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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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
皇帝控制着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着整個社會。
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
随着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一尹壯圖的奏折 文字獄的消失和它的興起一樣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國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體陷入了亢奮乃至瘋狂狀态。
他們放下日常工作，晝夜不息地審查着帝國内所有的漢字，而皇帝卻在這個時候不動聲色地轉向了。
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萬青被人舉報。
舉報者稱他家祠堂所懸的匾額對聯有嚴重問題。
其匾額曰“豆登常新”。
其對聯是“吾祖吾宗，贻厥孫謀；若裔若子，增其式廓”，這類氣勢宏大的文字隻有皇帝用起來才合适，平民百姓怎麼可以妄用？ 指控當然十分可笑。
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卻絕不會令人意外。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後，類似的荒唐冤獄數不勝數。
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為大案火速上報，等待着皇帝對他們辦事勤敏的嘉獎。
沒想到，等來的卻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
皇帝說，閉着眼睛都能看出這是一起誣告案件：“此等扁對雜湊字句，謂之文理不通則可，指為語句違礙則不可。
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節，看來竟屬險詐誣罔，斷不可因此拖累無辜，緻長刁風！” 既然皇帝不為已甚，地方官當然也就樂得不再傷天害理。
乾隆四十八年之後（1783年），文字獄稀稀落落，顯著減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餘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撫大員鄭重重申，文字獄不可擴大化：“外間著有詩文，果有如錢謙益、呂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孫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應搜查嚴辦；若并非有心違悖，不過字句微疵，朕從不肯有意吹求。
”這道谕旨之後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絕響。
腥風血雨終于停息，讀書人提了幾十年的心終于放了下來，全國上下都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清代文字獄檔》） 皇帝為什麼停下了殺戮之手？ 因為文字獄運動已經成功地達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獄的目的是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消滅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
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
一切有膽量、有頭腦、有野心和他較量的人，都已經從肉體上消失；一切稍涉異端的書籍字紙，都已經被燒光；連綿不斷的慘痛絕倫的大案，已經吓破所有活下來的人的膽。
一張一弛，寬嚴相濟，是乾隆的一貫統治原則。
嚴了三十年，終于可以寬一寬了。
不但高壓鍋内臣民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崩潰的邊緣，就連他這個給高壓鍋加火的人，也實在太疲倦了。
更何況，文字獄運動的勝利結束，就如同一幢超級雄偉壯麗的建築封了頂，标志着乾隆盛世構想的全面完成。
物質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現，隻有掃滅了一切精神敵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
而文字獄運動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質精神的雙重勝利：物質上，他已經把傳統社會的物質生産潛力發揮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創造了消滅一切異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
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貞觀、開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頂峰，他的子孫後代将要繼承的會是一個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歲的皇帝禦制了一篇《古稀說》，對全國的形勢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
至乎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
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
即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
其餘四帝，予所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古稀而已矣。
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賜乎。
意思是說，中國開辟以來，夏商周三代年代古遠，事不可稽，暫且不論。
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後來說，兩千年間，活到了七十歲的皇帝不過才六人。
然而這六個人中，漢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終，唐明皇倉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偉大的皇帝。
隻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稱得上真偉人，不過他們當開國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
大清王朝，政權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領土達史上最廣，周圍國家普遍賓服，民衆安居樂業。
社會雖然沒有達到大同，但是已經進入小康。
而且曆代專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強大的地方分裂勢力，敵國外患，權臣，外戚，後宮，太監，奸臣，小人，都已經消滅。
國家之安，前所未有。
這種富庶和平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誠可謂“古來稀”了。
自己确實是古往今來最有福氣的大皇帝。
七十歲的乾隆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
