，健筆李摩雲。
” 更讓老皇帝感覺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與人相處總能使對方感覺愉快。
史書載這位美男子“行止輕儇，不矜鹹儀，言語便給，喜歡诙諧，然性機敏，過目辄能記誦”。
他毫無士大夫的方巾氣。
據《嘯亭雜錄》載：“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谑語，以為嬉笑。
嘗于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能在乾隆面前這樣說話的，滿朝隻有和砷一人而已。
他善解人意，凡事從不用皇帝廢話。
他辦事幹練，嘉慶也不得不承認他“精明敏捷”，他能夠遊刃有餘地應付各種突發事件。
凡遇繁難政務，乾隆常常派和砷去處理，和砷以其機敏果斷屢獲褒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欽差大臣赴雲南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因辦理得體，未及回京，便升任戶部尚書兼議政王大臣。
回到北京，他“面陳雲南鹽務、錢法、邊事，多稱上意，并允行”。
表現了自己全面的政治才華。
這是和砷從政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現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緻認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鎮壓林爽文起義過程中，和砷作為機要秘書，為皇帝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政策建議。
起義平定後，皇帝特意賜詩和砷：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砷：承訓書谕，兼通清漢。
旁午軍書，惟明且斷。
平薩拉爾，爾曾督戰。
賜爵勵忠，竟成國翰！ “兼通清漢”是和砷的一項重要政治資本。
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書，都是用滿文寫成的，這實際上就把許多漢大臣排斥在了最高決策圈之外。
乾隆朝唯一參與最高機要的漢大臣張廷玉，也精通滿文，因為他中進士後曾經專門學習滿語。
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滿漢且又有眼光又有見解的，唯有和砷一人了。
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平定廓爾喀後，乾隆又說：“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清、漢文。
此分頒給達賴喇嘛及傳谕廓爾喀敕書，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難其人，惟和砷承旨書谕，俱能辦理秩如。
” 曆代被處死的貪污犯中，和砷的死是最從容、最雅緻的一個。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來一條白練。
和砷見到白練之後，索筆題詩一首： 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
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
一個在臨死前能寫出這樣充滿禅意詩句的人，應該是個有一點深度，有一點悟性，有一點定力的人。
目光銳利的乾隆本也不會讓一個平庸之輩處于離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實上，對和砷的全面定位應該是政治家、經濟官僚、詩人、學者、藝術鑒賞家和政治鬥争的失敗者。
在乾隆後期，他在整頓國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務，特别是外交事務方面，都做出了相當傑出的貢獻。
他主編了《四庫全書》《大清一統志》《三通》等大型叢書，《紅樓夢》能流行于世，據說他的功勞尤大；因為精通多種語言，所以和砷實際上充任了當時的外交部長，曾多次負責接待朝鮮、英國等國的使臣。
英使馬戛爾尼曾評論和砷說，和砷在談判中“保持了他尊嚴的身份”，“态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僅這些才能，已經足以使乾隆離不開他。
更何況和砷還有另一項為皇帝所急需的天賦，那就是理财。
除了不死讀書、興趣廣泛、注重人際溝通技巧外，和砷身上還有許多其他的“現代氣質”，比如财富觀念。
傳統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而和砷卻有着天生的商業頭腦。
傳統社會中的财富觀念是靜态的，人們有了錢，第一選擇永遠是買地，把流動資産化為固定資産，“入土為安”。
而和砷卻深通現金流動起來後的巨大威力。
在不動産與現金面前，他顯然對現金更感興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莊頭許五德與他人發生矛盾，托和砷幫忙打官司，并答應“事後或送地六十頃，或銀一萬兩”。
和砷聽後明确表示，“不要地畝，要銀一萬兩”。
他的貪污受賄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擴大不動産，更多的部分，則用于各種工商業投資，其範圍涵蓋了金融、地産、礦山、物流、醫藥、商業等許多行業。
他在北京城内擁有當鋪12座，其中永慶當、慶餘當、恒興當、恒聚當等，都是典當業巨頭。
他還經營印鋪、賬局、瓷器鋪、藥鋪、古玩鋪、弓箭鋪、櫃箱鋪、鞍氈鋪、糧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窯等。
此外，他家還專門備了80輛大馬車，從事運輸業。
這些行業的收益率，當然遠遠高于地租。
就是那些不動産，他也盡可能選擇用來出租。
據後來抄家官員統計，和砷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處，“一千零一間半”，“每年共取租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三錢，取租錢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
