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字獄——盛世須用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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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然而，另一方面，乾隆朝戲曲的另一個特點也十分突出，那就是内容異常貧乏。
宮中演出，每一句話都要受到層層審查和把關，有着無數忌諱。
二百餘出的連台宮廷大戲，回避現實矛盾，思想觀念陳腐，藝術千篇一律，有人總結說不過是“虛張太平聲勢，點綴聖朝恩德，僞造天命天意，宣揚道學迷信”。
民間進宮演出，劇本内容受到更嚴重的鉗制。
因此，演出主題永遠不過是喜慶、歡樂、祥和、太平；場面永遠是華服豔舞、仙樂飄飄、歡聲笑語、恍若天界；内容永遠是祝皇帝和太後身體健康、國家萬年無疆。
雖然太後和皇帝都喜歡看“插科打诨”的醜角戲，但是在嚴格的限制下，這些戲的内容不能諷刺社會，反映現實，隻能靠生硬做作的包袱逗笑，缺乏内容和深度。
在皇帝的文藝政策下，乾隆朝戲曲内容呈現兩個特點：第一，戲曲作品内容的道德化，專門以闡揚忠孝節烈之事為職事。
第二，戲曲文學樣式的詩文化。
戲曲詞句越來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脫離舞台的案頭之作”。
除了朝中大臣外，草野百姓也全力在作品中展示願為天子助教化的熱情。
乾隆時劇作家夏綸所作《新曲六種》，各題之下就分别表明“褒忠、闡孝、表節、勸義、式好、補恨”等主旨，劇本中大量充斥直白的口号和無味的說教，劇情簡直就是這些觀念的圖解。
唐英《古柏堂傳奇》十七種，雖然在當時算突出的成就，其實都沒有觸及深刻的社會問題，很多内容是宣傳忠孝節義和因果報應的思想，但他的劇作語言通俗，情節生動，曲詞不受舊格律的束縛，還算有點可取之處。
除此之外，乾隆朝的戲曲創作幾乎一無可觀。
因此，乾隆時代既是一個戲曲空前興盛的時代，又是戲曲衰落的開端。
近代戲曲理論家吳梅說：“餘嘗謂乾隆以上有戲無曲，嘉道之際，有曲無戲，鹹同以後實無戲無曲矣。
”專制統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終無不會演變成嚴酷的冬天。
五由馴身到馴心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在保定行宮的燈下打開了一份奏折，呈遞者是退休官員、原任大理寺卿（相當于今天最高法院院長）尹嘉铨。
尹嘉铨的字很漂亮，淡墨小楷，精細絕倫。
他上這份折子，是想為他已故的父親、原河南巡撫尹會一“請谥”。
尹嘉铨說，他的父親尹會一是一代理學名臣，品德出衆，孝行感人，皇帝當年曾親自賜了首詩予以褒獎。
如今老父已經去世三十年，未蒙朝廷賜予谥号，他做兒子的感到日夜不安。
因此請皇帝從那首禦制詩裡挑兩個字，作為“谥号”。
老父地下有知，一定感激不盡。
厭惡的表情籠罩了皇帝的面龐。
這個尹嘉铨他早就領教過。
此人是“道學家”，也就是一心一意要做“大聖大賢”的那種人。
既然以聖賢為志，自然是不貪财，不過卻非常熱衷虛譽。
在做山東布政使時，有一次借觐見皇帝的機會，曾當面向皇帝讨賞孔雀花翎，還和皇帝開玩笑說讨不到翎子沒臉回家見老婆。
乾隆當時就感覺十分不舒服，到底沒賞給他。
沒想到幾十年後，他又來向皇帝讨賞了。
這回讨的是“谥号”。
“谥者，行之迹也。
”賜谥，就是朝廷對大臣一生做出“官方評價”，乃是國家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事情，通常由禮部主持，内閣議定，皇帝親批。
如果大臣後代都像他這樣擅自請谥，成何體統？尹嘉铨的心術乾隆一看即知。
他不過是借這個“非常之舉”為自己博“孝子”之名。
如果請谥成功，那麼他孝子之名益彰。
如果不成，皇帝也不好拿這樣出于孝心的請求來怪罪他。
因為傳統政治曆來的口号都是“以孝治天下”。
雖然不治他的罪，但重重敲打他一下是十分必要的。
乾隆提起朱筆，在折子後面批道： 與谥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
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
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不祥的氣氛籠罩在字裡行間。
皇帝把折子抛到一邊，打開了下一道。
字迹還是那麼淡而有力，不屈不撓，居然又是尹嘉铨的。
内容是說，“我朝”出了好幾位名揚天下的理學名臣，比如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
他們一言一行都實踐了孔夫子的教導，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因此他建議皇帝讓這些人都“從祀孔廟”，也就是把他們的牌位都供到孔廟裡，陪孔夫子一起吃冷豬肉，以示“光大聖道”之意。
在折子結尾，他還說了這麼一句：“至于臣之父親尹會一，既然曾蒙皇上禦制詩章褒嘉其孝行，則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從祀，不過此事究非臣所敢請也。
” 皇帝的臉一下子變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發抖。
這是他盛怒之極的表情。
皇帝拿起朱筆，奮筆疾書：“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每個字都異常迅疾有力。
據說，“天子一怒，伏屍百萬”。
雖然沒那麼誇張，也去之不遠。
尹嘉铨完全沒有料想到自己這兩個折子的後果： 朝廷立刻派出要員，将尹嘉铨鎖拿入京。
皇帝批發六百裡加急急件，命北京和山東兩處官員，抄了尹氏在北京和山東博野兩處的家。
和雍正皇帝一樣，乾隆也十分喜歡抄大臣的家。
乾隆抄家與雍正抄家有一條不同，那就是格外注意“違礙文字”。
乾隆對臣下的日記、書信、私人筆記特别感興趣，每次抄家都會嚴命抄家官員細心搜檢，看其中有沒有“悖逆之詞”。
這次抄尹嘉铨的家時，皇帝特别指示，尹氏之“喪心病狂，實出尋常意料之外”，所以“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
因此“如有枉妄字迹詩冊及書信等件，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
因此，三月二十日天還沒亮，前天夜裡接到六百裡加急上谕的大學士英廉就親自帶領大批兵丁，來到尹嘉铨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細細搜羅。
不出皇帝意料，收獲果然頗豐。
作為一個“理學大家”，尹嘉铨不但藏書豐富，而且著作頗多。
從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英廉共找到書籍310套，散書1539本、未裝訂的書籍一櫃、書闆1200塊，以及書信一包共113封。
乾隆組織一批翰林學士，組成“審讀小組”，幫助他逐字審查。
在乾隆朝，隻要想打倒一個人，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審查他的文字。
作為庸凡之人，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如有偏離“準星”之處，那麼對不起，你就有可能犯罪了。
經過細緻篩選，乾隆在尹嘉铨所有文字中發現了數10處“悖逆”之處。
在後來公布的罪狀中，皇帝說，最錯誤的一處，是這樣一句：“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于上？” 尹嘉铨認為，因為打擊朋黨而禁止士人拜師收徒是錯誤的。
儒家性理之學十分精微，其中最微妙的部分，隻能通過拜師授徒方式傳授。
如果把大儒講學授徒一律定為“朋黨”，把官場上門生與座師的關系也視為“朋黨”，勢必削弱“父師之教”，造成聖人之學的衰微，反而不利于皇權獨尊。
乾隆認為，這句話是公開與雍正帝唱反調。
打擊“朋黨”是清代政治的主線之一。
宋代以降，大臣們結成朋黨的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師生關系”。
由于科舉時代錄取率極低，考中者對于閱卷錄取自己的主考官無不感激涕零，視為伯樂知音，一旦錄取，就投拜這個主考官門下，成為他的門生。
主考官往往通過這種方式結納羽翼，門生也希望通過攀附座師而在官場迅速升遷，因此極易在朝廷形成一個個山頭，黨同伐異，造成朋黨之禍。
宋朝和明朝，敗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此。
因此，雍正和乾隆使盡了種種手段，打擊大臣們的“科甲”積習，也就是科舉出身的官員們以師生關系結黨的習慣。
雍正皇帝曾禦制《朋黨論》，反對大臣們拜老師收門生。
乾隆說： 朋黨為自古大患。
我皇考世宗憲皇帝禦制《朋黨論》，為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谕，乃尹嘉铨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于上”之話……不知是何肺腸？ 尹嘉铨的第二大錯誤，是著了一本書，叫《名臣言行錄》。
書中記錄了清初以來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乃至本朝的鄂爾泰、張廷玉的嘉言懿行。
乾隆将此書定為大逆之作，認為它會助長人們的朋黨思維。
因為隻有朝廷才有品評大臣的權利，臣民無權把誰定為“名臣”，又把誰定為“非名臣”。
如果個人可以樹立品評标準，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孫的意見紛争。
被列入名臣錄的，其子孫門生自然會感激攀附，與其人結好。
沒有被列入的，其後代和同黨必然起而攻之。
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
