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字獄——盛世須用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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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權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
專制權力的獨占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沖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
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一打擊“越級上訪”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駕行走到了江蘇與山東交界的澗頭集。
剛剛結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開轎簾的大轎裡，乾隆心情不錯。
初春季節往往是他詩興大發的時候，遙望綠色籠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醞釀着詩稿。
大駕突然停了下來，前面傳來了喧嘩聲。
新修好的禦路旁邊的散水溝裡，跪着兩個鸠形鹄面的人，一望而知是兩個災民。
他們高舉着兩張紙，顯然是告禦狀的。
皇帝命人把他們帶到轎前。
兩個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濃重的豫西話因為緊張更加難以聽懂。
費了老大勁，皇帝才聽明白，原來他們是河南西部夏邑縣人，分别叫張欽和艾鶴年。
他們說，河南西部遭遇了嚴重水災，百姓流離失所。
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等官員串通起來，隐瞞災情。
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壯着膽來告禦狀。
乾隆的眉頭鎖了起來。
怎麼又是夏邑？ 關于河南夏邑縣的水災，在這兩個災民告禦狀之前，皇帝就已經知道一二了。
他這次南巡到山東時，前江蘇布政使、退休官員彭家屏在山東迎駕，就已經向他加以舉報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說河南西部已經多年遭遇災害，今年尤其嚴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卻無動于衷。
因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罪無可逭。
對于彭家屏的舉報，乾隆并不很相信。
因為第一，圖勒炳阿因為精明而聽話，一直頗為乾隆賞識。
第二，按照朝廷綱紀，退休在家的官員，應該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過高官而幹預地方公務。
彭家屏的行為有違反這條規定的嫌疑。
第三，皇帝一直很讨厭彭家屏其人。
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員拉幫結夥搞朋黨，而彭家屏卻很喜歡搞這一套。
在雍正年間，他有過投靠雍正的寵臣李衛，攻擊李衛政敵鄂爾泰的不光彩曆史，所以乾隆對他印象一直不佳。
乾隆後來說：“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鸷，恩怨最為分明。
從前每當奏對時，于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诋毀，朕因此深薄其為人。
”（《乾隆朝東華錄》）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用懷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會兒。
他首先判斷這是圖勒炳阿與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借機誇大其詞，進行傾陷。
作為皇帝，乾隆每一分鐘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進官員們設下的圈套，成為他們鬥争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鎮定，似乎心裡十分有底。
那麼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處理。
所以，他命令同到山東迎駕的圖勒炳阿會同彭家屏一起，實地查勘災情，然後共同向他彙報。
與此同時，皇帝還采取了一個極為秘密的措施。
他派自己身邊的一個随侍，精明強幹的員外郎觀音保化裝成一個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實地考察災情到底如何。
這個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風格。
就在觀音保出發後第三天，發生了開頭所述告禦狀的一幕。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禦狀。
乾隆皇帝與明太祖朱元璋在對民寬、對官嚴一點上十分相似。
但是，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有明顯差異。
因為出身貧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
洪武年間，有些民望極好的官員獲罪罷職，但地方百姓攔道苦留。
朱元璋知道後，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這個官員必然是好官，不但釋放，甚至還得到提升。
不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層百姓的政治熱情來監察官員。
他說，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乾隆卻不欣賞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義。
他認為，小民們的話并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
如果百姓表揚會促使官員步步高升，那麼假造民意，對于中國官員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員，那麼，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為官場鬥争的工具嗎？所以他說：“小過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則罪宥宜出朝廷。
若因部民伏關乞留，遽為縱遣，是黜陟之柄編氓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于此俱加以賞赉超擢，不啻導之作奸。
倘猾吏民窺見意指，交通惑聽，流弊伊于何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禦批曆代通鑒輯覽》）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衆的自發性，但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群衆。
比如這次南巡途中，他望見衣衫褴褛的百姓，會叫到駕前，細細盤問何以窮困，并命加以賞賜。
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
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裡。
“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籲”？ 對于這些告禦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神裡透露的卻都是執拗和不馴服。
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闆，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輩。
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铤而走險。
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
因此，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禦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話有所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說謊的。
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
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禦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禦狀的人，同樣是衣衫褴褛，同樣是一口豫西口音。
一問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劉元德，也來投訴自己的父母官辦赈不實。
乾隆皇帝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冷峻。
連續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
聯想到彭家屏同樣也是夏邑人，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在乾隆的政治生涯裡，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連續兩起同一目的的告禦狀事件。
習慣于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