從七十歲到八十歲這十年間，老皇帝仍然是那麼精神矍铄，仍然是那麼勤政不懈，不過他沒有再興起大的政治運動，而是事事以安定團結為重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間，大清王朝所發生的最重要的事隻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壽，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歲大壽，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壽。
清代皇室對過生日特别重視。
乾隆的重孫媳慈禧把這個傳統發揮到了極緻，戰争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過。
乾隆對生日的在乎雖然沒有這麼誇張，但皇帝的整生日卻仍然是帝國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
雖然生日隻有一天，但是八十大壽的慶典實際上連綿不斷進行了三個月。
全國各地都舉行了盛大熱烈、花樣百出的慶祝活動。
不料，就在各種慶祝活動都消歇了之後，内閣學士尹壯圖上了一道折子，卻破壞了皇帝的好心情。
這道折子說，目前實行的“議罪銀制度”弊端甚大，應該廢止。
所謂“議罪銀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項政治發明。
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順手，卻不慎犯了過錯，皇帝以為人才難得，不願換人，便罰些銀子了事。
尹壯圖卻說，這個制度問題極大。
因為它實際上助長了官員們違法亂紀之風，縱容了貪污腐敗的蔓延。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現的巨額财政虧空，也就是财政赤字，就與議罪銀制度的實行有關。
他說：“總督巡撫們自蹈愆尤之罪，皇上聖恩，不行立即罷斥，而令其罰銀若幹萬充公，亦有督撫自請認罰若幹萬者”，這樣做的結果，素來貪污之人更可以膽大妄為，盜用公款，反正日後查出來，罰點銀子賠上就完了。
而清廉之員因為财政緊張，難保任内不出現虧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結好屬下，以求身後出現虧空時得到他們的幫助。
“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屬員之做助。
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
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尹壯圖請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氣，不要存拒谏之成見，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樣，見了批評就暴跳如雷。
為了表明這個姿态，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後，他提筆批道“不為無見”，也就是說，挺有見地。
皇帝很清楚議罪銀制度确實易生弊端。
特别是和砷當政後，将議罪銀制度化了，大臣們所犯隻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納罰銀後，從輕發落。
這其中難保沒有一個兩個原本應該重處的漏網之魚。
不過皇帝自有其苦衷。
和砷将議罪銀制度化，是為了給皇帝弄些零花錢。
數量巨大的罰銀由此滾滾流入皇帝的小金庫，用于皇帝的額外開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時的賞賜。
如果沒有這筆銀子，皇帝的手頭馬上會困窘起來。
更何況，一項制度的好壞，關鍵是看執行得怎麼樣。
皇帝認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夠把這個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
因此筆鋒一轉，他又說，人才難得，“朕以督撫一時不能得人，棄瑕錄用，酌示薄懲”。
事出有因，人我兩便，似乎并無大的不妥。
在自我辯解完之後，皇帝又提出一個問題。
皇帝說，凡言一事，要有據才能有理。
尹氏所言“各省督撫借罰銀為名，派累屬員，至倉庫多有虧缺”，這是尹氏的主觀臆測呢，還是有實在證據？皇帝認為，大清正當全盛之日，怎麼會出現“倉庫多有虧缺”的敗政？“壯圖即為此奏，自必确有見聞，令指實覆奏。
” 也就是說，請尹壯圖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兩條事實證據。
皇帝熟知官員們往往既圖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議論讀起來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細究起來，卻不牽連具體的人和事。
對這種“巧僞之習”，皇帝一直十分讨厭。
如果你尹壯圖果然有理有據，那麼對不起，請你别怕得罪人，交代出一兩個來。
讓無職無權的京官去抓地方官們的犯罪實據，是多麼不現實。
如果是稍微乖巧點的官員，揣測皇帝批複之口風，自然能領會到皇帝的不悅。
皇帝的拒谏之心已顯露在字裡行間，最聰明的應對無過于及時轉舵，回複說自己并無證據，建議也确實荒唐，經聖主教育已經恍然大悟，等等等等。
雖然丢了面子，卻可以安全保身。
然而尹壯圖卻與衆不同。
他在複奏中說，自己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事出有因。
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他丁憂回了老家雲南，今年守孝期滿，又從雲南回京任職，這一往一返數千裡，穿越了大半個中國。
這次旅行使他發現，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經快腐爛透了：他一路上接觸到的人，無不在訴說當地官員如何貪污腐敗；一路上所見的民生，遠不如他想象的那麼富庶繁榮，而是貧民遍地，财政匮乏，幾乎各省都有财政虧空。
“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疆臣中惟李世傑、書麟獨善其身”。
尹壯圖說，如今天下普通百姓對大清政局無不痛心疾首。
“臣經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廣、江浙、廣西、貴州、雲南等省，但見商民半皆蹙額興歎，而各省風氣大抵皆然。
”那些官員們貪污腐敗的花樣，幾乎聞所未聞，想都想不出來。
不過作為一個丁憂官員，他沒有時間，也沒有權力和職責一一調查取證。
“若問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屬員昏夜授受時，外人豈能得見？臣自難于一一指實。
” 在複奏的最後，尹壯圖說，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話，那麼他請皇帝“簡派滿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虧空”，派一個信得過的滿洲大臣，和他一起去各地密查，一定可以迅速取得證據。
尹氏的頭一道奏折隻是讓皇帝略有不悅，這道複奏卻讓皇帝深受刺激。
皇帝讀到“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商民半皆蹙額興歎，而各省風氣大抵皆然”一段，手劇烈地抖起來，臉也漲得通紅。
旁邊伺候的老太監看情形不對，連忙上前遞過一杯茶。
老皇帝喝了幾口，閉目片刻，才慢慢平靜下來，提筆顫抖着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也就是說，竟然好像在我領導下的當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然後把筆擲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氣。
也不怪皇帝如此怒火中燒。
皇帝萬萬沒有想到，在大清處于他千辛萬苦打拼來的盛世之際，居然有人進行如此颠倒黑白、匪夷所思的攻擊。
如果說當今天下一兩個省有虧空，一兩名官員存在腐敗行為，這本在意料之中。
天下沒有完美的事物，再輝煌的盛世，也會有陰暗面，不過這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支流和主流，現象和本質的關系。