皇帝說：“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為胪列，謬緻品評，若不明辟其拌，将來流而為标榜，甚而為門戶，為朋黨，豈不為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這種做法，和尹氏在奏折中建議把一些理學名臣入祀孔廟一樣，斷非人臣所應為。
雖然前期打擊朋黨的成績卓著，乾隆卻從來沒有掉以輕心。
他深知這一政治頑疾雖然匿迹于一時，卻絕不會就此壽終正寝。
政治高壓稍一放松，它就會死灰複燃。
對朋黨的警惕，無時無刻不存于皇帝心中。
尹嘉铨自投羅網，一下子激活了皇帝心中的過度防禦機制。
尹嘉铨的出現，讓日夜不停搜尋自己統治漏洞的乾隆又發現了專制政治的一個薄弱環節：民間講學之風。
在中國曆史上，民間講學現象非常普遍。
孔子收徒三千，就首開民間講學之先河，也正式創立了儒家學派。
到了宋代，書院大量出現，名儒大家各自以書院為據點，傳授自己體悟到的聖人心法，講學之風空前繁盛，理學由此興起并成為儒學的主流。
及至明朝，講學之風達于極盛。
大儒王陽明極重講學，認為這是開啟智慧、傳播學術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講學不休，甚至軍旅之中也日夜不辍。
王陽明的後學們光大乃師之風，或依托于書院，或約期于山水，甚至廟堂林野，寺觀名勝，招朋引衆，講學辯論，宗風所及，幾乎無處不講學，無人不講學。
民間講學具有高度的自發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它的目的是探讨發展學術真谛，陶鑄學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學那樣以科舉入仕為唯一目标。
民間講學一秉學術自由的原則，尤其重視辯駁争論對學術發展的推動作用。
各書院之間經常舉行大規模的辯論會，各派學者雲集荟萃，彼此攻伐，極大地促進了儒學學理的深入發展。
日常師生之間，也注重質疑問難，宋代之後所流行的各家語錄，一般就是書院師徒間的問答記錄。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講學之風卻戛然而止。
蕭一山說：“清人以異族入主，時不免存疑忌之心，對于智識階級為尤甚。
聚衆講學，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
”所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頒布命令，嚴禁士子會盟結社。
各地民間私人書院也被政府轉變為官辦，原來自由學術研究的場所淪為科舉考試的預備機關，講學内容與規模受到嚴格限制。
自由講學之風由是漸息，清代之學術，“乃漸由學術團體，一變而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講學之習在乾隆朝又有所擡頭。
特别是尹嘉铨這樣以道學自命的“道學家”，更認為自己獲得了聖人的“獨傳心法”，不傳授給他人實在是一種損失，因此私下裡仍然大肆收徒聚衆，退休之後，更是奔走于各書院之間，宣揚自己的獨特見解。
乾隆認為，這是“盛世”的一大威脅。
清初統治者反對講學，主要是怕漢人借此進行陰謀集會。
及至乾隆時期，這種威脅幾乎已經不存在。
乾隆認為，講學的最大威脅在于容易滋生朋黨傾向。
對于提倡綱常名教的道學本身，乾隆是堅定支持的。
但是對于大小臣工學程、朱、陸、王諸大儒的樣子，要求學術自由，百花齊放，自由辯論，他則絕不允許。
正如魯迅所說，“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于是而有學說，于是而有門徒，于是而有門戶，于是而有門戶之争，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
蓋黨内有黨，派内有派，是宗教和學術的共同規律。
儒學内部并非鐵闆一塊，儒學思想的生長點也是多源的，許多儒學大家往往把自己視為儒家正統，而把他人視為異端或非正統。
自由講學、自由辯論很容易導緻一些不同學術派别的争執甚至沖突，而科舉出身的朝中官員無不是儒學信徒，學術上的分門别類極容易引發政治上的矛盾鬥争。
比如宋代朱熹與陸象山就曾經勢如水火，彼此辨别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别門戶，門戶之争又發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發了朋黨之争，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
如此，“小則紊亂朝政，大則颠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責尹氏的聖旨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緻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緻國是日非，可為鑒戒。
乃尹嘉铨反以朋黨為是，颠倒是非，顯悖聖制。
” 專制政治發展到極緻，就要打破一切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把一切社會能量納入政治控制之下。
讀書人因講學而聚會，因聚會而議論，正是一種人主無法完全駕馭的力量，是必須禁止的。
他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隻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不可以道統所在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
尹嘉铨自己講學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學名臣，企圖重新挑起“正統”之争，煽動講學之風，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興起這場大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擊有所擡頭的民間自由講學之風，把一切不利于專制統治的民間力量消滅于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铨的“罪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欽命以大學士三寶為首組成專案組，對尹嘉铨進行審訊。
審訊進行得極有特點。
在皇帝的授意下，審案大臣并不拷問尹嘉铨的“大逆”實迹。
他們知道，這個“道學家”、書呆子，一輩子隻知道讀書做文，想成為大聖大賢，“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麼實質性的“反動問題”。
他們審問的重點，是尹氏的家庭隐私。
會審尹嘉铨時，審案大臣絲毫不顧這位前“三品大員”的面子，為了“洩公憤而快人心”，将其“嚴加夾訊，多受刑法”，以拷問“其究屬何心”。
在夾棍之下，這位聖人之徒沒有挺住，采取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态度。
請看以下幾段審訊記錄： 當年尹氏當面讨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
所以承審官首先追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讨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
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
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裡，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
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自打嘴巴，承認自己“怕老婆”“假道學”，承審官并不滿足，又追問起他要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為妾未果的事。
承審官問：尹嘉铨！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
這處女既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她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正經人幹的麼？ 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
吾女人要聘她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并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她，實在我并沒有見過她的面。
但她年過五十，我還将要她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内，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已經承認自己廉恥喪盡，承審官卻還有更尖刻的問題。
承審官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
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
你難道不知道麼？ 據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
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承審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
然而，沒有皇帝的授意，他們是不敢把審理“國家要犯”的嚴肅之地變成嬉笑怒罵的娛樂場所的。
那麼，乾隆皇帝為什麼對“道學家”尹嘉铨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反對“假道學”。