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員彭家屏在背後策劃，讓這些普通百姓不斷出面，利用這次旱災，來扳倒他們不喜歡的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
如果是這樣，那麼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
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禦狀演變成了地方缙紳利用和勾結普通百姓，企圖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陰謀。
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帝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不祥的新苗頭，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帝國政治秩序。
任其發展，必然成為一種政治惡疾。
向來注意防微杜漸的皇帝決定要斬釘截鐵地鏟除這個苗頭。
皇帝命人把這個劉元德鎖起來，細細審問。
他決心把那個他素來不喜歡的彭家屏從這起案件背後挖出來，最好釀成一樁震動天下的大獄，殺一儆百，因為大清天下此刻特别需要一記有力的警告。
在欣賞自己盛世治績的同時，皇帝也分明預感到，大清王朝危機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壓力。
人口增長本來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證據。
但與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卻是一個貧困的盛世。
大唐開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而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衆人嘲笑。
《史記·平準書》載： 至今上（指漢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都城）鄙（邊遠地方）廪（糧倉）庾（露天谷倉）皆滿，而府庫餘貨财。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穿錢的繩子）朽而不可校。
太倉（京師的大倉庫）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雄馬）字牝（母馬）者傧（排斥）而不得聚會（當時人皆乘雄馬，有雌馬雜處其間，便互相踢咬，故被斥于外而不與同行）。
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
《興國縣志》載，乾隆年間，陝西許多農民“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其艱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
洪亮吉也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
為什麼如此呢？原因其實很簡單。
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産量雖然創了曆史最高，但人均下來，卻處于曆史落後水平。
傳統農業生産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盡可能多地養育人口，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換取，中國人也心甘情願。
中國傳統社會人口增長的速度往往高于糧食生産水平的提升速度，乾隆年間這一特征表現得更為明顯。
正是這樣的人口奇迹造成了乾隆朝的尴尬。
一方面，人口繁庶曆來是統治成績和國家實力的最有力證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長也帶來了方方面面的問題。
雖然清代糧食總産量居曆史之冠，人均卻是最低。
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曆代糧食人均占有量，秦漢為985斤，隋唐為988斤，宋代為1457斤，明代為1192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
人口壓力導緻了空前的生存競争。
由于人口的增長，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地主不斷提高要價，增長地租，貧民越來越無法承受。
有案例記載，乾隆初年，四川泸州的一塊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鬥。
僅僅過了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石。
另一個案例顯示，湖北黃岡的一塊土地，原本收租3石，2年後，租價就上升到了6石。
地租如此直線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佃戶忍無可忍，不得不起來抗争。
乾隆六年（1741年），江蘇崇明等地因風災減産，佃戶老施二帶頭不交地主的田租，還組織周圍的佃戶，驅逐前來收租的地主。
地主在保正的幫助下，逮捕了幾名動手的佃戶關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組織民衆，“将業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燒毀”，救出被捕之人。
不久，靖江縣也發生要求減租、抗租的風潮。
乾隆六年八月，靖江縣貧民沙九成等人“糾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罷市，希圖挾官報災，免糧賴租”。
除了抗租之外，抗稅鬥争也越來越普遍。
由于農民普遍貧困化，越來越多的人種不起地。
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羅山縣農民集體抗稅，“刁徒七八百人各執木棍鐵鍁等物，并挾有草束，又複前來，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錢糧，不許差役催追舊欠”。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蘇江陰縣也出現大規模的抗稅鬥争，“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聞，征稅如故，西鄉民相率哄縣堂，人挾苗一束委棄庭中，頃刻山積。
阍者以大言吓之，幾至激變”。
雖然在經濟上對農民、特别是貧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權利上，乾隆卻是有史以來最為吝啬嚴苛的皇帝。
他全力維護農民的生存權乃至溫飽權，但是絕不允許農民有政治表達權。
因為統治者最熱愛的是穩定，而維護穩定的最核心手段則是維護綱常。
一旦綱常紊亂，則統治者必然受到威脅。
所以，乾隆對于老百姓，有着對比鮮明的兩副面孔： 對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視如赤子”。
對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則視如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
應該說，民衆鬥争的風起雲湧是清王朝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表現。
經濟總量的擴大，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造成經濟沖突和經濟糾紛日益增多。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民衆的政治意識、權利意識也同步覺醒，社會上出現一些自發的維權組織，這本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也是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難得契機。
乾隆年間，在地主與佃戶的經濟沖突中，佃戶們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組織性。
他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聯系，用演戲、賽會、歃血、結盟的方式團聚起來，有組織地和地主進行鬥争。
有的地方出現了鐵尺會、烏龍會、長關會等組織。
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農杜正祈等“結無賴子數十人，屢與田主搆難。
恃拳勇，入市強橫，久之黨漸衆，遂陰蓄異謀，人給一鐵尺，号鐵尺會”。
有的地方還設立會館，推舉佃長，甚至組織武裝，與地主們公開對抗。
中國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性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面對這種形勢，乾隆的第一反應是恐懼。
在乾隆看來，“涓涓不絕，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尋斧柯”。
在乾隆時代，一切民衆聚集事件都被視為敵對事件。
為了防微杜漸，他必須在“群情洶湧之初”，“擒首惡以儆餘兇”。
乾隆規定，嚴禁民間結盟、罷市、聚衆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麼“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寶泉局，也就是相當于今天财政部印鈔廠的兩千多名工人，因反對工頭克扣工資，停爐罷工。
步軍統領衙門出兵彈壓，工人們“俱登廠内土堆，抛磚擲瓦喊叫”，官兵竟向手無寸鐵的工匠施放鳥槍。
事後，乾隆帝還因為沒有殺幾個人而嫌官兵鎮壓不力，朱批道：“辦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槍傷一二何妨。
”“此等刁風，甚屬可惡……着舒赫德等嚴訪為首之人，務必重處，以警其餘。
