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字獄——盛世須用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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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捕人，把吳家搜了個底朝天，把吳英所有直系親屬二十多人都捆綁來省城，連夜進行審訊，對所有人都動了大刑，當場打殘廢了兩個人。
審訊的重點是這份策書後面還有沒有同謀。
審訊的結果非常簡單：這确是吳英“實思獻策，冀得功名，并非怨望诋毀”，自己一個人閉門所寫，與其他任何人沒有關系。
确信已經審得了實情，姚成烈立刻寫了一份奏折，向皇帝彙報了此案。
他提出如下處理方案： 一、秀才吳英生逢聖世……不知安分，妄遞策書……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聖諱，并且有批評指責朝政之處，殊屬喪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寬。
應以“大逆”罪，淩遲處死。
二、吳英的兩個兒子吳簡才、吳經才，親弟弟吳超，親侄子吳達才、吳棟才，均已經年滿十六歲，請按照“緣坐”律，斬立決，先行刺字。
三、吳英的繼妻全氏，妾蒙氏，兒媳婦彭氏、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張才，還有幼孫亞宣、亞二、亞兒，幼侄偉才、觀奇、亞三，都發配給功臣之家為奴。
這道奏折以六百裡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
萬裡迢迢到了北京，已經是九月份了。
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學士九卿等人反複多次認真研究了這樁大案後，做出了如下決定： 第一、第三條如廣西巡撫所拟，即吳英淩遲，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發配為奴。
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條吳英弟弟及子侄之斬立決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清代文字獄檔》） 在傳統社會，底層知識分子上書當道乃是常事。
中國早期曆史上出現過許多“片言可緻卿相”的傳奇。
蘇秦、張儀僅憑一張利嘴，博得相國之印；東方朔以三千簡上書漢武帝，入仕為郎官。
事實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獻策，乃至獻歌功頌德的文藝作品（比如杜甫所獻《三大禮賦》），是知識分子進身的一個主要途徑。
因此，曆朝曆代，都有無數進身無路而自認有奇才異能的讀書人懷抱“策杖谒天子，驅馬出關門”的夢想，紛紛毛遂自薦，滿懷熱情地向朝廷獻書、獻策、獻詩、獻賦。
其目的無非兩種，一種是出于社會責任心，揭露疾苦，為民請命；另一種是賣弄文筆，逞露才華，希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極之初，也曾經“廣開言路”，每年都會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獻策報送到皇帝禦前。
這些出自底層知識分子的作品多數粗陋無文，皇帝不過一笑置之，從未因此而開罪于人。
但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卻一反常态，突然大開殺戒。
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個精神有點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獻了一副詩聯，以祝賀皇太後壽誕。
用王肇基自己的話說，“恭祝皇太後萬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歡……”，“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裡想着的事寫成一篇”。
詩聯後面還附有一小段議論，雖然詞句颠三倒四，大緻可以看出是評論時政之意。
地方官将此案彙報給皇帝，乾隆命将他“立斃杖下，俾愚衆知其所炯戒”。
這是有清一代将獻文獻策者處以死刑之首例。
從這起事件之後，因獻策而得罪的文字獄就連綿不絕。
在這些獻文獻策案中，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樣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谒泰陵。
護衛巡視禦道的時候，發現一個年輕人鬼頭鬼腦地逡巡在禦道邊，身上還揣着什麼東西。
護衛拿住此人，送官審問。
此人姓馮名起炎，山西臨汾人，三十一歲，是個秀才。
原來他是想獻給皇帝一本自己所寫的書。
書的内容是以《易》解《詩》，水平不高，但獻書的動機卻出人意料：居然是為了愛情。
原來馮起炎家境貧困，難以娶妻，卻暗暗相中了自己張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兩位分别叫“小女”和“小鳳”的表妹，暗戀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兩位佳人都娶到家中為妻。
在案卷中，他是這樣交代的：“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
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
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
”自己家庭貧窮，科舉又不順，此願當然難遂。
此人平日酷愛佳人才子之書，乃是一名文學青年，頭腦中充滿羅曼蒂克的幻想。
在種種辦法都行不通後，他腦筋急轉彎，想逞露才華，獻書皇帝。
說不定皇帝一見，就驚呼他為奇才。
然後他趁機把心中夙願向皇帝傾訴，皇帝一高興，就會賜他銀冠玉帶，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許多闆子要被送進大牢之前，馮起炎還期待着皇帝會可憐他的一片癡情，償了他的夙願，請審案官員轉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去為他說媒，“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來，還沒有遇到過如此可笑之事。
在開懷大笑并且把這個笑話轉告給後宮寵妃之後，皇帝表現出了難得的慈祥和善良。
當然，說慈祥，不是說皇帝真的派人去給馮秀才娶小女和小鳳，而是少見地沒有取他的腦袋。
起炎先生幸運地保留了性命，以“癡心迷妄”“欲渎聖聰”之罪，“刺字發遣”，發配到黑龍江的冰天雪地裡，“給披甲人為奴”，在北大荒裡終老此身。
除了這類“逞才獲咎”型文字獄案外，乾隆朝還有一種文字獄，更為令人難解，那就是“瘋子文字獄”。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個面黃肌瘦、衣衫破舊的人來到山東孔府，叩門投書，自稱是孔家的親戚。
此人自稱浙江人，叫丁文彬，說前日上帝臨凡托夢，把孔府衍聖公的兩個女兒許配給了他，他今天來做上門女婿。
他自稱不是平凡人，别看窮，可是學富五車，寫了許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請衍聖公過目。
孔府将此事報官，審得此人實系一精神病患者，從小父母雙亡，年紀老大還沒有成親，因此精神越來越不正常，時常聽到一個小人，自稱上帝，在他耳邊說話，指點他改寫《洪範》和《春秋》，并且說已經命他當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号為“天元”，并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為夏文公，族叔封為太宰。
山東巡撫楊應琚在奏折中對丁的得病原因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貧極賤之人，一旦識了幾個字，就自認為身懷奇才異能，無出其右。
因而妄想富貴美色，癡心目識，結為幻影，審不可破”，他說，“聽其所言，不論何人俱知其妄”。
楊應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現代心理學的補償原理。
當然，他進行深入分析，是為了證明丁氏并沒有其他黨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為了寬恕丁文彬本人。
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議皇帝把丁文彬殺掉。
乾隆皇帝也認為此人是個瘋子無疑。
楊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體不好，經過大刑，已經奄奄一息。
皇帝對此非常重視。
他掐指一算，這個案子按正常程序，經三法司會審，再行文到山東，先後要近一個月時間，即使再加急，也要旬餘。
如果丁文彬這期間死在獄中，可就太便宜他了。
于是他立刻傳谕楊應琚，根據丁的身體情況，自行決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确實病危，即可将丁文彬提前淩遲處死。
楊應琚受命之下，當即親赴大獄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況。
他發現丁氏說話時氣短，精神極度萎靡，恐怕支撐不了幾天，于是立刻命令濟南知府等當天布置法場。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時，丁文彬被架上囚車，押赴法場，在萬頭攢動中被綁上木樁，接受千刀萬剮，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來之時，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詞，念叨上帝的恩谕。