但尹壯圖幾乎将全國各省的總督、巡撫一網打盡，說所有的封疆大吏都“聲名狼藉”，說所有地方都“吏治廢弛”。
這豈不是用一個指頭取代了九個指頭，将大清政局描繪得一團漆黑不見光亮嗎？ 更讓皇帝無法忍受的是，尹壯圖說全國商民皆“蹙額興歎”，這豈不是說人民對他的統治強烈不滿？豈不是說他的統治應該推翻？ 對于這個尹壯圖，皇帝的印象原本是不錯的。
此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實人，雖然才幹不算特别優長，但勤勤懇懇，從不取巧。
因為為人不夠圓滑，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高中進士後，始終在禮部主事、郎中、禦史、學士這些閑職上晃來晃去，一直解決不了級别問題。
還是皇帝開恩，幾年前特意把他提拔為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讓他享受副部級待遇，于他可謂恩深誼厚。
按理說，這個人對皇帝、對大清，隻會感激涕零，不應該有任何敵意。
何以在這個時候，對大清政局進行如此荒唐而猛烈的攻擊？皇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情緒激動的皇帝當天就下達了長篇谕旨，公開了他和尹壯圖的來往文字。
皇帝說他絕不相信尹壯圖的話，因為自己“自禦極以來，迄今已五十五年”，“自謂勤政愛民，可告無愧于天下，而天下萬民亦斷無泯良怨朕者”。
“若如尹壯圖所奏，則大小臣工等皆系虛詞貢谀，面為欺罔，而朕五十餘年以來，竟系被人朦蔽，于外間一切情形，全無覺察，終于不知者。
” 皇帝嚴厲質問尹壯圖，你的這個看法“聞自何人？見于何處？”必須“指實複奏”！ 皇帝決定，如尹壯圖所請，命令戶部侍郎慶成，帶着尹壯圖前往直隸、山西、山東、江蘇等省，盤查倉庫。
皇帝要公開和尹氏打一個賭，那就是大清的官員隊伍到底基本上是好的，還是基本上是壞的；大清天下的倉庫基本上是滿的，還是到處都是虧空。
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說，那麼我就承認我這五十年都白幹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騙、敷衍我。
如果尹氏所說不實，皇帝隐藏殺機地說，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沉寂已久的大清政壇精神了起來，人們都睜大眼睛看看皇帝和尹氏的這個賭怎麼打下去。
皇帝和大臣公開打賭，并不是人老糊塗，自降身份，而實在是因為尹氏所言涉及了如何看待大清帝國政治形勢，如何評價皇帝五十五年的統治成績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對于共同生活的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乾隆與尹壯圖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
那麼，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尹壯圖并沒有說謊。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确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于盛世頂峰。
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複當年模樣。
讓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經常出入中國的朝鮮使臣的見聞。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
”（《朝鮮李朝實錄》）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
（《朝鮮李朝實錄》） 朝鮮人對中國的了解也許僅止于皮相，但中國官員表達得比朝鮮人還要激切。
乾隆崩逝後，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所言最為痛烈：“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
”以布衣言事的章學誠批評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上下相蒙，惟事婪贓渎貨，始加蠶食，漸至鲸吞……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于壺箪饋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
”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
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并不好。
“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為不止。
”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基本爛到了底的官僚體系。
事實上，尹壯圖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愛國之心。
居京為官的二十年間，他一直聽信官方的宣傳，認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處于曆史最好的時期，如皇帝在诏書中反複講的那樣：“雖非大當，可謂小康”“紀綱整肅……吏治肅清”“萬民歡悅，四海升平”。
雖然京城官場上偶有些灰色現象，比如和砷招權納賄的傳聞不時鑽入耳中，他也認為這不過是局部現象，無關宏旨。
然而，丁憂往返一路的見聞粉碎了他頭腦中的盛世幻象。
他原本以為恩澤普及，天下當人人稱頌朝廷，不料不論是與鄉紳故舊在酒桌上閑聊，還是與販夫走卒們在路上交談，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咒罵官場，歎息時事。
更為嚴重的是他發現地方财政大多處于虧損運行狀态之中，倉庫虧空現象遍地都是。
各級政府上報給皇帝的倉庫存糧存銀數量，十有八九是虛報。
一旦發生全國性的突發事件，後果不堪設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壯圖并沒有談及他的這些具體感受。
一是因為都是風聞，沒有實據。
二是他也意識到這些風聞交織出的圖景實在過于黑暗，與政府平日描繪反差太大，公布出來會造成不良影響。
他是一個忠樸之人，認為羅列現象，發發怨氣，并不能有補，隻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務。
所以他的奏折隻提及議罪銀制度，而未及其他。
隻是被皇帝緊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盤托出。
這樣也好，他希望自己揭開這個黑暗的蓋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動和猛醒，力挽狂瀾于既倒。
那麼，何以在短短十多年裡，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現了如此翻天覆地之變化？ 二大規模動蕩的前奏 第一個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
雖然貴為天子，可以決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卻一分鐘也不能推遲晚年的來臨。
在中國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說是身體最好的一個。
他生來身體強壯，精力充沛，這主要是得自母親的優良遺傳。
乾隆八年（1743年）東巡之時，他途中打獵，用弓達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為硬弓）。
年逾六旬以後，“雖弓力漸減而不下三四力”。
他一生雖然始終處于操勞之中，卻從未得過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稱健康。