” 對于“刁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抗稅抗租行為，他更是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江蘇崇明老施二抗稅事件報聞之後，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風，不可長也，務獲實犯奏聞。
”此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是，“老施二依拟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乾隆十三年（1748年），蘇州米商囤糧擡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願，請求官員控制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
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面前。
然而秉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後退寸步這一原則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
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
事情上報乾隆，奏折中的“聚衆”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
他說“因近日聚衆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衆之例，立即正法”。
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于大堂之上。
在這樣的背景下，河南夏邑縣多起災民控告上司的事件，在乾隆眼中就成了無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嚴刑拷打之下，災民劉元德交代，他來告禦狀，路費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縣的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兩個人共同資助的。
這兩個人鼓勵他扳倒縣太爺，說這是造福全縣的大好事。
對這個審理結果，乾隆并不滿意，因為沒有把彭家屏挖出來。
皇帝直覺彭家屏與此事逃不脫幹系，而且隻有把彭家屏牽系進來，這個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制造震動全國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達了繼續熬審劉元德，同時逮捕段昌緒和劉東震的命令後，到河南暗訪的觀音保回來了。
觀音保是皇帝最信任的親信之一。
他事上忠誠，為人敏捷，辦事周密。
聽到他回來，皇帝連忙召見。
幾天不見，觀音保模樣大變。
微服出行時新換上的湖綢長衫已經蒙上一層塵土，臉龐也比出行時消瘦了許多。
他搶步上前，請了個安，回道：“皇上，夏邑之災，并非尋常水災，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災！” 觀音保彙報說，夏邑和附近的永城縣遭災已經兩年了，由于連歲未登，積水未涸，今年仍無法下種，百姓對于縣令和巡撫極度不滿，咒罵之聲充滿城鄉。
由于多年重災，窮民景況不堪入目。
縣城裡乞丐遍地，鄉間則餓殍滿眼。
全縣物價奇高，隻有人價極低，滿大街都是賣兒賣女的人。
為了證明自己的調查結果，他還特意在災區買了兩個孩子。
“哦？花了多少錢？”皇帝問道。
“四百八十文。
” 那時的四百八十文約合現在九十六元錢，大約是一隻烤鴨的價格。
“什麼？兩個孩子加在一起？” “對。
”觀音保說着，從身上掏出一張紙，呈給乾隆。
乾隆接過來一看，是一張賣身契，價目清清楚楚。
皇帝默然不語，良久，一揮手：“你先出去吧。
” 觀音保悄無聲息地退步，轉身，退出殿外。
皇帝陷入了尴尬。
看來，地方官确實罪不可逭。
他原來以為，夏邑所遭的是尋常災害，沒想到會重到如此程度。
圖勒炳阿和孫默欺君罔上、漠視民命達到如此程度，實堪發指。
必須嚴肅處理，才能平民憤而肅官箴。
可是，如果因為老百姓告禦狀而摘了巡撫和縣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國内開創一個極為不好的先例。
這一傳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撫”事件必然會成為爆炸新聞，迅速傳遍全國。
本來，大清帝國如今的政治形勢就不穩，各地抗稅抗租鬥争此起彼伏。
如果這事再傳開，那麼無異于火上澆油，豈不極大地助長民衆的自發鬥争？ 深思熟慮之後，皇帝做出了這樣的決斷： 第一，嚴肅處理地方官。
圖勒炳阿被革職，發往烏裡雅蘇台充軍。
夏邑縣、永城縣兩縣知縣也革職，等待進一步審訊處理，以警誡其他諱災官員。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後不得以缙紳幹預公務。
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三人，交山東巡撫審辦，一定要查出背後有沒有其他主使。
看來是各打五十大闆。
皇帝還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谕旨給河南老百姓： 并傳谕各百姓等，俾曉然于朕惠愛黎元，一體之意，各安本分，靜候給赈。
至巡撫、知縣之罷斥，乃朕遣人密加訪察，自為整饬官方起見，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訴也。
若因此遂增緻長刁風，挾制官長，擾及赈務，則是自幹罪戾，不能承受國家惠養之恩矣。
（《清高宗實錄》） 意思是說，這起案子的處理，是因為我洞察一切，主動發現，并不是因為彭家屏的奏報，也不是因為“一二刁民”告禦狀。
如果以後誰效仿這幾個“刁民”，以下犯上，那麼必然要受到國家的嚴懲。
這一道上谕，體現了皇帝在面對民間政治參與熱情性時的進退兩難。
面對洶洶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築壩壘，将其約束在“綱紀”的河道内。
那麼，底層民衆受到冤屈，就隻能等死嗎？ 乾隆認為，這種情況下，群衆有權利上訪。
但是，一定得在國家政策規定内，一級一級來，不能“越級上訪”，更不能采取“聚集”“鬧事”等危險手段。
皇帝的理論是，“至該處百姓，如果追比負屈難伸，應赴上司衙門控告，乃敢聚衆赴署，紛紛毆鬧，此風斷不可長”。
“應赴上司衙門控告”，這便是皇帝所開具的普通百姓對付貪官污吏的唯一辦法。
就是說，你必須在體制内反映申訴，尋求解決的辦法。
問題是，傳統社會體制内的申訴機制常常是失效的。
底層百姓的上訪，最常見的處理方法是被上級發回基層處理。
如果“赴上司衙門控告”遭到拒絕，被發還原縣鎖系，又怎麼辦？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甯縣百姓劉周佑到知府處控告新甯縣縣令營私舞弊，代理知府不問青紅皂白，将案子發回新甯縣處理。
新甯知縣利用職權，挾私報複，把劉周佑關押在監。
縣民忍無可忍，紛紛罷市以示抗議，事情被彙報給了皇帝。
這種情況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衆之人。
而于官員應得處分，不即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
就是說，對于百姓對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嚴懲。
而對官員的處理，不可過重。
因為如果嚴處官員，那麼百姓必然得到鼓勵，以後會變本加厲，益發助長了“以下抗上”的“歪風邪氣”。
用乾隆自己的話說就是“刁民鬧事而即參知縣，将使刁風益熾矣”，“将來愚頑之徒，必且以此挾制官長，殊非整饬刁風之道”。
乾隆的這個邏輯，在處理夏邑縣事件時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釋。
乾隆在給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如此告誡百姓：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
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麼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
祖父當然是疼愛孫子的，但是遇到孫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對，明智的祖父會怎麼做呢？顯然，他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
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
這不是顯然之理嗎？ 因此，作為孫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隻能含冤忍受，等着祖父有一天發現父母的錯誤加以懲治，而不應該主動跑到祖父面前，來說父母的不是。
如果主動報告，就是孫子不守孝道，不能“子為父隐”。
本來祖父要申斥父母，一聽孫子公然陳告，也會先壓下來不辦，不能讓孫子長臉。
同時，他還要把孫子交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處理處理。
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十分明白怎麼處理孫子，才能使他記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亂。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兒子”赈災不行，但是處理“孫子”造反事件，卻極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交給山東巡撫審辦。
山東巡撫當即發文給夏邑知縣，也就是那個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孫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抓起來，押遞到山東。
革職的命令還沒有從省裡傳下來，但孫默已經知道自己的烏紗馬上就要丢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辦理這個案子。