三代皇帝表面上對“道學”尊崇備至，但用人行政中，卻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
對于那些以繼承孔孟“道統”為職志，成天緻力于“為賢作聖”的書呆子其實不屑一顧。
應該說，“道學”确實有真假之分。
“道學”一名流行之後，“假道學”這三個字就應運而生，如影随形。
儒家理想主義所懸标準過高，為庸常人性所難堪，而學做聖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因此有的人不免虛僞迂闊，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盜名，為世人所诟病。
有些道學家，不注意力行實踐，而緻力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聖人”模樣，峨冠，闊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飯，菜羹，在家靜坐不語，出門則平步闊視，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學”先生。
還有的道學家，表面上滿口天理流行，行動中卻處處人欲為先。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人的作風有精彩的描寫：“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
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
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
忽微風飒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
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劄也。
” 假道學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沒有修到大聖境界，卻妄圖進入曆史。
尹嘉铨為人行事，就頗多假道學的嫌疑。
他的倒黴，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擊假道學這麼簡單。
在打擊假道學的背後，隐藏着的是清代帝王對“真道學”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說，“道學”或者說“理學”，要求人們踐行聖人的教導，做正人君子，忠君孝親，對專制統治是有利的，曆代莫不大力提倡。
然而專制主義的曆史發展到清代，就連這種“道學”本身，也成了專制制度擴張的妨礙。
原因很簡單。
理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
儒家學說為士人們設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祿，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為頂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學都對人的自由意志極為推崇。
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則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學要求其信徒能在權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聲附和的應聲蟲。
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在世俗層面，儒學信徒對皇帝和權力秩序服從盡禮；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希望自己能夠通過道德砥煉，成為達到人類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遠遠超越帝王和其他權力者。
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後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釣自娛。
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逃離權力的控制。
但是，君權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
專制權力的獨占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沖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
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清代的建立，與以前諸朝不同。
在入關以前，滿族社會中帶有大量的奴隸制因素。
雍正皇帝說：“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仆名分。
”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說：“主仆之分，滿洲尤嚴。
”“我朝君臣之分極嚴，尤非前朝可比。
”傳統儒家君臣關系是完整的互動關系，“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有各的尊嚴底線。
然而入關之後的清代皇帝卻以滿洲“主奴名分”偷換了，或者說改造了數千年以來的君臣關系，使之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關系。
他們要求，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于君主，他的心靈也應該屬于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需求，特别是個人尊嚴。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大臣要無時無刻不與皇帝統一思想，不許有自己的獨立意志。
他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
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标準都必須唯我是從。
”“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從雍正開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設想挫辱、打擊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頭的大臣。
在乾隆以文字獄打擊“假道學”尹嘉铨之前，雍正就以冤獄打擊過“真道學”楊名時。
楊名時，号凝齋，江陰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進士，從大儒李光地受經學，造詣益深。
曆任直隸巡道、貴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貴。
楊名時性格強毅端方，是一個有根底的理學家。
程朱理學給了他牢固的價值基礎，使他在居官過程中，清正廉潔，一心為公。
他提督順天學政時，廢寝忘食，“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隸巡道，細大必親，無留獄，無隐情，鄉民頌為“包公在世”。
（《碑傳集·楊凝齋先生名時傳》）他以誠為本，對宇宙、社會和人生做了嚴肅的哲學思考，著作頗多。
按理說，這樣的臣子，應該深受皇帝歡迎才對。
然而事實卻相反，由于他對很多事有自己的見解，不能事事與皇帝劃一，屢屢招緻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說楊名時“性喜沽名釣譽”，不能做完全馴服的奴才，就是因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麼，就是自己的理學人格。
“自以為記載數篇腐文，念誦幾句史冊”，就敢和皇帝辯論。
雍正斥責他“隻圖沽一己之虛名，而不知綱常之大義，其心實願父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顧，豈尚計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盜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則為逆子，在國則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專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礙的最便捷途徑之一。
為了打擊楊名時的“道學氣”，雍正刻意制造大案，借楊名時的政敵舉報楊貪污受賄之機，将楊逮捕。
以楊名時“得過鹽規銀、稅規銀和平餘銀約計八萬兩”及收受了下屬範溥的幾樣禮品為罪名，定為貪污罪。
其實，收受陋規一事，律無明文，事在定養廉銀之前，其時各省皆然，這項陋規收入，也大部分是補貼了公衆支出。
而收受下屬幾樣禮，也是當時官場的常事，以此定罪，顯然是故意周納。
把楊名時打為貪污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過辦案，搞臭楊名時的名聲，把他從“真道學”打成“假道學”，以殺一儆百，打擊大臣們的“自為之心”。
所以他秘密授意審案官，在審問時，對楊名時極盡挖苦打擊之能事，力求使楊名時出“洋相”。
雍正認為，一殺掉楊名時，有可能使楊名時成為“比幹”，遂了他“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心願。