然而，遺傳基因再好，也無法抵抗衰老。
雖然一再自稱“精神純固”，事實上，中年之後，他的身體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老化的征兆。
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首詩裡，皇帝自注道，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45歲以後，他的左耳聽力就有所下降。
乾隆四十年（1775年），65歲以後，左眼視力也明顯下降。
（“左耳重聽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者，作《戲語》。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後，他身體衰退之象就更加明顯。
蒙田說，“老年有這麼多缺陷和愚蠢，又這麼容易受人恥笑。
一個老人能夠得到的最好收獲不過是家人的仁慈和愛，統領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雖然沒有人敢于恥笑皇帝，乾隆自己卻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可笑。
年過七十之後，“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
還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皇帝早膳已供，而不過霎時，又索早膳。
宦侍不敢言已進，而皇帝亦不覺悟。
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
”清制禮帽分涼帽暖帽兩種，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換。
一次皇帝從熱河回京，天氣稍冷，皇帝就換上了暖帽，群臣紛紛效仿。
過幾天，天氣又暖，皇帝又戴涼帽，大臣們也忙着換帽子。
皇帝奇怪大臣們為什麼這麼換來換去，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着說：“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緻也。
” 精力也顯然不濟了。
原來軍務緊急之時，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大腦高速運轉，從不疲倦。
而此際，隻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複雜的政事。
過了這段時間，生命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态，不論怎麼以意志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後，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
“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
”（《清高宗禦制詩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當醜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 越是曾那麼酣暢淋漓地品嘗過青年快樂的人，越是難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
年輕時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讀書過目不忘，理事絲絲入扣。
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奏議裡勾調出全部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确而高明的結論。
到了晚年，這面鏡子已經霧蒙蒙一片，照什麼東西隻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
過去頭腦中堆積如山的資料，如今已經丢失了索引，如同一個散亂的倉庫，想尋找點什麼，隻能深一腳淺一腳地艱難跋涉，偶爾巧合，瞎貓碰到死耗子一樣找到一兩件東西，更多的時候，則是費盡力氣，耗盡時間，把這個倉庫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裡，如今隻能記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隻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錯誤接二連三，因而處理政事的準确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沒有退休制度的。
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隻剩了年輕時的幾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務和職責卻一分沒少。
如同一頭衰病殘疾的老牛，仍然要拉着沉重的大車，傾覆是遲早的事。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心理學家說，人到老年，由于身體機能越來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傾轉于内向，主動轉于被動。
壯歲之時，心雄萬夫，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态面對世界。
進入老年之後，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禦心态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随和。
皇帝雖然從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閱章奏，閱覽書籍，仍然不願戴老花鏡。
大臣們進獻了許多花鏡，他都“屏而弗用”。
并且因此寫了一首《戲語》：“半見還當半不見，半聽亦可半不聽，此雖俗語合至理，執兩用中法舜經。
”意思是說，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
一目視力不佳，他正樂得因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正符合“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
這首詩固然是一時玩笑之作，其實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從中早期的察察為明到晚年難得糊塗的心态變化。
面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折，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
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彙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并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
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壯年時的皇帝經常呵斥的是官員們奏事的不細不明。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後，為了适應自己的身體狀況，皇帝處理政務的時間大大縮短。
當年九月，他以“優眷老臣”為名，準三品以上官員年過七十者日出後進朝。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後，這一規定又擴大到全體在京官員，“俱著于卯正到齊，亦不為遲”。
早年峻烈無情的皇帝，晚年心态變得越來越寬和。