據不完全統計，乾隆一朝，類似丁文彬這樣的瘋子文字獄多達21起。
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個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獻詩聯詞句不通，思維混亂，連乾隆都認為“竟是瘋人而已”。
然而這些瘋人沒有一個逃過了皇帝的法網。
其中7起案件，瘋子被淩遲處死，瘋子的親屬也被連坐，或者處以斬監候，或者被賞給功臣人家為奴隸。
另外14起被從輕處理，不過即使從輕，也基本都是“斬立決”或者“立斃杖下”。
乾隆朝另一類超出了普通讀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獄是“圖碑類”文字獄。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個小販李浩，來到浙江省販賣圖文碑記，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繳獲了他所販賣的《結盟圖》《懲匪安良圖》《孔明碑記》，報給縣令。
其實販賣這些東西，就像販賣财神像一樣普遍，并不存在什麼風險，因為這些東西無非是民間勸人向善的宣傳品。
《結盟圖》是勸世人遵聖守法的，《懲匪安良圖》勸壞人棄惡向善，那《孔明碑記》中除了一句“兩兩相争不見天”略覺刺耳之外，也不過是一些荒誕不經的預言，并沒有什麼犯上作亂之意。
據李浩稱，這《孔明碑記》的來頭可不小。
據說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風大作，暴雨傾盆。
風雨過後，廣東東山寺院裡出現了一塊石碑，碑文是諸葛亮所題，内容是預測未來吉兇之事。
百姓都說是諸葛亮顯靈，因而紛紛傳抄。
按理，販賣勸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問，然而官員們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甯左勿右，否則皇帝怪罪下來吃不消，于是經巡撫、總督，直報到皇帝那裡。
皇帝果然對這件事十分重視，批示“知道了，從重定拟，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圖，地方官立刻興起大案，追查數省，牽連多人。
在辦案過程中，皇帝還特意囑咐，“絕不能叫一個罪犯漏網或者自殺”，可見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這個案子的最後處理結果，在檔案中并沒有記載。
但是以乾隆處理文字獄的一貫手法，我們不難想象又有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的這些文字獄乍一看來實在無法理解。
乾隆的處理方式，似乎隻能用“喪心病狂”四個字來形容。
閱讀這些文字獄檔案，讓人不禁懷疑瘋了的到底是乾隆還是“案犯”。
對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人本身并不荒唐。
他性格理智堅毅，處事精明細緻，智商情商都很高。
這樣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來？ 其實在文字獄問題上，乾隆曾經非常通達理性，甚至還稱得上寬容大度。
衆所周知，乾隆的父親雍正在位期間曾經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
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其他做法不以為然一樣，對這些文字大獄乾隆也一直腹诽不已，即位後立刻撥亂反正。
雍正誅殺汪景祺，一直把汪的頭顱懸于菜市口示衆。
乾隆以京師首善之區，懸挂人頭“有礙觀瞻”為由，命人取下掩埋。
接着，他又赦免了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許多被牽連之人，放還了查嗣庭、汪景祺的親屬，一時天下讀書人如沐春風，感激涕零。
為了刹住文字獄，乾隆還采取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規定以後凡舉報文字之罪者，如果舉報失實，一律按誣告罪反坐。
這一下，文字獄風潮一下子被刹住了。
從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領域風平浪靜，波瀾不驚。
唯一可以稱得上文字獄的就是謝濟世私注經書案，而這個案子恰恰凸顯了乾隆的寬容。
原來，謝濟世才華出衆，卻性格倔強，雍正年間，他認為朱熹所注四書有許多錯誤之處，遂自注《大學》《中庸》，“自逞臆見，肆诋程朱”，因此被罷官治罪，發配西域。
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學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獻給乾隆。
乾隆雖然寬大，但程朱理學是清王朝的意識形态正統，他怎麼能允許這樣離經叛道的行為，于是“擲還原書，傳旨申斥”。
謝濟世一氣之下，要求辭官回家養母。
乾隆對他相當遷就，沒有讓他辭官，而是改任他為湖南糧儲道，以便他就近養母。
不料，經曆這麼多風波，謝濟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開印行了《大學注》《中庸疏》。
乾隆皇帝雖然生氣，但也隻是命令把書版銷毀，還特意在命令中說謝濟世其人“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
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
湖廣總督回複說他遵行皇帝旨意，隻燒毀了謝的書版，并未打擊謝濟世個人，乾隆滿意地批複說：“所辦甚妥，止可如此而已。
”從“止可如此而已”幾個字來看，乾隆非常明白處理此類文字獄的界限，也就是說，出于維護意識形态正統的需要，一個王朝應該對異端思想進行必要的壓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為統治者的心态如此難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為數不多的文化生态寬松時期。
那些已經放下了筆的文人學士們又開始吟詩弄月，評古論今，一時間，大清文藝界呈現一派百花齊放的繁榮之貌。
據推測，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就是在這個寬松時期開始寫作的。
可以說，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國曆史上對讀書人最理解包容的統治者之一。
但是，從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驟變。
二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2）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雲貴總督碩色向皇帝密報，他在貴州安順府普定縣民間偶然發現了一件廣為傳抄的“奏稿”，托名為乾隆朝以敢言聞名的大臣孫嘉淦所做，不過語言鄙俗，内容不經，一看而知就是僞托。
其内容是攻擊當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過”。
這“五不解、十大過”的具體文字已經無存，根據現存資料推測，一是說乾隆舉辦南巡，浪費民脂民膏，二是指責他前一段因為金川之役濫殺官員。
此外，還有可能誇大其詞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無度，說他到江南巡遊的根本目的是尋求美色。
最後，“它甚至對滿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難”。
我們可以想象乾隆在讀到這個報告時的心情。
這對他完全是當頭一棒，沒有絲毫精神準備。
即位之初，乾隆曾經一心一意想做一個中國人理想中的明君：開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愛民如子。
父親是他的前車之鑒。
他親眼看着父親為了治理天下、飽暖黎民而絞盡腦汁。
然而，普天之下騰于衆口的卻全是關于父親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謠言，說他什麼謀父、逼母、殺兄、屠弟、貪财、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谀、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親之所以被輿論如此苛待，主要是因為他過于察察為明，許多政策風霜嚴肅，傷人太多。
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親那樣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樣以一個寬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冊。
應該說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
這十六年間，他減輕刑法，他普免稅糧，他平反冤獄，他恩待群臣，他像太陽一樣源源不斷地釋放自己對臣民的善意和關懷。
他所聽到的，幾乎都是臣民們的感激歌頌之詞。
所謂“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
這段時間是他與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僞孫嘉淦奏稿案”的出現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他立命碩色追查此稿的來源，這一查之下，結果更令他震驚。
碩色最初彙報此案時，乾隆以為這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所傳，很快就能查明來源并且銷毀，把這件事的不良影響消弭于局部。