所以對付楊名時此等“種類”，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譽”，不擇手段地惡心他、作踐他，讓他“假道學，真光棍”的“醜惡面目”大暴露，讓周圍的人都以為他确實虛僞可鄙，也讓他本人都自慚形穢，精神頹喪。
承審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僅讓當堂觀審的“聞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而且整得楊名時啞口無言，低頭認罪。
乾隆之審問尹嘉铨，其靈感完全來自此案。
乃父乃子，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雍正對待大臣之嚴酷苛刻，本已經登峰造極。
乾隆又青出于藍，後來居上。
為了保證大權獨攬，乾隆皇帝上任之後一再拉大君臣距離，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
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現。
比如雍正就屢屢稱他的臣子李衛、田文鏡、隆科多等為“國家偉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
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卻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并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
乾隆認為，臣權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權的低落。
“名臣”往往出現在國家出現危機，君主大權不獨攬之際。
許多名臣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扶國家之将傾，挽狂瀾于既倒。
但同時，名臣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君主的無能和朝綱的混亂。
對張居正這位明代的名臣，史評大抵功大于過，他卻大不以為然，說：“大臣強辭立威，逆行罔忌，實為弁國紀。
神宗竟爾任其施為，雖童昏不應若是。
” 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錄》的影響，乾隆特下長诏斥責尹嘉铨的“名臣論”。
他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緻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
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為的皇帝統治下，不應該有為患作亂的奸臣，同時，也不應該有彪炳史冊的名臣，隻可以有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陰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來一塊冰，熱起來一團火。
嚴肅起來，誰也不敢喘氣；高興起來，有時又沒大沒小。
他在李衛的奏折上批過這樣的話：“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不嘉悅者除非呆皇帝也！”給年羹堯的朱批有這樣的話：“從來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他對大臣固然以苛刻聞名，但對某些投脾氣的人也有熱情如火、視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
比如對鄂爾泰和張廷玉。
但乾隆卻極重君臣之别，總是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從來沒有與大臣們建立起什麼私交。
也許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對于大臣的“好名”之習，乾隆和父親一樣向來痛恨。
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訓斥陝西巡撫陳宏謀：“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飾，仍蹈沽名釣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鑒，恩再邀寬典也。
” 在打擊限制大臣“好名之習”方面，乾隆不但學習了父親制造冤獄的辦法，還有所創新。
傳統社會有一個不成文的政治習慣，就是那些政績卓著的地方官離任後，當地官民往往會通過送萬民傘、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紀念。
然而乾隆皇帝卻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撲毀”，并嚴禁為官員建造生祠。
在他的嚴令下，全國各地紛紛将康、雍以來所建祠堂、石碑摧毀，僅雲南、山西兩省，就近六百座。
乾隆認為應該由皇帝壟斷所有的偉大、光榮、正确，不給其他人留一點榮譽空間。
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寫的人，而僅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審結。
在“妄比大賢，托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複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啟朋黨之漸”的罪名之外，乾隆還審得尹嘉铨犯有許多其他不可饒恕的“大罪”： 尹嘉铨在書中寫有“為帝者師”四個字。
乾隆嘲笑他學習淺陋，讓大臣們評論，他“能為朕師傅否”？ 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
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把“古稀”壟斷了。
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認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賞明太祖廢除相權之舉，認為這一劃時代的創舉，大大提高了君權的穩定性，實在是造福百世萬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們把清代的大學士習慣性地稱為相國。
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屢稱大學士為“相國”，乾隆批評說，宰相之名久已廢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權柄不移。
在朝大學士，作用不過是承旨記錄，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學士的襄贊？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複審訊後，奏請将尹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也就是說，16歲以上的子孫都要殺頭，家中的女人們以及16歲以下的子孫要發配為奴。
不過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淩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
同時命各省查繳銷毀尹著述或編輯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鏟削磨毀。
對此，魯迅說：“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
《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
”這項工作牽涉各省，一直進行了半年之久。
不論尹嘉铨是“真道學”還是“假道學”，本來都不幹王法。
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個時代，他都會安享天年，壽終正寝。
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
乾隆極力擴張君權，雖一時收到穩定之效，卻造成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清代後期士大夫道德與精神的迅速堕落。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會正義的一面。
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
曆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乾隆卻以虎視之态，粗暴剝奪了儒學賦予讀書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隻給他們為稻粱謀這一個生存任務。
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
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曆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松弛。
乾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
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