他沒有像往常一樣，派衙役抓人，而是親自帶領人馬，前往秀才段昌緒家，命令對段家徹底搜查，特别是對書籍文章，要片紙不留，一律搜出讓他檢查。
他知道，皇帝對文字之獄特别有興趣。
這些秀才們積習難改，平時一定會寫些日記文章之類，而這些文章之内保不齊會有一兩句牢騷怨望之語。
如果找到一兩句他們咒罵政府的證據，那麼這個案子就會升級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會脫身，起碼也會減罪。
果不其然，衙役們在段昌緒的卧室之中搜出了幾頁文書，居然是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
這篇檄文，八十年前廣為流傳。
八十年後，段昌緒仍然保留，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孫默如獲至寶，他飛馬把這一“成果”彙報給圖勒炳阿。
圖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以八百裡加急的文件報給皇帝。
乾隆對此非常重視。
一方面，他對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頭都視如大敵，另一方面，在前兩天對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闆後，他感覺十分不妥。
因為各地密報已經傳上來，說雖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闆，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撫”的消息仍然像長了翅膀一樣，立刻傳遍了大清各省，那幾個敢于告禦狀的平民已經成了全國人心目中的英雄。
不少地方的人聞聽此消息，準備要進京告狀。
皇帝于是斷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縣知縣孫默以及圖勒炳阿能偵破這樣的反清大案，“尚屬能辦事之員”。
偵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與諱災這樣的小過不可同日而語，“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職，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河南，與圖勒炳阿一起徹查此大案，特别是要查清這個檄文到底從哪裡抄來，背後有沒有其他組織或者情由。
皇帝在上谕中還莫名其妙地着重說了這麼一句：“命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檢查彭家是否也有這道僞檄。
”并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聽候皇帝親自問訊。
顯然，皇帝一定要将退休二品大員彭家屏牽連進案子中，才算罷休。
四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圓明園，結束了此次風波疊起的南巡。
他召來彭家屏。
在嚴審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确實存有幾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記》《豫變紀略》《酌中志》《南遷錄》等數種。
然而，方觀承與圖勒炳阿抄家的結果卻與彭氏交代大相徑庭，原來彭家屏之子彭傳笏聞聽抄家之信後，已經把家中所有這些“禁書”一把火燒了。
但方觀承也有成果。
他說，經過審訊，劉元德交代，他的禦狀狀子曾經給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過，這從側面證明，彭家屏與這個告禦狀事件确實有關，皇帝的判斷是正确的。
皇帝對這個結果基本滿意，他知道，一個大案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了。
經過會商之後，大臣們認為，這個案子性質嚴重，必須嚴肅處理。
“河南夏邑縣地方士民，習尚嚣淩，素健訟為能，任意壽張，罔知名義乖戾取禍，遂有段昌緒等惡徒，居心狂悖，上幹天和，災祲之來實由自召”，所以段昌緒應該按照大逆罪，淩遲處死。
因為段昌緒并沒有孩子，隻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陳氏，發給功臣之家為奴。
皇帝畢竟仁慈，宣布對段氏“從寬”斬立決，妻子免于入官。
對于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書，“從寬賜令自盡”。
彭氏之子彭傳笏斬監候，秋後處決。
沒收家産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入官。
據河南布政使彙報，彭家屏的家産有古玩玉器等一百九十餘件，綢緞、氈褐衣服等七百餘件，字畫手卷八十餘件，俱解送進京。
“至于箱内止存銀一千餘兩，殊難憑信。
随喚伊管事家人範祥等逐加研訊。
雖據堅供實止此數，但有無隐匿寄頓，仍饬該府縣再加确查嚴審”。
至于彭家的幾千畝土地，皇帝的處理手法十分出奇：既然你願為貧民強出頭，那麼就把你的土地分給“該地貧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願吧！ 皇帝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了對退休官員以及地方秀才不安分守己、替百姓強出頭的态度。
他相信，這樣的處理結果足以消除“百姓扳倒撫巡”事件的不良影響。
皇帝還特别命地方官員，深入民間，了解百姓對此處理的反應。
據河南布政使彙報，在聽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賞給貧民後，老百姓一緻認為，彭家屏死有餘辜，皇帝無比正确。
“跪聽宣揚，踴躍叩頭，歡聲動地，稱此千古未有之鴻仁，天高地厚，無有倫比，惟有頂祝國祚億萬斯年，還祈代為轉奏。
等語。
” 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則彙報說，這個案子處理之後，老百姓都十分佩服皇帝的聖明，感激皇帝的大恩，對彭家屏等人無比痛恨，并紛紛表示，以後一定遵紀守法，絕不再“越級上訪”。
“據士民人等同稱，我等自祖父以來，享聖朝太平之福，養長之恩。
安居樂業，百有餘年。
恭逢皇上愛民如子，凡關民間疾苦，無不加恩矜憫。
我等就雖屬愚昧，亦有知覺，若尚不知尊君親上，更何以生世為人？實不意竟有段昌緒、司氏、陳氏如此逆徒敗類，我等無不同切憤恨，深懷愧恥。
今蒙開谕。
我等草野小人有何報答皇恩，從此惟有益加洗心滌慮，共相勉善良，祝願歲歲豐登，人人守法，庶不緻再費皇上天心。
” 方觀承說：“臣等觀其情詞懇切，老民等皆叩頭嗚咽，災系出于衷誠，并無僞飾。
” 看到這裡，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
在強硬地展示自己武的一手後，皇帝又使出了他的另一手。
他命令，夏邑縣等豫西四縣曆年所欠的農業稅一律免除，本年所有稅收也一并免除。
皇帝還派出能員，深入豫西，調查此地連續多年受災嚴重的原因，準備通過興修水利等方式加以根治。
同時，立刻調圖勒炳阿入京，體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撫之職。
夏邑、永城兩個縣令仍然被革職按問，以為其他官員之戒。
二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1） 傳統社會中，永遠有那麼一類讀書人，身無分文，心憂天下。
雖然終生不售，他們卻總不甘心放棄“獻身政治”“緻君堯舜”的宏大理想，因為聖人告訴他們，這是士人活着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五日早晨，廣西布政使朱椿出門想去桂林城外一遊。
官轎剛剛出胡同，路邊搶出一位老者，顫巍巍跪在路邊，手中高舉一冊文書。
朱椿心中膩煩，看來又遇到一位告狀的，真是官身不自由！ 及至随從把文書遞到他手裡，才發現并非如此。
文書封面上題着兩個字“策書”，原來是一份政策建言書。
打開一看，端楷正書，字迹娟秀，内容有五條：一、請朝廷進一步減免錢糧，減輕底層人民負擔；二、建議各地添設社義倉，以救濟貧民；三、革除鹽商盜案連坐；四、禁止種煙，以利人民健康；五、裁減寺僧，減輕社會負擔。
文章層次清楚，文字明晰，是一份有數據、有分析、有辦法的政策建議書。
與一般的書生建言不同，這份報告還有許多定量分析。
比如在論述廣西的種煙之害時，書中寫道：“今種煙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種植一二萬株，小家亦不減二三千。
每萬株費工人十或七八、灰糞二三百擔，麸料、糞水在外……總種植煙苗始末之工費以圖耕稼，種植雜糧，實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
” 一個老知識分子關心家國的拳拳之意躍然紙上。
看完了策書，朱椿臉紅頭漲，神色大變。
他命身邊的幾個随從：“立刻把老頭拿住捆上，絕對不許逃脫！” 遊興已經一掃而光，朱椿立刻轉轎回府，把老人帶過來細細審問。
老人一看方伯（地方長官）大人沒有如期待的那樣把他延為上賓，熱情款待，反而疾言厲色，如對大敵，一時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從頭道來。
原來這個老頭名叫吳英，是廣西平南縣人，讀了一輩子書，隻考上了一個秀才。
如今六十歲了，身體多病，眼看着朝不保夕，不甘心就這樣死去，便想把自己對國家和皇帝的忠愛之情化為這一紙策書，若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也算不負到人世來了一趟吧。
朱椿連夜給廣西巡撫寫了一個彙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案件。
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讀書人膽敢批評國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聖諱。
原來，這篇策書中“聖上遵太後之遺命，免各省稅糧，其德非不弘也……聖上有萬斛之弘恩，而貧民不能盡沾其升鬥”一段，兩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沒有避諱。
第二天，這樁案子就轉給了廣西巡撫姚成烈。
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處理此案。