不料，一開始追查，乾隆就發現這不是貴州一省的事情，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現了這份僞稿，甚至連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都争相傳說其中的内容。
至于傳抄閱讀過的人，更是數不勝數，查不勝查，從各級官員、秀才書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腳的、磨菜刀的、要飯的、遊方和尚，都聞知稿中内容。
僅四川一省幾天時間就抓獲了二百八十多個傳抄過的人，更何況全國。
這樣一份明顯是荒誕無稽，對皇帝大肆污蔑的僞稿，卻居然引起全國民衆如此巨大的興趣，他們争相傳說，如癡如狂。
而他即位以來，施行的無數善政，卻已經被人們忘在了腦後。
他突然發現，自己居然面臨着淪為父親同一下場的危險。
乾隆并不了解大衆傳播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間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民衆對于那些由官方傳播的、正面的陳詞濫調往往毫不關心，相反對于那些負面的，特别是刺激性、轟動性的傳聞，卻最為熱衷。
傳播這些爆炸新聞時給人們帶來的超娛樂快感，是什麼評書戲曲都無法比拟的。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兩年間，皇帝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這個僞稿上。
他感到無比的冤枉、憤怒和委屈。
他像瘋了一樣日夜關注此案，發布了無數谕旨，度過了無數不眠之夜，命令各地官員，窮追不舍，務必要查出幕後真兇，千刀萬剮，以解此恨。
全國各級官員都被動員起來，數千人被捕入獄，全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然而追查了一年多，網越撒越大，牽涉的人越來越多，仍然是一團亂麻，了無頭緒。
眼看着這樣下去，除了把僞稿内容更廣泛傳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乾隆隻好匆匆結案，把兩名傳抄過這個稿子的低級武官定為主謀，殺掉了事。
這一事件給了乾隆極為嚴重的心理刺激。
抓不到真兇，皇帝就把仇恨轉移到風傳此稿的百姓身上。
皇帝想起了韓非子的話，對老百姓來說，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樣不斷地加以鞭策，而不能“養恩愛之心”，因為老百姓是沒有頭腦的。
就在僞稿案沒有偵破之時，又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這是對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擊。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兩江總督尹繼善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在追查僞稿案時，在湖北東北的大别山區發現了一起聚衆謀反事件。
據偵查，有個叫馬朝柱的中年人，自稱有法術，在深山中以燒炭為名，糾集衆人，意圖不法。
他還刻了一個大印，内有“統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祿永昌”字樣，不軌之心灼然可見。
案件上報之後，乾隆十分重視。
整個心思都沉浸在僞稿案中的皇帝第一個反應是懷疑馬朝柱就是制造僞稿之人，因此嚴命地方官迅速進剿。
馬朝柱隻身逃往四川，隻拿獲了馬的母親、妻子和侄子。
審訊之下，發現馬朝柱與僞稿案無關，不過此人的威脅并不在僞稿之下。
馬朝柱，安徽霍山人，自幼胸懷大志。
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他就與霍山白雲庵的正修和尚商量“起大事”、當皇帝。
他效仿曆代起義首領，對衆人宣稱自己十六歲時，曾夢到神仙降臨，指點他到某處拜了名師，學得了一身法術，可以撒豆成兵，剪紙為馬。
他還宣傳說，“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錦，系明後裔，有大學士張錫玉，大将吳乘雲，系吳三桂子孫，李榮爵即李開化等，統兵三萬七千為輔”，說自己已經被任命為軍師，如果大家跟随自己造反，将來都有高官可做。
這些說法讓許多人半信半疑。
為了吸引徒衆，馬朝柱想出了許多計策。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他制造了一柄造型奇特的銅劍，悄悄把它藏到樓子石的一個山洞裡，然後對衆宣稱自己夢到神仙賜了自己神劍，并且帶衆人在山洞裡找到了這把劍。
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對大家宣稱，從上天處獲得了一把神奇的撐天扇，用此扇“能行雲霧中，三時可抵西洋。
并稱西洋不日起事，興複明朝”。
這些裝神弄鬼的把戲十分成功，衆人紛紛相信，交給他銀錢，記名入夥。
當然，戲法也有玩露的時候。
為了獎勵手下的骨幹，馬朝柱派人到外地制造了許多“蟒袍”和“冠帶”，分賜自己手下的“官員”，說是西洋之主從空中降下來的。
這些“官員”興沖沖領了“蟒袍”回去仔細一看，發現分明是戲班裡唱戲用的，有的上面還寫着裁縫和戲班的名字。
這一失誤讓馬朝柱的努力幾乎破産。
為了挽回影響，馬朝柱又宣稱西洋主從雲霧中傳來诏書，下降到武漢黃鶴樓。
他派人去武漢，果然從黃鶴樓裡取出了百餘道诏書，大講起義後的光輝前景，再次封了大批“官員”，穩住了人心。
經過苦心經營，馬朝柱在各地發展了大量信徒。
他又在各地“散劄招軍、囤糧制械”，操練刀槍。
并且已經派員聯絡安徽霍山、太湖、桐城、亳州（今亳州市），河南商城、開封、南陽，四川峨眉山等地的信徒，互為呼應，并設立四将軍職位，分統各部，約期舉義。
地方官率兵入山搜捕時，查抄出軍械三百餘件，硝磺（制造火藥的原料）數百斤；捕獲起義骨幹共二百餘人。
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驚。
從乾隆十七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九個月間，他神經一直緊繃，批閱了馬案奏章五十一份，傳下谕旨五十八道，洋洋灑灑數萬言。
如果不是因為僞稿案牽出這起反清大案，很可能一場規模巨大席卷數省的反清起義一兩年後就要掀起。
思想至此，乾隆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兩起大案接連發生後，乾隆蓦然發現，他治下的江山，原來遠不是自己看到的那麼四海升平，陽光燦爛。
在自己看不到的角落，居然伏莽處處，随時存在農民起義大規模爆發的可能。
對于僞稿案和馬朝柱案，乾隆百思不得其解。
他回想自己即位以來，對黎民百姓一直全力施恩，并無失德之處。
他說： 臨禦以來，愛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災浸，不下數百萬帑金多方赈恤。
至于蠲貸展緩者，更難數計。
正供而外，并無私粟加征，又非若前朝縱容貪殘之吏剝民脂膏也。
即間或有不肖官員，略有派累百姓之事，無不立以重典，此實從來未有。
人民當感戴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共安樂利，實不解此等亂民，因何喪膽昧良，甘蹈法網？（《清高宗實錄》） 現實政治使乾隆頭腦中以儒治國的理想主義破滅了。
原來“愚民們”隻記得住鞭子帶來的痛苦，而記不住主上的仁慈。
他們多是愚昧而輕信的，沒有頭腦，沒有判斷，隻熱衷于享受傳播小道消息的快感，極易受不實之詞的蒙騙，寄希望他們給統治者一個公正的評價幾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以為，隻要全力關注民生，不使黎民流離失所，就不存在農民造反的威脅。
馬朝柱案推翻了他這個假定。
乾隆十二年到乾隆十七年，正是大清帝國蒸蒸日上，接近盛世巅峰的“幸福時光”，已經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傳統社會的治理水平已經達到極緻，而湖北省馬朝柱盤踞之處大部分人也都是安居樂業。
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發生了馬朝柱起義案，這讓乾隆認為，心存不軌的“刁民”是任何時候都會存在的，不論吃不吃得飽，總有人癡迷于皇帝夢而無法自拔。
乾隆越來越癡迷于閱讀《韓非子》。
他發現，原來他極為反感的這個政治理論家的話，今天讀起來卻字字珠玑。
韓非子明确指出，人世間一切關系都是虎狼型的利欲關系，“人之急利，甚也”。
人們心中充滿的是“自為心”“自利之心”，不論是君臣、父子還是朋友，其實都是“用計算之心以相待”。
老百姓心中隻有利益，沒有感恩：“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
”而大臣們之所以在仕途上你争我奪，并不是急于效忠皇帝：“人臣之情未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
” 韓非子因此說，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憑道德教化，更無須“養恩愛之心”，而是應該手握“法”“術”“勢”三種缰繩和鞭子，通過嚴刑峻法來強化權力的威懾力量，使臣民不敢亂說亂動。
“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
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韓非子·心度》） 如果承認人性本惡，那麼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理想主義治國方案當然就是一廂情願，隻有韓非子的建議才是切實可行的。
就在馬朝柱案偵破後不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江西又查獲了何亞四謀反案，緊接着十八年（1753年）正月，福建又爆發了蔡榮祖謀反案。
江西上饒人何亞四，本以“耕種燒炭為生”。