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産。
乾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裡相關。
然而，另一方面，乾隆朝戲曲的另一個特點也十分突出，那就是内容異常貧乏。
宮中演出，每一句話都要受到層層審查和把關，有着無數忌諱。
二百餘出的連台宮廷大戲，回避現實矛盾，思想觀念陳腐，藝術千篇一律，有人總結說不過是“虛張太平聲勢，點綴聖朝恩德，僞造天命天意，宣揚道學迷信”。
民間進宮演出，劇本内容受到更嚴重的鉗制。
因此，演出主題永遠不過是喜慶、歡樂、祥和、太平；場面永遠是華服豔舞、仙樂飄飄、歡聲笑語、恍若天界；内容永遠是祝皇帝和太後身體健康、國家萬年無疆。
雖然太後和皇帝都喜歡看“插科打诨”的醜角戲，但是在嚴格的限制下，這些戲的内容不能諷刺社會，反映現實，隻能靠生硬做作的包袱逗笑，缺乏内容和深度。
在皇帝的文藝政策下，乾隆朝戲曲内容呈現兩個特點：第一，戲曲作品内容的道德化，專門以闡揚忠孝節烈之事為職事。
第二，戲曲文學樣式的詩文化。
戲曲詞句越來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脫離舞台的案頭之作”。
除了朝中大臣外，草野百姓也全力在作品中展示願為天子助教化的熱情。
乾隆時劇作家夏綸所作《新曲六種》，各題之下就分别表明“褒忠、闡孝、表節、勸義、式好、補恨”等主旨，劇本中大量充斥直白的口号和無味的說教，劇情簡直就是這些觀念的圖解。
唐英《古柏堂傳奇》十七種，雖然在當時算突出的成就，其實都沒有觸及深刻的社會問題，很多内容是宣傳忠孝節義和因果報應的思想，但他的劇作語言通俗，情節生動，曲詞不受舊格律的束縛，還算有點可取之處。
除此之外，乾隆朝的戲曲創作幾乎一無可觀。
因此，乾隆時代既是一個戲曲空前興盛的時代，又是戲曲衰落的開端。
近代戲曲理論家吳梅說：“餘嘗謂乾隆以上有戲無曲，嘉道之際，有曲無戲，鹹同以後實無戲無曲矣。
”專制統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終無不會演變成嚴酷的冬天。
五由馴身到馴心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在保定行宮的燈下打開了一份奏折，呈遞者是退休官員、原任大理寺卿（相當于今天最高法院院長）尹嘉铨。
尹嘉铨的字很漂亮，淡墨小楷，精細絕倫。
他上這份折子，是想為他已故的父親、原河南巡撫尹會一“請谥”。
尹嘉铨說，他的父親尹會一是一代理學名臣，品德出衆，孝行感人，皇帝當年曾親自賜了首詩予以褒獎。
如今老父已經去世三十年，未蒙朝廷賜予谥号，他做兒子的感到日夜不安。
因此請皇帝從那首禦制詩裡挑兩個字，作為“谥号”。
老父地下有知，一定感激不盡。
厭惡的表情籠罩了皇帝的面龐。
這個尹嘉铨他早就領教過。
此人是“道學家”，也就是一心一意要做“大聖大賢”的那種人。
既然以聖賢為志，自然是不貪财，不過卻非常熱衷虛譽。
在做山東布政使時，有一次借觐見皇帝的機會，曾當面向皇帝讨賞孔雀花翎，還和皇帝開玩笑說讨不到翎子沒臉回家見老婆。
乾隆當時就感覺十分不舒服，到底沒賞給他。
沒想到幾十年後，他又來向皇帝讨賞了。
這回讨的是“谥号”。
“谥者，行之迹也。
”賜谥，就是朝廷對大臣一生做出“官方評價”，乃是國家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事情，通常由禮部主持，内閣議定，皇帝親批。
如果大臣後代都像他這樣擅自請谥，成何體統？尹嘉铨的心術乾隆一看即知。
他不過是借這個“非常之舉”為自己博“孝子”之名。
如果請谥成功，那麼他孝子之名益彰。
如果不成，皇帝也不好拿這樣出于孝心的請求來怪罪他。
因為傳統政治曆來的口号都是“以孝治天下”。
雖然不治他的罪，但重重敲打他一下是十分必要的。
乾隆提起朱筆，在折子後面批道： 與谥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
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
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不祥的氣氛籠罩在字裡行間。
皇帝把折子抛到一邊，打開了下一道。
字迹還是那麼淡而有力，不屈不撓，居然又是尹嘉铨的。
内容是說，“我朝”出了好幾位名揚天下的理學名臣，比如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
他們一言一行都實踐了孔夫子的教導，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因此他建議皇帝讓這些人都“從祀孔廟”，也就是把他們的牌位都供到孔廟裡，陪孔夫子一起吃冷豬肉，以示“光大聖道”之意。
在折子結尾，他還說了這麼一句：“至于臣之父親尹會一，既然曾蒙皇上禦制詩章褒嘉其孝行，則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從祀，不過此事究非臣所敢請也。
” 皇帝的臉一下子變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發抖。
這是他盛怒之極的表情。
皇帝拿起朱筆，奮筆疾書：“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每個字都異常迅疾有力。
據說，“天子一怒，伏屍百萬”。
雖然沒那麼誇張，也去之不遠。
尹嘉铨完全沒有料想到自己這兩個折子的後果： 朝廷立刻派出要員，将尹嘉铨鎖拿入京。
皇帝批發六百裡加急急件，命北京和山東兩處官員，抄了尹氏在北京和山東博野兩處的家。
和雍正皇帝一樣，乾隆也十分喜歡抄大臣的家。
乾隆抄家與雍正抄家有一條不同，那就是格外注意“違礙文字”。
乾隆對臣下的日記、書信、私人筆記特别感興趣，每次抄家都會嚴命抄家官員細心搜檢，看其中有沒有“悖逆之詞”。
這次抄尹嘉铨的家時，皇帝特别指示，尹氏之“喪心病狂，實出尋常意料之外”，所以“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
因此“如有枉妄字迹詩冊及書信等件，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
因此，三月二十日天還沒亮，前天夜裡接到六百裡加急上谕的大學士英廉就親自帶領大批兵丁，來到尹嘉铨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細細搜羅。
不出皇帝意料，收獲果然頗豐。
作為一個“理學大家”，尹嘉铨不但藏書豐富，而且著作頗多。
從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英廉共找到書籍310套，散書1539本、未裝訂的書籍一櫃、書闆1200塊，以及書信一包共113封。
乾隆組織一批翰林學士，組成“審讀小組”，幫助他逐字審查。
在乾隆朝，隻要想打倒一個人，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審查他的文字。
作為庸凡之人，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如有偏離“準星”之處，那麼對不起，你就有可能犯罪了。
經過細緻篩選，乾隆在尹嘉铨所有文字中發現了數10處“悖逆”之處。
在後來公布的罪狀中，皇帝說，最錯誤的一處，是這樣一句：“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于上？” 尹嘉铨認為，因為打擊朋黨而禁止士人拜師收徒是錯誤的。
儒家性理之學十分精微，其中最微妙的部分，隻能通過拜師授徒方式傳授。
如果把大儒講學授徒一律定為“朋黨”，把官場上門生與座師的關系也視為“朋黨”，勢必削弱“父師之教”，造成聖人之學的衰微，反而不利于皇權獨尊。
乾隆認為，這句話是公開與雍正帝唱反調。
打擊“朋黨”是清代政治的主線之一。
宋代以降，大臣們結成朋黨的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師生關系”。
由于科舉時代錄取率極低，考中者對于閱卷錄取自己的主考官無不感激涕零，視為伯樂知音，一旦錄取，就投拜這個主考官門下，成為他的門生。
主考官往往通過這種方式結納羽翼，門生也希望通過攀附座師而在官場迅速升遷，因此極易在朝廷形成一個個山頭，黨同伐異，造成朋黨之禍。
宋朝和明朝，敗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此。
因此，雍正和乾隆使盡了種種手段，打擊大臣們的“科甲”積習，也就是科舉出身的官員們以師生關系結黨的習慣。
雍正皇帝曾禦制《朋黨論》，反對大臣們拜老師收門生。
乾隆說： 朋黨為自古大患。
我皇考世宗憲皇帝禦制《朋黨論》，為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谕，乃尹嘉铨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于上”之話……不知是何肺腸？ 尹嘉铨的第二大錯誤，是著了一本書，叫《名臣言行錄》。
書中記錄了清初以來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乃至本朝的鄂爾泰、張廷玉的嘉言懿行。
乾隆将此書定為大逆之作，認為它會助長人們的朋黨思維。
因為隻有朝廷才有品評大臣的權利，臣民無權把誰定為“名臣”，又把誰定為“非名臣”。
如果個人可以樹立品評标準，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孫的意見紛争。
被列入名臣錄的，其子孫門生自然會感激攀附，與其人結好。
沒有被列入的，其後代和同黨必然起而攻之。
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
皇帝說：“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為胪列，謬緻品評，若不明辟其拌，将來流而為标榜，甚而為門戶，為朋黨，豈不為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這種做法，和尹氏在奏折中建議把一些理學名臣入祀孔廟一樣，斷非人臣所應為。