他命人兵分兩路，一路趕往吳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樓街的塗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闆和小二，搜查吳英的随身行李，看有沒有其他字紙文書。
另一路趕赴吳英老家平南縣，抄
專制權力的獨占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沖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
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一打擊“越級上訪”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駕行走到了江蘇與山東交界的澗頭集。
剛剛結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開轎簾的大轎裡，乾隆心情不錯。
初春季節往往是他詩興大發的時候，遙望綠色籠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醞釀着詩稿。
大駕突然停了下來，前面傳來了喧嘩聲。
新修好的禦路旁邊的散水溝裡，跪着兩個鸠形鹄面的人，一望而知是兩個災民。
他們高舉着兩張紙，顯然是告禦狀的。
皇帝命人把他們帶到轎前。
兩個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濃重的豫西話因為緊張更加難以聽懂。
費了老大勁，皇帝才聽明白，原來他們是河南西部夏邑縣人，分别叫張欽和艾鶴年。
他們說，河南西部遭遇了嚴重水災，百姓流離失所。
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等官員串通起來，隐瞞災情。
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壯着膽來告禦狀。
乾隆的眉頭鎖了起來。
怎麼又是夏邑？ 關于河南夏邑縣的水災，在這兩個災民告禦狀之前，皇帝就已經知道一二了。
他這次南巡到山東時，前江蘇布政使、退休官員彭家屏在山東迎駕，就已經向他加以舉報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說河南西部已經多年遭遇災害，今年尤其嚴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卻無動于衷。
因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罪無可逭。
對于彭家屏的舉報，乾隆并不很相信。
因為第一，圖勒炳阿因為精明而聽話，一直頗為乾隆賞識。
第二，按照朝廷綱紀，退休在家的官員，應該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過高官而幹預地方公務。
彭家屏的行為有違反這條規定的嫌疑。
第三，皇帝一直很讨厭彭家屏其人。
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員拉幫結夥搞朋黨，而彭家屏卻很喜歡搞這一套。
在雍正年間，他有過投靠雍正的寵臣李衛，攻擊李衛政敵鄂爾泰的不光彩曆史，所以乾隆對他印象一直不佳。
乾隆後來說：“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鸷，恩怨最為分明。
從前每當奏對時，于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诋毀，朕因此深薄其為人。
”（《乾隆朝東華錄》）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用懷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會兒。
他首先判斷這是圖勒炳阿與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借機誇大其詞，進行傾陷。
作為皇帝，乾隆每一分鐘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進官員們設下的圈套，成為他們鬥争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鎮定，似乎心裡十分有底。
那麼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處理。
所以，他命令同到山東迎駕的圖勒炳阿會同彭家屏一起，實地查勘災情，然後共同向他彙報。
與此同時，皇帝還采取了一個極為秘密的措施。
他派自己身邊的一個随侍，精明強幹的員外郎觀音保化裝成一個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實地考察災情到底如何。
這個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風格。
就在觀音保出發後第三天，發生了開頭所述告禦狀的一幕。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禦狀。
乾隆皇帝與明太祖朱元璋在對民寬、對官嚴一點上十分相似。
但是，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有明顯差異。
因為出身貧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
洪武年間，有些民望極好的官員獲罪罷職，但地方百姓攔道苦留。
朱元璋知道後，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這個官員必然是好官，不但釋放，甚至還得到提升。
不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層百姓的政治熱情來監察官員。
他說，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乾隆卻不欣賞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義。
他認為，小民們的話并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
如果百姓表揚會促使官員步步高升，那麼假造民意，對于中國官員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員，那麼，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為官場鬥争的工具嗎？所以他說：“小過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則罪宥宜出朝廷。
若因部民伏關乞留，遽為縱遣，是黜陟之柄編氓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于此俱加以賞赉超擢，不啻導之作奸。
倘猾吏民窺見意指，交通惑聽，流弊伊于何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禦批曆代通鑒輯覽》）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衆的自發性，但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群衆。
比如這次南巡途中，他望見衣衫褴褛的百姓，會叫到駕前，細細盤問何以窮困，并命加以賞賜。
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
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裡。
“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籲”？ 對于這些告禦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神裡透露的卻都是執拗和不馴服。
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闆，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輩。
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铤而走險。
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
因此，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禦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話有所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說謊的。
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
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禦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禦狀的人，同樣是衣衫褴褛，同樣是一口豫西口音。
一問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劉元德，也來投訴自己的父母官辦赈不實。
乾隆皇帝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冷峻。
連續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
聯想到彭家屏同樣也是夏邑人，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在乾隆的政治生涯裡，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連續兩起同一目的的告禦狀事件。
習慣于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
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員彭家屏在背後策劃，讓這些普通百姓不斷出面，利用這次旱災，來扳倒他們不喜歡的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
如果是這樣，那麼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