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
相反，他樂于施恩，樂于原諒别人，樂于聽到别人的感恩頌
皇帝控制着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着整個社會。
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
随着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一尹壯圖的奏折 文字獄的消失和它的興起一樣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國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體陷入了亢奮乃至瘋狂狀态。
他們放下日常工作，晝夜不息地審查着帝國内所有的漢字，而皇帝卻在這個時候不動聲色地轉向了。
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萬青被人舉報。
舉報者稱他家祠堂所懸的匾額對聯有嚴重問題。
其匾額曰“豆登常新”。
其對聯是“吾祖吾宗，贻厥孫謀；若裔若子，增其式廓”，這類氣勢宏大的文字隻有皇帝用起來才合适，平民百姓怎麼可以妄用？ 指控當然十分可笑。
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卻絕不會令人意外。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後，類似的荒唐冤獄數不勝數。
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為大案火速上報，等待着皇帝對他們辦事勤敏的嘉獎。
沒想到，等來的卻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
皇帝說，閉着眼睛都能看出這是一起誣告案件：“此等扁對雜湊字句，謂之文理不通則可，指為語句違礙則不可。
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節，看來竟屬險詐誣罔，斷不可因此拖累無辜，緻長刁風！” 既然皇帝不為已甚，地方官當然也就樂得不再傷天害理。
乾隆四十八年之後（1783年），文字獄稀稀落落，顯著減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餘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撫大員鄭重重申，文字獄不可擴大化：“外間著有詩文，果有如錢謙益、呂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孫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應搜查嚴辦；若并非有心違悖，不過字句微疵，朕從不肯有意吹求。
”這道谕旨之後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絕響。
腥風血雨終于停息，讀書人提了幾十年的心終于放了下來，全國上下都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清代文字獄檔》） 皇帝為什麼停下了殺戮之手？ 因為文字獄運動已經成功地達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獄的目的是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消滅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
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
一切有膽量、有頭腦、有野心和他較量的人，都已經從肉體上消失；一切稍涉異端的書籍字紙，都已經被燒光；連綿不斷的慘痛絕倫的大案，已經吓破所有活下來的人的膽。
一張一弛，寬嚴相濟，是乾隆的一貫統治原則。
嚴了三十年，終于可以寬一寬了。
不但高壓鍋内臣民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崩潰的邊緣，就連他這個給高壓鍋加火的人，也實在太疲倦了。
更何況，文字獄運動的勝利結束，就如同一幢超級雄偉壯麗的建築封了頂，标志着乾隆盛世構想的全面完成。
物質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現，隻有掃滅了一切精神敵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
而文字獄運動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質精神的雙重勝利：物質上，他已經把傳統社會的物質生産潛力發揮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創造了消滅一切異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
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貞觀、開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頂峰，他的子孫後代将要繼承的會是一個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歲的皇帝禦制了一篇《古稀說》，對全國的形勢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
至乎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
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
即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
其餘四帝，予所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古稀而已矣。
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賜乎。
意思是說，中國開辟以來，夏商周三代年代古遠，事不可稽，暫且不論。
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後來說，兩千年間，活到了七十歲的皇帝不過才六人。
然而這六個人中，漢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終，唐明皇倉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偉大的皇帝。
隻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稱得上真偉人，不過他們當開國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
大清王朝，政權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領土達史上最廣，周圍國家普遍賓服，民衆安居樂業。
社會雖然沒有達到大同，但是已經進入小康。
而且曆代專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強大的地方分裂勢力，敵國外患，權臣，外戚，後宮，太監，奸臣，小人，都已經消滅。
國家之安，前所未有。
這種富庶和平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誠可謂“古來稀”了。
自己确實是古往今來最有福氣的大皇帝。
七十歲的乾隆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
從七十歲到八十歲這十年間，老皇帝仍然是那麼精神矍铄，仍然是那麼勤政不懈，不過他沒有再興起大的政治運動，而是事事以安定團結為重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間，大清王朝所發生的最重要的事隻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壽，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歲大壽，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壽。