雖然前期打擊朋黨的成績卓著，乾隆卻從來沒有掉以輕心。
他深知這一政治頑疾雖然匿迹于一時，卻絕不會就此壽終正寝。
政治高壓稍一放松，它就會死灰複燃。
對朋黨的警惕，無時無刻不存于皇帝心中。
尹嘉铨自投羅網，一下子激活了皇帝心中的過度防禦機制。
尹嘉铨的出現，讓日夜不停搜尋自己統治漏洞的乾隆又發現了專制政治的一個薄弱環節：民間講學之風。
在中國曆史上，民間講學現象非常普遍。
孔子收徒三千，就首開民間講學之先河，也正式創立了儒家學派。
到了宋代，書院大量出現，名儒大家各自以書院為據點，傳授自己體悟到的聖人心法，講學之風空前繁盛，理學由此興起并成為儒學的主流。
及至明朝，講學之風達于極盛。
大儒王陽明極重講學，認為這是開啟智慧、傳播學術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講學不休，甚至軍旅之中也日夜不辍。
王陽明的後學們光大乃師之風，或依托于書院，或約期于山水，甚至廟堂林野，寺觀名勝，招朋引衆，講學辯論，宗風所及，幾乎無處不講學，無人不講學。
民間講學具有高度的自發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它的目的是探讨發展學術真谛，陶鑄學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學那樣以科舉入仕為唯一目标。
民間講學一秉學術自由的原則，尤其重視辯駁争論對學術發展的推動作用。
各書院之間經常舉行大規模的辯論會，各派學者雲集荟萃，彼此攻伐，極大地促進了儒學學理的深入發展。
日常師生之間，也注重質疑問難，宋代之後所流行的各家語錄，一般就是書院師徒間的問答記錄。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講學之風卻戛然而止。
蕭一山說：“清人以異族入主，時不免存疑忌之心，對于智識階級為尤甚。
聚衆講學，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
”所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頒布命令，嚴禁士子會盟結社。
各地民間私人書院也被政府轉變為官辦，原來自由學術研究的場所淪為科舉考試的預備機關，講學内容與規模受到嚴格限制。
自由講學之風由是漸息，清代之學術，“乃漸由學術團體，一變而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講學之習在乾隆朝又有所擡頭。
特别是尹嘉铨這樣以道學自命的“道學家”，更認為自己獲得了聖人的“獨傳心法”，不傳授給他人實在是一種損失，因此私下裡仍然大肆收徒聚衆，退休之後，更是奔走于各書院之間，宣揚自己的獨特見解。
乾隆認為，這是“盛世”的一大威脅。
清初統治者反對講學，主要是怕漢人借此進行陰謀集會。
及至乾隆時期，這種威脅幾乎已經不存在。
乾隆認為，講學的最大威脅在于容易滋生朋黨傾向。
對于提倡綱常名教的道學本身，乾隆是堅定支持的。
但是對于大小臣工學程、朱、陸、王諸大儒的樣子，要求學術自由，百花齊放，自由辯論，他則絕不允許。
正如魯迅所說，“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于是而有學說，于是而有門徒，于是而有門戶，于是而有門戶之争，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
蓋黨内有黨，派内有派，是宗教和學術的共同規律。
儒學内部并非鐵闆一塊，儒學思想的生長點也是多源的，許多儒學大家往往把自己視為儒家正統，而把他人視為異端或非正統。
自由講學、自由辯論很容易導緻一些不同學術派别的争執甚至沖突，而科舉出身的朝中官員無不是儒學信徒，學術上的分門别類極容易引發政治上的矛盾鬥争。
比如宋代朱熹與陸象山就曾經勢如水火，彼此辨别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别門戶，門戶之争又發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發了朋黨之争，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
如此，“小則紊亂朝政，大則颠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責尹氏的聖旨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緻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緻國是日非，可為鑒戒。
乃尹嘉铨反以朋黨為是，颠倒是非，顯悖聖制。
” 專制政治發展到極緻，就要打破一切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把一切社會能量納入政治控制之下。
讀書人因講學而聚會，因聚會而議論，正是一種人主無法完全駕馭的力量，是必須禁止的。
他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隻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不可以道統所在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
尹嘉铨自己講學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學名臣，企圖重新挑起“正統”之争，煽動講學之風，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興起這場大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擊有所擡頭的民間自由講學之風，把一切不利于專制統治的民間力量消滅于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铨的“罪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欽命以大學士三寶為首組成專案組，對尹嘉铨進行審訊。
審訊進行得極有特點。
在皇帝的授意下，審案大臣并不拷問尹嘉铨的“大逆”實迹。
他們知道，這個“道學家”、書呆子，一輩子隻知道讀書做文，想成為大聖大賢，“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麼實質性的“反動問題”。
他們審問的重點，是尹氏的家庭隐私。
會審尹嘉铨時，審案大臣絲毫不顧這位前“三品大員”的面子，為了“洩公憤而快人心”，将其“嚴加夾訊，多受刑法”，以拷問“其究屬何心”。
在夾棍之下，這位聖人之徒沒有挺住，采取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态度。
請看以下幾段審訊記錄： 當年尹氏當面讨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
所以承審官首先追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讨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
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
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裡，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
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自打嘴巴，承認自己“怕老婆”“假道學”，承審官并不滿足，又追問起他要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為妾未果的事。
承審官問：尹嘉铨！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
這處女既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她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正經人幹的麼？ 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
吾女人要聘她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并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她，實在我并沒有見過她的面。
但她年過五十，我還将要她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内，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已經承認自己廉恥喪盡，承審官卻還有更尖刻的問題。
承審官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
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
你難道不知道麼？ 據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
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承審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
然而，沒有皇帝的授意，他們是不敢把審理“國家要犯”的嚴肅之地變成嬉笑怒罵的娛樂場所的。
那麼，乾隆皇帝為什麼對“道學家”尹嘉铨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反對“假道學”。
三代皇帝表面上對“道學”尊崇備至，但用人行政中，卻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