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禦狀演變成了地方缙紳利用和勾結普通百姓，企圖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陰謀。
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帝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不祥的新苗頭，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帝國政治秩序。
任其發展，必然成為一種政治惡疾。
向來注意防微杜漸的皇帝決定要斬釘截鐵地鏟除這個苗頭。
皇帝命人把這個劉元德鎖起來，細細審問。
他決心把那個他素來不喜歡的彭家屏從這起案件背後挖出來，最好釀成一樁震動天下的大獄，殺一儆百，因為大清天下此刻特别需要一記有力的警告。
在欣賞自己盛世治績的同時，皇帝也分明預感到，大清王朝危機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壓力。
人口增長本來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證據。
但與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卻是一個貧困的盛世。
大唐開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而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衆人嘲笑。
《史記·平準書》載： 至今上（指漢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都城）鄙（邊遠地方）廪（糧倉）庾（露天谷倉）皆滿，而府庫餘貨财。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穿錢的繩子）朽而不可校。
太倉（京師的大倉庫）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雄馬）字牝（母馬）者傧（排斥）而不得聚會（當時人皆乘雄馬，有雌馬雜處其間，便互相踢咬，故被斥于外而不與同行）。
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
《興國縣志》載，乾隆年間，陝西許多農民“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其艱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
洪亮吉也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
為什麼如此呢？原因其實很簡單。
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産量雖然創了曆史最高，但人均下來，卻處于曆史落後水平。
傳統農業生産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盡可能多地養育人口，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換取，中國人也心甘情願。
中國傳統社會人口增長的速度往往高于糧食生産水平的提升速度，乾隆年間這一特征表現得更為明顯。
正是這樣的人口奇迹造成了乾隆朝的尴尬。
一方面，人口繁庶曆來是統治成績和國家實力的最有力證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長也帶來了方方面面的問題。
雖然清代糧食總産量居曆史之冠，人均卻是最低。
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曆代糧食人均占有量，秦漢為985斤，隋唐為988斤，宋代為1457斤，明代為1192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
人口壓力導緻了空前的生存競争。
由于人口的增長，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地主不斷提高要價，增長地租，貧民越來越無法承受。
有案例記載，乾隆初年，四川泸州的一塊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鬥。
僅僅過了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石。
另一個案例顯示，湖北黃岡的一塊土地，原本收租3石，2年後，租價就上升到了6石。
地租如此直線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佃戶忍無可忍，不得不起來抗争。
乾隆六年（1741年），江蘇崇明等地因風災減産，佃戶老施二帶頭不交地主的田租，還組織周圍的佃戶，驅逐前來收租的地主。
地主在保正的幫助下，逮捕了幾名動手的佃戶關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組織民衆，“将業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燒毀”，救出被捕之人。
不久，靖江縣也發生要求減租、抗租的風潮。
乾隆六年八月，靖江縣貧民沙九成等人“糾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罷市，希圖挾官報災，免糧賴租”。
除了抗租之外，抗稅鬥争也越來越普遍。
由于農民普遍貧困化，越來越多的人種不起地。
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羅山縣農民集體抗稅，“刁徒七八百人各執木棍鐵鍁等物，并挾有草束，又複前來，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錢糧，不許差役催追舊欠”。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蘇江陰縣也出現大規模的抗稅鬥争，“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聞，征稅如故，西鄉民相率哄縣堂，人挾苗一束委棄庭中，頃刻山積。
阍者以大言吓之，幾至激變”。
雖然在經濟上對農民、特别是貧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權利上，乾隆卻是有史以來最為吝啬嚴苛的皇帝。
他全力維護農民的生存權乃至溫飽權，但是絕不允許農民有政治表達權。
因為統治者最熱愛的是穩定，而維護穩定的最核心手段則是維護綱常。
一旦綱常紊亂，則統治者必然受到威脅。
所以，乾隆對于老百姓，有着對比鮮明的兩副面孔： 對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視如赤子”。
對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則視如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
應該說，民衆鬥争的風起雲湧是清王朝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表現。
經濟總量的擴大，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造成經濟沖突和經濟糾紛日益增多。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民衆的政治意識、權利意識也同步覺醒，社會上出現一些自發的維權組織，這本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也是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難得契機。
乾隆年間，在地主與佃戶的經濟沖突中，佃戶們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組織性。
他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聯系，用演戲、賽會、歃血、結盟的方式團聚起來，有組織地和地主進行鬥争。
有的地方出現了鐵尺會、烏龍會、長關會等組織。
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農杜正祈等“結無賴子數十人，屢與田主搆難。
恃拳勇，入市強橫，久之黨漸衆，遂陰蓄異謀，人給一鐵尺，号鐵尺會”。
有的地方還設立會館，推舉佃長，甚至組織武裝，與地主們公開對抗。
中國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性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面對這種形勢，乾隆的第一反應是恐懼。
在乾隆看來，“涓涓不絕，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尋斧柯”。
在乾隆時代，一切民衆聚集事件都被視為敵對事件。
為了防微杜漸，他必須在“群情洶湧之初”，“擒首惡以儆餘兇”。
乾隆規定，嚴禁民間結盟、罷市、聚衆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麼“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寶泉局，也就是相當于今天财政部印鈔廠的兩千多名工人，因反對工頭克扣工資，停爐罷工。
步軍統領衙門出兵彈壓，工人們“俱登廠内土堆，抛磚擲瓦喊叫”，官兵竟向手無寸鐵的工匠施放鳥槍。
事後，乾隆帝還因為沒有殺幾個人而嫌官兵鎮壓不力，朱批道：“辦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槍傷一二何妨。
”“此等刁風，甚屬可惡……着舒赫德等嚴訪為首之人，務必重處，以警其餘。
” 對于“刁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抗稅抗租行為，他更是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江蘇崇明老施二抗稅事件報聞之後，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風，不可長也，務獲實犯奏聞。