有一天，他挖地得藏銀三百七十兩，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說他命中要大貴，唆使他出資鑄印信，制旗幟，造刀杖，說有天兵暗助，飛刀殺人，于是他也借托馬朝柱案中的“李開化”之名，聚集當地鄉民，欲圖造反。
福建漳州的秀才蔡榮祖與道士馮珩一起做皇帝夢，共謀起兵，立“大甯國”，因事機不密而被破獲。
這兩起案件雖然都被及時偵破，但習慣于危機思維的皇帝卻再也不能安枕。
如何防範農民起義，成了他政治思維的新重心。
确實如乾隆自己所說，他是中國曆史上最重視民生的皇帝。
但是乾隆中期的社會問題卻已經不是幾條民生措施所能解決的。
人口壓力導緻社會動蕩逐漸加劇，底層社會風聲鶴唳，除了抗租抗稅鬥争之外，民間宗教和結社活動也大興起來。
據《清代八卦教》一書統計，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史料僅記載了16個秘密宗教與結社的活動，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後則多達199種。
乾隆二十年以後，民間宗教和結社組織活動頻繁，新教派組織不斷湧現，秘密宗教和會黨，可謂五花八門，名目之多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
什麼聞香教、無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會、弘陽教、清淨門、白陽教、白羊教、歸一教、金幢教、黃天教……林林總總，數不勝數。
各省關于教案的彙報不斷傳來，讓皇帝頭痛不已。
因此，進入中期之後的乾隆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高壓化。
對民間宗教和結社，乾隆打擊起來更是不遺餘力。
乾隆說：“左道惑人，最為風俗人心之害，必當嚴絕根株。
”（《宮中檔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說：“務須加意查辦，杜絕根株。
嗣後凡有幹涉燒香聚匪之處，俱當留心查察，一有訪聞，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
”乾隆朝以前，清代統治者對于民間宗教首領和幫會首領也采取嚴厲打擊政策，不過僅限于處以監禁之刑。
乾隆卻一改前例，查出即處死。
乾隆朝的文字獄就是在乾隆對社會底層控制由松轉緊，對底層民衆态度由寬轉嚴的背景下發生的。
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獄多數看起來荒誕不經，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字獄放到一起進行分析，背後的脈絡隐然可見。
乾隆朝文字獄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打擊重心在社會底層。
中國曆代文字獄，都以士大夫階層為打擊對象。
據郭成康、林鐵鈞之《清朝文字獄》一書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大約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紳、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
而乾隆年間觸犯文網者，則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及稍解文義的平民。
在約一百三十起文字獄中，低級知識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監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計，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
這些人的職業五花八門，其中有裱背老闆、酒店老闆、當鋪老闆三人，童生四人，教書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農一人，幫工兩人，轎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縫一人，無業遊民一人，和尚五人，職業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種職業的瘋漢十八人。
這一現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字獄從未發生過的，這就打破了士大夫階層“壟斷”文字獄“專利”的局面。
這些鄉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識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獄，大抵有三個原因。
一是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議國家大政；二是涉嫌傳播有民間宗教内容的“邪書”“圖譜”，被懷疑有秘密傳教和結社的背景；三是自稱“托夢”“天命”“下凡”等，舉止荒唐，“妖言惑衆”。
乾隆對曆朝農民起義的規律深有研究。
通過總結中國曆史，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底層最危險的人物是“失意文人”。
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亂。
乾隆認為，讀書人大多功名心極盛，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榮華富貴。
一旦科舉不順，騰達無望，也不會甘于埋頭做農民，而一定要想方設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最容易起不軌之心。
而這些人又粗識文字，頭腦靈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險的潛在敵人之一。
事實上，在乾隆朝前期幾起起義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确乎不時隐顯其間。
馬朝柱本人就識文斷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
福建蔡榮祖反清案中，蔡榮祖本身是一名秀才，與他共同起事的馮珩則是道士。
王倫起義中的軍師範偉也是個底層文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國範圍内發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辮案”。
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員，追查案源時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内屢試不第自負才高學廣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懲這些“滿懷好心”的獻策獻詞者，無疑是為了“以昭炯戒”，殺一儆百，消滅他們的“不安分”之心。
皇帝治國的理想是“總一海内，整齊萬民”，使全國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紀律化之下。
他認為，政治是肉食者謀的事。
作為民間知識分子，他們唯一的晉升途徑就是老老實實讀書進學，此外任何一種鑽營都是不正當的。
對于沒有任何政治企圖的獻詞者，比如為了愛情而獻書的馮起炎，他可以放一條生路。
而對“妄議國政”，事幹政治者，他絕不放過，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
通過這些慘案，皇帝嚴肅提醒底層民衆，國家不需要任何底層社會的自發政治熱情，隻需要他們的馴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許多文字獄，其實是與打擊民間宗教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民間宗教和秘密會社曆來是農民起義的溫床。
自漢代以後，幾乎所有大的農民起義，都有着民間宗教的背景。
東漢末年的黃巾軍，以“五鬥米教”聚斂人心。
方臘起義，借的是明教的招牌。
元末彭瑩玉起兵，以“白蓮教”為旗幟。
而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備民間秘密結社的特征。
自馬案以後，乾隆對于那些有任何民間宗教及結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甯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書”一本，名叫《古聖遺書》，内中不過是劉伯溫推背圖，預測天下運數等，原是民間常見之物。
乾隆得知後，神經緊張，小題大做，批示道：“甚可惡！非尋常勸人吃齋之可比，當盡法窮究。
”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個算命的遊民席守業在外地遊蕩時，被搜出身攜一紙，所寫内容據說是湖北武當山上，一場大雨之後，沖出的一塊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預測未來吉兇，說将有刀兵臨世。
皇帝對此事的批複是：“此等荒誕不經之事，流播民間，惑人聽聞，自當嚴切查拿，務得造作為首之人，重加懲治。
” 這些案件，曆來被歸為“文字獄”檔，實際上這隻是乾隆為防範民間宗教及結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與傳統文字獄性質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類“文字獄”，大多是無中生有，小題大做，除了反映統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瞎貓有時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過大撒文字之網，居然還真偵破過一起貨真價實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東小長治村李孟炳等人攜帶“邪書”，到河南臨颍縣一帶傳八卦教，為地方差役查獲。