清代皇室對過生日特别重視。
乾隆的重孫媳慈禧把這個傳統發揮到了極緻，戰争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過。
乾隆對生日的在乎雖然沒有這麼誇張，但皇帝的整生日卻仍然是帝國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
雖然生日隻有一天，但是八十大壽的慶典實際上連綿不斷進行了三個月。
全國各地都舉行了盛大熱烈、花樣百出的慶祝活動。
不料，就在各種慶祝活動都消歇了之後，内閣學士尹壯圖上了一道折子，卻破壞了皇帝的好心情。
這道折子說，目前實行的“議罪銀制度”弊端甚大，應該廢止。
所謂“議罪銀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項政治發明。
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順手，卻不慎犯了過錯，皇帝以為人才難得，不願換人，便罰些銀子了事。
尹壯圖卻說，這個制度問題極大。
因為它實際上助長了官員們違法亂紀之風，縱容了貪污腐敗的蔓延。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現的巨額财政虧空，也就是财政赤字，就與議罪銀制度的實行有關。
他說：“總督巡撫們自蹈愆尤之罪，皇上聖恩，不行立即罷斥，而令其罰銀若幹萬充公，亦有督撫自請認罰若幹萬者”，這樣做的結果，素來貪污之人更可以膽大妄為，盜用公款，反正日後查出來，罰點銀子賠上就完了。
而清廉之員因為财政緊張，難保任内不出現虧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結好屬下，以求身後出現虧空時得到他們的幫助。
“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屬員之做助。
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
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尹壯圖請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氣，不要存拒谏之成見，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樣，見了批評就暴跳如雷。
為了表明這個姿态，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後，他提筆批道“不為無見”，也就是說，挺有見地。
皇帝很清楚議罪銀制度确實易生弊端。
特别是和砷當政後，将議罪銀制度化了，大臣們所犯隻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納罰銀後，從輕發落。
這其中難保沒有一個兩個原本應該重處的漏網之魚。
不過皇帝自有其苦衷。
和砷将議罪銀制度化，是為了給皇帝弄些零花錢。
數量巨大的罰銀由此滾滾流入皇帝的小金庫，用于皇帝的額外開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時的賞賜。
如果沒有這筆銀子，皇帝的手頭馬上會困窘起來。
更何況，一項制度的好壞，關鍵是看執行得怎麼樣。
皇帝認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夠把這個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
因此筆鋒一轉，他又說，人才難得，“朕以督撫一時不能得人，棄瑕錄用，酌示薄懲”。
事出有因，人我兩便，似乎并無大的不妥。
在自我辯解完之後，皇帝又提出一個問題。
皇帝說，凡言一事，要有據才能有理。
尹氏所言“各省督撫借罰銀為名，派累屬員，至倉庫多有虧缺”，這是尹氏的主觀臆測呢，還是有實在證據？皇帝認為，大清正當全盛之日，怎麼會出現“倉庫多有虧缺”的敗政？“壯圖即為此奏，自必确有見聞，令指實覆奏。
” 也就是說，請尹壯圖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兩條事實證據。
皇帝熟知官員們往往既圖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議論讀起來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細究起來，卻不牽連具體的人和事。
對這種“巧僞之習”，皇帝一直十分讨厭。
如果你尹壯圖果然有理有據，那麼對不起，請你别怕得罪人，交代出一兩個來。
讓無職無權的京官去抓地方官們的犯罪實據，是多麼不現實。
如果是稍微乖巧點的官員，揣測皇帝批複之口風，自然能領會到皇帝的不悅。
皇帝的拒谏之心已顯露在字裡行間，最聰明的應對無過于及時轉舵，回複說自己并無證據，建議也确實荒唐，經聖主教育已經恍然大悟，等等等等。
雖然丢了面子，卻可以安全保身。
然而尹壯圖卻與衆不同。
他在複奏中說，自己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事出有因。
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他丁憂回了老家雲南，今年守孝期滿，又從雲南回京任職，這一往一返數千裡，穿越了大半個中國。
這次旅行使他發現，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經快腐爛透了：他一路上接觸到的人，無不在訴說當地官員如何貪污腐敗；一路上所見的民生，遠不如他想象的那麼富庶繁榮，而是貧民遍地，财政匮乏，幾乎各省都有财政虧空。
“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疆臣中惟李世傑、書麟獨善其身”。
尹壯圖說，如今天下普通百姓對大清政局無不痛心疾首。
“臣經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廣、江浙、廣西、貴州、雲南等省，但見商民半皆蹙額興歎，而各省風氣大抵皆然。
”那些官員們貪污腐敗的花樣，幾乎聞所未聞，想都想不出來。
不過作為一個丁憂官員，他沒有時間，也沒有權力和職責一一調查取證。
“若問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屬員昏夜授受時，外人豈能得見？臣自難于一一指實。
” 在複奏的最後，尹壯圖說，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話，那麼他請皇帝“簡派滿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虧空”，派一個信得過的滿洲大臣，和他一起去各地密查，一定可以迅速取得證據。
尹氏的頭一道奏折隻是讓皇帝略有不悅，這道複奏卻讓皇帝深受刺激。
皇帝讀到“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商民半皆蹙額興歎，而各省風氣大抵皆然”一段，手劇烈地抖起來，臉也漲得通紅。
旁邊伺候的老太監看情形不對，連忙上前遞過一杯茶。
老皇帝喝了幾口，閉目片刻，才慢慢平靜下來，提筆顫抖着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也就是說，竟然好像在我領導下的當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然後把筆擲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氣。
也不怪皇帝如此怒火中燒。
皇帝萬萬沒有想到，在大清處于他千辛萬苦打拼來的盛世之際，居然有人進行如此颠倒黑白、匪夷所思的攻擊。
如果說當今天下一兩個省有虧空，一兩名官員存在腐敗行為，這本在意料之中。
天下沒有完美的事物，再輝煌的盛世，也會有陰暗面，不過這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支流和主流，現象和本質的關系。
但尹壯圖幾乎将全國各省的總督、巡撫一網打盡，說所有的封疆大吏都“聲名狼藉”，說所有地方都“吏治廢弛”。