”此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是，“老施二依拟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乾隆十三年（1748年），蘇州米商囤糧擡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願，請求官員控制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
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面前。
然而秉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後退寸步這一原則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
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
事情上報乾隆，奏折中的“聚衆”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
他說“因近日聚衆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衆之例，立即正法”。
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于大堂之上。
在這樣的背景下，河南夏邑縣多起災民控告上司的事件，在乾隆眼中就成了無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嚴刑拷打之下，災民劉元德交代，他來告禦狀，路費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縣的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兩個人共同資助的。
這兩個人鼓勵他扳倒縣太爺，說這是造福全縣的大好事。
對這個審理結果，乾隆并不滿意，因為沒有把彭家屏挖出來。
皇帝直覺彭家屏與此事逃不脫幹系，而且隻有把彭家屏牽系進來，這個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制造震動全國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達了繼續熬審劉元德，同時逮捕段昌緒和劉東震的命令後，到河南暗訪的觀音保回來了。
觀音保是皇帝最信任的親信之一。
他事上忠誠，為人敏捷，辦事周密。
聽到他回來，皇帝連忙召見。
幾天不見，觀音保模樣大變。
微服出行時新換上的湖綢長衫已經蒙上一層塵土，臉龐也比出行時消瘦了許多。
他搶步上前，請了個安，回道：“皇上，夏邑之災，并非尋常水災，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災！” 觀音保彙報說，夏邑和附近的永城縣遭災已經兩年了，由于連歲未登，積水未涸，今年仍無法下種，百姓對于縣令和巡撫極度不滿，咒罵之聲充滿城鄉。
由于多年重災，窮民景況不堪入目。
縣城裡乞丐遍地，鄉間則餓殍滿眼。
全縣物價奇高，隻有人價極低，滿大街都是賣兒賣女的人。
為了證明自己的調查結果，他還特意在災區買了兩個孩子。
“哦？花了多少錢？”皇帝問道。
“四百八十文。
” 那時的四百八十文約合現在九十六元錢，大約是一隻烤鴨的價格。
“什麼？兩個孩子加在一起？” “對。
”觀音保說着，從身上掏出一張紙，呈給乾隆。
乾隆接過來一看，是一張賣身契，價目清清楚楚。
皇帝默然不語，良久，一揮手：“你先出去吧。
” 觀音保悄無聲息地退步，轉身，退出殿外。
皇帝陷入了尴尬。
看來，地方官确實罪不可逭。
他原來以為，夏邑所遭的是尋常災害，沒想到會重到如此程度。
圖勒炳阿和孫默欺君罔上、漠視民命達到如此程度，實堪發指。
必須嚴肅處理，才能平民憤而肅官箴。
可是，如果因為老百姓告禦狀而摘了巡撫和縣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國内開創一個極為不好的先例。
這一傳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撫”事件必然會成為爆炸新聞，迅速傳遍全國。
本來，大清帝國如今的政治形勢就不穩，各地抗稅抗租鬥争此起彼伏。
如果這事再傳開，那麼無異于火上澆油，豈不極大地助長民衆的自發鬥争？ 深思熟慮之後，皇帝做出了這樣的決斷： 第一，嚴肅處理地方官。
圖勒炳阿被革職，發往烏裡雅蘇台充軍。
夏邑縣、永城縣兩縣知縣也革職，等待進一步審訊處理，以警誡其他諱災官員。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後不得以缙紳幹預公務。
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三人，交山東巡撫審辦，一定要查出背後有沒有其他主使。
看來是各打五十大闆。
皇帝還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谕旨給河南老百姓： 并傳谕各百姓等，俾曉然于朕惠愛黎元，一體之意，各安本分，靜候給赈。
至巡撫、知縣之罷斥，乃朕遣人密加訪察，自為整饬官方起見，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訴也。
若因此遂增緻長刁風，挾制官長，擾及赈務，則是自幹罪戾，不能承受國家惠養之恩矣。
（《清高宗實錄》） 意思是說，這起案子的處理，是因為我洞察一切，主動發現，并不是因為彭家屏的奏報，也不是因為“一二刁民”告禦狀。
如果以後誰效仿這幾個“刁民”，以下犯上，那麼必然要受到國家的嚴懲。
這一道上谕，體現了皇帝在面對民間政治參與熱情性時的進退兩難。
面對洶洶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築壩壘，将其約束在“綱紀”的河道内。
那麼，底層民衆受到冤屈，就隻能等死嗎？ 乾隆認為，這種情況下，群衆有權利上訪。
但是，一定得在國家政策規定内，一級一級來，不能“越級上訪”，更不能采取“聚集”“鬧事”等危險手段。
皇帝的理論是，“至該處百姓，如果追比負屈難伸，應赴上司衙門控告，乃敢聚衆赴署，紛紛毆鬧，此風斷不可長”。
“應赴上司衙門控告”，這便是皇帝所開具的普通百姓對付貪官污吏的唯一辦法。
就是說，你必須在體制内反映申訴，尋求解決的辦法。
問題是，傳統社會體制内的申訴機制常常是失效的。
底層百姓的上訪，最常見的處理方法是被上級發回基層處理。
如果“赴上司衙門控告”遭到拒絕，被發還原縣鎖系，又怎麼辦？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甯縣百姓劉周佑到知府處控告新甯縣縣令營私舞弊，代理知府不問青紅皂白，将案子發回新甯縣處理。
新甯知縣利用職權，挾私報複，把劉周佑關押在監。
縣民忍無可忍，紛紛罷市以示抗議，事情被彙報給了皇帝。
這種情況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衆之人。
而于官員應得處分，不即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
就是說，對于百姓對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嚴懲。
而對官員的處理，不可過重。
因為如果嚴處官員，那麼百姓必然得到鼓勵，以後會變本加厲，益發助長了“以下抗上”的“歪風邪氣”。
用乾隆自己的話說就是“刁民鬧事而即參知縣，将使刁風益熾矣”，“将來愚頑之徒，必且以此挾制官長，殊非整饬刁風之道”。
乾隆的這個邏輯，在處理夏邑縣事件時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釋。
乾隆在給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如此告誡百姓：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
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麼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
祖父當然是疼愛孫子的，但是遇到孫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對，明智的祖父會怎麼做呢？顯然，他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
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
這不是顯然之理嗎？ 因此，作為孫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隻能含冤忍受，等着祖父有一天發現父母的錯誤加以懲治，而不應該主動跑到祖父面前，來說父母的不是。
如果主動報告，就是孫子不守孝道，不能“子為父隐”。
本來祖父要申斥父母，一聽孫子公然陳告，也會先壓下來不辦，不能讓孫子長臉。
同時，他還要把孫子交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處理處理。
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十分明白怎麼處理孫子，才能使他記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亂。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兒子”赈災不行，但是處理“孫子”造反事件，卻極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交給山東巡撫審辦。
山東巡撫當即發文給夏邑知縣，也就是那個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孫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抓起來，押遞到山東。
革職的命令還沒有從省裡傳下來，但孫默已經知道自己的烏紗馬上就要丢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辦理這個案子。
他沒有像往常一樣，派衙役抓人，而是親自帶領人馬，前往秀才段昌緒家，命令對段家徹底搜查，特别是對書籍文章，要片紙不留，一律搜出讓他檢查。
他知道，皇帝對文字之獄特别有興趣。
這些秀才們積習難改，平時一定會寫些日記文章之類，而這些文章之内保不齊會有一兩句牢騷怨望之語。
如果找到一兩句他們咒罵政府的證據，那麼這個案子就會升級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會脫身，起碼也會減罪。