地方官随即展開調查，又在臨颍縣一個
審訊的重點是這份策書後面還有沒有同謀。
審訊的結果非常簡單：這确是吳英“實思獻策，冀得功名，并非怨望诋毀”，自己一個人閉門所寫，與其他任何人沒有關系。
确信已經審得了實情，姚成烈立刻寫了一份奏折，向皇帝彙報了此案。
他提出如下處理方案： 一、秀才吳英生逢聖世……不知安分，妄遞策書……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聖諱，并且有批評指責朝政之處，殊屬喪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寬。
應以“大逆”罪，淩遲處死。
二、吳英的兩個兒子吳簡才、吳經才，親弟弟吳超，親侄子吳達才、吳棟才，均已經年滿十六歲，請按照“緣坐”律，斬立決，先行刺字。
三、吳英的繼妻全氏，妾蒙氏，兒媳婦彭氏、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張才，還有幼孫亞宣、亞二、亞兒，幼侄偉才、觀奇、亞三，都發配給功臣之家為奴。
這道奏折以六百裡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
萬裡迢迢到了北京，已經是九月份了。
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學士九卿等人反複多次認真研究了這樁大案後，做出了如下決定： 第一、第三條如廣西巡撫所拟，即吳英淩遲，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發配為奴。
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條吳英弟弟及子侄之斬立決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清代文字獄檔》） 在傳統社會，底層知識分子上書當道乃是常事。
中國早期曆史上出現過許多“片言可緻卿相”的傳奇。
蘇秦、張儀僅憑一張利嘴，博得相國之印；東方朔以三千簡上書漢武帝，入仕為郎官。
事實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獻策，乃至獻歌功頌德的文藝作品（比如杜甫所獻《三大禮賦》），是知識分子進身的一個主要途徑。
因此，曆朝曆代，都有無數進身無路而自認有奇才異能的讀書人懷抱“策杖谒天子，驅馬出關門”的夢想，紛紛毛遂自薦，滿懷熱情地向朝廷獻書、獻策、獻詩、獻賦。
其目的無非兩種，一種是出于社會責任心，揭露疾苦，為民請命；另一種是賣弄文筆，逞露才華，希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極之初，也曾經“廣開言路”，每年都會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獻策報送到皇帝禦前。
這些出自底層知識分子的作品多數粗陋無文，皇帝不過一笑置之，從未因此而開罪于人。
但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卻一反常态，突然大開殺戒。
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個精神有點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獻了一副詩聯，以祝賀皇太後壽誕。
用王肇基自己的話說，“恭祝皇太後萬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歡……”，“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裡想着的事寫成一篇”。
詩聯後面還附有一小段議論，雖然詞句颠三倒四，大緻可以看出是評論時政之意。
地方官将此案彙報給皇帝，乾隆命将他“立斃杖下，俾愚衆知其所炯戒”。
這是有清一代将獻文獻策者處以死刑之首例。
從這起事件之後，因獻策而得罪的文字獄就連綿不絕。
在這些獻文獻策案中，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樣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谒泰陵。
護衛巡視禦道的時候，發現一個年輕人鬼頭鬼腦地逡巡在禦道邊，身上還揣着什麼東西。
護衛拿住此人，送官審問。
此人姓馮名起炎，山西臨汾人，三十一歲，是個秀才。
原來他是想獻給皇帝一本自己所寫的書。
書的内容是以《易》解《詩》，水平不高，但獻書的動機卻出人意料：居然是為了愛情。
原來馮起炎家境貧困，難以娶妻，卻暗暗相中了自己張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兩位分别叫“小女”和“小鳳”的表妹，暗戀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兩位佳人都娶到家中為妻。
在案卷中，他是這樣交代的：“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
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
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
”自己家庭貧窮，科舉又不順，此願當然難遂。
此人平日酷愛佳人才子之書，乃是一名文學青年，頭腦中充滿羅曼蒂克的幻想。
在種種辦法都行不通後，他腦筋急轉彎，想逞露才華，獻書皇帝。
說不定皇帝一見，就驚呼他為奇才。
然後他趁機把心中夙願向皇帝傾訴，皇帝一高興，就會賜他銀冠玉帶，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許多闆子要被送進大牢之前，馮起炎還期待着皇帝會可憐他的一片癡情，償了他的夙願，請審案官員轉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去為他說媒，“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來，還沒有遇到過如此可笑之事。
在開懷大笑并且把這個笑話轉告給後宮寵妃之後，皇帝表現出了難得的慈祥和善良。
當然，說慈祥，不是說皇帝真的派人去給馮秀才娶小女和小鳳，而是少見地沒有取他的腦袋。
起炎先生幸運地保留了性命，以“癡心迷妄”“欲渎聖聰”之罪，“刺字發遣”，發配到黑龍江的冰天雪地裡，“給披甲人為奴”，在北大荒裡終老此身。
除了這類“逞才獲咎”型文字獄案外，乾隆朝還有一種文字獄，更為令人難解，那就是“瘋子文字獄”。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個面黃肌瘦、衣衫破舊的人來到山東孔府，叩門投書，自稱是孔家的親戚。
此人自稱浙江人，叫丁文彬，說前日上帝臨凡托夢，把孔府衍聖公的兩個女兒許配給了他，他今天來做上門女婿。
他自稱不是平凡人，别看窮，可是學富五車，寫了許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請衍聖公過目。
孔府将此事報官，審得此人實系一精神病患者，從小父母雙亡，年紀老大還沒有成親，因此精神越來越不正常，時常聽到一個小人，自稱上帝，在他耳邊說話，指點他改寫《洪範》和《春秋》，并且說已經命他當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号為“天元”，并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為夏文公，族叔封為太宰。
山東巡撫楊應琚在奏折中對丁的得病原因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貧極賤之人，一旦識了幾個字，就自認為身懷奇才異能，無出其右。
因而妄想富貴美色，癡心目識，結為幻影，審不可破”，他說，“聽其所言，不論何人俱知其妄”。
楊應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現代心理學的補償原理。
當然，他進行深入分析，是為了證明丁氏并沒有其他黨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為了寬恕丁文彬本人。
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議皇帝把丁文彬殺掉。
乾隆皇帝也認為此人是個瘋子無疑。
楊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體不好，經過大刑，已經奄奄一息。
皇帝對此非常重視。
他掐指一算，這個案子按正常程序，經三法司會審，再行文到山東，先後要近一個月時間，即使再加急，也要旬餘。
如果丁文彬這期間死在獄中，可就太便宜他了。
于是他立刻傳谕楊應琚，根據丁的身體情況，自行決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确實病危，即可将丁文彬提前淩遲處死。
楊應琚受命之下，當即親赴大獄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況。
他發現丁氏說話時氣短，精神極度萎靡，恐怕支撐不了幾天，于是立刻命令濟南知府等當天布置法場。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時，丁文彬被架上囚車，押赴法場，在萬頭攢動中被綁上木樁，接受千刀萬剮，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來之時，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詞，念叨上帝的恩谕。
據不完全統計，乾隆一朝，類似丁文彬這樣的瘋子文字獄多達21起。
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個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獻詩聯詞句不通，思維混亂，連乾隆都認為“竟是瘋人而已”。