（故宮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說，隻要是賺錢快的行業，就有和砷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采礦業由于風險巨大，管理複雜，投資多，見效慢，一般人不敢經營，和砷卻敢于嘗試。
他看中煤礦業是朝陽産業，曾投巨資在門頭溝和香山兩地開了煤礦。
和砷巨大家業的積累，貪腐所得當然是大頭，但是他自己的投資收益也并非無足輕重。
傳統士人往往恥于談錢，和砷卻有着強烈的契約意識，在金錢面前親兄弟明算賬，雖然至親好友也毫不含糊。
他的外祖父伍彌泰官至大學士，向他借過2000兩銀子，他擔心外祖父不能及時還賬，逼着老頭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卷歸償”。
（《郎潛紀聞》）他嶽祖父英廉的孫子向他借錢，也是拿地契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
（中國曆史第一檔案館檔案《内務府來文》）他親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兩白銀，他規定每月一分起息，連本帶利滾到21450兩。
他貼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銀1000兩，答應如到期不能還清，便從其“每月工食内坐扣”。
不久傅明身亡，和砷并不念其效勞一生而免除債務，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還債。
并且每月規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銀200兩，共計1200兩。
因為對金錢的熱愛，和砷甚至親自擔任家裡的會計和出納：“和相……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為稱兌。
”（《嘯亭雜錄》） 成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後，他的經營天才迅速得到了體現，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視。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務府大臣。
在此之前，這個負責皇室财政的機構經常是入不敷出。
“本府進項不敷用時，檄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
”而他就任之後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彌補了以前的赤字，還出現了盈餘。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門稅務監督，在他的經營下，這個稅關收入一下子躍居全國30多個稅關的前幾位。
這兩炮打響，乾隆對和砷的理财本領愈加刮目，所謂“晚年依毗益笃”。
所有與财政有關的部門漸漸都劃歸和砷一人把持，他先後任戶部侍郎、戶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内務府大臣。
“伊竟将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
” 在乾隆眼裡，和砷簡直就像一個魔術師，總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
“議罪銀”的制度化，就是和砷的一個天才發明。
議罪銀是由“罰俸”演化而來。
罰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員幾個月至幾年的“基本工資”，是懲罰輕微過錯的常用手段。
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執法趨嚴，皇帝覺得罰俸數額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罰，所罰動辄上萬，改稱“議罪銀”。
皇帝的初衷，不過是想讓官員“肉痛”一下，并沒有想把它制度化為一項财源。
和砷當政後，馬上發現了“議罪銀”的妙處。
罰俸的決定權在吏部，款項由戶部承追，銀兩也交給國庫，過程公開透明。
而議罪銀并非國家定制，故可以繞開吏部戶部，由軍機處負責，不納入國家财政，而是歸入皇帝的小金庫，并且過程及數額都可以不公開。
因此，在和砷的建議下，皇帝批準将議罪銀制度化，并且将罰銀的範圍大大擴展，從财政虧空之類的重大錯誤到在奏折中寫錯幾個字，都可以一罰了之。
此舉一出，那些聰明的大臣們馬上就發現了妙處。
不少大臣主動要求交納議罪銀。
比如河南巡撫畢沅以“未能迅速搜獲要犯”，自請罰銀兩萬兩；陝甘總督勒爾謹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議罪繳銀四萬兩。
以小過而甘重罰，既說明大臣們對自己要求的嚴格，又為皇帝小金庫的充實不聲不響地立了功，可謂一舉兩得。
因此，通過這種渠道踴躍“捐輸”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數。
比如河南巡撫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終日”，積極要求自請罰銀三萬兩。
手筆之大連皇帝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遂降旨說：沒有那麼嚴重，加恩寬免銀兩萬兩，交一萬兩上來就可以了。
被動交納議罪銀的大臣當然就更多了。
自從議罪銀制度化之後，大員們發現，他們的錢包随時有被和砷以各種借口打劫的危險。
居官任上，難保不犯錯誤。
犯了錯誤就有可能被罰銀。
至于罰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砷掂量這個官員家産的多寡而定。
比如巴延三因為轄内百姓譚老貴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納議罪銀八萬兩。
而特成額同樣因為轄内老百姓餘方得自缢，交兩萬兩就可以過關。
李天培則因為管理監獄不善，導緻“遣犯脫逃，重囚監斃”而交納四萬兩，而明興因“曆城縣監犯越獄”交納三萬兩。
當然，也有更多的官員感激這個制度。
比如前内務府總管西甯，因為替皇帝做生意時“辦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頭。
還是和砷幫忙，從中說和，對皇帝曉以人頭賣不了錢的道理，議定西甯交八萬兩罰款了事。
這八萬兩定得很準确，正好把西甯家刮得精光。
西甯不得不出賣家中不動産來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