果不其然，衙役們在段昌緒的卧室之中搜出了幾頁文書，居然是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
這篇檄文，八十年前廣為流傳。
八十年後，段昌緒仍然保留，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孫默如獲至寶，他飛馬把這一“成果”彙報給圖勒炳阿。
圖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以八百裡加急的文件報給皇帝。
乾隆對此非常重視。
一方面，他對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頭都視如大敵，另一方面，在前兩天對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闆後，他感覺十分不妥。
因為各地密報已經傳上來，說雖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闆，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撫”的消息仍然像長了翅膀一樣，立刻傳遍了大清各省，那幾個敢于告禦狀的平民已經成了全國人心目中的英雄。
不少地方的人聞聽此消息，準備要進京告狀。
皇帝于是斷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縣知縣孫默以及圖勒炳阿能偵破這樣的反清大案，“尚屬能辦事之員”。
偵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與諱災這樣的小過不可同日而語，“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職，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河南，與圖勒炳阿一起徹查此大案，特别是要查清這個檄文到底從哪裡抄來，背後有沒有其他組織或者情由。
皇帝在上谕中還莫名其妙地着重說了這麼一句：“命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檢查彭家是否也有這道僞檄。
”并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聽候皇帝親自問訊。
顯然，皇帝一定要将退休二品大員彭家屏牽連進案子中，才算罷休。
四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圓明園，結束了此次風波疊起的南巡。
他召來彭家屏。
在嚴審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确實存有幾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記》《豫變紀略》《酌中志》《南遷錄》等數種。
然而，方觀承與圖勒炳阿抄家的結果卻與彭氏交代大相徑庭，原來彭家屏之子彭傳笏聞聽抄家之信後，已經把家中所有這些“禁書”一把火燒了。
但方觀承也有成果。
他說，經過審訊，劉元德交代，他的禦狀狀子曾經給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過，這從側面證明，彭家屏與這個告禦狀事件确實有關，皇帝的判斷是正确的。
皇帝對這個結果基本滿意，他知道，一個大案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了。
經過會商之後，大臣們認為，這個案子性質嚴重，必須嚴肅處理。
“河南夏邑縣地方士民，習尚嚣淩，素健訟為能，任意壽張，罔知名義乖戾取禍，遂有段昌緒等惡徒，居心狂悖，上幹天和，災祲之來實由自召”，所以段昌緒應該按照大逆罪，淩遲處死。
因為段昌緒并沒有孩子，隻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陳氏，發給功臣之家為奴。
皇帝畢竟仁慈，宣布對段氏“從寬”斬立決，妻子免于入官。
對于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書，“從寬賜令自盡”。
彭氏之子彭傳笏斬監候，秋後處決。
沒收家産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入官。
據河南布政使彙報，彭家屏的家産有古玩玉器等一百九十餘件，綢緞、氈褐衣服等七百餘件，字畫手卷八十餘件，俱解送進京。
“至于箱内止存銀一千餘兩，殊難憑信。
随喚伊管事家人範祥等逐加研訊。
雖據堅供實止此數，但有無隐匿寄頓，仍饬該府縣再加确查嚴審”。
至于彭家的幾千畝土地，皇帝的處理手法十分出奇：既然你願為貧民強出頭，那麼就把你的土地分給“該地貧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願吧！ 皇帝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了對退休官員以及地方秀才不安分守己、替百姓強出頭的态度。
他相信，這樣的處理結果足以消除“百姓扳倒撫巡”事件的不良影響。
皇帝還特别命地方官員，深入民間，了解百姓對此處理的反應。
據河南布政使彙報，在聽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賞給貧民後，老百姓一緻認為，彭家屏死有餘辜，皇帝無比正确。
“跪聽宣揚，踴躍叩頭，歡聲動地，稱此千古未有之鴻仁，天高地厚，無有倫比，惟有頂祝國祚億萬斯年，還祈代為轉奏。
等語。
” 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則彙報說，這個案子處理之後，老百姓都十分佩服皇帝的聖明，感激皇帝的大恩，對彭家屏等人無比痛恨，并紛紛表示，以後一定遵紀守法，絕不再“越級上訪”。
“據士民人等同稱，我等自祖父以來，享聖朝太平之福，養長之恩。
安居樂業，百有餘年。
恭逢皇上愛民如子，凡關民間疾苦，無不加恩矜憫。
我等就雖屬愚昧，亦有知覺，若尚不知尊君親上，更何以生世為人？實不意竟有段昌緒、司氏、陳氏如此逆徒敗類，我等無不同切憤恨，深懷愧恥。
今蒙開谕。
我等草野小人有何報答皇恩，從此惟有益加洗心滌慮，共相勉善良，祝願歲歲豐登，人人守法，庶不緻再費皇上天心。
” 方觀承說：“臣等觀其情詞懇切，老民等皆叩頭嗚咽，災系出于衷誠，并無僞飾。
” 看到這裡，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
在強硬地展示自己武的一手後，皇帝又使出了他的另一手。
他命令，夏邑縣等豫西四縣曆年所欠的農業稅一律免除，本年所有稅收也一并免除。
皇帝還派出能員，深入豫西，調查此地連續多年受災嚴重的原因，準備通過興修水利等方式加以根治。
同時，立刻調圖勒炳阿入京，體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撫之職。
夏邑、永城兩個縣令仍然被革職按問，以為其他官員之戒。
二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1） 傳統社會中，永遠有那麼一類讀書人，身無分文，心憂天下。
雖然終生不售，他們卻總不甘心放棄“獻身政治”“緻君堯舜”的宏大理想，因為聖人告訴他們，這是士人活着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五日早晨，廣西布政使朱椿出門想去桂林城外一遊。
官轎剛剛出胡同，路邊搶出一位老者，顫巍巍跪在路邊，手中高舉一冊文書。
朱椿心中膩煩，看來又遇到一位告狀的，真是官身不自由！ 及至随從把文書遞到他手裡，才發現并非如此。
文書封面上題着兩個字“策書”，原來是一份政策建言書。
打開一看，端楷正書，字迹娟秀，内容有五條：一、請朝廷進一步減免錢糧，減輕底層人民負擔；二、建議各地添設社義倉，以救濟貧民；三、革除鹽商盜案連坐；四、禁止種煙，以利人民健康；五、裁減寺僧，減輕社會負擔。
文章層次清楚，文字明晰，是一份有數據、有分析、有辦法的政策建議書。
與一般的書生建言不同，這份報告還有許多定量分析。
比如在論述廣西的種煙之害時，書中寫道：“今種煙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種植一二萬株，小家亦不減二三千。
每萬株費工人十或七八、灰糞二三百擔，麸料、糞水在外……總種植煙苗始末之工費以圖耕稼，種植雜糧，實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
” 一個老知識分子關心家國的拳拳之意躍然紙上。
看完了策書，朱椿臉紅頭漲，神色大變。
他命身邊的幾個随從：“立刻把老頭拿住捆上，絕對不許逃脫！” 遊興已經一掃而光，朱椿立刻轉轎回府，把老人帶過來細細審問。
老人一看方伯（地方長官）大人沒有如期待的那樣把他延為上賓，熱情款待，反而疾言厲色，如對大敵，一時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從頭道來。
原來這個老頭名叫吳英，是廣西平南縣人，讀了一輩子書，隻考上了一個秀才。
如今六十歲了，身體多病，眼看着朝不保夕，不甘心就這樣死去，便想把自己對國家和皇帝的忠愛之情化為這一紙策書，若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也算不負到人世來了一趟吧。
朱椿連夜給廣西巡撫寫了一個彙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案件。
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讀書人膽敢批評國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聖諱。
原來，這篇策書中“聖上遵太後之遺命，免各省稅糧，其德非不弘也……聖上有萬斛之弘恩，而貧民不能盡沾其升鬥”一段，兩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沒有避諱。
第二天，這樁案子就轉給了廣西巡撫姚成烈。
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處理此案。
他命人兵分兩路，一路趕往吳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樓街的塗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闆和小二，搜查吳英的随身行李，看有沒有其他字紙文書。
另一路趕赴吳英老家平南縣，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