然而這些瘋人沒有一個逃過了皇帝的法網。
其中7起案件，瘋子被淩遲處死，瘋子的親屬也被連坐，或者處以斬監候，或者被賞給功臣人家為奴隸。
另外14起被從輕處理，不過即使從輕，也基本都是“斬立決”或者“立斃杖下”。
乾隆朝另一類超出了普通讀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獄是“圖碑類”文字獄。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個小販李浩，來到浙江省販賣圖文碑記，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繳獲了他所販賣的《結盟圖》《懲匪安良圖》《孔明碑記》，報給縣令。
其實販賣這些東西，就像販賣财神像一樣普遍，并不存在什麼風險，因為這些東西無非是民間勸人向善的宣傳品。
《結盟圖》是勸世人遵聖守法的，《懲匪安良圖》勸壞人棄惡向善，那《孔明碑記》中除了一句“兩兩相争不見天”略覺刺耳之外，也不過是一些荒誕不經的預言，并沒有什麼犯上作亂之意。
據李浩稱，這《孔明碑記》的來頭可不小。
據說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風大作，暴雨傾盆。
風雨過後，廣東東山寺院裡出現了一塊石碑，碑文是諸葛亮所題，内容是預測未來吉兇之事。
百姓都說是諸葛亮顯靈，因而紛紛傳抄。
按理，販賣勸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問，然而官員們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甯左勿右，否則皇帝怪罪下來吃不消，于是經巡撫、總督，直報到皇帝那裡。
皇帝果然對這件事十分重視，批示“知道了，從重定拟，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圖，地方官立刻興起大案，追查數省，牽連多人。
在辦案過程中，皇帝還特意囑咐，“絕不能叫一個罪犯漏網或者自殺”，可見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這個案子的最後處理結果，在檔案中并沒有記載。
但是以乾隆處理文字獄的一貫手法，我們不難想象又有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的這些文字獄乍一看來實在無法理解。
乾隆的處理方式，似乎隻能用“喪心病狂”四個字來形容。
閱讀這些文字獄檔案，讓人不禁懷疑瘋了的到底是乾隆還是“案犯”。
對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人本身并不荒唐。
他性格理智堅毅，處事精明細緻，智商情商都很高。
這樣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來？ 其實在文字獄問題上，乾隆曾經非常通達理性，甚至還稱得上寬容大度。
衆所周知，乾隆的父親雍正在位期間曾經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
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其他做法不以為然一樣，對這些文字大獄乾隆也一直腹诽不已，即位後立刻撥亂反正。
雍正誅殺汪景祺，一直把汪的頭顱懸于菜市口示衆。
乾隆以京師首善之區，懸挂人頭“有礙觀瞻”為由，命人取下掩埋。
接着，他又赦免了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許多被牽連之人，放還了查嗣庭、汪景祺的親屬，一時天下讀書人如沐春風，感激涕零。
為了刹住文字獄，乾隆還采取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規定以後凡舉報文字之罪者，如果舉報失實，一律按誣告罪反坐。
這一下，文字獄風潮一下子被刹住了。
從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領域風平浪靜，波瀾不驚。
唯一可以稱得上文字獄的就是謝濟世私注經書案，而這個案子恰恰凸顯了乾隆的寬容。
原來，謝濟世才華出衆，卻性格倔強，雍正年間，他認為朱熹所注四書有許多錯誤之處，遂自注《大學》《中庸》，“自逞臆見，肆诋程朱”，因此被罷官治罪，發配西域。
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學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獻給乾隆。
乾隆雖然寬大，但程朱理學是清王朝的意識形态正統，他怎麼能允許這樣離經叛道的行為，于是“擲還原書，傳旨申斥”。
謝濟世一氣之下，要求辭官回家養母。
乾隆對他相當遷就，沒有讓他辭官，而是改任他為湖南糧儲道，以便他就近養母。
不料，經曆這麼多風波，謝濟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開印行了《大學注》《中庸疏》。
乾隆皇帝雖然生氣，但也隻是命令把書版銷毀，還特意在命令中說謝濟世其人“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
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
湖廣總督回複說他遵行皇帝旨意，隻燒毀了謝的書版，并未打擊謝濟世個人，乾隆滿意地批複說：“所辦甚妥，止可如此而已。
”從“止可如此而已”幾個字來看，乾隆非常明白處理此類文字獄的界限，也就是說，出于維護意識形态正統的需要，一個王朝應該對異端思想進行必要的壓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為統治者的心态如此難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為數不多的文化生态寬松時期。
那些已經放下了筆的文人學士們又開始吟詩弄月，評古論今，一時間，大清文藝界呈現一派百花齊放的繁榮之貌。
據推測，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就是在這個寬松時期開始寫作的。
可以說，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國曆史上對讀書人最理解包容的統治者之一。
但是，從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驟變。
二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2）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雲貴總督碩色向皇帝密報，他在貴州安順府普定縣民間偶然發現了一件廣為傳抄的“奏稿”，托名為乾隆朝以敢言聞名的大臣孫嘉淦所做，不過語言鄙俗，内容不經，一看而知就是僞托。
其内容是攻擊當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過”。
這“五不解、十大過”的具體文字已經無存，根據現存資料推測，一是說乾隆舉辦南巡，浪費民脂民膏，二是指責他前一段因為金川之役濫殺官員。
此外，還有可能誇大其詞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無度，說他到江南巡遊的根本目的是尋求美色。
最後，“它甚至對滿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難”。
我們可以想象乾隆在讀到這個報告時的心情。
這對他完全是當頭一棒，沒有絲毫精神準備。
即位之初，乾隆曾經一心一意想做一個中國人理想中的明君：開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愛民如子。
父親是他的前車之鑒。
他親眼看着父親為了治理天下、飽暖黎民而絞盡腦汁。
然而，普天之下騰于衆口的卻全是關于父親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謠言，說他什麼謀父、逼母、殺兄、屠弟、貪财、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谀、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親之所以被輿論如此苛待，主要是因為他過于察察為明，許多政策風霜嚴肅，傷人太多。
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親那樣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樣以一個寬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冊。
應該說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
這十六年間，他減輕刑法，他普免稅糧，他平反冤獄，他恩待群臣，他像太陽一樣源源不斷地釋放自己對臣民的善意和關懷。
他所聽到的，幾乎都是臣民們的感激歌頌之詞。
所謂“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
這段時間是他與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僞孫嘉淦奏稿案”的出現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他立命碩色追查此稿的來源，這一查之下，結果更令他震驚。
碩色最初彙報此案時，乾隆以為這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所傳，很快就能查明來源并且銷毀，把這件事的不良影響消弭于局部。
不料，一開始追查，乾隆就發現這不是貴州一省的事情，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現了這份僞稿，甚至連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都争相傳說其中的内容。