這豈不是用一個指頭取代了九個指頭，将大清政局描繪得一團漆黑不見光亮嗎？ 更讓皇帝無法忍受的是，尹壯圖說全國商民皆“蹙額興歎”，這豈不是說人民對他的統治強烈不滿？豈不是說他的統治應該推翻？ 對于這個尹壯圖，皇帝的印象原本是不錯的。
此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實人，雖然才幹不算特别優長，但勤勤懇懇，從不取巧。
因為為人不夠圓滑，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高中進士後，始終在禮部主事、郎中、禦史、學士這些閑職上晃來晃去，一直解決不了級别問題。
還是皇帝開恩，幾年前特意把他提拔為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讓他享受副部級待遇，于他可謂恩深誼厚。
按理說，這個人對皇帝、對大清，隻會感激涕零，不應該有任何敵意。
何以在這個時候，對大清政局進行如此荒唐而猛烈的攻擊？皇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情緒激動的皇帝當天就下達了長篇谕旨，公開了他和尹壯圖的來往文字。
皇帝說他絕不相信尹壯圖的話，因為自己“自禦極以來，迄今已五十五年”，“自謂勤政愛民，可告無愧于天下，而天下萬民亦斷無泯良怨朕者”。
“若如尹壯圖所奏，則大小臣工等皆系虛詞貢谀，面為欺罔，而朕五十餘年以來，竟系被人朦蔽，于外間一切情形，全無覺察，終于不知者。
” 皇帝嚴厲質問尹壯圖，你的這個看法“聞自何人？見于何處？”必須“指實複奏”！ 皇帝決定，如尹壯圖所請，命令戶部侍郎慶成，帶着尹壯圖前往直隸、山西、山東、江蘇等省，盤查倉庫。
皇帝要公開和尹氏打一個賭，那就是大清的官員隊伍到底基本上是好的，還是基本上是壞的；大清天下的倉庫基本上是滿的，還是到處都是虧空。
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說，那麼我就承認我這五十年都白幹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騙、敷衍我。
如果尹氏所說不實，皇帝隐藏殺機地說，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沉寂已久的大清政壇精神了起來，人們都睜大眼睛看看皇帝和尹氏的這個賭怎麼打下去。
皇帝和大臣公開打賭，并不是人老糊塗，自降身份，而實在是因為尹氏所言涉及了如何看待大清帝國政治形勢，如何評價皇帝五十五年的統治成績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對于共同生活的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乾隆與尹壯圖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
那麼，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尹壯圖并沒有說謊。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确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于盛世頂峰。
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複當年模樣。
讓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經常出入中國的朝鮮使臣的見聞。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
”（《朝鮮李朝實錄》）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
（《朝鮮李朝實錄》） 朝鮮人對中國的了解也許僅止于皮相，但中國官員表達得比朝鮮人還要激切。
乾隆崩逝後，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所言最為痛烈：“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
”以布衣言事的章學誠批評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上下相蒙，惟事婪贓渎貨，始加蠶食，漸至鲸吞……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于壺箪饋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
”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
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并不好。
“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為不止。
”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基本爛到了底的官僚體系。
事實上，尹壯圖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愛國之心。
居京為官的二十年間，他一直聽信官方的宣傳，認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處于曆史最好的時期，如皇帝在诏書中反複講的那樣：“雖非大當，可謂小康”“紀綱整肅……吏治肅清”“萬民歡悅，四海升平”。
雖然京城官場上偶有些灰色現象，比如和砷招權納賄的傳聞不時鑽入耳中，他也認為這不過是局部現象，無關宏旨。
然而，丁憂往返一路的見聞粉碎了他頭腦中的盛世幻象。
他原本以為恩澤普及，天下當人人稱頌朝廷，不料不論是與鄉紳故舊在酒桌上閑聊，還是與販夫走卒們在路上交談，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咒罵官場，歎息時事。
更為嚴重的是他發現地方财政大多處于虧損運行狀态之中，倉庫虧空現象遍地都是。
各級政府上報給皇帝的倉庫存糧存銀數量，十有八九是虛報。
一旦發生全國性的突發事件，後果不堪設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壯圖并沒有談及他的這些具體感受。
一是因為都是風聞，沒有實據。
二是他也意識到這些風聞交織出的圖景實在過于黑暗，與政府平日描繪反差太大，公布出來會造成不良影響。
他是一個忠樸之人，認為羅列現象，發發怨氣，并不能有補，隻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務。
所以他的奏折隻提及議罪銀制度，而未及其他。
隻是被皇帝緊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盤托出。
這樣也好，他希望自己揭開這個黑暗的蓋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動和猛醒，力挽狂瀾于既倒。
那麼，何以在短短十多年裡，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現了如此翻天覆地之變化？ 二大規模動蕩的前奏 第一個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
雖然貴為天子，可以決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卻一分鐘也不能推遲晚年的來臨。
在中國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說是身體最好的一個。
他生來身體強壯，精力充沛，這主要是得自母親的優良遺傳。
乾隆八年（1743年）東巡之時，他途中打獵，用弓達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為硬弓）。
年逾六旬以後，“雖弓力漸減而不下三四力”。
他一生雖然始終處于操勞之中，卻從未得過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稱健康。
然而，遺傳基因再好，也無法抵抗衰老。
雖然一再自稱“精神純固”，事實上，中年之後，他的身體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老化的征兆。