對于那些以繼承孔孟“道統”為職志，成天緻力于“為賢作聖”的書呆子其實不屑一顧。
應該說，“道學”确實有真假之分。
“道學”一名流行之後，“假道學”這三個字就應運而生，如影随形。
儒家理想主義所懸标準過高，為庸常人性所難堪，而學做聖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因此有的人不免虛僞迂闊，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盜名，為世人所诟病。
有些道學家，不注意力行實踐，而緻力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聖人”模樣，峨冠，闊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飯，菜羹，在家靜坐不語，出門則平步闊視，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學”先生。
還有的道學家，表面上滿口天理流行，行動中卻處處人欲為先。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人的作風有精彩的描寫：“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
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
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
忽微風飒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
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劄也。
” 假道學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沒有修到大聖境界，卻妄圖進入曆史。
尹嘉铨為人行事，就頗多假道學的嫌疑。
他的倒黴，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擊假道學這麼簡單。
在打擊假道學的背後，隐藏着的是清代帝王對“真道學”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說，“道學”或者說“理學”，要求人們踐行聖人的教導，做正人君子，忠君孝親，對專制統治是有利的，曆代莫不大力提倡。
然而專制主義的曆史發展到清代，就連這種“道學”本身，也成了專制制度擴張的妨礙。
原因很簡單。
理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
儒家學說為士人們設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祿，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為頂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學都對人的自由意志極為推崇。
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則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學要求其信徒能在權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聲附和的應聲蟲。
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在世俗層面，儒學信徒對皇帝和權力秩序服從盡禮；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希望自己能夠通過道德砥煉，成為達到人類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遠遠超越帝王和其他權力者。
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後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釣自娛。
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逃離權力的控制。
但是，君權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
專制權力的獨占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沖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
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清代的建立，與以前諸朝不同。
在入關以前，滿族社會中帶有大量的奴隸制因素。
雍正皇帝說：“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仆名分。
”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說：“主仆之分，滿洲尤嚴。
”“我朝君臣之分極嚴，尤非前朝可比。
”傳統儒家君臣關系是完整的互動關系，“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有各的尊嚴底線。
然而入關之後的清代皇帝卻以滿洲“主奴名分”偷換了，或者說改造了數千年以來的君臣關系，使之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關系。
他們要求，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于君主，他的心靈也應該屬于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需求，特别是個人尊嚴。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大臣要無時無刻不與皇帝統一思想，不許有自己的獨立意志。
他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
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标準都必須唯我是從。
”“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從雍正開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設想挫辱、打擊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頭的大臣。
在乾隆以文字獄打擊“假道學”尹嘉铨之前，雍正就以冤獄打擊過“真道學”楊名時。
楊名時，号凝齋，江陰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進士，從大儒李光地受經學，造詣益深。
曆任直隸巡道、貴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貴。
楊名時性格強毅端方，是一個有根底的理學家。
程朱理學給了他牢固的價值基礎，使他在居官過程中，清正廉潔，一心為公。
他提督順天學政時，廢寝忘食，“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隸巡道，細大必親，無留獄，無隐情，鄉民頌為“包公在世”。
（《碑傳集·楊凝齋先生名時傳》）他以誠為本，對宇宙、社會和人生做了嚴肅的哲學思考，著作頗多。
按理說，這樣的臣子，應該深受皇帝歡迎才對。
然而事實卻相反，由于他對很多事有自己的見解，不能事事與皇帝劃一，屢屢招緻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說楊名時“性喜沽名釣譽”，不能做完全馴服的奴才，就是因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麼，就是自己的理學人格。
“自以為記載數篇腐文，念誦幾句史冊”，就敢和皇帝辯論。
雍正斥責他“隻圖沽一己之虛名，而不知綱常之大義，其心實願父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顧，豈尚計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盜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則為逆子，在國則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專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礙的最便捷途徑之一。
為了打擊楊名時的“道學氣”，雍正刻意制造大案，借楊名時的政敵舉報楊貪污受賄之機，将楊逮捕。
以楊名時“得過鹽規銀、稅規銀和平餘銀約計八萬兩”及收受了下屬範溥的幾樣禮品為罪名，定為貪污罪。
其實，收受陋規一事，律無明文，事在定養廉銀之前，其時各省皆然，這項陋規收入，也大部分是補貼了公衆支出。
而收受下屬幾樣禮，也是當時官場的常事，以此定罪，顯然是故意周納。
把楊名時打為貪污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過辦案，搞臭楊名時的名聲，把他從“真道學”打成“假道學”，以殺一儆百，打擊大臣們的“自為之心”。
所以他秘密授意審案官，在審問時，對楊名時極盡挖苦打擊之能事，力求使楊名時出“洋相”。
雍正認為，一殺掉楊名時，有可能使楊名時成為“比幹”，遂了他“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心願。
所以對付楊名時此等“種類”，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譽”，不擇手段地惡心他、作踐他，讓他“假道學，真光棍”的“醜惡面目”大暴露，讓周圍的人都以為他确實虛僞可鄙，也讓他本人都自慚形穢，精神頹喪。