至于傳抄閱讀過的人，更是數不勝數，查不勝查，從各級官員、秀才書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腳的、磨菜刀的、要飯的、遊方和尚，都聞知稿中内容。
僅四川一省幾天時間就抓獲了二百八十多個傳抄過的人，更何況全國。
這樣一份明顯是荒誕無稽，對皇帝大肆污蔑的僞稿，卻居然引起全國民衆如此巨大的興趣，他們争相傳說，如癡如狂。
而他即位以來，施行的無數善政，卻已經被人們忘在了腦後。
他突然發現，自己居然面臨着淪為父親同一下場的危險。
乾隆并不了解大衆傳播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間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民衆對于那些由官方傳播的、正面的陳詞濫調往往毫不關心，相反對于那些負面的，特别是刺激性、轟動性的傳聞，卻最為熱衷。
傳播這些爆炸新聞時給人們帶來的超娛樂快感，是什麼評書戲曲都無法比拟的。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兩年間，皇帝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這個僞稿上。
他感到無比的冤枉、憤怒和委屈。
他像瘋了一樣日夜關注此案，發布了無數谕旨，度過了無數不眠之夜，命令各地官員，窮追不舍，務必要查出幕後真兇，千刀萬剮，以解此恨。
全國各級官員都被動員起來，數千人被捕入獄，全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然而追查了一年多，網越撒越大，牽涉的人越來越多，仍然是一團亂麻，了無頭緒。
眼看着這樣下去，除了把僞稿内容更廣泛傳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乾隆隻好匆匆結案，把兩名傳抄過這個稿子的低級武官定為主謀，殺掉了事。
這一事件給了乾隆極為嚴重的心理刺激。
抓不到真兇，皇帝就把仇恨轉移到風傳此稿的百姓身上。
皇帝想起了韓非子的話，對老百姓來說，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樣不斷地加以鞭策，而不能“養恩愛之心”，因為老百姓是沒有頭腦的。
就在僞稿案沒有偵破之時，又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這是對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擊。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兩江總督尹繼善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在追查僞稿案時，在湖北東北的大别山區發現了一起聚衆謀反事件。
據偵查，有個叫馬朝柱的中年人，自稱有法術，在深山中以燒炭為名，糾集衆人，意圖不法。
他還刻了一個大印，内有“統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祿永昌”字樣，不軌之心灼然可見。
案件上報之後，乾隆十分重視。
整個心思都沉浸在僞稿案中的皇帝第一個反應是懷疑馬朝柱就是制造僞稿之人，因此嚴命地方官迅速進剿。
馬朝柱隻身逃往四川，隻拿獲了馬的母親、妻子和侄子。
審訊之下，發現馬朝柱與僞稿案無關，不過此人的威脅并不在僞稿之下。
馬朝柱，安徽霍山人，自幼胸懷大志。
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他就與霍山白雲庵的正修和尚商量“起大事”、當皇帝。
他效仿曆代起義首領，對衆人宣稱自己十六歲時，曾夢到神仙降臨，指點他到某處拜了名師，學得了一身法術，可以撒豆成兵，剪紙為馬。
他還宣傳說，“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錦，系明後裔，有大學士張錫玉，大将吳乘雲，系吳三桂子孫，李榮爵即李開化等，統兵三萬七千為輔”，說自己已經被任命為軍師，如果大家跟随自己造反，将來都有高官可做。
這些說法讓許多人半信半疑。
為了吸引徒衆，馬朝柱想出了許多計策。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他制造了一柄造型奇特的銅劍，悄悄把它藏到樓子石的一個山洞裡，然後對衆宣稱自己夢到神仙賜了自己神劍，并且帶衆人在山洞裡找到了這把劍。
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對大家宣稱，從上天處獲得了一把神奇的撐天扇，用此扇“能行雲霧中，三時可抵西洋。
并稱西洋不日起事，興複明朝”。
這些裝神弄鬼的把戲十分成功，衆人紛紛相信，交給他銀錢，記名入夥。
當然，戲法也有玩露的時候。
為了獎勵手下的骨幹，馬朝柱派人到外地制造了許多“蟒袍”和“冠帶”，分賜自己手下的“官員”，說是西洋之主從空中降下來的。
這些“官員”興沖沖領了“蟒袍”回去仔細一看，發現分明是戲班裡唱戲用的，有的上面還寫着裁縫和戲班的名字。
這一失誤讓馬朝柱的努力幾乎破産。
為了挽回影響，馬朝柱又宣稱西洋主從雲霧中傳來诏書，下降到武漢黃鶴樓。
他派人去武漢，果然從黃鶴樓裡取出了百餘道诏書，大講起義後的光輝前景，再次封了大批“官員”，穩住了人心。
經過苦心經營，馬朝柱在各地發展了大量信徒。
他又在各地“散劄招軍、囤糧制械”，操練刀槍。
并且已經派員聯絡安徽霍山、太湖、桐城、亳州（今亳州市），河南商城、開封、南陽，四川峨眉山等地的信徒，互為呼應，并設立四将軍職位，分統各部，約期舉義。
地方官率兵入山搜捕時，查抄出軍械三百餘件，硝磺（制造火藥的原料）數百斤；捕獲起義骨幹共二百餘人。
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驚。
從乾隆十七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九個月間，他神經一直緊繃，批閱了馬案奏章五十一份，傳下谕旨五十八道，洋洋灑灑數萬言。
如果不是因為僞稿案牽出這起反清大案，很可能一場規模巨大席卷數省的反清起義一兩年後就要掀起。
思想至此，乾隆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兩起大案接連發生後，乾隆蓦然發現，他治下的江山，原來遠不是自己看到的那麼四海升平，陽光燦爛。
在自己看不到的角落，居然伏莽處處，随時存在農民起義大規模爆發的可能。
對于僞稿案和馬朝柱案，乾隆百思不得其解。
他回想自己即位以來，對黎民百姓一直全力施恩，并無失德之處。
他說： 臨禦以來，愛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災浸，不下數百萬帑金多方赈恤。
至于蠲貸展緩者，更難數計。
正供而外，并無私粟加征，又非若前朝縱容貪殘之吏剝民脂膏也。
即間或有不肖官員，略有派累百姓之事，無不立以重典，此實從來未有。
人民當感戴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共安樂利，實不解此等亂民，因何喪膽昧良，甘蹈法網？（《清高宗實錄》） 現實政治使乾隆頭腦中以儒治國的理想主義破滅了。
原來“愚民們”隻記得住鞭子帶來的痛苦，而記不住主上的仁慈。
他們多是愚昧而輕信的，沒有頭腦，沒有判斷，隻熱衷于享受傳播小道消息的快感，極易受不實之詞的蒙騙，寄希望他們給統治者一個公正的評價幾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以為，隻要全力關注民生，不使黎民流離失所，就不存在農民造反的威脅。
馬朝柱案推翻了他這個假定。
乾隆十二年到乾隆十七年，正是大清帝國蒸蒸日上，接近盛世巅峰的“幸福時光”，已經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傳統社會的治理水平已經達到極緻，而湖北省馬朝柱盤踞之處大部分人也都是安居樂業。
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發生了馬朝柱起義案，這讓乾隆認為，心存不軌的“刁民”是任何時候都會存在的，不論吃不吃得飽，總有人癡迷于皇帝夢而無法自拔。
乾隆越來越癡迷于閱讀《韓非子》。
他發現，原來他極為反感的這個政治理論家的話，今天讀起來卻字字珠玑。
韓非子明确指出，人世間一切關系都是虎狼型的利欲關系，“人之急利，甚也”。
人們心中充滿的是“自為心”“自利之心”，不論是君臣、父子還是朋友，其實都是“用計算之心以相待”。
老百姓心中隻有利益，沒有感恩：“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
”而大臣們之所以在仕途上你争我奪，并不是急于效忠皇帝：“人臣之情未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
” 韓非子因此說，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憑道德教化，更無須“養恩愛之心”，而是應該手握“法”“術”“勢”三種缰繩和鞭子，通過嚴刑峻法來強化權力的威懾力量，使臣民不敢亂說亂動。
“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
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韓非子·心度》） 如果承認人性本惡，那麼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理想主義治國方案當然就是一廂情願，隻有韓非子的建議才是切實可行的。
就在馬朝柱案偵破後不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江西又查獲了何亞四謀反案，緊接着十八年（1753年）正月，福建又爆發了蔡榮祖謀反案。
江西上饒人何亞四，本以“耕種燒炭為生”。
有一天，他挖地得藏銀三百七十兩，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說他命中要大貴，唆使他出資鑄印信，制旗幟，造刀杖，說有天兵暗助，飛刀殺人，于是他也借托馬朝柱案中的“李開化”之名，聚集當地鄉民，欲圖造反。
福建漳州的秀才蔡榮祖與道士馮珩一起做皇帝夢，共謀起兵，立“大甯國”，因事機不密而被破獲。