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首詩裡，皇帝自注道，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45歲以後，他的左耳聽力就有所下降。
乾隆四十年（1775年），65歲以後，左眼視力也明顯下降。
（“左耳重聽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者，作《戲語》。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後，他身體衰退之象就更加明顯。
蒙田說，“老年有這麼多缺陷和愚蠢，又這麼容易受人恥笑。
一個老人能夠得到的最好收獲不過是家人的仁慈和愛，統領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雖然沒有人敢于恥笑皇帝，乾隆自己卻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可笑。
年過七十之後，“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
還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皇帝早膳已供，而不過霎時，又索早膳。
宦侍不敢言已進，而皇帝亦不覺悟。
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
”清制禮帽分涼帽暖帽兩種，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換。
一次皇帝從熱河回京，天氣稍冷，皇帝就換上了暖帽，群臣紛紛效仿。
過幾天，天氣又暖，皇帝又戴涼帽，大臣們也忙着換帽子。
皇帝奇怪大臣們為什麼這麼換來換去，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着說：“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緻也。
” 精力也顯然不濟了。
原來軍務緊急之時，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大腦高速運轉，從不疲倦。
而此際，隻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複雜的政事。
過了這段時間，生命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态，不論怎麼以意志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後，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
“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
”（《清高宗禦制詩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當醜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 越是曾那麼酣暢淋漓地品嘗過青年快樂的人，越是難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
年輕時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讀書過目不忘，理事絲絲入扣。
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奏議裡勾調出全部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确而高明的結論。
到了晚年，這面鏡子已經霧蒙蒙一片，照什麼東西隻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
過去頭腦中堆積如山的資料，如今已經丢失了索引，如同一個散亂的倉庫，想尋找點什麼，隻能深一腳淺一腳地艱難跋涉，偶爾巧合，瞎貓碰到死耗子一樣找到一兩件東西，更多的時候，則是費盡力氣，耗盡時間，把這個倉庫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裡，如今隻能記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隻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錯誤接二連三，因而處理政事的準确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沒有退休制度的。
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隻剩了年輕時的幾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務和職責卻一分沒少。
如同一頭衰病殘疾的老牛，仍然要拉着沉重的大車，傾覆是遲早的事。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心理學家說，人到老年，由于身體機能越來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傾轉于内向，主動轉于被動。
壯歲之時，心雄萬夫，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态面對世界。
進入老年之後，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禦心态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随和。
皇帝雖然從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閱章奏，閱覽書籍，仍然不願戴老花鏡。
大臣們進獻了許多花鏡，他都“屏而弗用”。
并且因此寫了一首《戲語》：“半見還當半不見，半聽亦可半不聽，此雖俗語合至理，執兩用中法舜經。
”意思是說，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
一目視力不佳，他正樂得因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正符合“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
這首詩固然是一時玩笑之作，其實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從中早期的察察為明到晚年難得糊塗的心态變化。
面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折，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
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彙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并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
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壯年時的皇帝經常呵斥的是官員們奏事的不細不明。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後，為了适應自己的身體狀況，皇帝處理政務的時間大大縮短。
當年九月，他以“優眷老臣”為名，準三品以上官員年過七十者日出後進朝。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後，這一規定又擴大到全體在京官員，“俱著于卯正到齊，亦不為遲”。
早年峻烈無情的皇帝，晚年心态變得越來越寬和。
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
相反，他樂于施恩，樂于原諒别人，樂于聽到别人的感恩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