承審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僅讓當堂觀審的“聞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而且整得楊名時啞口無言，低頭認罪。
乾隆之審問尹嘉铨，其靈感完全來自此案。
乃父乃子，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雍正對待大臣之嚴酷苛刻，本已經登峰造極。
乾隆又青出于藍，後來居上。
為了保證大權獨攬，乾隆皇帝上任之後一再拉大君臣距離，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
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現。
比如雍正就屢屢稱他的臣子李衛、田文鏡、隆科多等為“國家偉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
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卻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并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
乾隆認為，臣權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權的低落。
“名臣”往往出現在國家出現危機，君主大權不獨攬之際。
許多名臣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扶國家之将傾，挽狂瀾于既倒。
但同時，名臣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君主的無能和朝綱的混亂。
對張居正這位明代的名臣，史評大抵功大于過，他卻大不以為然，說：“大臣強辭立威，逆行罔忌，實為弁國紀。
神宗竟爾任其施為，雖童昏不應若是。
” 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錄》的影響，乾隆特下長诏斥責尹嘉铨的“名臣論”。
他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緻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
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為的皇帝統治下，不應該有為患作亂的奸臣，同時，也不應該有彪炳史冊的名臣，隻可以有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陰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來一塊冰，熱起來一團火。
嚴肅起來，誰也不敢喘氣；高興起來，有時又沒大沒小。
他在李衛的奏折上批過這樣的話：“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不嘉悅者除非呆皇帝也！”給年羹堯的朱批有這樣的話：“從來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他對大臣固然以苛刻聞名，但對某些投脾氣的人也有熱情如火、視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
比如對鄂爾泰和張廷玉。
但乾隆卻極重君臣之别，總是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從來沒有與大臣們建立起什麼私交。
也許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對于大臣的“好名”之習，乾隆和父親一樣向來痛恨。
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訓斥陝西巡撫陳宏謀：“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飾，仍蹈沽名釣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鑒，恩再邀寬典也。
” 在打擊限制大臣“好名之習”方面，乾隆不但學習了父親制造冤獄的辦法，還有所創新。
傳統社會有一個不成文的政治習慣，就是那些政績卓著的地方官離任後，當地官民往往會通過送萬民傘、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紀念。
然而乾隆皇帝卻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撲毀”，并嚴禁為官員建造生祠。
在他的嚴令下，全國各地紛紛将康、雍以來所建祠堂、石碑摧毀，僅雲南、山西兩省，就近六百座。
乾隆認為應該由皇帝壟斷所有的偉大、光榮、正确，不給其他人留一點榮譽空間。
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寫的人，而僅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審結。
在“妄比大賢，托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複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啟朋黨之漸”的罪名之外，乾隆還審得尹嘉铨犯有許多其他不可饒恕的“大罪”： 尹嘉铨在書中寫有“為帝者師”四個字。
乾隆嘲笑他學習淺陋，讓大臣們評論，他“能為朕師傅否”？ 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
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把“古稀”壟斷了。
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認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賞明太祖廢除相權之舉，認為這一劃時代的創舉，大大提高了君權的穩定性，實在是造福百世萬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們把清代的大學士習慣性地稱為相國。
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屢稱大學士為“相國”，乾隆批評說，宰相之名久已廢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權柄不移。
在朝大學士，作用不過是承旨記錄，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學士的襄贊？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複審訊後，奏請将尹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也就是說，16歲以上的子孫都要殺頭，家中的女人們以及16歲以下的子孫要發配為奴。
不過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淩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
同時命各省查繳銷毀尹著述或編輯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鏟削磨毀。
對此，魯迅說：“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
《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
”這項工作牽涉各省，一直進行了半年之久。
不論尹嘉铨是“真道學”還是“假道學”，本來都不幹王法。
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個時代，他都會安享天年，壽終正寝。
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
乾隆極力擴張君權，雖一時收到穩定之效，卻造成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清代後期士大夫道德與精神的迅速堕落。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會正義的一面。
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
曆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乾隆卻以虎視之态，粗暴剝奪了儒學賦予讀書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隻給他們為稻粱謀這一個生存任務。
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
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曆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松弛。
乾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
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
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産。
乾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裡相關。