這兩起案件雖然都被及時偵破，但習慣于危機思維的皇帝卻再也不能安枕。
如何防範農民起義，成了他政治思維的新重心。
确實如乾隆自己所說，他是中國曆史上最重視民生的皇帝。
但是乾隆中期的社會問題卻已經不是幾條民生措施所能解決的。
人口壓力導緻社會動蕩逐漸加劇，底層社會風聲鶴唳，除了抗租抗稅鬥争之外，民間宗教和結社活動也大興起來。
據《清代八卦教》一書統計，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史料僅記載了16個秘密宗教與結社的活動，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後則多達199種。
乾隆二十年以後，民間宗教和結社組織活動頻繁，新教派組織不斷湧現，秘密宗教和會黨，可謂五花八門，名目之多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
什麼聞香教、無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會、弘陽教、清淨門、白陽教、白羊教、歸一教、金幢教、黃天教……林林總總，數不勝數。
各省關于教案的彙報不斷傳來，讓皇帝頭痛不已。
因此，進入中期之後的乾隆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高壓化。
對民間宗教和結社，乾隆打擊起來更是不遺餘力。
乾隆說：“左道惑人，最為風俗人心之害，必當嚴絕根株。
”（《宮中檔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說：“務須加意查辦，杜絕根株。
嗣後凡有幹涉燒香聚匪之處，俱當留心查察，一有訪聞，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
”乾隆朝以前，清代統治者對于民間宗教首領和幫會首領也采取嚴厲打擊政策，不過僅限于處以監禁之刑。
乾隆卻一改前例，查出即處死。
乾隆朝的文字獄就是在乾隆對社會底層控制由松轉緊，對底層民衆态度由寬轉嚴的背景下發生的。
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獄多數看起來荒誕不經，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字獄放到一起進行分析，背後的脈絡隐然可見。
乾隆朝文字獄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打擊重心在社會底層。
中國曆代文字獄，都以士大夫階層為打擊對象。
據郭成康、林鐵鈞之《清朝文字獄》一書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大約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紳、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
而乾隆年間觸犯文網者，則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及稍解文義的平民。
在約一百三十起文字獄中，低級知識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監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計，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
這些人的職業五花八門，其中有裱背老闆、酒店老闆、當鋪老闆三人，童生四人，教書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農一人，幫工兩人，轎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縫一人，無業遊民一人，和尚五人，職業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種職業的瘋漢十八人。
這一現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字獄從未發生過的，這就打破了士大夫階層“壟斷”文字獄“專利”的局面。
這些鄉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識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獄，大抵有三個原因。
一是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議國家大政；二是涉嫌傳播有民間宗教内容的“邪書”“圖譜”，被懷疑有秘密傳教和結社的背景；三是自稱“托夢”“天命”“下凡”等，舉止荒唐，“妖言惑衆”。
乾隆對曆朝農民起義的規律深有研究。
通過總結中國曆史，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底層最危險的人物是“失意文人”。
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亂。
乾隆認為，讀書人大多功名心極盛，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榮華富貴。
一旦科舉不順，騰達無望，也不會甘于埋頭做農民，而一定要想方設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最容易起不軌之心。
而這些人又粗識文字，頭腦靈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險的潛在敵人之一。
事實上，在乾隆朝前期幾起起義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确乎不時隐顯其間。
馬朝柱本人就識文斷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
福建蔡榮祖反清案中，蔡榮祖本身是一名秀才，與他共同起事的馮珩則是道士。
王倫起義中的軍師範偉也是個底層文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國範圍内發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辮案”。
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員，追查案源時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内屢試不第自負才高學廣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懲這些“滿懷好心”的獻策獻詞者，無疑是為了“以昭炯戒”，殺一儆百，消滅他們的“不安分”之心。
皇帝治國的理想是“總一海内，整齊萬民”，使全國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紀律化之下。
他認為，政治是肉食者謀的事。
作為民間知識分子，他們唯一的晉升途徑就是老老實實讀書進學，此外任何一種鑽營都是不正當的。
對于沒有任何政治企圖的獻詞者，比如為了愛情而獻書的馮起炎，他可以放一條生路。
而對“妄議國政”，事幹政治者，他絕不放過，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
通過這些慘案，皇帝嚴肅提醒底層民衆，國家不需要任何底層社會的自發政治熱情，隻需要他們的馴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許多文字獄，其實是與打擊民間宗教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民間宗教和秘密會社曆來是農民起義的溫床。
自漢代以後，幾乎所有大的農民起義，都有着民間宗教的背景。
東漢末年的黃巾軍，以“五鬥米教”聚斂人心。
方臘起義，借的是明教的招牌。
元末彭瑩玉起兵，以“白蓮教”為旗幟。
而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備民間秘密結社的特征。
自馬案以後，乾隆對于那些有任何民間宗教及結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甯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書”一本，名叫《古聖遺書》，内中不過是劉伯溫推背圖，預測天下運數等，原是民間常見之物。
乾隆得知後，神經緊張，小題大做，批示道：“甚可惡！非尋常勸人吃齋之可比，當盡法窮究。
”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個算命的遊民席守業在外地遊蕩時，被搜出身攜一紙，所寫内容據說是湖北武當山上，一場大雨之後，沖出的一塊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預測未來吉兇，說将有刀兵臨世。
皇帝對此事的批複是：“此等荒誕不經之事，流播民間，惑人聽聞，自當嚴切查拿，務得造作為首之人，重加懲治。
” 這些案件，曆來被歸為“文字獄”檔，實際上這隻是乾隆為防範民間宗教及結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與傳統文字獄性質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類“文字獄”，大多是無中生有，小題大做，除了反映統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瞎貓有時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過大撒文字之網，居然還真偵破過一起貨真價實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東小長治村李孟炳等人攜帶“邪書”，到河南臨颍縣一帶傳八卦教，為地方差役查獲。
地方官随即展開調查，又在臨颍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